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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是書前十卷為銅器銘文及碑刻拓本目錄，依時代先後羅列，石刻各注立石年月，撰、書人名。後二十卷為題跋502篇。全書所收石刻一千九百餘種。按：歐、趙二家所集，皆墨本、目錄、題跋三者配合，後代則往往歧為三途：一錄文或匯集拓本影印，二目錄，三題跋。

　3.《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

　宋洪适撰。正編成於乾道三年正月，續編成於當年十二月。共收漢碑碑文、碑陰等258種，魏晉石刻17種，附收漢晉銅鐵器銘及磚瓦文20餘 種。先將隸書石刻文字用楷體寫出，異體字保留原狀。然後分別附加考釋，涉及史事、人物、形制、所在地及文字釋讀等。《隸釋》自第二十捲起附錄《水經注》、 《集古錄》、《集古錄目》、《金石錄》等書中有關漢代石刻的資料，便于考核。現存專門集錄、考釋石刻之書以此為最早，《四庫提要》稱“自有碑刻以來，推是 書為最精博”。惜《隸續》殘缺不全，後人以洪氏《隸圖》補之，仍不足二十一卷之數。

　4.《寰宇訪碑錄》十二卷

　清孫星衍、邢澍撰。為收錄石刻種類較多的一部石刻文獻目錄。全書依時代著錄周秦至元代石刻8000餘種，包括部分瓦當銘文。每件石刻注明撰人、書人、書體、立石年月和所在地，原石佚者則注明引用拓本藏家。據孫星衍自序，孫氏曾得邵晉涵集錄海內石刻名目副本，又親自拓錄所見石刻，並與王昶、錢大昕、翁方綱、馮敏昌、阮元、黃易、武億等金石收藏家互通有無，真按：翁方綱與孫星衍 真按：翁方綱交友資料 真按：翁方綱交游考 最 後由邢澍訂補成書。作為一部全國性石刻總目，該書仍有遺漏，為之訂補者有：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五卷、羅振玉《再續寰宇訪碑錄》二卷、《寰宇訪碑錄刊 誤》一卷、劉聲木《續補寰宇訪碑錄》二十五卷、《寰宇訪碑錄校勘記》十一卷、《補寰宇訪碑錄校勘記》二卷、《再續寰宇訪碑錄校勘記》一卷。孫星衍收藏金石 拓本豐富，曾與嚴可均合輯《平津館金石萃編》，以補王昶《金石萃編》之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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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頤煊又利用孫氏藏品撰《平津館讀碑記》。皆為世重。

　5.《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

　清王昶撰。書成於嘉慶十年。收周秦至宋、遼、金金石銘刻1500餘種，以石刻為主，銅器銘文僅十餘則，又兼及少量瓦當、泉范。真按：詞：范1 〔fn ㄈㄢˋ〕〔《廣韻》防鋄切，上范，奉。〕1.昆蟲名。蜂。《禮記‧檀弓下》：“范則冠而蟬有緌。” 鄭玄 注：“范，蜂也。” 孔穎達 疏：“蜂頭上有物似冠也。” 五代 羅隱 《蟋蟀》詩：“范睡蟬老，冠峨緌好。”2.通“ 笵 ”、“ 範 ”。型範。俗稱模子。《荀子‧強國》：“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 王先謙 集解引 郝懿行 曰：“刑與型同，范與笵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如：銅範，錢範。3.通“ 笵 ”、“ 範 ”。規範，法式。《鶡冠子‧王鈇》：“主無異意，民心不徙，與天合則，萬年一范。” 漢 揚雄 《太玄‧文》：“鴻文無范。” 范望 注：“范，法也。”4.姓。5.同“ 範 ”。 全 書依時代排列，每件銘刻文字都注明尺寸、出處等。自序云：“秦漢三國六朝篆隸之書多有古文別體，摹其點畫，加以訓釋。自唐以後，隸體無足異者，乃以楷書寫 定。凡額之題字，陰之題名，兩側之題識，胥詳載而不敢以遺。”又云：“至題跋見于金石諸書及文集所載，刪其繁複，悉著于編。前賢所未及，始援據故籍，益以 鄙見，各為案語。”本書網羅宏富，且將金石目錄、錄文、題跋結合為一編，體例精嚴，故一向被視為清代金石學集大成者。查考石刻文字資料及相關考證成果，此 係較常用之要籍。王昶另有《金石萃編未刻稿》三卷，收元代石刻80種，1918年羅振玉影印行世。續補《金石萃編》者有孫星衍、嚴可均《平津館金石萃編》、黃本驥《金石萃編補目》三卷、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四卷、王言《金石萃編補略》二卷、陸耀遹《金石續編》二十一卷、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劉承幹《希古樓金石萃編》十卷等。

　6.《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

　清陸增祥撰。本書是《金石萃編》一書補充、訂正之作中較為豐富完備的一種。作者生於嘉慶二十一年，卒於光緒八年。生前此書未得刊行，至1925年 才由劉承幹出資刻成於天津，校刊者為王季烈、章鈺，歷時七年。章鈺序云：“其書就《萃編》原書補入後出各刻，計二千餘種。原書疏誤，則據舊本及精本訂正。 體例差同，采校益慎。”《凡例》云：“第就所獲拓本，較其已錄之文，補其未錄諸刻。間于他處借錄，亦必目驗拓本，不敢據金石家書及友人錄寄之文率錄炫 博。”所以本書體例之精嚴，真批：因果詞彙要慎用，焉可以其老王賣瓜之詞而妄下斷言耶！ 採擇之廣博，均不在王書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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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後所附《金石札記》四卷、《金石祛偽》一卷、《元金石偶存》一卷皆經心之作，並為世重。

　7.《語石》十卷

　清葉昌熾撰。這是一部筆記體的石刻通論性專著。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自序云：“訪求逾二十年，藏碑至八千餘通，朝夕摩挲，不自知其耄。”又云：“上溯古初，下迄宋元，元（玄）覽中區，旁徵島索。真按：詞無！待查！ 制作之名義，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 標 題之發凡，書學之升降，藏弆之源流，以逮摹拓裝池，軼聞瑣事，分門別類，不相雜廁。”“都四百八十六通，分為十卷。”“但示津途，聊資談圃。”又宣統元年 三月自記云：“此書脫稿後越二月，即奉視學甘肅之命，度隴見聞，略有增益。丙午歸里，養疴瀆川，再加釐訂，去其複重，距辛丑寫定又八年矣。”知此書最後寫 定在宣統元年（1909）。 卷一以朝代為序，概述先秦至元代石刻；卷二以地域為別，論述各地及域外石刻；卷三卷四論石刻內容及碑帖區別；卷五論碑刻以外各種石刻；卷六論碑文文體、撰 人、書人、刻工等；卷七卷八論碑刻書寫；卷九論碑文格式及避諱；卷十論石刻“版本”及傳拓裝池等。此書之於石刻學猶葉德輝《書林清話》之於古書版本學，而 精謹或過之。近人柯昌泗撰《語石異同評》，對《語石》多有補正，而體例不改，可以並觀。

　8.《千唐志齋藏志》

　近人張鈁集。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千唐志齋在河南新安縣鐵門鎮，1935年張鈁建。真按：詞：鈁1 〔fn ㄈㄤ〕〔《廣韻》府良切，平陽，非。〕1.古代容器。即方形壺。或有蓋，青銅製。用以盛酒漿或糧食，盛行於 戰國 末至 西漢 初，陶製的多是明器。《恪齋集古錄》第二五冊引 漢 《建平鈁銘》：“銅鈁容六斗，重三六斤。”2.放射性元素，符號Fr。最穩的同位素，半衰期為21分定鐘。鈁2 〔fn ㄈㄤˇ〕同“ 紡1 ”。徐珂《清稗類鈔‧礦物‧地層化石》：“ 博山 西南 顏神鎮 雪音閣 之下，為石炭紀，有鈁錘蟲、腕足類。” 本書收千唐志齋藏西晉至民國墓志拓片1360件（包括西晉1、北魏3、隋2、唐1209、五代22、宋85、明31、清1、民國6），所據拓片為郭玉堂舊藏，依墓主葬期為序。1983年文物出版社影印。

　9.《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十卷《補遺》一卷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真按：中研院線上目亦有作志者，然亦大陸版書.故徑改作誌也.

　趙萬里撰。收漢魏至隋墓志拓本609通，力求整紙初拓、足拓本，影印為圖版部分。每種墓志記年月日、拓本尺寸、行字數、書體、出土地，並對有關史實加以考證，重要題跋選附於後。本書為隋以前墓志拓本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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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線裝本。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趙超編《漢魏晉南北朝墓志匯編》，真按：中研院線上目無！ 是趙萬里書所收墓志的增訂錄文本。

　　10.《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選。1988年起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收拓本約二萬種。大都是整紙拓本，凡經名家收藏、批校、題跋者，首先入選。時代上自先秦，下至民國。每種拓本注明尺寸、真偽優劣及授受源流等。為一大型石刻資料匯編。

　　11.《唐代墓誌彙編》

　　周紹良主編。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收出土唐代墓志四千餘種，係錄文加標點斷句而成，附有較詳細的人名索引。

　　12.《新中國出土墓志》

　　中國文物研究所等編。收1949年以來新出墓志，已出河南卷二冊、陝西卷二冊。時代上起先秦，下至民國初年。包括說明、圖版、錄文，為新出石刻資料之系統整理匯編，有特別重要的價值。

　　13.《石刻題跋索引》

　　楊殿珣撰。本書為檢索歷代石刻題跋出處的索引工具書。所收有關石刻題跋目錄137種， 《凡例》稱：“本編所收書籍，以論石刻者為主，其專論金文者不錄；以有關考證者為主，其專評書法者不錄。凡只錄石刻文字者，雖無題識，而詳記行款字體，可 資考核者，一併錄入。”全書分石刻為七類：墓碑、墓志、刻經、造像、題名題字、詩詞、雜刻。各類之內，大體依時代先後排列。每件石刻大字列其題目，小字注 其出處。如墓碑類第一條：“周仲尼比干墓題字，趙崡，石墨鐫華（一）2下。”說明《周仲尼比干墓題字》，見於明趙崡《石墨鐫華》第一卷第二頁下半頁。同一件石刻有多人題跋者，則重複立目，排在一起。書後附有四角號碼條目索引。商務印書館1941年初版，1957年增訂再版，1990年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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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刻文獻的價值

　　1.史 料價值。宋歐陽修《集古錄》自序稱：“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所謂闕，即史傳失載；所謂謬，即史傳誤載。補史之闕、正史之謬，就是石刻 資料的史料價值。石刻史料中較常見的是墓碑和墓志，墓碑樹立于墓前，墓志埋在墓裡，內容都是墓主的生平傳記。這些傳記往往不見於史書，或者見於史書而記載 較簡略，對史書的補充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至於糾正史傳之誤，前人指出的也為數眾多。

　 　民國年間，洛陽出土《漢司徒袁安碑》，馬衡為之跋云：“碑中所敘事跡，與《後漢 書》明帝、章帝、和帝等紀及本傳合。”又云：“拜司徒之月日，《章帝紀》作癸卯，《碑》作己卯。按元和四年六月己卯為十三日，不值癸卯，即此亦可作不偽之 證也。”（《凡將齋金石叢稿》）《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即元和四年，是年秋七月壬戌詔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六月“癸卯，司空袁安為司徒”。《袁 安碑》癸卯作己卯，查是年六月一日為丁卯，本月無癸卯日，只有己卯日為十三日。由此可見《後漢書》的“癸卯”當是“己卯”之誤。

　　《世說新語‧排調》：“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張乃撫掌大笑。”劉孝標注引《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又引《荀氏家傳》曰：“隱祖昕，真按：荀昕 樂安太守。父岳，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嶽之簡化…○按：吳恆昇氏中華文化網文本作岳. 中書郎。”河南出土《晉故中書侍郎潁川潁陰荀君墓志》，為荀岳墓志，荀岳不見史書，此志可補史書之闕。墓志云：“君，樂平府君之第二子。”可知劉孝標注引《荀氏家傳》所載荀昕官“樂安太守”，當為“樂平太守”之誤。真按：平安為詞故誤也. 荀岳墓志又稱荀岳官“中書侍郎”，凡五見，知劉孝標注引《荀氏家傳》載荀岳官“中書郎”，當為“中書侍郎”之脫誤。至於荀鳴鶴事跡，荀岳墓志亦提供了一些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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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岳夫人為東萊劉仲雄女，生男隱，字鳴鶴，年十九，娶琅邪王士瑋女。又碑右側：“隱，司徒左西曹掾。”（參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晉荀岳墓志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排調》）真 按：茲錄吳恆昇氏中華文化網箋疏原文以供參考：【箋疏】〔一〕　晉書陸機傳吳士鑑注曰：「荀岳墓碣云：『岳字於伯，小字異姓，樂平府君之第一子。夫人東萊 劉仲雄之女。息男隱，字鳴鶴。隱，司徒左西曹掾。子男瓊，字華孫。』又歷敘岳之官閥，自本郡功曹史至中書侍郎。案世說注引家傳：『岳父昕，樂安太守。』當 據碑作『樂平』以正之。家傳：隱官廷尉平，而碑作左西曹掾。蓋初為廷尉平，而終於西曹掾，亦當以碑為得實。劉仲雄名毅，有傳。惟荀昕不見史傳，碑又不敢直 書其名。攷魏志荀攸傳：攸叔父衢。裴注引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位至濟陰太守。』疑昕與祈即一人，因字形相近而誤。或曾歷濟陰、樂平兩郡，而碑與 傳各舉其一耳。」　嘉錫案：荀岳墓碣見芒洛冢墓遺文三編，題為墓誌銘，略云：「君樂平府君第二子。」碑陰又云：「岳字於伯，小字異妵。」考妵字始見左傳昭 二十一年云：「宋華妵居於公里。」說文云：「妵，女字也。從女，主聲。」廣韻上聲四十五厚云：「妵，天口切，人名。」吳氏引作「樂平第一子」，又引作「小 字異姓」。蓋諦視拓本不審耳。碑立於元康五年十月，而云「息男隱，字鳴鶴，年十九」。隱雖蚤卒，未必即死於是年。然則碑言隱官司徒掾，蓋立碑時之官。家傳 言歷廷尉平，蚤卒，則其最後之官。吳氏以為終於西曹掾，非也。樂平君之名，以其字伯旗推之，當是旂常之旂。作祈與昕者，皆傳寫之誤。 歐陽修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即指此類。佳例甚多，此不更舉。

　　2.文學價值。葉昌熾《語石》卷六《碑版文體》之一：“金石刻詞，昭示無斁。秦漢諸碑，炳焉與雅頌同文。《古文苑》一書大抵皆采自金石文字。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採之簡化字. 即 隋唐以下鴻文巨製，亦往往而有。試以任昉、劉勰諸書考其流別，翰藻斐然，莫不具體。”石刻文字，就文體而言，包羅甚廣，但仍以傳記文最豐富，因為墓碑、墓 志數量最大，無非為人物立傳。其中名家佳作甚多，是傳記文學的寶庫。至於這些墓碑、墓志中的文學家事跡，如《王之渙墓志》（見《曲石精廬藏唐墓志》）所記 王之渙生平事跡，可彌補王之渙兩《唐書》無傳之遺憾。真按：王之渙傳記資料 同時《唐詩紀事》稱“之渙，并州人，與兄之咸、之貴皆有文，真按：王之貴 真按：王之渙之家世 天寶間人”。據《墓志》知之咸乃之渙堂弟，真按：王之咸 之渙卒於天寶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五十五歲。《唐詩紀事》所記“兄之咸”、“天寶間人”均未確（參岑仲勉《金石論叢‧續貞石證史》）。此類石刻史料，從事古典文學研究者宜專意獵取。

　 　葉昌熾《語石》卷四《詩文》又云：“大抵石刻詩篇，頗有世所不恒見，可以補歷朝 詩選之缺。淵明之《歸去來辭》，坡公之《赤壁賦》書者非一人，刻者非一石，遞相摹拓，此亦如王侍書之法帖而已。余所見石刻賦，惟樓異《嵩山三十六峰賦》， 僧曇潛書（建中靖國元年），筆意逼肖長公。易祓《真仙岩賦》，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巖之簡化字.下同. 在 融縣。梁安世《乳床賦》，在臨桂之龍隱岩。并皆佳妙。此三人皆無集行世，賦選亦不收，賴石刻以傳耳。詩餘濫觴于唐而盛于宋，故唐以前無石刻。巴州有《水調 歌頭》詞，刻于崖壁，無撰人、年月，行書跌宕，宋人書之至佳者。其次則唐括夫人之《滿庭芳》詞，米書淮海《踏莎行》，其詞其書皆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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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葉昌熾總結了石刻文獻對於輯集古代詩詞佚作的價值。其實，歷代學者大都已注意到這一點，尤其是各地方志的纂修者，都非常注重地方碑刻文獻。事過境遷，原碑不存或剝蝕嚴重，後人又從地方志中間接網羅石刻資料，這樣的方法在總集編纂中已被普遍採用，這裡不再舉例。

　　3.文字學和書法價值。歷代碑刻，有古文、篆、隸、楷各種字體，而且保存了數量相當大的別體字，秦公、劉大新在前人基礎上輯《廣碑別字》，收入碑刻中的別體字字頭3450餘個，重文別字21300餘個。這是研究漢字發展演變的重要資料。至於書法，臨摹古代碑刻拓本，更是習用的方法，從《石鼓文》到漢隸，到魏碑，到楷書、行書、草書，可說各體俱備。歷史上又有許多集刻法帖，容庚《叢帖目》有系統著錄，大都是為書法臨摹之用。

　　4.經 學和宗教史料。我國儒家經典有刻石的傳統，東漢刻《熹平石經》以後，有魏《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五代《蜀石經》、北宋《二體石經》、南宋《御書石 經》、《清石經》等，現唐、清石經完好保存，其餘有殘石存世。研究歷代石經，成果很多，是經學和金石學的交叉學科，一向很受重視。佛經刻石也很多，最有名 的是北京房山石經，從隋朝到清初，刻石15000餘塊，佛經1000餘部，其中有88部佛經為其它藏經所未收。另外，這些佛經有不少刻經題記，是重要的佛教史料，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和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石刻組編有《房山石經題記匯編》，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

五、其他出土文獻

　　上面所舉甲骨、金文、簡帛、石刻四方面為出土文獻大宗。除以上四方面外，尚有多種多樣的出土文獻，約舉若干如下　

　　（一）盟書。最著名的是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在侯馬市晉城遺址發掘出土的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晉國卿大夫盟誓留下的“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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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出土地而稱為“侯馬盟書”。共五千餘件。用毛筆寫在玉石片上，字跡大多為紅色，也有黑色。長度約18—32厘米，寬度約2—4厘米。已匯為《侯馬盟書》于197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同類的晉國盟書還有1980年河南省博物館等單位在河南溫縣武德鎮西張計村晉國盟誓遺址發掘出土的“溫縣盟書”一萬餘件。誓詞用墨書寫在玉片上。數量超過侯馬盟書。這些盟書對研究古代盟誓制度、晉國歷史及古文字學，都有重要價值。

　　（二）璽印。我國古代印章起源很早，春秋末期至戰國時期已普遍使用，一直沿用至今。古代印章質地多為銅。其餘則有金、銀、玉、骨、陶、石等。大體分官印和私印。北宋王俅《嘯堂集古錄》已開始著錄古代璽印。清代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收錄古印萬餘枚，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是著錄較豐富的一種。近人羅福頤著《古璽匯編》、《古璽文編》、《古璽印概論》、《漢印文字徵》，是研究古璽印的重要參考書。清代以來出土了一些戰國陶文，大都是印文，在文字學上有一定價值，顧廷龍先生撰有《古陶文孴錄》一書，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屬於古陶文字典。清代以來還出土了不少封泥，是官印的印跡，屬於秦、漢時期遺物，吳式芬、陳介祺合撰有《封泥考略》十卷，收錄849枚。近人周明泰輯有《續封泥考略》六卷。璽印對研究古代官制、地理、古文字及篆刻藝術均有重要價值。

　 　（三）磚瓦文字。磚、瓦都是建築材料，很早即開始使用。由於上面有紋飾和文字， 所以很早就為人們注意。宋代洪适《隸續》已著錄有東漢永初、建初的磚文，清代出現了專門著錄磚文的書，如清代馮登府《浙江磚錄》、吳廷康《慕陶軒古磚圖 錄》、呂佺孫《百磚考》、陸心源《千甓亭古磚圖釋》等。專門著錄瓦當文字，有清代朱楓《秦漢瓦當圖記》、畢沅《秦漢瓦當圖》、程敦《秦漢瓦當文字》、近人 羅振玉《唐風樓秦漢瓦當文字》。198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徐錫台、樓宇棟、魏效祖合編《周秦漢瓦當》是這方面的新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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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瓦文對研究文字學、民俗學以及古代建築史都很有價值。在考古學上，磚瓦文對判定遺址、墓葬的性質、名稱及年代均有幫助。

　 　（四）紙質出土文獻。紙質出土文獻以吐魯番出土文書最有名。吐魯番古屬車師前 王，西漢元帝初元元年在此設戊己校尉，始稱高昌壁。以後又歷高昌郡（東晉）、高昌國（北朝）、西州（唐）、高昌回鶻（宋元）諸階段。這裡處於古代東西交通 要道，是西域著名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中心。這一地區的風俗，長期以來以文書隨葬，或以廢紙為死者製作俑、棺、靴鞋、冠帶、枕衾等。由於西北地 區乾燥，這些隨葬的紙質文獻得以保存下來。20世紀初，俄、德、日、英等國的探險家多次來新疆盜掘，掠走大批文書，現分藏各國，陸續被公布于世。1959年至1975年 我國考古工作者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和文書。這些新出土的數萬片漢文文書已由唐長孺等專家整理為《吐魯番出土文書》平裝釋文本和圖文對照精裝 本兩個系列陸續出版。這些文書包括帝王詔令、臣民奏表、官府符牒、訴訟辭狀、公私籍帳、僧俗契券、商旅書牘、抄本古籍等。古籍中有亡佚的鄭玄《論語注》、 東晉孫盛《晉陽秋》、隋薛道衡《典言》、佚名《急救章注》等，有傳世典籍《尚書》、《毛詩》、《禮記》、《千字文》、《唐律疏議》及佛經等。除漢文外，還 有少數民族及外族文字如突厥文、吐蕃文、回鶻文、吐火羅文、佉盧文、梵文、粟特文等多種文字資料。是研究中古時期高昌、西域及中原王朝歷史的重要史料，已 形成國際性的學問“吐魯番學”（參《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王素“吐魯番文書”條）。

　　紙質出土文獻較有影響的還有1970年山東省博物館在山東鄒縣、曲阜縣交界處九龍山南麓的明魯荒王朱檀（卒於洪武二十二年）墓中發掘出的元版古籍：《朱子訂定蔡氏書集傳》六卷三冊、《增入音注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三十卷六冊、至正二十二年武林沈氏尚德堂刻《四書集注》十九卷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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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治元年彭氏鍾秀家塾刻《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六十卷二冊、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以意定也！ 至 元二十四年武夷詹光祖月崖書堂刻《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三十六卷二冊等七種。其中《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北京圖書館原藏一部，潘宗周寶禮 堂故物，一向被定為宋刻本，魯王墓中出土本與北圖本係同版，唯卷三十末刻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書堂”一行，知係元至元二十四年月崖書堂刻本， 北圖一部誤定為宋本，是因為刻書記一行佚去。可見出土文獻在保存原貌方面確較傳世文獻更可靠。

　　我們在從事古典文獻研究中，應隨時留心出土的相關資料，充分利用出土文獻提供的新證據、新信息，以使我們的研究成果建立在更可靠的史料基礎上。當然，出土文獻要充分發揮其作用，仍有賴于我們對傳世文獻的熟讀深思，這是必須切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