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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理論不但沒有否定漢族知識分子不應出仕元廷，而且這套以效忠漢文化為最高理想的觀念，鼓舞當時知識分子保存文化的責任感，並驅使他們透過出仕元朝尋找服務社會的方法。參看John D. Langlois， Jr.，”Chin－hua Confucianism under the Mongols(1279－1368)”(Ph. D. 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1973).關於金華學派的學術思想，並參看孫克寬：《元代金華學述》（台灣：東海大學，1975）。

　　就本文論述的明遺民來說，顧炎武，王夫之和呂留良是堅持“種族主義”的人；真按：顧炎武 黃宗羲、陸世儀及陳確等在討論出處問題時，真按：陳確 都沒有涉歧種族之間的差異，所以他們可算是“文化主義者”。至於那些抱著“不仕二主”觀念的人，即使在漢人從外族手中重獲政權的時候，也不肯出仕，如明初楊維楨（1296－1370）、戴良（1317-1383）和王逢（1319－1388）等的退隱，真按：王逢之生卒 真按：戴良之生卒 真按：楊維楨 真按：楊維楨之生卒 就是耳熟能詳的例子。參看Henry Serruys，"The 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wu period (1368－1398)，" Mè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11(1956－1959)‧36－46；及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新亞學報》，6卷2期（1964年8月），頁243－326。這類人物，備受清初“種族主義者”的批評，如呂留良在<題如此江山圖>一 詩說：“嘗謂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開霽故璧完，何處登臨不狂喜。怙終無過楊維楨，戴良、王逢都不仕。悲歌亦學宋遺民，螂蛆甘帶鼠嗜屎。……胡 為犁眉覆瓿詩，亡國之痛不絕齒？此曹豈云不讀書，直是未明大義耳！”（見《倀倀集》〔《東莊吟槁》本，按：此書名據目錄，扉頁作《呂晚邨東莊詩集》，邊題 作《東莊詩存》，真按：古書格式 真按：邊題 價目頁作《呂晚村東莊詩存》〕，真按：價目頁 真按：古書格式 《風雨樓叢書》2集，上海：神州國光社，宣統辛亥〔三年，1911〕，頁12上）另一方面，據陳確<使子弟出試議>及戴名世<朱銘德傳>所載，真按：戴名世 許多明遺民和舊臣雖然不肯出仕清朝，但他們的子弟仍然習舉業，取科第，而且不以為非。真按：氣節 真按：出處 真按：出處 真按：氣節 或許這類遺民，祇為遵守“不仕二主”戒律而不出仕清朝的人，否則他們便不會容許子弟出仕異族了。但其中也有例外，如“種族主義者”理應禁止子弟和清朝交往，可是王夫之卻准許兒子參加清朝的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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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詳情，參看本書<論明遺民子弟之出試>一文。

　　除了上述三種觀念外，在清初也有遺民祇從個人榮辱為出發點，不主張易代後出仕新朝。如朱鶴齡<陶潛論>說：真按：朱鶴齡 “吾觀易姓之代，其主類猜忍自雄，而左右之者又多甄豐、華歆（157－231）輩。真按：華歆之生卒 于此而孑孑然自明其高，是深中其所忍也。吾為修潔而彼即以修潔罪之；吾為委蛇而彼即以委蛇罪之。韋祖思（？－419）之于赫連勃勃（？一425），司空圖（837－908）之于朱全忠（後梁太祖朱溫，真按：朱溫 真按：真按：朱溫之生卒 司空圖之生卒 真按：司空圖 852－912；907－912在位），未嘗敢與時忤。然而大者誅夷，小者亦困辱。豈非高則隣亢，亢則生悔，剛陽居上，非匹士之所宜有耶！”（《愚菴小集》，卷11，頁5下－6上，下冊，總頁數512－513）可是，這種從個人的榮辱著眼的見解，不能與上述三個理論相提並論。

８９《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卷9，<素夷狄行乎夷狄>，頁186－187。

９０《讀通鑑論》，卷13，<（東晉）元帝>，中冊，頁416。

９１王夫之：《黃書》（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原極>，頁3。

９２《讀通鑑論》，卷14，<（東晉）孝武帝>，中冊，頁447-448。有關王夫之對華夷問題的看法，參看蕭公權（1897－1981）：《中國政治思想史》（台灣：中華芠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年），冊4，頁636－640；嵇文甫：《王船山學術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頁148-154；劉先枚：<船山政冶思想論略>（載於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合編〕：《王船山學術討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415－419；及Ian McMorran，"Wang Fu-chih and his Political Thought，"(D.Phil. Thesis，University Of Oxford，1968)，PP.190－231.

９３《讀通鑑論》，卷13，<（東晉）成帝>，中冊，頁409-410。

９４同上，卷15，<（宋）文帝>，中冊，頁49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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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所謂“江漢學派”，乃套用孫克寬的說法。這一派學者思想的開山者是趙復，領袖這派的是許衡，羽翼鼓吹的是姚樞、竇默（1196－1280）、張文謙（1217－1284），在野的有蕭(奭斗)（1241－1318）、劉因。他們大半在蒙古汗庭是師儒地位，把北宋五子的性理之學，傳給蒙古人和北方學者，使蒙古大汗，了解統治中國的治術，建立學制和統一學術。由於這一派的人物多生長在太行山麓地區，孫氏亦稱它做“太行學派”。詳參孫克寬《元代漢文化之活動》（台北：中華書局，1968年），頁155－163。按：世稱趙復為“江漢先生”，“江漢學派”或因此而命名。關於此派領袖的思想學說，參看John D. Langlois，Jr.，"Yü Chi and his Mongol Sovereign： The Scholar as Apologi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8.l (November 1978).99－116.

９６同９３，頁410。

９７《讀通鑑論》，卷18，<（陳）宣帝>，中冊，頁616－617。王夫之在同書，卷14，<（東晉）哀帝>又 批評許衡說：“商賈者，於小人之類為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為己亟者也。乃其氣恆與夷狄而相取，其質恆與夷狄而相得，故夷狄興而商賈貴。許衡者，竊附於 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為商，可以養廉。’嗚呼！日狎於金帛貨賄盈虛子母之籌量，則耳為之聵，目為之熒，心為之奔，氣為之蕩。衡之於小人也，尤其 巧而賊者也，而能溷廁君子之林乎？……夫夷之亂華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而商賈為其最。夷狄資商賈而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於 永滅。”（中冊，頁432）總言之，在王夫之心目中，許衡等出仕元朝，祇不過為了個人的利益，談不到有甚麼理想和抱負。

９８同９４，頁495。

９９蕭公權：前引書，頁640。

１００呂留良《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刊本），卷17，頁9上下。

１０１<答吳晴巖書>，《呂留良先生文集》，卷l，頁23上。有關呂留良對朱學的推崇，參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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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上冊，頁74至87；容肇祖：前引文，頁18-37；及Thomas S. Fisher，"Lü Liu-liang(1629－1683) and the Tseng Ching Case(1728－1733)，" (Ph.D. 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1974)，PP.150－164，189-212.按：Fisher另有關於呂留良的專著，撮自他的博士論文，即"Accommodation and Loyalism：The Life Of Lü Liu-liang (1629－1683)，"pt.1，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15 (March 1977).7－104；pt.2，16(September 1977).107－145；pt.3，189(September 1978)，l－42.

１０２<復高彙旃書>，同上，頁10上。呂留良雖把許衡和吳澄相提並論，但當時吳澄以南方大儒北上，就國子監司業，即被許衡一派末學指為“非朱子之學”。關於吳氏的生平及學術，參看David Gedalecia，"Wu Ch'eng：A Neo-Confucian Of the Yü an，"(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71).

１０３<與施愚山書>3篇之2，同上，頁17下－18上。呂留良批評許衡等的其他言論，參看容肇祖：前引文，頁35。

１０４<復高彙旃書>，《呂留良先生文集》，卷1，頁10下，並見呂葆中：<行略>，頁10下。

１０５屈大均：《翁山文鈔》（《廣東叢書》本），卷9，頁3上下。

１０６<答張稷若書>，《蔣山傭殘稿》，卷1，頁189。關於王、呂子孫參試的情況，詳本書<論明遺民子弟之出試>一文。

１０７Peterson，"The Life of Ku Yen-Wu(1613－1682)，"pt.2，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9(1969).221－226.

１０８<與史館諸君書>，《亭林文集》，卷3，頁57。按：“卓識”下所空二格，《蔣山傭殘稿》，卷一，<與館中諸公書>作“宏才”二字，“膺”上有“而”字（同上，注4）。顧炎武又把這封信稍作更易，寄給施閏章，即《蔣山傭殘稿》中的<與施愚山>（卷3，頁215－216）。

１０９黃宗羲在<憲副鄭平子先生七十壽序>中，有下面一段論王炎午的說話：“文山入燕，王炎午作<生祭丞相文>，驛途水步，山牆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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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粘之，恐丞相之不死也。宋室遺民，此為最著。然觀其《吾汶稿‧再上參政姚牧菴書》，唯恐其不相容接。是時牧菴（姚樞）分政行省，而炎午累形干請，則是當路之交際，炎午未常絕也。豈其嚴於論人而恕於論己哉？士之報國，各有分限，炎午未便為失。” 真按：王炎午 （《黃梨洲文集‧壽序類》，頁499）。據題下繫年，這篇壽序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所寫。他雖然說“炎午未便為失”，但後來在<楊士衡先生墓誌銘>中卻說：“彼炎午之生祭兮，固大義之間陳。其後上書於牧庵兮，何恕己而刻人？”（同書，<碑誌類>，頁247），則確有批評的意思。按：這篇墓誌銘題下沒有繫年，但據內文，楊士衡“卒於康熙甲子十一月二十七日”（頁246），康熙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

１１０參看高準：前引書，頁64及107-115；按：高準所用的名詞為“民族主義”，參８８。

１１１見黃嗣艾：《南雷學案》（上海：正中書局，1936年），卷1，<本傳>，頁7。這段文字，不見於黃宗羲現已刊行的著作或有關傳狀和年譜中，但黃嗣艾是黃宗羲的二十三世孫（同上，頁1），而且他在這篇傳記後附識，臚列各種關於黃宗羲的碑誌、傳狀及年譜，並說：“是傳則別有取舍，並參以遺殘手稿，及家譜所紀者。”（同上，頁8）因此這段引文，理應可信。

１１２詳參周調陽：<王船山著述考略>，載於《王船山學術討論集》，下冊，頁488至537。

１１３例如章炳麟的反清思想，便受到王夫之著作的啟發。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祝辭>說自己：“讀鄭所南（思肖）、王船山兩先生的書，真按：鄭思肖 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原載於《民報》，6號〔1906年7月25日〕，現據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上冊，頁269）

１１４章炳麟：<衡三老>，原刊於《民報》，9號（1906年11月15日），現據湯志鈞，前引書，上冊，頁325。這篇文章又載於章炳麟：《太炎文錄初編》（《章氏叢書》本），卷1，<說林>上，頁116上下，但並無篇題。章氏這個看法，又見<非黃>一文，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