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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是有主觀性必須涉入的，這也是歷史解釋所不可避免的。

　 　歷史中常包含著令人驚訝的大量變數，因而在作某種主題研究時，便不可免的牽涉到了選擇；既然是選 擇，便介入了主觀性，而這也正是為什麼是如此而不是那樣的原因，許多是這而不是那，就造成了一個比較性的不同面貌之呈現。比如說，對於劉宗周，在本文研究 中，並不以他作為一個環節人物，這就是一種「選擇」。透過選擇，企圖展現儒學經世層面發展的一條軸線，當是本文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所在。當然，除了作者本 身的主觀性外，也必然要有史料來作為作者選擇、解釋的依據，這是歷史研究的通識——史料就是證據。

　 　「經世思想」的研究，一向是傳統儒學中較為脆弱的一環，現代學者在使用「經世」一詞時，其意義與指 涉也常模糊不清，此皆反映經世思想尚是一片有待墾殖的領域。筆者雖欲在此有所用心用力，唯正如前所言，本文在研究上係採取脈絡研究法，以幾個主要論題為中 心，因之疏陋與限制之處，必在所難免。如相對於東林顧、高的同時，徐光啟已與西教人士有所來往，有系統的實用之學已經展開，這在經世思想研究上，本是極重 要之一環，然而筆者因無科技背景，遂無能深入，此一缺失昭然自在，固不必自諱。又如明末清初「氣的哲學」之展開，乃是此時期另一重要研究領域，本文亦力有 未逮。總之，在本文行文之旨趣與脈絡下，如上之闕失與限制必定仍多，則筆者當以此自惕自勉，以俟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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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１：見蕭一山「經世釋義」（經世半月刊發刊詞），『非宇館文存』，頁九。

註２：引見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十三期（民國七十三年六月），頁二七。

註３：見中研院近史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民國七十三年四月），目次。

註４：見黃俊傑對「宋代經世思想與行動研討會」的報導。漢學研究通訊第五卷二期（民國七十五年六月），頁六五－七一。

註５：見漢學研究通訊第五卷一期（民國七十五年三月），頁二○的報導。唯該會議迄今尚未結集論文出版。

註６：同註４。

註７：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份思想之分析﹄，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四年六月。

註８：劉莞莞﹃復社與晚明學風﹄，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四年六月。

註９：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土論文，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註１０：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通訊第二期（民國七十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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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八三－九六，「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十六期（民國七十六年六月），頁三七－六六。

　　以上兩篇論文均與經世文編類書籍研究有關。黃克武另有一篇論文亦與經世思想有關，「明清經世思想與歷史觀」，第二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七十六年，中興大學歷史系），頁二二三－二七一。

註１１：劉廣京、周啟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十五期上（民國七十五年六月），頁三三－九九。

註１２：石錦「略論明代中晚期經世思想的特質」，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四期（民國六十一年五月），頁二○二－二一九。

　　何佑森「明清之際學術風氣的轉變及其發展」，民國六十二年國科會補助研究著作。

　　山井湧『明清思想史【日文】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部，一九八○年十二月。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案此文於民國五十二年發表於四川大學紀念顧炎武誕生三百五十年學術討論會，後收在謝氏著『明末清初的學風』（台北，仲信出版社翻印），頁一－五八。

　　趙宗正「清初經世致用思潮簡論」，哲學研究（一九八三年三期），頁五四－六○。

　　張顯清「晚明心學的衰落與實學思潮的興起」，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二年四月），頁三○七－三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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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天瑜「試論儒學的經世傳統」，孔子研究第三期（一九八六年九月），頁二七－三八。

　　林聰舜『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七十三年七月）。

　　林保淳「舊命題的全新架構——明清之際的經世思想」，幼獅學誌第十九卷四期（民國七十六年十月），頁一七○－一九二。

　　王家儉「晚明的實學思想」，香港大學國際明清史研討會，一九八五年；民國七十五年國科會輔助研究著作。

　　力濤「論明清實學的基本特徵」，船山學報總七期（一九八七年五月），頁九○－九五。

　　溝口雄三「論明末清初時期在思想史上的歷史意義」，史學評論第十二期（民國七十五年七月），頁九九－一四○。

　　李焯然「論儒家的經世精神」，儒學發展的問題及前景研討會（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一九八八年）。

　　辛冠潔主持的「明清實學思潮」研究，參閱辛冠潔的「漫說明清實學思潮」（上）（中）（下），發表於此間國文天地第四卷三、四、五期（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九月、十月），頁七四－七八、頁七二－七五、頁七二－七五。

註１３：見『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劉廣京序。

註１４：有關民國初年的激烈反傳統主義與思想的研究，參林毓生「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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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二文，收在氏著『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二年八月），頁一二一－一三八、頁一三九－一九六。

註１５：曾昭旭『王船山哲學』，台北，遠景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二年二月。

註１６：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六年九月。

註１７：參孟森『明清史講義』（台北，里仁書局，民國七十一年九月），第二篇第五章。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台北，食貨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二月）。溫功義『明末三案』（台北，谷風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九月）。王家儉『晚明的實學思想』等。

註１８：山井湧著、盧瑞容譯「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之學」，史學評論第十二期（民國七十五年七月），頁一四一、一四七、一五六－七。案山井湧所區分的經世致用之學的三大類為：實踐派、技術派（包含天文曆算、農田水利、兵學武器…等）及經史之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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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東林學派、東林書院、東林黨

　 　關於「東林」，實是明代萬曆以後集學術、書院講學、政治行為等多重複雜現象的一個代名詞。已有多種 名稱讓我們來指稱其所呈現的各個面向，如東林學派、東林書院、東林黨等。就其政治行為而言，固可以稱之「東林運動」，這是林麗月在其論文﹃明末東林運動新 探﹄中的用法（註１）；就其學術性而言，則通常以東林學術、東林學派稱之；就其民間講學而言，萬曆三十二年（一六○四）在無錫興建的「東林書院」是其講學 所在。而就萬曆朝以來朝中所興起的因「立場」不同而產生的政治辯論以及環繞「三案」——梃擊、紅丸、移宮案等——而產生的「黨爭」，當時人已自用「東林 黨」與「非東林黨」來區別。由此，已可見其所牽涉現象之複雜。

　　「東林」此一稱呼之最先產生，是起緣於「東林書院」之興建（註２）。而以顧憲成、高攀龍講學於此而聞名；著名的「東林會約」便出自顧憲成之手筆，係當日東林書院院規。

　　但是，「東林書院」因為政治原因之故而迭遭興毀。魏忠賢當權，打擊東林黨人，拆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東林書院遂成瓦礫。至崇禎元年（一六二八）雖得復建，然規模不大；逮至清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始有續修，稍稍恢復舊觀，然講學精神與內容已因時代變遷與昔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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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當日之盛。

　 　東林學派，便是一群以講學於「東林書院」為主的朝野人士之集合，這群人士，係以顧憲成、高攀龍為 主。黃宗羲著「東林學案」，共列有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孫慎行、顧涇凡、史孟麟、劉永澄、薛敷教、葉茂才、劉元珍、耿橘、許世卿、黃尊素、吳鍾巒、華 允誠、陳龍正等人，大致已將當時主要東林學派人士列入。東林學派之講學，有其一定宗旨，但卻決非僅止於講學，渠輩往往「裁量人物、出位論政」，不同於過去 的書院講學家。上述這種情形，主要是在顧憲成罷官歸里之後，尤其是在李三才事件上，「出位論政」曾引起軒然大波；其時尚未引起黨爭，但已導其淵源。清趙翼 在『廿二史劄記』中云：

　　　萬曆中無錫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東林書院，為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慕之。其從鄒元標、馮從吾等，又在京師建首善書院，亦以講學為事。趙南星由考功郎罷歸，名益高，與元標、憲成，海內擬之為三君，其名行聲氣，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事，遂總目為東林。（註３）

逮 顧氏逝世以後，東林書院以亦罷官謫居的高攀龍為首，繼續東林講學的宗旨——宗朱及排王學左派。另一方 面，當時之朝政，也在「三案」起伏中逐漸形成了兩「黨」之對立，水火不容，所謂「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對立之勢，實已形成。「黨」的稱謂，在中國傳統上 向來不是一個好的稱呼，因此黃宗羲說東林黨名為小人所強加；（註４）但究之當時形勢，實已確然如此。（註５）因此，今日我們用黨的稱呼來表達當時之政治局 勢，雖與明代人士用「黨」之義不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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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的稱謂，確然是在研究當時史實時可以成立的。

　 　尤其是魏忠賢得勢之後，東林講學漸與東林政治分途。一方面是東林講學已相當謹慎，高景逸在講學上已 無出位論政之情形；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由顧氏所啟導的「君子、小人」之分早已釀成，並在朝廷中擴大為兩股勢力的對立，即「東林黨」與非「東林黨」。根據魏 忠賢一派人士所編以用來整肅東林黨人土的名錄（『東林黨人榜』、﹃東林點將錄﹄等），（註６）東林黨人的成份已因政治因素而趨於複雜。且與東林學派、東林 書院不復有絕對關係，而成為各自分途的發展。以「東林學派」而言，自早期曾任朝官的顧、高到後來的高景逸之弟子吳覲華及後人高彙旃，已純屬地方人士；以東 林黨而言，自早期學術立場分明的學派人土，到後來的複雜之政治鬥爭；以東林書院而言，自初建時的特殊風格與學術宗旨，到因黨爭而迭興迭毀，逮至明末清初 時，書院雖再興建，卻已完全流入程朱學派，僅僅自學術立場而言，亦與顧、高時期的精神全然迥異。

　　「東林學派」、「東林書院」及東林政治行為，在早期是合一的，但至後來，實已分途發展，這種變化，是吾人研究東林時必須加以注意的。

　 　就本章而言，其主題、範圍係以研究早期東林——亦即顧、高時期的學術思想、書院講學及其政治行為、 理念為主。集東林學術、講學、政治於一的是顧憲成的時代，所謂以顧、高為主的東林，指的也是顧氏生前的顧、高，逮顧氏逝世之後，上述的東林之變化實已漸釀 而生。因此，本章對於三案、黨爭亦即政治上的東林與學術上的東林分化以後的局勢都擯去不述，而專以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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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於一的顧、高時代之東林為主，蓋筆者認為，此時期的東林，從思想史來看，實有重要的意義，它正是儒學開始轉型與過渡的一個時期，值得研究。（註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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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註１：林麗月﹃明末東林運動新探﹄（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七十三年七月）第一章緒論。

註２：高攀龍「東林會約序」、吳興祚「東林原志序」、宋犖「重修東林書院碑記」三文，對於東林書院創建，有詳細的敘述：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龜山楊先生始，今東林其?比處也。自元以來蕪廢久矣，復之於邵二泉先生，王文成之記可考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於顧涇陽先生。

　　昔宋賢楊龜山先生游寓梁溪時，講學東林，其名遂著……明儒邵二泉、顧涇陽、錢啟新、高景逸諸公追慕前徽，不泯其澤，即其地創為書院，以祀（楊龜山）先生，歲時率其徒講習于中，相為砥礪。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為寓公於毘陵十八年，數往來梁溪。故毘陵、梁溪皆有先生書院，在毘陵者曰道南，在梁溪者曰東林。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是明正德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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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人邵文莊公寶規復之，王文成公為之記。……尋亦廢。萬曆間，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相繼營今址，重建書院麗澤。……書院之左為特祀先生，以羅胡七君子配而揭其楣曰：「道南祠」。歲集友士為會，至者嘗千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以上三文均引見高廷珍等纂輯﹃東林書院志』（台北，廣文書局影印，民國五十七年七月。）卷十六，文翰二；及卷五，文翰一。

　　另參趙承中「東林書院雜考」，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六年第二輯（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頁一六三－一八二，對此亦有詳盡敘述。

註３：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台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卷三五，頁五○四，「三案」條。

註４：參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卷五八，東林學案一。

註５：『明史稿﹄顧憲成傳即云：

　　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為東林。（列傳第一一一）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註６：目前尚存的這種名錄，起碼有八種。除﹃東林黨人榜﹄、『東林點將錄』外，尚有﹃東林朋黨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