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太炎文錄初編》，卷1，頁124上－129下。有關顧炎武在順治十四年（1657）過江北上，自全祖望以來都被學者形容為在北方積極從事抗清秘密活動，也就是章炳麟所謂的“規畫”，其實顧炎武北上，祇為了避禍，此後也并無從事抗清活動，詳參王春瑜：<顧炎武北上抗清說考辨>，《中國史研究》，1979年4期（1979年12月），真按：參考書目-碩士論文 真按：顧炎武的反清復明事業？ 頁35－50。

１１５<答潘次耕>，《蔣山傭殘稿》，卷3，附於《亭林文集》，卷4，<答次耕書>後，頁81－82。

１１６<與次耕書>，《亭林文集》，卷4，頁82。

１１７《讀通鑑論》，卷15，<（宋）明帝>，中冊，頁523。

１１８黃俊苑：《止齋遺書》（光緒元年〔1875〕刻于福州本），卷4，頁11上

１１９《思辨錄輯要》，卷20，<治平類‧學校>，頁10下－11上。

１２０〈答江上徐爾瀚書〉，《桴亭先生文集》（光緒五年〔1879〕刊本），卷2，頁15上。

１２１同１１９，卷9，<修齊類>，頁3下-4上。

１２２同上，頁4上。

１２３<出處同異議>，《陳確集‧文集》，卷6，頁173。

１２４<與吳裒仲書>，同上，卷2，頁104。

１２５同１２３，頁173－174。

１２６同５９。

１２７同１２３。

１２８謝國楨：《顧寧人先生學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頁159。按：此書據《廣平府志》，說路澤溥守徵吾，一字安卿，真按：路澤溥 但安卿本為澤溥弟澤濃之字。真按：路澤濃 謝氏在《顧寧人先生學譜》的改寫本《顧亭林學譜》中，已作更正。他說：“澤溥字蘇生，真按：路澤溥 ……弟澤濃字安卿。……亭林<送書小帖真蹟>云：‘路安卿名澤濃，……，是澤濃字安卿。”並注謂：“各書記載頗不一，為辨證之。”（頁186－187）又按：《顧亭林學譜》並不錄“人生無論出處”語。

１２９本文所以選錢謙益和吳偉業二人加以討論，因為藍德彰亦探討過他們的有關思想（Langlois，"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üan

122

Analogy：Seven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PP.368-374）本文論錢謙益部分，多採藍德彰的意見，至於吳偉業方面，則並不相同。

１３０錢謙益：<復李叔則書>，見《牧齋有學集》（《四部叢刊》本），卷39，頁4下－5下。

１３１同上，頁6上。

１３２黃宗羲<錢宗伯牧齋>：“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後與誰傳。憑裀引燭燒殘話。囑筆完文抵債錢。（原註：問疾時事，宗伯臨歿，以三文潤筆抵喪葬之費，皆余代草）。紅豆俄飄迷月路，美人欲絕指箏絃。（原註略）。平生知己誰人是。（原註略）。能不為公一泫然。（原註略）。”（《南雷詩曆》，卷2，頁49）真按：真按：道不同，不相為謀 黃宗羲與錢謙益

１３３吳偉業<將至京師寄當事諸老>之四：“平生蹤跡儘由天，世事浮名總棄捐，不召豈能逃聖代，無官敢即傲高眼。匹夫志在何難奪，君相恩深自見憐。記送鐵崖詩句好，白衣宣至白衣還。”（《梅村詩集箋注》，嘉慶十九年〔1814〕滄浪吟榭刊本，卷12，頁31上）按：鐵崖為楊維楨的別號，他被朱元璋（明太祖，1328－1398；1368－1398在位）宣召入朝，留一百一十日，仍給安車還山，宋濂（1310－1381）有詩贈送給他，真按：宋濂之生卒 說“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詳見張廷玉（1672－1755）等：真按：張廷玉之生卒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285，<列傳>173，<文苑>l，<楊維楨>，頁7308－7309。

１３４參看孫克寬：<吳梅村北行前後詩>，《中央圖書館館刊》，7卷l期（1974年3月），頁1－11。

１３５見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四部備要》本），卷首1，<原序>，頁10下－11上。按：吳偉業這篇序文，不見於他的《梅村家藏藁》（《四部叢刊》本）。

１３６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頁261。

１３７Langlois，"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üan Analogy ： Seven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PP.371-372.

１３８同１３５，頁11上。

123

１３９《讀通鑑論》，卷15，<（宋）文帝>，中冊，頁504－505。 崔浩雖然出仕外族，但王夫之卻認為他的貢獻不可淹沒，在同一節史論中，王夫之說：“於崔浩以史被殺，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為索虜用，乃欲伸直筆於 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後世之史益薉，則浩存直筆於天壤，亦未可沒也。直道之行於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聖人之教也，禮樂刑政之 興廢，荒隅盜賊之緣起，皆於史乎徵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於魏而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由來，詳著其不可為君師之實，與其乘間以入中國之 禍始，俾後之王者鑒而知懼，以制之於早，後世之士民知媿而不屑戴之為君，則浩之為功於人極者亦偉矣。”（同上）從王夫之這位“種族主義者”的說法，漢族知 識分子能否透過出仕異族政權而對漢族文化有貢獻的問題，不是已經得出答案了嗎？

１４０同１３７，頁373。

１４１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236。

１４２侯外廬討論的十七世紀的人物包括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傅山、李顒、唐甄和顏元（1635－1704）（同上，頁37-390）。

１４３申叔（劉師培）<非六子論>，原載於《天義》，8、9、10卷合冊（1907年10月30日發行）；現據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中國哲學》，l期（1979年8月），頁444。

１４４同上，頁444-445。

１４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日知錄》語（卷119，《子部29‧雜家類3‧雜考下>，冊3，頁2502）。對於四庫館臣這樣的批評，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下面的說法：“當時館臣所以深貶《日知錄》之經濟無當，其為媚清取容，更無俟深論。故於原書論政諸端，全不一及，而獨拈<〈音學五書序〉一語輕致譏彈，顯見其為遁辭。”（上冊，頁143）但他又說：“至欲一切反今以復之古，其於音韻，至謂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此何以免迂而難行之誚。真按：錢穆 真按：錢穆 真按：必返上古 ”（同冊，頁141）而且更批評顧炎武

124

“雖激於世變，然懷古之情既深，而不悟世運之不可反，則終為書生之見也”（同冊，真按：錢穆 頁149）。

１４６見黃宗羲：<山居雜詠>6首之4中註，《南雷詩曆》，卷1，頁3l。

１４７<陳執齋先生墓表>，《思復堂文集》，卷10，頁7下。

１４８《思辨錄輯要》，卷20，<治平類‧學校>，頁11上下。陸世儀恐怕“成大事者不顧小節”的論說被濫用，所以又指出：“大抵能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朱子所謂志有在而不暇及也。若其志果在一國，吾不責備其一家；若其志果在天下，吾不責備其一國。苟一無所成，漫言欺人，不過一無賴子弟而已。”（同書，卷10，<修齊類>，頁16下）又說：“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亦為英雄言之。真按：氣節 真按：英雄 真按：陸世儀 若聖賢則步步踏實地做去，盈科而後進。《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也’。”（同上，頁16下－17上）呂留良極反對“成大事者不顧小節”的“權變”說，真按：權變 真按：呂留良 參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頁85-86；容肇祖：前引文，頁35；及Fisher，"Lü Liu-liang(1629－83)and the Tseng Ching Case(1728－33)，" PP.161－162.

１４９這是顧炎武自稱《日知錄》的話，見<與楊雪臣>，《亭林文集》，卷6，頁146。

１５０同上。

１５１附載於《南雷詩曆》，卷2，<次葉訒菴太史韻>後，真按：葉方藹 頁68。

１５２<次葉訒菴太史韻>，同上，頁67。

１５３<與吳裒仲書>，《陳確集‧文集》，卷2，頁104。

１５４同上，卷1，頁68。

125

　　　　　（一）

陳確（1604－1677）〈使子弟出試議〉說

　　　“甲申之後，吾友之出試者絕少，而子弟則稍稍出試矣。”１

戴名世（1653－1713）〈朱銘德傳〉也說

　　　“自明之亡，東南舊臣，多義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習舉業，取料第，多不以為非。”２

可是，黃宗羲（1610－1695）晚年為兒子謀求職位，不但受到當世的非議，而且近人章炳麟（1869－1936）更以此事而評定黃宗羲的地位在顧炎武（1613-1682）和王夫之（1619－1692）之下。章氏在〈衡三老〉一文中說：

　　　“季明之遺老，惟王而農（夫之）為最清。真按：王夫之 寧人（顧炎武）居華陽，以關中為天府，其險可守，雖著書，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則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後聖，其材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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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辟雖不行，群盜為之動容，使虜得假借其名以誑耀天下。欲為至高，孰與船山榛莽之地，與群胡隔絕者。要有規畫，則不得不處都市。王之與顧，未有以相軒輖也。黃太沖（宗羲）以‘明夷待訪’為名，陳義雖高，將俟虜之下問。昔文天祥（1236－1283）言以黃冠備顧問，真按：文天祥之生卒 世多疑其語為誣，端居而思，此不亦遠乎？以死拒征，而令其子百家（原名百學，字主一，1643－？）從事于徐（元文1634－1691）、葉（方藹，真按：徐元文之生卒 真按：葉方藹 徐元文 真按：真按：葉方藹之生卒 黃百家之生卒 真按：黃百家之字 真按：黃百家 ？－1682）間。若曰明臣不可以貳，子未仕明，則無害於為虜者，以《黃書》種族之義正之，則嗒焉自喪矣！”３

《明夷待訪錄》並不是向滿清上條陳４，而顧炎武北上亦無抗清規畫５，近人論說頗詳，恕不贅述。真按：顧炎武的反清復明事業？ 真按：參考書目-碩士論文 至於黃宗羲薦子，固為事實而據近日發現的新資料，他不但薦子，而且薦孫（詳下節）。然而，顧炎武和王夫之在這一方面也不是無可置喙，祇是章炳鱗沒有留意罷了，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說：

　　　“抑余治諸家書，猶多遺憾，亭林最堅卓，顧其辭薦也，則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徐乾學，1631－1694；真按：徐乾學之生卒 徐元文）既為清顯宦，弟子潘次耕（耒，1646－1708）親兄（潘檉章，真按：潘耒之生卒 真按：真按：潘檉章之生卒 潘耒 1626－1663）亦俯首為清臣，黎州晚節多可議。真按：黃宗羲 晚村（呂留良，1639－1683）獨持夷夏之辨不變，然余讀其遺訓手迹，縷縷數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獨曰‘子孫雖貴顯，不許於家中演戲’，則無怪後人之入翰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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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於諸家中最晦，其子則以時文名。……徐狷石（介，1627－1698）所謂‘遺民不世襲’，真按：徐介 而諸老治學之風乃不得不變。”６

現以錢論為出發點，並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呂留良為例，討論明遺民子弟的出試問題。

　　　　　（二）

　　黃宗羲雖在康熙十九年（1680）拒參明史館，但是為子心切，卻遣百家從事史館，他在寫給監修徐元文的信中說：

　　　“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７

當時，黃宗羲的同鄉遺民管詣琴（字襄指）對此事頗為不滿，於是作詩譏諷宗羲，並把詩示呂留良。留良和作一首，題為〈管襄指示近作有《夢伯夷求太公薦子仕周詩》，戲和之〉，極盡醜化之能事８。同年，呂留良在〈與魏方公書〉中“太沖嘗遣其子名百家字正誼（1640－1693）者”一句下，真按：黃百家 附注黃宗羲為二子求官的一則笑話，引錄如下：

　　　“後托貴人為二子百家、百學援閩例，真按：黃百家 貴人偶誤記，納百家、正誼為二，今改百學名百家以應之，真按：黃百學 非昔之百家矣。”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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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留良這則記載，大概是事實１０。其實，黃宗羲不但薦子，而且曾向徐乾學薦孫。這件事情是因為近日發現一封黃宗羲寫給徐氏的信而得知的，徵引如下：真按：黃宗羲與徐乾學

　　　“小孫黃蜀，餘姚縣童生，稍有文筆，王顓庵（掞，1645－1728）公祖歲總科考，真按：王掞 求閣下預留一札致之，希名案末。顓老相待甚厚，真按：王掞 舐犢之情，實為可愧。”１１

黃宗羲除向清廷顯貴推薦子孫外，又歌頌清廷的統治，以及引用清代的年號（詳第五節）。因此，如果從種族思想和君臣大義等角度來衡量，前人爭議的黃宗羲晚節問題，無疑已有定論。可是，誅鋤黃宗羲的呂留良，也不見得完全清白！

　 　呂留良曾為清朝生員，儘管後來放棄此銜，但嚴格來說，已不可稱為遺民１２。雖然有人說他是為了避仇 才迫不得已託名應試１３，到底已經破壞了他所強調的“夷夏大防”，況且他的兒子呂葆中曾中進士，“仕列清華，其餘子孫多遊庠序”１４。章炳麟在〈小過〉一 文中曾為呂留良辯護說：

　　　“（呂留良）卒後二十四年，其子葆中始成康熙丙戌（四十五年，1706）一甲進士，人乃以……聽子仕至侍從為識，皆未詳其耑未也。”１５

按：呂留良卒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二十六年（1687），呂葆中捐監去科場考試１６，並且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中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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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五年中一甲二名進士１７。但是，即使呂葆中在父親死後才參加科舉，呂留良似仍難辭其咎。

　　呂留良本來最重視“夷夏大防”，而且見解十分拘執，不容有絲毫流轉的餘地。其次，他的朱學立場，亦以“出處”、“去就”為第一義１８，真按：小學 真按：呂留良語--吾之所標榜者只在此中技巧，不在此中多大防也！防亦有道，非只因夷夏而防也！ 學術反是次要。如下引〈復高彙旃書〉中對元明儒的一節批評，便清楚題示了他的態度：

　　　“若姚江（王守仁，1472－1528）良知之言，真按：王守仁之生卒 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餘，乘吾道無人，真批：怪就怪在吾道如何無人也？！此呂留良之敗筆！ 任其惑亂。……而所謂朱子（熹，1130－1200）之徒，真按：朱子之生卒 如平仲（許衡，真按：陸九淵之生卒 1209－1281）、幼清（吳澄，1249-1333），辱身枉己，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為非。此義不明，使德祐至洪武（按：宋亡於德祐二年〔1276〕，明興於洪武元年〔1368〕）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思其登堂行禮，瞻其冠裳，察其賓主儔伍，知其未曾開口時，此理已失，贏得滿堂不是耳，又安問其所講云何也？故姚江之罪烈於金谿（陸九淵，真按：王守仁 1139－1192）、而紫陽（朱熹）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真按：許衡 真按：吳澄 不足為法。今日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紫陽之是。《論語‧富與貴》章，先儒謂必取舍而後存養密。今示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真按：呂留良語，代表作 真按：呂良留語，代表作 札定腳根，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真按：心學 真按：陸九淵 蓋緣德祐以後，天地一變，亙古所未經，先儒不曾講究到此。時中之義，別須嚴辨，方好下手入德耳。”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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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他抱著上述態度，所以當他在康熙十一（1672），十二年（1673）間在嘉興府城遇到陸隴其，雖然二人論學非常契合，但一談到出處問題時，便好像冰炭之不能相容，據陸其隴在『祭呂晚村先生文』中追憶說：

　　　“壬子（康熙十一年）、癸丑（康熙十二年）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按：指尊朱闢王的決心）始堅，真按：朱子 真按：王守仁 真按：理學 真按：王學 不可復變。所不能盡合於先生者，程明道（顥，1032－1085）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斯言耿耿，橫於胸中，遂與先生出處殊途。”２０

陸隴其在康熙九年（1670）中進土，所以遇到呂留良時，無疑是出處二途。雖然陸隴其沒有被呂留良說服，但不無歉意，所以在十多年後為呂留良寫祭文時，仍不忘此事，還說出下面自解的話

　　　”方思一旦解釋世網，從先生於泉石之間，切磋琢磨，以開其茅塞，變化其氣質，而先生竟至於斯，豈不痛哉？”２１

由此可見，呂留良平日對仕清者的態度絕不含糊，而且不會因為彼此在學術上的取向相同而有所改變。

　　呂留良批評朋友變節仕清的言論不少，如在康熙十三年（1674）寫的〈孫子度墓志銘〉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