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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為漢學。（國史舊聞）

是時學風篤實，實事求是，各家著述，風起雲湧，梁啟超云：

　　漢學家所樂道的是「乾嘉諸老」，因為乾隆嘉慶兩朝，漢學思想正達高潮。（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李豐楙云：

　　清代學術不僅逢此千百年來之風會，包有眾美，業富理醇，甚且邁東漢跨兩宋，集條理之大成。（翁方綱及其詩論）

學風既盛，著作自豐。復以當時書院林立，藏書之富，自不待言，而在位者之崇尚學術，影響頗大。如：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經，史學之根底也，會城書院聚黌庠之秀而砥礪之，尤宜示之正學，朕時巡所至，若江寧之鍾山書院，蘇州之紫陽書院，杭州之敷文書院，各賜武英殿所刊之十三經二十二史一部，資髦士稽古之學。（南巡盛典）

乾隆一則附庸風雅，倡導詩學；一則巡幸賜書，崇獎儒術，鼓勵「正學」，不遺餘力，發典籍之輝光，纂群籍之盛富，未有如乾嘉之編四庫者，郭伯恭云：

　　蓋以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其間所有書籍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也。（四庫全書纂修考）

乾嘉之盛，其來有自，所謂冰水青藍，積漸而至，推其原因，當可溯至康熙之編古今圖書集成，有以啟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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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圖書集成與御編詩集

　　古今圖書集成，為陳夢雷所編，成於康熙四十五年，叢書舉要云：

　 　圖書集成共有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十部，都一萬卷，計五百七十六函，五千冊，目錄二十冊， 此書初為陳夢雷侍皇三子誠親王時所編，時在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書成，名為彙編六，為典三十有二，為部六千有奇，越十年進呈，賜名古今圖書集成，命儒 臣重加編校，六十年，尚未就，世宗乃命蔣廷錫督在事諸臣成之，編仍其舊，志易為典。（國史舊聞卷五十八）

其卷帙浩繁，內容詳贍，包羅萬有，康有為贊之云：

　　古今圖書集成，為清代第一大書，將以軼乎宋之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而可與明之永樂大典，並競宏富者也。（國史舊聞引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日康有為跋、卷五十八）

此論未免過譽，陳登原評之云：

　　有為之評古今圖書集成如此，實則論其卷帙，不及大典之一半，論其內容，未如大典之存真，珠聯璧合，可競宏富，清代官修之書，往往矜誇有餘，審慎不足。（國史舊聞卷五十八）

陳氏所言，洵為確論，程登元云：

　　永樂大典收羅之博，蒐采之宏，非清世一萬卷之古今圖書集成，所能望其項背也。（中國歷代典籍考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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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書上雖未足以媲美永樂大典，下未足以等侔四庫全書，然其初非出於官修之力，而具萬卷之偉觀，其於承先啟後，光文獻之緒業，亦為不刊之貢獻也。

　 　蓋書籍關係學術至大，由書籍之多寡，可窺其學術之盛衰，古今圖書集成，內容包羅萬象，似與詩學無 關，然古人豈不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禮記學記）博依之據，由此類書拓其視野，展其心胸，舍是書之編纂外，帝之留意典籍，纂修群書，不勝僂指，如康 熙四十九年三月初九日帝諭：

　　南書房侍直大學士陳廷敬等，朕留意典籍，編定群書，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廣群芳譜，併其餘各書，悉加修纂，次第告成。（康熙字典序）

所謂「比年以來」者，乃貫穿康熙一朝也，自康熙三十二年始，其所編定與詩學極具密切關係之書籍略有：

　　康熙三十二年　御選唐詩五十二卷

　　四十二年　康熙字典五十五卷

　　四十五年　詠物詩選四八二卷（四八六類，一四六九○首）

　　四十六年　歷代題畫詩一百二十卷

　　全唐詩九百卷（採二二○○餘家，得詩四八○○○餘首）

　　四十八年　四朝詩三一二卷（宋七八金二五元八一明一二八卷）

　　五十年　　全金詩七四卷　　（清代通史二十六章）

　上述雖僅為與詩學有關者，共他書籍，則不與焉！於此亦可略窺乾嘉以前纂書之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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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卷帙編成，風行民間，自須一段甄陶鼓鑄，醞釀激盪之時期，而諸詩集之編纂，於詩學鼓舞，極具影響力，至於乾嘉，乃因時乘勢，水到渠成，遂開亙古未有之編書盛況也。

　　乾嘉時期之編纂書籍，小自簡短篇章，大至充棟巨帙，其數量之夥，內容之豐，費時之長，人力之眾，影響之大，令人歎為觀止。其始則自御編詩集，如乾隆之崇尚詩學，作詩數萬首，高晉乃編御製詩集，號為天章云：

　　竊嘗參稽經籍，見聖言之傳者，莫隆於詩。

　 　我皇上聰明天亶，學戀緝熙，萬機之暇，每以周情孔思，發為詩文，群臣之士無不覲日星之采，瞻川嶽之 輝，恭遇崆峒之轍，輯瑞南臨，萬乘親勤周咨旁燭，誠哉日昃不遑矣，乃翠■甫停，漏未移晷，已見璇詞奎藻，飛下慶　，典誥鴻文亦因時宣布，蓋天縱聖神，不思 而得，麟麟乎日月之經天，洋洋乎江河之行地，有徇齊敦敏亦不能及者……

　　洎夫神皐勝跡，梵宇琳宮，均蒙玉管銀鉤，親灑宸翰，被榮施而邀獎者，且遍南北三千餘里也，彼神農豐年之詠，黃帝泰素之篇，夏王岣嶁之字，以古方今，於斯為盛，臣等曩荷聖慈，俯諭奏請頒發，御製詩文集，欽遵刊布，是訓是行。（南巡聖典天章）

乾隆倡導詩學之功，君臣唱和之盛，由此可見一斑。所謂「以古方今，於斯為盛」，洵非虛美，故金兆豐云：

　　乾隆一朝，承平雅頌，媲美康熙，其君賦性聰強，性善弄翰，以故天章雲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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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能捃獵華腴，而諸臣之目營心維，孜孜於編剗之業者，亦非徒以自澤其文，而銳意文教之振興者也，高宗即位後，既以選命諸臣，編纂群籍，復自屢頒殿板欽定諸書，儲之庠序，而購求遺書之諭，又一再頒布，冀以大昌文治。（清史大綱第九章）

　 　乾隆編纂群籍，以其「性善弄翰」，弱冠時，即以詩文刊樂善堂集三十卷，其後又印御詩初集四十四卷， 目錄四卷，二集一百卷，目錄六卷，三集一百二十卷，目錄十二卷，四集一百二十卷，五集一百四十卷，詩集不可謂不富矣。繼而印唐宋詩醇四十七卷，欽定千叟詩 等，其有助於詩學之發展，自不待言。而自乾隆二十年始，乃大量編纂書籍，據清代通史載，共編印書籍約六千餘卷，前所述樂善堂集，御製詩文，尚不與焉！

　　二編纂四庫全書

　　與此同時進行之文化事業，乃光耀四海，燭照古今之四庫全書，其始也，則蒐訪天下之圖籍，以彰崇文之盛，早自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正月庚午諭云：

　　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目今內庫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純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采訪。（四庫全書纂修考第一章）

是時非惟內庫藏書宏富，民間藏書亦燦然可觀，而以詩學名家者，其藏書之風，無以加焉。如清初主神韻說之漁洋，著古夫于亭雜錄云：

　　昔有士，欲謁予，不得見，以告崑山徐司寇（乾學）司寇教以每月三五，於慈仁書攤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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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而，果然。（程登元中國歷代典籍考引）

錢 謙益絳雲樓藏弆之富，與秀水朱彝尊曝書亭之藏書，抗衡東南，至如二老閣之獻書七百餘種，抱經樓藏書數 萬卷，知不足齋，與杭州之藏書家皆曾因獻書受賞，另如北方之藏書，江蘇之二酉齋掃葉山房，崑山江陰之藏書，不可勝舉。江浙文人之獻書，為各省之冠，故四庫 全書之編纂，私人獻書與有功焉。然乾隆編修四庫，自有其政治目的，其搜訪書籍，無不以威迫利誘之方式行之，郭伯恭云：

　　其始則施之以誘掖，繼則加以獎勵，無惑乎從此以後，獻書之路大開，藏書家疑懼稍釋，所有舊藏，不復過於珍惜也，此固由於高宗故示寬大，設計誘獎，然因循搪塞，則惟各該督撫是問，亦緣地方官吏雷厲風行，派人搜訪，不復以具文相視，有以致之耳。（四庫全書纂修考第二章）

如此雷厲風行，搜書不遺餘力，自乾隆六年以還，下詔搜書，無時或已，至乾隆三十七年，歷時三十餘載，而其搜書之活動，未嘗稍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上諭：

　　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當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四庫提要卷首）

乾隆三令五申，搜書訪書，所動員人力遍及全國，所搜之書，數量驚人，而編書之人力，舍搜書官員，民間藏書獻書者外，自開館至第一部書之告蕆，歷任館職者共三百六十人，故此千秋之盛業，自始即有碧波萬頃，怒濤排壑之勢，而其卷帙浩繁，包羅宏富，為古今所罕有，郭伯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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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官修書中，其能舉前人遺著，而為一總結集者，殆清之四庫全書乎！際乾隆朝國運鼎盛，威力大伸， 征服邊疆諸蠻之後，高宗發中秘之藏，廣獻書之路，網羅散逸，妙選通才，特開專館，從事纂修，歷時八稔，集書三千四百七十種，七萬九千一十八卷。……總計得 三十一萬二千九百零二冊，以數十年之歲月，成如此鉅大之工程，真歷史上所僅見者也。（四庫全書纂修考自序）

四庫書籍之宏富，誠令人嘆為觀止，然此僅限於「不背正學之典冊」而言，此亦可知編四庫全書之政治取向，且四庫編選之書偏向集部，程登元云：

　　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得自永樂大典者，凡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十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中國歷代典籍考第十章）

就 四庫全書取材於永樂大典而言，集部特為豐贍，其影響詩學發達，亦為重要因素，前述「不背正學」者方為 採錄，此為選書之準的，而正學之定義則寬嚴不一，而動輒以違礙書籍視之，稍一不慎，而犯政治禁忌，陷入文網者，所在多有，輕則焚毀其書，重則身首異處，甚 者族戮全家，於乾隆文治盛美之際，不得不謂為千古恨事也。

四、焚燬群書

訪求遺書，固使典籍播其輝光，四庫開館，亦為右文之千古盛事，文淵閣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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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荷天庥，承祐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而禮樂之興，必藉崇儒重 道，以會其條貫，儒與道，匪文莫闡，故予蒐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 繫。（四庫纂修考第六章）

其陳義不為不高，然自訪書以來，觀其所行，則未能盡如所言。而夷考共實乃借博古右文之名，以行其查禁各書之實耳，陳登原云：

　　自順治以到乾隆初年，收集遺書，常常見諸功令，然興四庫書館，並非一股性質，關於前者，但博好古右文之虛名，至於四庫書館，則兼有查禁各書之作用。（國史舊聞卷五十四）

其始也，則曰訪書，以博好古崇文之名，久之，其訪書之意，乃可窺見，由訪書而禁書，其意昭然若揭：

　　乾隆三十八年，嚴旨屢下，催搜遺書，高宗一則曰：「書中即有違碍字面，並無妨碍。」再則曰：「或有妄誕字句，不應留以貽惑後學者，亦不過將書燬棄，轉諭其家不必收存。」其禁書意識已逐漸顯露。（四庫纂修考第二章）

原夫清廷以異族入主中國，所恃者武力，未服漢人之心也，勝朝遺民，面對殘山賸水，難免河山故國之思，故慨然遁跡山林，絕意仕清，所在多有。

　　徐枋自謂二十年不出庭戶，非故衣冠者不能登其堂，湯斌為巡撫往謁之，叩門至暮無應者，歎息而去。（清詩記事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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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民抗清，志意甚堅，故清廷為一統宇內，寬猛兼施，威迫利誘，至乾隆以來，雖已入清之盛世，然士大夫反清之心未減，雖未能奮干戈以抗清，終願持寸管以寫心，乾隆睹此態勢，乃不得不恩威並施，涉及前朝者，最為敏感，郭伯恭云：

　 　高宗詔訪遺書，編纂四庫，其政治作用，一言以蔽之，即寓禁於徵也，考其所以禁書之故，約有二端，一 曰消滅清初史事之記載也，二曰遏止漢人之反清觀念也。……洎乎勢去時非，漢人武裝盡被解除，而前明遺老，猶懷念故國，恥事奴虜，或遁跡緇流，或隱居山林， 多著書志痛，以文字洩其悲憤，其說既足以鼓起排滿反清之念，復深散布於民間，清廷最引為大患，且肆意詆毀，揭發清人之宮闈穢事，尤非清廷所能堪。觀四庫開 館之初，高宗之第一道禁書令，即注意明末清初之稗官野史，即可知其真意所在也。（四庫纂修考第一章）

禁 書之令既下，相繼燬書焚書，所禁之書，不知其是否違背正學，所燬之籍亦不知是否為狂惑民心，焚燬之標 準不一，自行其是固可知也，所謂「抵觸本朝」「悖理之書」，皆以己意而為之，多以人廢言，以人毀書，乾隆以前，於身事貳朝者，常予優容，加以利用，乾隆之 時，利用價值已失，於人則加以詆諆，於書則予以全毀，郭伯恭云：

　　所謂全毀者，大抵以明亡而不死節之士為重，多以人廢言。若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諭：明季諸人書籍，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仕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迹緇流，均以不能死節靦顏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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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托名勝國，妄肆狂言，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四庫纂修考第二章）

不可復存之書，即必予以焚毀，然焚毀亦非易事，故乾隆以前甚少焚書，苛嚴如雍正者亦未毀書，如：

　　雍正九年諭曰：朕以為從來無悖逆之大儒，若因其人可誅而謂其書宜毀，無論毀之未必能盡，即毀之而絕無遺留，天下後世，更何所據以辯其道學之真偽乎，以故毀書之議，概未允行。（清史文讞志雍正朝）

至於乾隆則大肆搜書訪書，而焚書毀書，肆無忌憚，不復珍惜文化。故焚毀之書，盈千累萬，據統計：

　　全燬書目　　二千四百五十三種

　　抽燬書目　　四百零二種

　　銷燬書版目　　五十種

　　銷燬石刻目　　二十四種

　　約計之，十餘年中所銷毀之總數，至少在十萬部左右矣！（四庫全書纂修考第二章）

所焚之書，數量驚人，摧殘文化，莫此為甚，崇古右文，豈若是乎？然天下之書，焚不勝焚，毀不勝毀，且乾隆焚燬標準，較之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故雖其乃祖認可者，於乾隆仍視為悖逆，然祖宗之書，未便一律焚燬，不得已也，乃加以任意竄改，失其本真，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