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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突破了傳統小說以事件情節為結構的框架，實現了從「情節小說」向「情緒小說」的演變，顯示了浪漫 抒情小說根本的特徵：散文化和詩化的傾向。《漂流三部曲》（郭沫若）、《一個流浪人的新年》（成仿吾）、《音樂會小曲》（陶晶孫）等都是淡化情節，濃化情 緒，飽含作者強烈的感情體驗，富有詩情意境，逼近作者的個性與氣質，因而成為個性主義在小說領域的重要體現，開創了現代小說的新體式。

　 　在創作方法上，這類小說以浪漫主義為主，同時又兼採某些現代主義技巧⑭。受弗洛伊德泛性學說的影 響，不少作品寫夢、寫潛意識，《喀爾美羅姑娘》、《殘春》（郭沫若）就把夢作為潛意識的一種表現來寫，按照精神分析學說來寫夢。《木犀》（陶晶孫）則表現 人物變態的性心理，也有弗氏的明顯影響。一些小說接受德國表現派的文學主張，不是反映外部客觀生活，而是著力表現作者主觀品性氣質，認為藝術不是再現，而 是「表現」。如《青煙》（郁達夫）、《殘春》、《喀爾美羅姑娘》（郭沫若）就都採用了表現主義的幻影、夢境手法。至於現代主義小說的常用技巧意識流，更是 被多位作家所化用。《陽春別》、《殘春》（郭沫若），《將過去》（林如稷），《木犀》、《音樂會小曲》（陶晶孫）等都是如此。《將過去》是一篇大量運用意 識流技巧的小說，時空跳躍，潛意識的表現，奇特的聯想，醉後的感受，隱居中的孤獨感……呈現出濃郁的現代派色調。這派作者是20年代在小說創作中最早受現代派文學影響的群體。

　　浪漫抒情派小說是五四文學中最明顯受西方文學影響的文學現象。德國浪漫派文學中，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施托姆《茵夢湖》有多種中譯本，屠格涅夫的小說散文《初戀》、《前夜》、《父與子》也成了五四文學界譯介的熱點，盧梭《懺悔錄》頗受浪漫抒情文學青年的鍾愛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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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詩人果爾蒙的田園詩、英國湖畔詩人華茲華斯詠嘆大自然的詩篇、俄國浪漫派詩人普希金、英國浪漫主 義詩人雪萊的詩作，都在這派作家中激起回應。他們還欣賞與吸收了尼采、弗洛伊德的思想，吸納了王爾德唯美主義、法國象徵主義、德國表現主義等「新浪漫主 義」這些「世紀末」果汁。他們受西方文學和日本文學的影響是廣泛而博雜的。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原有特徵，那些原始的傳奇格調和近世的幻想趣味，法國文學中 的宗教的神秘與熱烈，英國文學中對自然之神的崇仰與感傷，並未在五四文學中明顯地被採納與表現出來。五四浪漫抒情派文學集中地抒寫出感傷、憂鬱、孤獨的情 調，郁達夫曾稱之為「殉情主義」，鄭伯奇則稱之為「抒情主義」，「十九世紀初期英法德俄各國平民作家那種放蕩的精神，古代追懷的情致，在我們的作家是少有 的。我們所有的只是民族危亡、社會崩潰的苦痛自覺和反抗爭鬥的精神。我們只有喊叫，只有哀想，只有呻吟，只有冷嘲熱罵。所以我們新文學運動的初期，不產生 與西洋各國十九世紀（相類）的浪漫主義，而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所特有的抒情主義」。⑯五四浪漫抒情派小說以自我表現為中軸，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和濃重的感情 投影。五四時代追求個性解放、肯定自我價值的風氣，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叛逆意識，對光明理想的憧憬和感傷苦悶的心理波瀾、憂鬱浪漫的情懷，在作品中都有出 色的表現。個性主義的張揚是他們最突出的精神印記。就藝術表現而言，則是浪漫主義的基調上加進了某些現代主義的音符，這種自我寫真的抒情小說更新了傳統的 小說作法，豐富了小說的體式，以較高的美學價值，為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作出了歷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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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葉紹鈞　許地山　冰心

　　葉紹鈞（1894—1988），名聖陶，江蘇蘇州人。1914年開始文言小說的創作，1919年發表在《新潮》上的《這也是一個人？》，作為他最早引起文壇注目的白話小說，提出了婦女人格和社會地位的問題，在當時的「問題小說」潮中有一定的地位。20年代，葉紹鈞相繼出版《隔膜》、《火災》、《城中》等五個短篇小說集。1928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倪煥之》作為新文學初期少見的長篇創作（也是他自己唯一的長篇小說），具有拓荒的價值。葉紹鈞是新文學開創期最早取得較高知名度的作家之一。

　 　葉紹鈞的小說創作經歷了由問題小說向較廣的社會現實拓展的過程。初期的「問題小說」，從《新潮》時 代到參加文學研究會之後的二三年間，葉紹鈞以「愛」與「美」的追求，回答嚴峻現實對他的提問。《潛隱的愛》、《伊和他》等就是這樣的作品。在那些描寫婦女 兒童、農人的小說裡（如《兒童》、《小銅匠》、《曉行》、《寒曉的琴歌》），傾注著葉紹鈞誠摯的愛心。在江南小鎮擔任小學教員的葉紹鈞，以學校為基地，把 他的目光投向周圍更為廣闊的生活，使他的小說呈現出較為開闊的社會畫面。小市民的灰色生活就是他在這時期表現得最為成功的對象。《晨》生動地記下了作者對 小市鎮之晨的一瞥，把不同身份、個性的市民階層的人物寫得入木三分，曾受到朱自清的推崇。《隔膜》、《遺腹子》等篇無情地諷刺了小市民無聊、庸俗、空虛、 陳腐的心態和習氣。這類作品在現代文學史上有著獨特的價值。

　　以教育界、學校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在葉紹鈞的全部小說作品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他是帶著自己豐富的生活閱歷走進新文學開拓者的行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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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的教員生涯（從1912年 開始，他歷任小學、中學、大學教員達數十年之久），使他對現代中國教育界的情形了解得深切詳明，對學校生活的各個側面觀察得細緻入微，對教員和學生的思想 狀態、希望欲求、心理活動瞭如指掌。作為中國現代教育史的見證人，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像葉紹鈞這樣多方面地、深刻地、成功地描寫了教育界的種種現象和心 態，並無第二者可與之匹敵。葉紹鈞是新文學史上最早出現和最有成就的「教育小說家」。

　 　暴露舊中國教育界黑暗的內幕，並透過教育界而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整個舊社會，是葉紹鈞「教育小說」的 基調。他以身臨其境般的感受和同情，相當深刻地反映了下層知識分子（主要是中、小學教員）在舊社會貧窮悲苦的生活狀況。剋扣窮教員薪水以飽私囊 （《飯》），學款充作軍餉，學校變成「學店」（《半年》），反動當局對教員的迫害（《一篇宣言》），軍閥混戰逼得教員疲於奔命（《潘先生在難中》）……表 達了兼教員、作家於一身的葉紹鈞從一個側面對舊中國現實的透闢剖析。

　 　與此同時，葉紹鈞對作為知識階層一部分的教員，也有著嚴峻的解剖與審視。《搭班子》裡的擇如、《校 長》中的叔雅、《前途》中的惠之，尤其是名篇《潘先生在難中》裡的潘先生……這些人物心靈的污垢與細菌，在葉紹鈞筆下都被剔抉而出：軟弱、自私、動搖、畏 葸、空虛。潘先生是一個帶有濃厚小市民氣味的卑瑣形象，他的苟安僥倖的心理和表裡不一的性格被刻畫得淋漓盡致。1925年以後葉紹鈞在五卅慘案的衝擊下，更多地看到了教員知識分子身上出現的革命、反抗的一面，《抗爭》中的郭先生是這樣，《城中》的丁雨生亦是如此。《夜》寫於四一二事件後半年，較早在小說中對國民黨製造的白色恐怖進行了憤怒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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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有力的抗議，並且塑造了一對為革命獻身的教員夫婦，讚揚了知識階層中先鋒分子的英雄氣概；通過烈士老母始而恐懼、終則覺醒的過程，顯示了普通民眾在血腥的現實面前昂首奮進的堅強決心，情節發展以明暗兩條線索交叉推進，也頗具匠心。

　　《倪煥之》（1928年） 是葉紹鈞唯一的長篇小說。它幾乎動用了作者在教育界生活的主要積累。在小學教員倪煥之的身上，葉紹鈞比較完整地寫出了知識分子從辛亥革命到小說問世前一年 的四一二事件這一段期間的追求與遭遇。倪煥之是一個有著崇高追求和美好理想的熱血青年，他抱著「教育救國」的宗旨，滿腔熱情地獻身於自己的事業，儘管這種 教育本身帶有相當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還是為社會惡勢力所不容。他把一切希望「懸於教育」、企圖以教育改造社會的努力碰壁了。他所追求「理想愛情」也與他 的「理想教育」一起遭遇到危機，妻子金佩璋與他的隔膜也越來越深。他從潛心於教育改革到最後在革命者王樂山的影響下投身社會革命的洪流，但又經受不了革命 的曲折，在苦悶、彷徨、軟弱、動搖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這正是當時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尋求真理之路的真實寫照。《倪煥之》展現了20年代某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性格演變史。倪煥之的性格由於被置放在一個比較廣闊和較為長久的時空環境中，發展有層次，側面也較豐富，前後對比鮮明。但小說後半部顯得不如前半部緊湊。小說中有的人物（如王樂山）形象不夠豐滿，結構也不很嚴密，不過，在20年 代長篇小說還相當冷清的時候問世的《倪煥之》，是顯示了作者趨向成熟的現實主義風格的，在文學史上具有一定的意義。無論是短篇，還是長篇，葉紹鈞這些以知 識份子為主角的小說都浸漬著一種作為知識者的作家的自省意識，為魯迅致力的「改造國民性」的命題又增添了一個重要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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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紹鈞幾乎沒有寫過工人題材，在僅有的幾篇農村題材的作品中，《多收了三五斗》反映30年代「豐收成災」的畸形社會現實，十分成功地表現了農民的痛苦和不幸，是當時動亂的農村的一幅灰色剪影。小說以「露胸朋友」群相為主角，藝術構思上顯得頗為別致。

　 　葉紹鈞小說的突出藝術成就，在於他對「灰色人生」的冷靜觀察和客觀描寫，表現了鮮明的現實主義的特 徵。他善於把自己的意圖和感情隱藏在客觀的敘述之中，在情節的發展中，讓人物通過自身的語言、行為和心理、神態等來表現他的性格，而不外加任何主觀的發揮 與評價，潘先生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是一個適例。作家的冷雋、客觀的風格色彩並不排斥他的內在熱情和主觀見解，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很有些主觀見解」，只是 寄託在「不著文字的處所」罷了。冷靜觀察和客觀描寫，在葉紹鈞小說風格的諸因素中最為突出。他帶著一雙透人的觀世的眼，冷靜地諦視著蜷伏在舊中國暗陬一角 裡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他的內心滿蘊著悲憫之情，而在落筆之際卻藏而不露、冷雋含蓄，「意」常見於言外，情不外露文中，當然這絕不是超然物外，冷漠無情。 從《苦菜》到《多收了三五斗》，葉紹鈞對農民的同情深深地潛伏在不動聲色的筆致後面。

　 　同情與諷刺兼備，是葉紹鈞對小市民知識份子用筆的基本特色。對於潘先生、吳先生（《飯》）、叔雅 （《校長》）以及《一包東西》、《英文教授》等作品的主人公，在生活的碾盤重壓下的知識者，作者看不慣他們的怯弱、空虛、玩忽職守、自私自利，不由要刺它 一下，期望他們有所改變；但是他也深知他們的甘苦，造成他們這些不良表現的原因是複雜的，有時他們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些人物身上沾有的細菌是那 個黑暗社會的賜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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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在嘲諷的同時又毫不含糊地把筆鋒穿過這些人而指向其背後的黑暗現實制度，從而使他的批判現實主義達到了一定的深度。這樣有諷刺、剝露，又有同情、理解，而這兩方面又都含蓄不露，於是諷刺也就顯得溫婉、醇厚，不失葉紹鈞客觀寫實的基本風格。

　 　結構多變、精於布局，講究結尾饒有餘味，是葉紹鈞小說風格的又一方面。《倪煥之》以一個人的遭遇為 縱線，輔以縱橫交織的人際網絡。《多收了三五斗》無一中心人物，頗有散文風，《金耳環》以「戒指」一物貫穿全篇，寫了一個士兵的悲劇，《遺腹子》寫女人的 七次生養，力避寫法的雷同，而《抗爭》、《多收了三五斗》、《前途》、《潘先生在難中》、《風潮》等不少小說結尾的藝術匠心，尤見功力。葉紹鈞小說的結構 藝術頗似作家故鄉蘇州園林的格局，尺幅之間，峰迴路轉，前後的呼應，彼此的勻稱，都有精心的設計，走出園門，還令人回味再三。早在20年代，評論者就高度肯定了葉紹鈞是和魯迅一樣講究結構的少數小說家之一。

　 　同所有五四小說家一樣，葉紹鈞也受到外國文學的啟發。他最初「作小說的興趣可說由中學時代讀華盛頓 ‧歐文的《見聞錄》引起的」⑰，但是他不模仿歐文的詩味風格，他羨慕歐文那種清新的創意，他對「灰色人生」的冷靜客觀再現與同情諷刺兼具的風格，顯然與契 訶夫小說異曲同工。他對小人物卑瑣人物的刻畫，也得陀斯妥耶夫斯基「抹布」情結的精髓。但是葉紹鈞的創作對外國小說的借鑑了無痕跡。他的小說文字整飭、嚴 謹、平實、純正，既無歐化的成分，又沒有半文半白的現象，十分講究規範化，即使是從最嚴格的語法學的角度來審視其作品，都是經得起推敲、耐得起咀嚼的。葉 紹鈞的文學語言沒有五四作家常有的歐化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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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和嚴肅踏實的寫作態度，使葉紹鈞的文學作品為中國現代漢語的規範、純潔、健康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葉紹鈞是文學創作的多面手。短篇小說最為擅長（相對說來，他缺少駕馭長篇的藝術魄力），在童話創作上則是現代中國童話的開山。從1921年開始創作《小白船》到1923年出版結集《稻草人》和1931年出版《古代英雄的石像》，葉紹鈞把現實世界引進童話創作的領域，注重兒童情趣和教化作用，有著鮮明的中國特點。葉紹鈞作為文學研究會的一位代表作家，在五四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

　　許地山（1893—1941），筆名落花生，出生於台灣省台南府城（今台南市）。他的創作一開始，也匯入了問題小說的熱潮之中，卻出手不凡，顯出了與葉紹鈞‧冰心、王統照、廬隱等人不同的奇彩異趣。

　 　他的小說故事往往發生在緬甸（《命命鳥》）、印度（《商人婦》）、新加坡（《醍醐天女》）、馬來西 亞（《綴網勞蛛》）等異域，國內的「生活區」大多在閩、粵等地（《換巢鸞鳳》、《黃昏後》等）。可以說，許地山（以其第一個短篇小說集《綴網勞蛛》為代 表）的小說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這異域色彩：彩雲繚繞的瑞大光塔，碧浪翻湧的「干多支」，人跡罕至的叢莽森林以及椰樹、蒲葵、檳榔、大象、孔雀，美妙的「雀 翎舞」，動聽的「巴打拉」……一切都呈現著馥郁清新的南國風情與異域色彩。其次是他小說中的宗教氛圍：法輪學校、《八大人覺經》、乞食、禮拜、涅槃、晚 禱、講經說法、極樂寺、放生池，還有敏明、加陵以情死為超度，尚潔以宗教精神對待生活中的不幸以及惜官的樂天知命、克己容人，又使許地山的小說流溢出某種 宗教的氣息。第三是在情節上，幾乎都貫串著一條愛情的線索，如《命命鳥》中的加陵與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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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婦》中的林蔭喬與惜官、《綴網勞蛛》中的長孫可望與尚潔、《換巢鸞鳳》中的和鸞與祖鳳、《枯楊 生花》中的雲姑與日暉乃至《黃昏後》中的關懷與其亡妻，這些男女主人公悲歡離合、清妙幽婉的愛情故事，都相當曲折離奇。異域色彩、宗教氛圍、愛情線索的交 織融合構成了許地山初期小說傾向於浪漫主義傳奇的三個主要因素。實際上，這三者也不妨說是罩在這些作品上面的三重「紗幕」，隱伏其下的是作者深沉的身世之 痛、家國之感和良苦用心。

　　許地山祖籍廣東，出生在台灣，後隨全家落籍於福建龍溪。少時即飽嘗顛沛流離之苦，及長則獨自謀生於漳州和緬甸仰光。1917年， 當了幾年教員的他又隻身來到北京讀大學。這樣的經歷既開擴了他的見聞，又使他深味了生活的艱難。他的父親和兩個兄長曾親身投入保家愛國的戰爭和起義。幼受 庭訓，在他的思想中積澱下關注民生疾苦、國事安危的愛國民主意識。一旦提筆創作，他自然要利用自己所有、別人所無的特殊生活經歷，把他的小說世界移置於異 國他鄉的土地上和蒼茫浩渺的「海世間」，而其本意卻是借異域寫故土，表現了許地山式的否定現實的獨特方式。當然，許地山筆下的東南亞、「海世間」並非他的 理想國，這裡也有專制、欺騙、背叛，也有對人的尊嚴的踐踏。這位孩提時代就生活在佛教氛圍裡，後又曾加入基督教的燕京大學神學院的學生，時時感到人道主義 和宗教思想的矛盾。

　 　《命命鳥》講述仰光一對青年男女——世家子弟加陵和俳優之女敏明因愛情受到家庭反對，遂雙雙攜手投 湖自盡的故事，有力地控訴了封建婚姻制度對青年的戕害，也流露出明顯的消極出世、重返「極樂國土」的宗教情緒。敏明和加陵在遍遊幻境以後，看透了人世的污 濁，想到人生的彼岸尋覓一方淨土。他們最終選擇了這樣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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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容攜手共涉湖水，「好像新婚的男女攜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死亡、殉情，在這對戀人看來，有一種超塵脫俗的魅力，故事的結局處理得頗為別致，富於傳奇性。

　 　《商人婦》中的惜官、《綴網勞蛛》中的尚潔，都曾被丈夫遺棄，後歷遭劫難、流落異邦，但她們在命運 的撥弄面前，以宗教的容忍心、苦樂觀處事待人。惜官被發達致富的丈夫賣給一個印度商人，在印度商人病故後，她又重遊舊地，千里尋夫而不果。在她看來，「人 間一切的事情本來沒有什麼苦樂的分別，你造作時是苦，希望時是樂；臨事時是苦，回想時是樂……」這種苦樂無別的達觀的信念，既有沉穩堅毅的積極面，也有某 種消極面，無不體現著作者人生觀的二重性。他的小說裡徘徊著釋迦和基督的幽靈，他的主人公常常用宗教的教義自慰亦以慰人，在人生的種種磨難面前泰然自處， 這固然寄託著他無所寄託的無望的希冀；另一方面，作為文學家和宗教學者的許地山，在本質上，是從哲學的角度來對待宗教的，這使他的作品頗富宗教哲理色彩。 他也以在文學創作中表現出宗教意識與宗教熱情而被稱為「中國的夏多布里昂」。

　 　《綴網勞蛛》裡的尚潔，得失隨緣，不求聞達，一切都任其自然，「表面看來是逆來順受的弱者，實際上 卻是達天知命的強者」⑱，她的這種人生態度並沒有導向對現實人生的否定，卻進一步強化了人物生存的意志，是有積極意義的。「綴網勞蛛」包含了作者對人生的 一種深刻獨到的隱喻⑲，人生如「網」、人世如「網」，這「網」既來自客觀現實，又來自人類自身的主觀精神，社會對人的制約和人與社會的關係緊相交織。許地 山把對人生的思考探究推到了哲學的、形而上的境界。可見，他真實的意圖是從教義裡「拈取一片」，放進一個他自認為合理的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