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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全氏致力於斯役，前後僅有一年左右，全、李二君又皆貧士，無力多畜寫書之官，故容或全氏實已簽出，而多未之鈔冊；畜寫書官尚有難色，遑論醵資刊刻，未之傳者，殆由此也。

　　其時，乾隆正纂修「三禮」、全氏亦語諸總裁方苞，將「大典」中有關「三禮」者，悉為錄出（註一七）。嗣後，杭世駿撰「續禮記集說」，宋元諸說即大半采自「大典」（註一八）。

　　從全祖望到杭世駿對「大典」之鈔輯，雖僅係零星個人之鈔錄，所得或偏於一隅，要在其開「大典」輯佚之端緒，故實具有以下三意義：

一、將沈屈於禁中之「大典」復現於世：「大典」移儲於翰林院，即從無人過問，若非全氏有此卓見，「大典」或將與鼠蠹為伍，終將果彼等之腹。

二、 肯定「大典」之新價值：「大典」於明代沈晦久矣，端賴孝宗、世宗乃得如卿雲之一見，然所用於世者， 僅為戔戔藥方或日蝕一類（註一九），不過一二帝王福至心靈之舉，何嘗念及「大典」尚有學術價值。入清後，「大典」幾成僵硬之文獻，自全氏之鈔撮，始將「大 典」與學術結合，復甦其為有生命之史料，殆至「三禮」之纂修，則「益信如能充分利用『大典』，在經窟中實可獨樹一幟。」（註二○）

三、開以後乾隆由輯錄「大典」，乃至纂修四庫全書之遠源（詳見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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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清乾隆四庫館之大典輯佚及其方法

　　一議起

　　四庫開館時，「大典」始嶄露頭角，而有組織、有系統之輯錄「大典」亦自此而始，此後蔚為成風，至今仍方興未艾。

　　高宗即位後，於購求遺書，編纂典籍不遺餘力，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正月庚年（四日）即有徵書之諭，詔云：

　 　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目今內庫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 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純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采訪。不拘刻本、鈔本，隨時進呈，以廣石渠、 天祿之儲（註二一）。

嗣後采訪未見實效，至乾隆三七年（一七七二）正月四日復頒詔求書，欲彙集四部，如康熙間所修之「古今圖書集成」，編一空前巨帙，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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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篇，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 惟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著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勅所屬，加急購 訪。〔中略〕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正四庫七略，益昭美備，稱朕意焉（註二二）。

此後將近一年，未有開具目錄奏聞者。高宗甚為不悅，復降諭嚴勅，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鈔本，一一彙收備采（註二三）。於是安徽學政朱筠，首先上奏響應。

　 　朱筠（一七二九—八一），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直隸大興人。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進士，授 編修，三六年（一七七一）冬任安徽學政，奉催訪遺書之旨後，氏即留心購訪，首先覆奏備采之書多種。旋又上奏，陳開館校書之見，「竊維載藉重於左史，目錄著 於歷代，典至鉅也，制至詳也。我皇上念典勤求，訪求遺書，不憚再三，凡在鼓篋懷槧之倫，莫不蒸蒸然思奮勉，獻一得，矧臣蒙恩職厠文學？敢竭聞見知識一二， 為我皇上陳之！」其言計分四端，其二有云「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內即請校「永樂大典」，擇其中人不常見之書，輯之，以備著錄。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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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在翰林，常繙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覯者，輒具在焉。臣請敕擇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註二四）！

時 在乾隆三七年冬，此奏不但開大規模輯錄「大典」佚書之端緒，尤導四庫全書開館之先路。朱筠之條奏，雖 其大前提旨在搜輯佚書，然開館校閱「大典」，實為其奏中要點。當時邵晉涵、章學誠等皆在朱幕之中（註二五），此奏蓋出二人之手，而邵、章二人又嘗與全祖望 善，則實又聞其緒論於全氏耳（註二六）。總之，是奏甚得乾隆之注意，尋於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硃批「原議大臣議奏」（註二七），而引起軍機大臣間之爭議。時大 學士劉統勳極不善，以為「非政之要而徒為煩」，力持不可，欲議寢之，而于敏中獨善筠議，與劉力爭，卒於敏中之贊助下，始得入奏（註二八）。軍機大臣等就意 見所及，逐加核議朱奏是否有當，並實地至翰林院勘查「大典」後，於乾隆三八年（一七七三）上奏，奏內對「校閱大典」一條之意見為：

　　前明「永樂大典」一書，陳編羅載，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以備著錄：查此書原共二萬二千九百餘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就原書目錄檢查，其中不恆經見之書頗有，若概不分別選擇，殊非採訪遺書本意。應揀派修書翰林，逐一查校，如有實無傳本，而各門湊合尚可成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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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開書名，伏候訓示（註二九）。

當時清查「大典」之結果，翰林院所儲之嘉隆副本，原書含目錄本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裝潢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內含目錄六十冊），至是祇有二萬五百一十五卷，九千餘冊。如表所示：

附表十　四庫修書時永樂大典存缺卷帙簡表

存缺卷冊數/聲目 原卷數 缺卷數 存卷數 存冊數

平聲 10034 1280 8754 4168

上聲 2175 284 1891 970

去聲 7389 771 6618 3160

入聲 3279 87 3192 700約

小計 22877 2422 20455 9000約

資料來源：袁同禮，「永樂大典存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六卷一期（民國二一年十二月）：九三一~三三。

注一：郭伯恭據「永樂大典存目」製為「四庫修書時大典存缺一覽表」（永樂大典頁一三四~一四六）然表內及其後統計數字訛誤甚多，多有誤引、誤判「永樂大典存目」原載數字，頗為粗率，故詳為辨核，爰製此表。

注二：表內數字如含目錄，則原卷數為22937卷，存卷數為205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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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上，尋於二月初六日奉旨「依議。欽此！」高宗同意筠議，從「大典」中彙訂湊合世不恆見之古書善本，以廣名山石室之藏。然高宗以為如議所奏，恐怕責成不專，殺青無日，故於同日又降旨：

　　……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內選定數員，責令及時專司查校，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為校覈，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尚可裒綴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朕裁定（註三○）。

由 此可知高宗對校輯「大典」，興趣頗濃。軍機大臣等奉旨，速將翰林院所儲之「大典」，檢出目錄六十本之 首函十本，及全書內首函一東冬字韻十本，於二月初十日先行進呈御覽（註三一）。高宗原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為總裁，揀選翰林等官，詳定規條，酌量辦理，既而覽 畢「大典」後，益覺校輯之重要性，遂於次日須旨：

　 　……再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為總裁官，即令同遴簡分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詳悉校核， 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典要者，不必再行採錄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辭者，即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旨，敍列目 錄進呈，候朕裁定，彙付剞劂。其中有書無可採，而其名未可盡沒者，祇須注出簡明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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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佐流傳考訂之用，……（註三二）。

此諭明揭鈔錄「大典」輯本之兩大標準：

　　一、後世流傳已少者；

　　二、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辭者。

至於當時通行坊間；及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典要者，皆不再輯錄。大抵仍不出乾隆三七年正月四日詔內所云採輯遺書之窠臼（註三三）。軍機大臣劉統勳奉旨後，隨即恪依高宗所諭，議奏校辦章程，其內容大抵分為以下數端：

　　一、地點之選擇：為便就近檢查「大典」，以翰林院衙門內迤西房屋一區，作為校辦「大典」之辦事處所。

　 　二、人員之委派：「大典」篇帙浩大，頭緒紛繁，故必需多派查校人員。在翰林等官內擇選堪預分校之任 者三十員，於翰林院內專司查辦。並酌派軍機處司員一二名，作為提調（案：即責令辦事人員畫卯畫酉之職者）；典簿廳等官數名，作為收掌（案：即職司「大典」 之領書、發書與交書，並分限日程者），此等人員皆常川在署，經理催趲。

　　三、有關單位之支援：「大典」卷冊繁重，出入搬運，需人執役，而翰林院原設供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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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數有定，不敷派撥，請酌增供事（案：即應喚令差遣之工友類）十名、皀役（案：即搬運伕）四名、紙匠二名，以供差遣。並請准行文戶、工二部，支取所有應用之桌凳紙張等項，實報實銷（註三四）。

當 時劉統勳等並將應行條例。逐一悉心酌議，擬定十三條，另繕清單進呈。如此立定章程，請派遣專人上緊趲 辦，自是，籌備工作即緊鑼密鼓的展開。旋於二月二一日得旨准依劉統勳等議奏，且諭「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註三五）未幾，「四庫全書館」， 正式成立於翰林院內，所有總裁、總纂、分纂、校勘等官，陸續委派三百餘人，分工合作，依次進行，於是由校輯「永樂大典」之遺書，一變而為叢書之編纂。朱筠 之建議固被採納，但其性質卻完全變更，高宗利用此機會開「四庫館」，下令徵集天下之書籍，除徹底檢查外，並寓禁於徵，或改竄、或刪削、或銷燬，以清反側思 想。「大典」輯校，其立意固美且善，為用亦大矣，然卒為專制君主遂行政治箝制之手段，蓋為筠等始料所未及也。

　　二求闕

　　四庫開館後，校輯「大典」成為最重要之工作，然當時「大典」較原書略少什一，既屬殘帙，則所校輯之書，恐有罅漏，故「大典」之求闕訪遺，尤為當務之急。高宗疑其散佚，殆因康熙年間開館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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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裁官等取出查閱，未經繳回，而彼時如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等皆在書局最久，容或其家尚有存留「大 典」剩本，故於乾隆三八年二月二三日詔劉統動著兩江總督高晉、浙江巡撫三寶，札知各本籍地方官，令向各家一為訪問，倘果有其書，無論本數多寡，即為繳送回 京（註三六）。大學士劉統勳奉諭，當即字寄高晉、三寶等，就近分別飭屬查明，並面詢原任大學士蔣廷錫之子侍郎蔣賜棨，著其寄信回家查明，如有收藏，即行恭 繳（註三七）。惜乎查訪一無所獲。蓋因什一之殘，殆於明末李闖陷京師時所摧燬。

　 　前闕未補，續有遺失，其後於「大典」校輯期間，復節外生枝，另有一段插曲，即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黃 壽齡於乾隆三九年（一七七四）六月十三日將「大典」六冊私携出館，致被竊失（註三八）。時辦理四庫全書處遂奏請將黃壽齡交部議處。求闕未償，復又失書，高 宗赫然震怒，乃於二六日下詔，痛斥在館諸臣漫無察覺，除嚴令步軍統領尚書英廉等上緊訪緝，毋致闕少外，並著四庫全書館正總裁舒赫德查詢明確，據實覆奏（註 三九）。未幾，幸得英廉等嚴緊緝補，竊賊懼罪，不敢存留，而將所盜「大典」六本潛置於御河橋畔，遂於七月十五日夜間復為檢獲，但正賊尚未弋獲，故高宗又諭 大學士于敏中著字寄英廉，密派妥幹番役，於書肆、紙舖、小市、荒攤等處，留心體訪，跟究賊蹤，以訪緝正賊歸案（註四○）。同日高宗復諭于敏中字寄四庫全書 處全體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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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翰林院既貯之書，造成檔冊，毋許私携外出，略云：

〔「永 樂大典」並各省進到遺書〕當隨時檢查，勿使纂修人等私携外出，方為正理。〔中略〕所有翰林院現貯 各書，著總裁等交該提調照各省進到書單，造成檔案。纂修等領辦之書，即於冊內填註，仍每日稽查，毋許私携外出。如查該等纂修仍有違禁私帶之事；即回明總裁 參劾。若該提調代為徇隱，經總裁等查出，將該提調一併查參（註四一）。

如此詔令煌煌，懸於官府，纂修各官皆謹慎將事，人人自戒，在高宗雷厲風行之督促下，自是終四庫館散，未聞有再遺失「大典」者。

　 　至於黃壽齡遺書之咎，經部議降一級留任，罰俸一年，嗣高宗第念「四庫全書處」未定章程，以前纂修等 將書携歸者容有之，黃壽齡等情尚稍可原，乃不欲以此大興吏獄，遂於乾隆四十年（一七○一）二月初七日特降諭，著從寬准其同壬辰（乾隆三七年）科庶吉士一體 散館，其議處之案，則改為罰俸三年（註四二）。

　　三人員

　　當時充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者，計有以下三九人，列表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