301

，給纂修工作帶來重要的影響。館臣校閱書籍注重輯佚、辨偽、校勘、考證，編纂目錄主張“考訂異同，別白得失”，內容也以“辨駁之文為多”。梁啟超說：“四庫館就是漢學家大本營，《四庫提要》就是漢學思想的結晶體”①，確實是有一定道理的。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清代漢學

　 　最後，還應當提到，傳統學術自身的延續和發展，也在迫切要求當時的目錄著作承擔起“辨章學術，考鏡 源流”的責任。以經學為主的中國學術，經歷了近兩千年的發展歷程，從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直至清代漢學，其間淵源流變、興衰利弊，都 需要作出恰當的評價。《四庫全書》既然要囊括清乾隆以前的歷代典籍，那麼，對傳統學術的總結也就責無旁貸，不能不發。因為傳統目錄學正是把典籍按照一定的 體系加以排纂編次，進而通過文獻典籍本身以及分類、編目、序錄等方式來反映學術發展歷史的。而前代的目錄著作，往往不能盡如人意，自《隋書‧經籍志》以 下，宋代曾鞏在著作中“好借題抒義，往往冗長，而本書之始末源流轉從疏略。王堯臣《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稍具崖略，亦未 詳明。馬端臨《經籍考》薈萃群言，較為賅博，而兼收竝列，未能貫串折衷”②。至於有明一代，則幾無可以稱道的專門著作。這種狀況，嚴重阻礙了學術的進一步 發展。因此，清理編次歷代典籍，總結評判傳統學術，就成了《四庫全書》編纂者的一項重要工作，《四庫全書總目》也由此應運而生。

　　《四庫全書》開館後，總裁綜合各方面意見和因素，正式決定將《永樂大典》內輯出各書“均仿劉向、曾鞏等目錄序之例，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悉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並編列總目，以昭全備

①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302

。 即應刪者，亦存其書名，節敘刪汰之故，附各部總目後。凡內廷儲藏書籍及武英殿官刻諸書，先行開列清 單，按照四部分排，彙成副目。此外或有向係通行，並非應訪遺書，而從前未歸插架者，亦應查明開單，另為編錄。至于纂輯《總目》，應俟《永樂大典》採撮完竣 及外省遺書開送齊全後，再行彙辦進呈。”考慮到編纂《總目》必須將“各書詳檢確核，撮舉大綱”，而“其中繁簡不一，條理紛繁，必須斟酌綜核，方不致有參差 罣漏”①，四庫館總裁還一致荐舉著名學者紀昀、陸錫熊擔任總纂官，全面負責《總目》的編纂工作。於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正式開始，並成為《四庫全 書》纂修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編纂過程

　 在《四庫全書總目》編纂過程中，首先由纂修官在輯佚、校閱的同時，為其經手的每種書籍各撰一篇提要。 一般說來，擔任《永樂大典》輯校工作的纂修官，便負責所輯各書提要的撰寫；擔任各省進呈書籍校閱工作的纂修官，就負責所校各書提要的撰寫。由於《永樂大 典》原本是以韻為序發下，各省進呈書籍也是經初步檢核之後按校閱單分派至纂修官進行校閱，因此，纂修官經手纂辦的書籍，不免內容繁雜，部類各異，撰寫的提 要也往往涉及經史子集四部。如戴震負責輯校《永樂大典》，所輯佚書就有《儀禮釋宮》、《五經算術》等多種，所撰提要包括經、史、子三部；姚鼐、翁方綱負責 校閱各省進呈書籍真批：翁方綱亦有負責校閱永樂大典也.由其總目內題名與其復初齋文集手稿中可見.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辦理四庫全書處奏摺。

303

， 經手書籍不下數百種，所撰提要都包括經史子集四部。由於纂修官大多學有專長，因而總裁、總纂在分派任 務時，也比較注意發揮他們的特長。如校辦《永樂大典》的邵晉涵，在史學方面造詣尤深，因此，他除擔任輯佚工作外，還負責史部特別是正史各書的校閱及提要的 撰寫工作。戴震擅長經學、天算，一些經部書籍及算學各書便由他經手纂辦。這樣，既集思廣益，又用其所長，保證了纂修官分撰提要工作的順利進行。真批：證據不足呀！

　　纂修官各自負責的書籍提要撰寫完畢後，便逐一夾粘書內，集中送到總纂官紀昀與陸錫熊處。他們在總目協勘官任大椿、程晉芳、李潢等人的協助下，對入選的提要從內容和文字上進行考證、修改、潤飾，再按照一定的分類體例，把它們排纂成編。

　 　決定各篇提要的取捨，亦即各書的去留，是總纂官們首先要做的工作。每篇提要的後面，都附有纂修官提 出的“應刊刻”、“應鈔錄”、“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見，總纂官據此再檢閱原書，決定各篇提要亦即各書的錄存與否。由於纂修官大多是在對各書進行認 真地校閱並撰寫提要之後，才慎重地提出處理意見的，因此，總纂官一般都比較尊重纂修官的意見。如翁方綱校閱宋人范祖禹所撰《帝學》，稱“其書皆摭帝王典學 求師之事，自伏羲迄於宋神宗，每條後時或附以按語，自上古至漢唐二卷，自宋太祖至神宗六卷。蓋於宋之諸帝陳述尤詳，以啟時君法祖務學之意。應鈔錄以備史學 故事”；校閱明人吳甡編《安危注》，謂“是書輯漢、晉、唐、宋將相之事，用陸賈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之語以名其書也。每條繫以自論。或存其 目”；校閱查應光輯《靳史》，認為其書“皆取歷代事之近于諧謔者，即其卷前偽撰朱彝尊序一篇，可以知其書矣。不應存目”等等

304

①。 其建議都為總纂官所採納。當然，如果總纂官認為纂修官的意見不盡合理，也會毫不客氣地予以否定，重 新決定某書的去留取捨。如對明人楊慎所著《轉注古音略》一書，翁方綱認為“其書名不合六書之義，則字義引證益無庸論”，提出“似不應存目，以貽誤學者” ②。總纂官卻認為，其書雖有“昧於古音”之處，但“引證頗博，亦有足供考證者”③，直接改為著錄；又如宋人洪邁所撰《南朝史精語》，翁方綱認為作者“博極 載籍，稗官釋老靡不究涉”，該書“摘宋、齊、梁、陳四朝史中之語”，“應鈔錄之”④。但總纂官卻認為其書“去取多不可解”，亦“無可採錄”，“後人以其名重存之，實非其志也”。僅“以流傳已久，姑存其目”而已⑤。諸如此類的情況也不在少數。特別是開館初期，纂修官認為“應鈔存”或“應存目”的某些宋代以後的著作，到總纂官審閱時，有不少被刪除，甚至還被視為禁書。

　 　甄別取捨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後，總纂官們便進而對入選的各篇提要逐一進行認真細緻的考訂，從作者的年 代、爵里、生平事跡，到著作的內容大旨，長短得失，乃至別本異文，典籍源流，都在纂修官原撰基礎上，或增或刪，或分或合，反覆予以修改。就連各篇提要的行 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潤飾。真批：愚今于復初齋文稿內見說文繫傳等書提要與今本提要（書前、總目）幾乎一字不易，若黃說有據為真，則乃翁公抄錄耶？非翁公所撰耶？而此卻不見足夠的徵據，又焉能免于獨斷之誚疑！ 特別是總纂官紀昀，全面負責各篇提要的修改定稿工作，“大而經史子集，以至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⑥，經其“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的各篇提要

　①②翁方綱《四庫提要稿》抄本。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二，《轉注古音略》提要。

　④翁方綱《四庫提要稿》抄本。

　⑤《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五，《南朝史精語》提要。

　⑥江藩《漢學師承記》卷六。

305

， 大多燦然可觀。就連開始認為如此纂辦提要“未免過于繁冗”的乾隆皇帝，也改變了態度，認為“四庫全書 處進呈《總目》，于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並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 目》，搜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①，並下令擢陞主要負責的紀昀、陸錫熊等人，以示獎勵。這些，都反映了總纂官們在提要的考核、修改、潤飾工作上 付出的勞動和取得的成績。

　 　各篇提要經考核審定後，總纂官們便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例，把它們排纂成編。大體說來，各部著 錄、存目之書，在每一類目之下，都分別按照時代先後，根據作者“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為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倡和之人為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至于釋 道、閨閣、宦侍以及域外作者的著述，也同樣“各從時代，不復區分”。但有關“箋釋舊文”，或“因原書而考辨”之作，“則仍從所注之書，而不論作注之人”。 如明曹端《太極圖述解》，以其“注周子之書，則列于《張子全書》前”；清邵泰衢《史記疑問》專審勘《史記》原文疏舛之處，則附《史記》書後。若“雖裒輯舊 文，而實自為著述”者②，便各從作者之時代，如宋汪晫所輯《曾子》、《子思子》，均列于宋代著述。但是，各書名目千差萬別，內容亦純駁不一，要恰當地確定 其各自分隸部類及排列順序，不免頗費斟酌。如清李長桂所撰《孝經綱目》一書，“以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為三綱領，以保身之孝、養生之孝、事死之 孝、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幾諫之孝不孝之罪為八條目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諭。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306

， 又以達變、幹蠱、徇難、復仇、閨範五類為廣義”。總纂官原將該書提要列入經部孝經類存目；後考慮到其 書雖以《孝經綱目》為名，卻“絕不箋釋經文”，便決定將其“移入子部儒家”。但終因此書“徵引史事，前圖後論，體例殊為猥雜，頗類流俗所刻勸善書”①，而 剔除未收。又如宋賈昌朝撰《群經音辨》，原隸經部小學類二“字書之屬”，後總纂官們再加審核，認為此書彙集群經音義，“絲牽繩貫，同異燦然”，實為訓詁一 類著述，便將其改隸小學類一“訓詁之屬”，置于“《匡謬正俗》之後，《埤雅》之前”②。

　 　除了使各篇提要在分類排列方面盡可能得當合理外，總纂官還十分注意通盤籌劃，安排好全書的前後照 應。最初，纂修官分撰提要時，由於尚未統一規定體例，因此，各篇提要于作者介紹或有或無，或詳或略。當總纂官們將這些提要集中加以編纂時，便不可避免地出 現了兩種情形：有的作者著述多種，其年代、爵里前後重出；有的作者僅此一書，其生平事跡反而闕如。對此，總纂官除補其闕略外，著重對那些重見迭出的現象， 採取了妥善的解決辦法。真批：黃氏本書在因果推論上往往出於己意，過于主觀.所謂辭溢乎情者，不可盡信之書也.如于此，黃氏並無纂修官當初撰作的切實徵據，卻依其結果，寥寥數證而推之.而推之又以理所當然之筆以行文，並不以臆度之謙辭出之，所以可議也！ 明 確規定：凡“一人而著數書，分見于各部中者，其爵里惟見于第一部，後但云某人有某書，已著錄，以省重複”③。如《樂庵語錄》一書，翁方綱原撰提要介紹作者 情況說：“宋李衡著，其門人龔昱所編也。衡字彥平，江都人，官監察御史司，封郎中，出知溫、婺、台三州，除秘書閣修撰，致仕退居崑山之南，架屋種竹，號樂 庵，《宋史》有傳”④。由於李衡的另一著作《周易義海撮要》已著錄在前，其事跡先見於彼書提要中

　①《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真按：參考書目-博士論文-翁方綱研究

　②《四庫全書總目》殘稿。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④翁方綱《四庫提要稿》抄本。

307

， 因此，總纂官對此篇提要作了較大改動，刪除著者生平，而對編者略加介紹，改為：“舊本題宋李衡撰，其 門人龔昱編。衡有《周易義海撮要》，已著錄。昱字立道，崑山人”①。這樣，既避免了全書疊床架屋的繁複現象，又方便了讀者。至於其他書籍的作者，有的也視 其具體情形，適當予以變通。如歷代敕撰官書，不出一手，則“但記其成書年月，任事姓名，而不縷陳其爵里”。又如漢代董仲舒、唐代李白、宋代朱熹等名人大 家，因“其書竝家弦戶誦，雖村塾童豎，皆能知其為人，其爵里亦不復贅”②，使全書要言不繁，前後呼應，組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四庫全書總目》在迭經磨勘，數易其稿後，終於纂辦完竣，繕寫進呈，總纂官紀昀、陸錫熊以及所有協勘、查校人員都照例受到了褒獎。但初步纂成的《總目》，在此後的十餘年時間，仍屢有變動，遲遲未能最後定稿。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成書 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成書的曲折

　 　在《四庫全書總目》經歷的斷斷續續的修改工作中，最早也是規模較大的一次，是它剛纂成後對其中某些 編纂體例的改變。最初，總纂官制定排纂體例時，乾隆曾經下令，在《四庫全書》所收各部書籍中，“惟集部應以本朝御製詩文集冠首。至經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 不必全以本朝官書為首”③。但在專制皇權極度膨脹的條件下，或由於禁忌，或為了尊崇，四庫館臣除將清朝皇帝御製詩文集置于集部卷首外，還特別輯錄乾隆“前後修書諭旨及御題四庫諸書詩文”冠于《總目》卷首，真批：諭旨代序置書首乃乾隆明白有諭者為全書體例，非為他也！ 並奏請在經史子集各部之前“冠以‘聖義’、‘聖謨’等六門”，專錄清朝皇帝“欽定”、“御製”、“御批”各種著述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樂庵語錄》提要。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諭。

308

。不料乾隆卻擺出一副“大公至正”的姿態，真批：這這種有色字眼，相信藍綠都應要看得出來！ 批 評館臣所辦“未為盡協”。他說，如果以“歷次所降諭旨刊之《總目》首卷以當序，事屬可行”，那麼，所有“題四庫諸書詩文，若亦另編卷首，將來排列，轉在列 朝欽定諸書之前”，不免造成“《四庫全書》之輯，端為朕詩文而設”的現象。因此，乾隆下令“將所進詩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製詩文集內，俾各為卷首” ①。對總纂官特別奏請設立的“聖義”、“聖謨”等門類，乾隆也諭令予以撤消。但如何安排這些由本朝皇帝“御製”、“欽定”的書籍，卻頗費了一番斟酌。乾隆 一度考慮將“列聖御纂諸經列于各本經諸家之前，《御批通鑑綱目》等書列于各家編年諸書之前，五朝聖訓、朱批諭旨、方略等書列于詔令諸門之前，《御注道德 經》列于各家所注《道德經》之前。其他以類仿照編次，俾尊崇之義與編纂之體並行不悖”②。但這樣一來，不免出現各類古籍之前反而冠以當代著述的狀況，如 “經部《易》類以《子夏易傳》冠首，實為說《易》家最古之書，允宜弁冕羲經。若以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為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而于編排體例究屬未 協。況經史子集各部內尚有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欽定各書冠之，亦有未合”。於是，為標榜“至公至平”之意，乾隆再次下令，“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 部，俱照各按撰述人代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家之上”，以保證“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③。這樣一來，剛剛纂 辦完竣的《四庫全書總目》便不得不“將體例遵奉改正，另行排次”，把歷代帝王、包括清代皇帝的著作，均“從《隋書‧經籍志》例，冠各代之首”④。這次修改 工作，一直持續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才辦理完畢

　①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諭。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諭。

　④《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309

，“仍編成二百卷，裝作二十函”①，再次進呈。

　 　經過重新編次的《總目》，總算得到了乾隆的認可，下令“繕寫四分於四閣陳設”②。但由於《四庫全 書》在辦理過程中，有部分書籍或因續有增補，或係臨時纂修，短期內難以完成，如《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開國方略》、《宗室王公表傳》、《滿洲源 流考》等多種書籍，乾隆四十七年尚在纂辦之中，有的遲至乾隆五十年後仍未辦理完竣，這些“未成之書，尚須續纂提要，依類歸入”③，因而《四庫全書總目》一 直未能定稿，也未能陳設內廷四閣。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成書的曲折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增纂各書陸續完竣，提要也經按類歸入，總裁等人奏請將《四庫全書總目》送交武英殿刊刻，並擬定版刻式樣，一併繕寫進呈。正當一切準備工作就緒時，不料乾隆 又在即將繕寫告竣的續辦江浙三分全書中發現李清《諸史同異錄》一書有“妄誕不經”之處，遂下令將《四庫全書》收錄的其他數種李清著作全部撤出銷燬，“其 《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刪”。其後，隨著《四庫全書》覆校工作的全面進行，特別是紀昀專摺奏請查勘明中葉以後各書，又有一批書籍先後遭到程度不同的撤燬， 《四庫全書總目》也不斷“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內廷四閣全書的兩次覆校工作結束後，紀昀等人又對《四庫全書總目》進行全面覆勘，除檢查各書提要內涉及撤燬書籍及作者的文字是否已經全部刪除外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質郡王永瑢奏摺。

　　②《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奏摺。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奏摺。

310

，還對其分類、編次、內容等作了最後一次審定。乾隆六十年（1795年），《四庫全書總目》終於“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初版總共刷印一百部，其中四部經由“武英殿總裁照式裝潢，送四閣分貯”，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成書時間 其餘則備宮內各處陳設及皇帝賞賜臣下之用。與此同時，總裁大臣考慮到“是書便於翻閱，欲得之人自多”，還特別奏請“照向辦官書之例，集工刷印，發交京城各書坊領售”①。至此，《四庫全書總目》終於在歷經多次磨勘、修改乃至增補撤燬之後，正式刊刻成書。

　　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的同時，乾隆還下令另編簡明書目，與《總目》相輔而行，這就是《四庫全書總目》的姊妹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三十九年（1774年） 七月，乾隆以《總目》彙輯各書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成書後翻閱不易，因特別下令“于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祗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 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②。紀昀、陸錫熊等人遵照乾隆的諭令，將《四庫全書》內“抄錄各書，依四庫門類次 第標列卷目，并撰人姓名，撮舉大要，纂成《簡明目錄》二十卷”③，於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繕寫進呈。同年，在四庫館擔任分校工作的趙懷玉因事告假，以《簡明目 錄》“篇帙不繁而搜羅至備，嫏嬛宛委，展卷了如”，特“恭錄副墨以歸”。江浙士子聞訊後，“借鈔接踵，時恐不給”，趙懷玉便將所攜副本“悉心讎勘，敬畀剞 劂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太子太保曹文埴奏摺。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諭。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質郡王永瑢奏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