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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乾隆五十四年到六十年（1789—1795）亦每因「亂倫」及「多殺人命」之案而自責云：「民俗之未醇，自由教化之未至，朕披閱之下，不能不引以為愧」，而要求督撫等「以化民敦俗為首務」等等相近似之言，﹝37﹞ 更是明顯以「教化」為重的表現，由此可見乾隆之蒐輯遺書，實以「教化」為考慮，初猶未慮及所謂「一人之私」的政治動機，其後即令加入政治動機的因素，亦不 能排除其「教民化民」的原始動機。學弟曾聖益考查《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和存目的標準，而得出「重視經典教化之功，及提倡實用之學之目的」、「重實用重教 化，為傳統儒者之理想，亦是《四庫全書》編纂之主要精神」的結論，﹝38﹞亦可為本節論述旁證。真按：四庫全書的編纂宗旨 真按：四庫全書編纂之動機

　　乾隆帝如同余英時先生所指的歷代皇帝一樣，「兼具公私兩重身份」，﹝39﹞在私的方面，他自認是「讀書人」，因此具有傳統士人「改造世界」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36﹞　《御製詩四集‧改教》，卷79/7b—8a/冊8：《清高宗實錄》，卷1127/1b—2a/57/冊23。

﹝37﹞　見《清高宗實錄》，卷1324/6a一7b/922/冊25、卷1382/32b一34b/551-2/冊26、卷1384/13b—14b/577—8/冊26、卷1474/12b—15a/695—6/冊2/等處所言。

﹝38﹞　曾聖益：《四庫總目經部類敘疏證及相關問題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頁246—247；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一章〈經世實學〉，頁22—64所論，經世、淑世、入世的目標之背後亦隱藏了「教化」的意義，惜周氏未加析論。另外謝蒼霖、萬芳珍：《三千年文禍》（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頁507，認為乾隆文字獄不但「對付在位的中上層士人」，也「對付不在位的下層士人」。這種禁燬刪改擴及全面的現象，也可以反證乾隆不是針對某一階層的「教化」觀點。真按：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39﹞　余英時先生：〈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頁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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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但他在公領域又是一位執行國家職能的統治者，具有無可推卸的牧民的君師之責，﹝41﹞因此無論從公或從私，乾隆以「教化」為己任的態度，應該是毫無疑問的，這也就是他要下令蒐輯天下遺書，編纂《四庫全書》最原始的動機之所在。真按：四庫全書編纂之動機

㈡理想士民的要求

　　乾隆教化的動機，自然和其設想的目的相關，身為士人與統治者雙重身分，且深受程朱理學影響下的乾隆，其心目中理想的士民應該是何種形象，不但是教化目的所在，也是他禁改著作判準的原始來源。「理想士民」的內涵，可由清朝頒佈以曉諭全體人民的「聖訓」中得知，蓋崇奉「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原則理想的滿清皇帝，自有其一貫教化的原則，故乾隆之際的「理想士民」之「訓導原則」，實亦承襲康熙帝（1654—1722）在康熙九年（1670）十月癸巳日所頒之諭，真批：此處明顯在暗度陳倉，讀者小心！（將焦點由乾隆轉嫁至康熙，企圖混過去了，可能找不到乾隆的直接證據，故取巧如此！但此程序上之暇疵，實要不得！乃為己論述，無所不立，演其極者，鹿可為馬矣！） 康熙云：

朕維至治之世，不以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樸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

﹝40﹞參見余英時先生：〈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猶記風吹水上鱗》，頁159—160和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頁25所論。林毓生的「五四精神」之論亦可參考，見林毓生：〈邁出「五四」以光大「五四」〉，《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聯書店，1988年），頁38。

﹝41﹞傳統中國的國家職能有六：鞏固統一、集中財富、駕馭人民、推行教化、興修水利、調節經濟。見岳慶平：《家國結構與中國人》（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頁39-44所論，而「推行教化」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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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凌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善良，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棍】木-8-12 注音一式 ㄍㄨㄣˋ 解釋 1.棒子。如：木棍﹑鐵棍﹑警棍。　2.無賴﹑不正派的人。如：惡棍﹑賭棍﹑神棍。 真按：國無！待查！詞：【蠹棍】害民的惡棍。 清 黃六鴻 《福惠全書‧錢穀‧催徵》：“以閭閻有限之脂膏，而供蠹棍無窮之朘削，究與催科毫無補益。” 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蠹】虫-18-24 注音一式 ㄉㄨˋ 解釋 1.蛀蟲。說文解字˙蠹字˙段玉裁˙注：在木中食木者也。如：木蠹。唐˙　李賀˙堂堂詩：十年粉蠹生畫梁，飢蟲不食堆碎黃。　2.從中敗損或侵耗財物的人。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商君書˙修權：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3.蛀爛、腐蝕。呂氏春秋˙季春紀˙季春：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唐˙韓愈˙雜詩：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 萑苻之劫掠時聞，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萑苻】 注音一式 ㄏㄨㄢˊ　ㄈㄨˊ 解釋：位於河南省中牟縣西北的沼澤。因葦密容易藏身，故盜匪常藏匿其中以殺人越貨。後比喻盜匪藏聚的地方。左傳˙昭公二十年：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或作萑浦。按：溥與苻，亦輕唇與重唇爾.【萑苻】1.澤名。《左傳‧昭公二十年》：“ 鄭國 多盜，取人於 萑苻 之澤。” 杜預 注：“ 萑苻 ，澤名。於澤中劫人。”一說，凡叢生蘆葦之水澤皆可謂之萑苻之澤，見 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後以稱盜賊出沒之處。 明 吳承恩 《贈邑侯湯濱喻公入覲障詞》：“盜息萑苻，凈掃鼪鼯之跡；訟清枳棘，坐消雀鼠之風。” 清 招廣濤 《募兵》詩：“不見萑苻中，流劫日縱橫。”2.指盜賊；草寇。《明史‧李俊傳》：“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 沈昌眉 《和弟》：“攫人無魑魅，禦人無萑苻。” 郭沫若 《少年時代‧黑貓》：“在宣布獨立以後，更由萑苻餘孽一變而為 豐 沛 功臣。”3.水楊的別名。 唐 蘇鶚 《蘇氏演義》卷下：“水楊，蒲楊也，枝勁細紉，作矢用。或言萑苻，亦水楊也。”參閱 明 李時珍 《本草綱目‧木二‧水楊》。 讐忿之殺傷疊見。真按：康熙盛世？？ 陷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真按：謂犯罪觸法者. 宥之則憲典難寬；念茲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雍睦】 注音一式 ㄩㄥ　ㄇㄨˋ 解釋：和睦、和好。宋書˙卷八十一˙顧覬之傳：覬之家門雍睦，為州鄉所重。南史˙卷二十五˙到彥之傳：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亦作雍穆﹑雍和。 「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窩逃】 注音一式 ㄨㄛ　ㄊㄠˊ 解釋：藏匿逃犯。福惠全書˙卷二十三˙保甲部˙功罪賞罰：保長勾通匪類，窩賭窩逃，所為不法。詞：【窩逃】窩藏逃犯。《清會典‧刑部五‧督捕清吏司》：“凡窩逃之罪，減逃者一等。” 「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以上諸條，作何訓廸勸導？及作何責成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爾部詳察典制，定議以聞。﹝42﹞

這篇諭旨把康熙帝對社會的期許和訓導的原則說得很清楚，同年十一月己卯日「通行曉諭八旗，并直隸各省府州縣鄉村人等，切實遵行」，﹝43﹞其實際成效，康熙則希望是「臣清子孝，兄友弟愛。人人皆讀正書，勉盡職業，國安民治，盜賊寧息」。﹝44﹞到雍正二年（1724）二月雍正帝將這「十六條聖諭」「復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聖諭廣訓》」，雍正三年四月命全國「童蒙即加誦讀，真按：摘要-教 育知自幼童始，而今始童習什麼？英文，遊戲…，焉有習聖訓者？世不日下，豈有其理！康雍承明弊極之後，故往往有不逮者，所謂救之不暇，乃墜惡之？今則承清 末極弊之後，乃又如何訓育？則三民主義之初，馬列毛思想之教，亦知此之要矣．然其效驗如何？今民主投票，人之－趨向，自是由聖而俗，由天而民，乃淪胥以 敗，只日月耳. 縣府考覆試時

﹝42﹞　《清聖祖實錄》，卷34/10a-11a/461/冊4。

﹝43﹞　《清聖祖實錄》，卷34/21a-b/466/冊4。

﹝44﹞　《清聖祖實錄》，卷251/17a/492/冊6，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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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背錄一條，方許錄取」，軍中則「每月朔望，齊集兵丁，宣讀講聽」。﹝45﹞乾隆二年（1737）真批：此亦今莒光日之類也.然成效如何，實在在人，而不在制度爾.人非一二，乃風俗民心也. 八月命各有司「實心宣講，多方勸導，務使遠方僻壤之民，共知遵守，是訓是行」；乾隆八年（1743）閏四月飭地方官實心講說，凱切開導，以覺世牖民，而得「一道同風之盛」。﹝46﹞ 可見自康熙始，即把此「十六條」當作社會教育的指導準則，李建興以為清朝的宣講之法：「有唱有白，入情入理，極有效之社會教育也。」他又認為這「十六條」 所代表的「清代社會教育目標，無非在豢養士子，不要犯上作亂，安分守己，為地方表率，謀所以輔佐治術，安定政治」而已，故與「作育人才」無干，﹝47﹞李氏從學校和知識教育的立場發言，故有此論。實則此「十六條」訓廸的對象是所有士民，且其目的乃在造就「良民」，並非要「作育人才」，是行為的並非能力的教育，真按：疑有誤! 注重的是教化功能，而非處事應變的才能，這是康熙以來社會教育一貫的目標。

　　乾隆的教化原則和目標，自然不會違背其父祖「臣清子孝，兄友弟愛。人人皆讀正書」之類的期許，不過他曾自述自己的行事是：「志在魯《論語》，行在〈虞典〉謨」，﹝48﹞有關《尚書》作君作師等以教化為己任的思想態度，前文已述及，至於「志在魯《論語》」的意思，可藉其父雍正的話來瞭解，雍正帝說：

﹝45﹞　《清世宗實錄》， 16/1b-4a/265-7/冊7、卷31/32a—b/481/冊7。

﹝46﹞　《清高宗實錄》，卷49/4a—5a/833-4/冊9、卷190/15b-18a/449-451/冊11。

﹝47﹞　李建興：《中國社會教育發展史》（台北：三民書局，1986年），頁114-7。

﹝48﹞　《御製詩二集‧齋居讀書效白居易體》，卷22/3b/冊3，作於乾隆十六年（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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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之實，使萬世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人心以正，風俗以端。若 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彝倫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 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不肖之儔，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使非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理制何以達？……人第知 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49﹞

乾隆固然非雍正，但乾隆自承「六十年來，恭閱祖宗《實錄》，周而復始」，﹝50﹞ 則以雍正所論作為乾隆之志，應不致產生太大的偏差。由前述諸文，可知乾隆社會教育的理想亦不外是「倫紀明、名分辨、人心正、風俗端」，也就是「臣清子孝， 兄友弟愛。人人皆讀正書」一類的表現，這當然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要求，也是統治者的要求，所以雍正纔說「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這並非表示這些傳統 共有的教化理想，完全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事實上剛好相反，「統治者如要持久地保有江山，必須與人民的想法及利益妥協」，而這種教化理想的要求，更可能是 「已存於民間的倫理，提升到理論的層次」後的產物

﹝49﹞《清世宗實錄》，卷59/19b一21a/905—6/冊7。

﹝50﹞《清高宗實錄》，卷1489/28a/931/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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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獨為君主所樂聞，亦適合人民的胃口」，﹝51﹞則乾隆教化理想當然不能完全視之為「政治作用」。

　 　除前述較為抽象的「綱維」外，乾隆理想中士民的實際表現，亦可由他一些諭旨訓令中見到，歸納乾隆所 謂「良民」的內容表現有：「守法奉公」、「感動天良」、「尊君親上」、「自愛敦行」、「改過遷善」、「孝親敬長，重義輕利」、「安分守法」、「親上敬長， 改過遷善」、「敦行孝弟，崇習禮讓」、「尊君親上，安靜守分」、「洗心滌慮，安分守法」、「感動奮發，各自砥礪，共為忠良」、「尊君敬上」以及「懷刑畏 法」、「畏法愛身」等等，﹝52﹞從這些引文觀察，乾隆期望的士民是知恩圖報、守分守法、尊君親上，且能改過遷善，並知畏法的「忠良」之民。這是結合「十六條」和「志在魯《論語》」後所得理想士民的內涵，即乾隆教化目的所在，更是他在蒐輯遺書後有刪、改、禁等行為的原因，蓋實欲貫徹此一教化目的故也。

﹝51﹞參見張德勝：《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中國思想的社會學詮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年），頁141-143所論。

﹝52﹞見《清高宗實錄》，卷3/15b/187/冊9、卷4/40b/221/冊9、卷18/8a/457/冊9、卷137/16b/980/冊10、卷137/20a/982/冊10、卷171/19b/176/冊11、卷275/7b/593/冊12、卷431/16a/634/冊14、卷489/25b/141/冊15、卷873/5b/706/冊19、卷1373/37b/421/冊26等，及〈黃檢私刻其祖父黃廷桂奏疏案〉，《清代文字獄檔》（台北：新興書局，1987年《筆記小說大觀》），第45編，第5冊，頁376。「懷刑」「長法」當然是消極性的行為表現，真按：當為畏法之訛，見前文！ 這是乾隆退而求其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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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典籍內涵的選擇

　 　乾隆為教化其子民成為知倫理、守本分、知感恩的端人正士，自然要考慮在教育的過程中提供適宜的典籍 作為教材，以便教育出守法知禮感恩的良民，這就是乾隆蒐輯遺書的原始要求，遺書蒐輯後自然要經過整理篩選、補闕校讐的過程，以確定蒐錄書籍在文字等形式上 的完整性，以及在思想內容上符合教化目標的合宜性，這就是訂正工作產生的原因。從文字形式上要求有校讐的工作，從思想內容上要求，遂有刪、改、禁諸事，以 此觀之，則蒐輯遺書等相關行為，實乃欲擇取、改訂以得適宜之典籍、汰除有害或不良之書刊。真批：愚曾批過，此與今禁小本，杜色情者何別！但色情與非聖，暴力與無法之不同爾. 蓋握有實際教育目的決定權者，因其預期之社會形式與道德要求，必然影響及教育之內容，故其干涉與選擇典籍以為教化之用，毋寧是正常且必然的現象，英國當代分析派教育哲學家懷特（John White，1936-）就認為「教育的目的應該是什麼」的問題，是和「這些目的應該由誰來決定」的問題「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因為「教育目的的內容以及對教育目的控制權的問題不能孤立開來討論，因為對其中一個問題的回答往往蘊含著另一個問題的答案」，﹝53﹞乾隆身為國家領導者，真批：哈！看今台灣或中華民國的教育部與教育主流、新貴即可知矣！ 不管客觀上或主觀上均擁有決定教育目的之責任與權力，他為養成理想上能守綱常倫理的良民而有系統的編纂合宜的典籍，提供其臣民，以達成其造就良民人格的目的，豈非理所當然。﹝54﹞因此全以政治需要論乾隆之蒐輯遺書，恐怕把問題太簡單化了

﹝53﹞〔英〕John White著，李永宏等譯：《再論教育目的》（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2年據1982年英文版譯），頁1-2所論。

﹝54﹞謝扶雅說「凡一民族在某時代，鑒於某種特殊需要，為謀適應之起見，往往有意的，有系統的專以造就某種特殊人格為事；此所謂教育政策」，又教科書的「每一編者，必各有本身所處之地位，與其自有之信仰，獨特的見解，因此遂不免偏於一方面的觀察而失事理之平真批：哈！看今台灣或中華民國的教育部與教育主流、新貴即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