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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2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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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八)他認為彼輩皆不知心存「恥」字,未能正視「修己」工夫,故主張「存清議於州里」,藉清議之力量來制裁無「恥」之輩。使之「存恥格之風」。(註九)他又提倡「重厚」、「節義」、「耿介」等,(註一○)以教人取法乎上,,人人以「修己」工夫為實踐聖人之道的第一步。

   就積極的意義言,修己之後,要能安人,安百姓;否則,亦應引以為「恥」。他說:「恥之於人大矣!不 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註一一)炎武此種關切生民休戚的態度,即為他強烈的經世心志之表現。炎武的建議薊門地方官于公,在陝甘地區設置 官倉,儲藏糧食,為千百萬百姓請命者,亦表現其強烈的安人,安百姓的心志。他說:「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 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為稍能任 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怠於其職乎?」又說:「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 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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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真按:顧炎武的經世方法論 真按:眼光要放遠大 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於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救民水火,莫先於此。」(註一二)炎武所以不厭其煩,再三向于公解釋田賦的徵收,應「徵其本色」等便民措施,為急不可緩之事,實因其救民心切之故。

  炎武因救民心切,故其治學,皆以實用為主。他強調的「經世致用」之學,實即是安人,安百姓之學。真按:對顧炎武經世之學的批判 真按:脩己以安人 真按:經世之學的對象 真按:脩己以安人 他所謂的經世之「世」,真按:對顧炎武經世之學的批判 真按:真按:經世之學的對象 顧炎武的經世之學 自係指當世;真按:經世的義界 所謂致用,真按:幾種經世義界之商榷 即是求用於當今。他的考古,目的在求知今;明古,在求解今;據古,在求論今。惟其如此,才能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真按:探始與顛覆 真按:經世之學的對象 真按:探本 真按:經世之學的對象 真按:顧炎武的考證方法論 (註 一三)以「日知錄」為例,此書是炎武平生志業所在,考據精詳,方面多,氣象規模大,為清代各門學問的發軔。(註一四)然炎武寫作是書的目的,絕非為單純的 考據,而是求用於今。即治經學,亦以活用於當世為鵠,絕非乾嘉時代死守訓詁、音韻、考據,鑽到「故紙堆中」的學者可比。真按:引古籌今 真按:日知錄在亭林學中的份量 真按:日知錄的目的 真按:經世之學的對象 真按:日知錄與經世之學 真按:顧炎武的經世方法論 由此可見,炎武所謂的「行己有恥」,其積極一面的意義,即是以天下生民安危休戚為己任。炎武標出「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二語,同為聖人之道,亦足以說明其「行己有恥」之訓真按:行己有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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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非以「修己」工夫為已足。真按:行己有恥

   炎武一生,持守方嚴,行己嚴峻,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均無愧其「有恥」之訓。他嘗自述其志行 說:「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落,絕無閹然媚世之習。」(註一五)其生平自處為「硜硜踽踽之人」,(註一六)而不願徇眾人之好,枉道以從人:「『大匠不為 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若徇眾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夫道之隆污,各以其 時,若為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註一七)炎武因自守如此之卓,故雖在危急之時,亦不肯屈節求人。如明桂王永曆 九年(清順治十二年),炎武為仇家葉氏所陷,真按:葉方恆 被 囚繫於葉氏奴家,危在旦夕,摯友歸莊急為求救於錢謙益,謙益欲炎武自稱門下,始許為援救。歸莊知炎武素鄙謙益降清,志節可議,必不肯屈己,又恐失去謙益之 援,因此代炎武修書一刺上謙益。炎武聞之,急索刺還,索之不得,遂列揭文於通衢以自白。(註一八)他如清康熙十年,以「非死則逃」堅拒大學士熊賜履柬招明 史館職;(註一九)康熙十七年,以「刀繩具在,勿速我死」,固辭學士葉方藹和韓菼博學鴻詞科之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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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康熙十八年,以「身殉」其嗣母王氏「無仕異代」遺命,力卻葉方藹纂修明史之招等,(註二 一)雖皆源於炎武民族思想之濃厚,誓不仕清,要亦為其「行己有恥」之訓的具體表現。錢穆認為,炎武雖不談身心性命,而其「行己有恥」之精神,足為一輩高談 身心性命者,樹一至堅實之模範,(註二二)實非過譽之論。

  第二節 顧炎武的民族觀-夷夏之防真按:夷夏之防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外族入侵之時,漢民族基於民族文化的存亡絕續,皆曾起而作激烈的保衛之戰,如南 宋末年的抵抗蒙古人即然。然亦多有賣國求榮、認賊作父的漢奸之徒,使得民族氣節面臨考驗。例如當清人揮戈南下時,江南各地志士固起而作激烈的抵抗,遺民相 率投入此一民族保衛戰爭,然為虎作倀,為清軍前驅,屠戮我同胞者,亦不乏漢民族將士兵卒,此實為一極可嘆之事。在民族思想若晦若現之際,幸有遺老王夫之 等,極力闡揚民族思想,恥事異族,以維繫民族文化自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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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之正氣因之綿綿不絕。

  顧炎武「是一位具有深度種族中心主義色彩的儒家學者」,真按:種族主義 真按:夷夏之防 (註 二三)早年曾參加抗清運動,已如本書第二章第三節所述。事敗之後,毅然束裝北遊,與殘明遺老相過從,以民族氣節相砥礪。他對夷夏之防,具有極深刻的認識, 他認為在滿人征服中國,頒佈一連串的薙髮,改衣冠的命令之際,中華文化已面臨威脅,故當時最急迫的工作,莫過於中華文化的保衛和延續。他說: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夷夏之防,春秋之志可知矣。真按:春秋大義 ……論至於尊周室攘夷狄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註二四)

由上述可以明顯看出,炎武對於君臣之分與夷夏之防的見解,他是同意孔子略去管仲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的。故炎武雖不排斥忠君的重要性,但他認為忠君與民族文化的存亡相比,乃屬次要,在二者不可得兼之時,炎武似乎主張應以夷夏之防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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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五)惟沈嘉榮就另一觀點立論,認為炎武的君臣之分不敵夷夏之防的觀點,乃是針對清人已經入主中 國,朱明王朝已經傾覆,君臣關係已不復存在,攘夷問題已成當務之急的特定歷史條件之下而提出的,故以君臣關係與夷夏之防,並視為炎武所強調的「春秋大 義」,(註二六)其說亦有可採之處。真按:沈嘉榮

   對於當時盛行的「素夷狄行乎夷狄」之說,炎武提出他的看法。炎武認為所謂「素夷狄行乎夷狄」,並非 盡去中國之倫常,以「奉其令,行其俗,甚者導之以為虐於中國」;處於「夷狄」滿人的統治之下,中國人應採「處夷狄之邦,而不失吾中國之道」的方式,方才足 以保全中華文化於不墜。他強調,六經所載,「帝舜滑夏之咨,殷宗有截之頌,禮記明室之位,春秋朝會之書,凡聖人所以為內夏外夷之防也,如此其嚴也!」故不 可如文中子之抱持「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毀吾道以殉之。」的態度,而把滿人當作中國合法的統治者;真按:合法性危機 否則,即淪為民族的罪人。炎武呼籲當時的中國人,要把眼光放遠一真按:疑當作點字 在被滿人征服期間,要堅守儒家的傳統,等待恢復一日的來臨。他說:真按:有待

  「夫興亡有迭代之時,而中華無不復之日,若之何以萬古之心胸而區區於旦暮乎真按:真按:顧炎武的經世方法論 真按:眼光要放遠大 有待哲學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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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七)根據炎武在上述「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所論,與其生平事蹟相對照,炎武之考求山川風俗疾苦利病,綜論歷代政教經濟風俗之得失,而提出的一套經世主張,真按:經世主張--顧炎武 顯然是期待在漢人推翻滿清政權之後,用以付諸實施的。因此,炎武所期待的「王者」、「撫世宰物者」,當係指領導漢人推翻滿清政權,重建漢民族政府的革命英雄。真按:經世之學的對象 真按:經世主張--顧炎武

   炎武的迫切期待有「王者」起而推翻滿清政權,明顯地表示,他認為明朝的滅亡和滿人的入主中國,不僅 是一個易姓改號的「亡國」問題,而是漢民族遭到奴戮,中華文化瀕臨「亡天下」的浩劫。他明確地提出「亡國」和「亡天下」的區別。他說:「有亡國,有亡天 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註二八)炎武進一步地說明,易姓改號,只算「亡 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一般不得其位,不食其祿的人民是不必與聞的;至於「仁義充塞」的「亡天下」,則作為民族的一個成員,是有其義不容 辭的責任的,即炎武所謂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註二九)因此,炎武的矢志不事二主,以及他一生的恢復明室的活動真按:顧炎武的反清復明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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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僅是忠於明室的行為,抑且是保衛漢族文化的表現。(註三○)

   炎武反對夷狄的漢化,他對中國傳統含有濃厚文化意義的民族觀念-「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持不同的意見。炎武根據歷代胡漢接觸的史實而得到結論,認為一旦夷狄「明習漢法,睹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 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學得中國的一套縱橫之術後,一定會造成中國的邊害,真按:防堵方法 如 歷史上的五胡之亂與土木之變,即為夷狄遷徙內地,甚至入居近畿,讓夷狄學得中華文化的結果。基於歷史的教訓,炎武主張遵循古代聖人的馭夷辦法,將夷狄視同 「禽獸」一般地隔開:「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縱使帝德廣被,有時接受夷狄的朝謁,向化之誠,「請 納梯山之禮真按:原誤作』亦 宜於貢事完畢之後,導夷狄以指南之車,使其歸父母之國,不使襲服衣冠,築室京師,滯留不歸,以避免滋生事端。炎武分析冒頓單于無窺中國之心與五胡亂華的原 因強調,秦漢之際,中國因楚漢的相爭,累載用兵,人戶彫盡,而北邊的匈奴曠世雄主冒頓單于,東滅烏桓,西擊烏孫,其國力空前強大,且曾圍困漢高祖於平城, 但冒頓單于終不入中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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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原因為冒頓「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羶罽美於章紱。既安其 所習而樂其所生,……為生不習漢故也。」至於五胡亂華的發生,則導源於東漢桓帝以後,「遷五部匈奴於汾晉」,漢胡雜居;晉武帝時,復授其酋長以都尉之官 職,使匈奴得習中國之兵法,因萌叛逆之志,遂乘八王之亂起而為禍中原;鮮卑等部,尤而效之,終於造成五胡亂華的大動亂。(註三一)

  至於漢人的胡化,炎武尤其反對。他認為中國的禮法制度,以至於日常生活的衣冠、器物等,皆極完美,斷無中國之人「反效戎虜之俗」的道理。他強調「以中國之人,效犬戎之服,忘貴從賤。」不但是「良為可恥」之事,而且根據歷史事實證明,真按:考證方法論 每當中國仿效、崇尚胡服胡俗之時,必予國家帶來災難。例如東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箜、胡笛、胡舞,真按:原字誤从候. 京都貴戚亦競相效之,結果導致「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的空前胡禍。又如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因士大夫及其妻女公開採用胡服胡帽,唐玄宗又好羯鼓,故有安祿山的反叛。再如明英宗以後,中外官舍軍民,「戴帽穿衣,習尚胡俗,語言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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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學胡俗,垂纓插翎,尖頂禿袖。」結果有「遼東之難」的發生。(註三二)

   由上述兩段敘述可知,炎武不但反對夷狄的漢化,抑且反對漢人的胡化。吾人就文化的觀點看,兩個不同 文化類型民族的融合,每能產生新生的力量。中國歷史上的五胡之亂,固為漢民族的悲劇,然未嘗不是中華文化擴大綿延的契機。自五胡之亂後,南人染有胡人剛強 純樸之風,逐漸去其懦柔之習;胡人亦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不復蠻悍是尚,終於胡漢不分,共熔於中華民族的大洪爐,啟開隋唐的盛世和輝煌燦爛的高度文化。中 華文化之能歷久彌新,中華民族之不斷擴大與發展,乃拜融合四邊民族與文化之賜,故吾人實無取於炎武狹隘的民族觀念,未盡同意他嚴夷夏之防的主張。真按:種族歧視 真按:種族主義 不 過,吾人如進一步觀察,炎武在明亡之後,誓不仕清,提出「知恥」之說和狹隘的民族觀念,教人要嚴夷夏之防,實有其苦心的。吾人由炎武強調「夫興亡有迭代之 時,而中華無不復之日」,即可理解炎武時刻都在等待恢復中華之日的來臨,他固不希望滿人漢化,以加強統治中國的能力;更不願漢滿化,真按:疑當作人 忘身事讎,愧辱「有恥」之訓,「失吾中國之道」。(註三三)

  炎武為一身體力行的學者,其基於滿漢民族之觀點,嚴夷夏之防,已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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