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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母群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為吏以益生產，為父母群弟所含容，始得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為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因為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三也。真批：然則總歸與父親起衝突就對了！亦逆子（逆志）一也. 至 於易「恭祖」為「欽祖」者，全避顯宗允恭諱也。「孝存」作「孝莊」者，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金時不省而誤「存」為「莊」。「莊」為漢諱，未有不避者。其 他異同，與范書可互校正，故急表而錄之，以告同志。鄭杳見〈宰相世系表〉；北祖房，官至婺州刺史；劉朏。亦見〈表〉；彭城房，官至汴州刺史。⑦

後來，阮元的學生陳鱣，從黃丕烈處得元刊本《後漢書》，元本也沒有「不」字，正可為阮元的說法提供另一佐證。陳鱣《簡莊綴文》卷三〈元本後漢書跋〉云：

今 歲正月，鱣從武林得元本《漢書》，攜之中吳別業。吾友黃君蕘圃退而見之，云：「家 有元本《後漢書》，當以持贈。」越數日，冒雨載書而來，欣然受讀，楮墨精良，實勝《前漢書》遠甚。……今本〈鄭康成傳〉有云：「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 容。」是本無「不」字，俱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公碑合。吾師阮撫使《山左金石考》云：真按：阮元 「為父母群弟所容，猶言幸為親包覆成就，蓋不欲舉親之失如此。自後校書者，因前不樂為吏，父數怒之，遂疑此書為父母群弟所容不相合，輒妄加『不』字，踵謬至今，是碑遠勝今本《後漢書》。」鱣今得見元本《後漢書》，無「不」字，斯可寶也

⑦此文亦見阮元《小滄浪筆談》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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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上即據陳氏跋，云：

鄭公心事，為淺人所誣久矣，得此乃大白。有元刻可證，則亦非范史妄加也。校書之有功於先儒如此。

　二是曾鞏墓誌銘的作者問題。曾鞏的墓誌銘，現在載於《四部叢刊》本《元豐類稿》的，不著撰人。《南豐縣志》則這樣說：

贈太師密國公曾致堯墓，七都崇覺寺右，歐陽脩為神道碑文。贈太師魯國公曾易占墓，七都崇覺寺右，陳師道為神道碑文。南豐先生曾鞏墓，敕葬七都崇覺寺右，孫固志銘，韓維撰神道碑文，刻石寺門外。

根 據這段記載，則曾鞏的墓誌銘，是孫固寫的。前些年，在江西省南豐縣縣城南郊七公里 的源頭村崇覺寺側，挖掘出曾鞏的墓，也發現了他的墓誌銘。墓誌和誌蓋兩石一盒平放。墓誌高一一三公分，寬一一四公分，厚十八公分。墓誌蓋高一一○公分，寬 一一○公分，厚十八公分。上有「宋中書舍人曾公墓誌銘」十字，篆體陰刻。誌文首為「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曾公墓志銘並序」，下繫「朝散郎守 尚書禮部郎中上騎都尉賜緋魚袋林希撰」，「前承奉郎行太常寺奉禮郎沈遼書」，「宣德郎守太常博士騎都尉賜緋魚袋陳晞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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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文正書計四十三行，滿行五十一字，共約二千七百字。誌文末署「尋陽李仲寧仲憲刊」。

　　這塊墓誌銘的發現，最少解決了古籍記載的幾個疑難：

　　一是曾鞏的墓誌銘是林希寫的，一則可補《四部叢刊》本《元豐類稿》的不足，一則可糾正《南豐縣志》的錯誤。

　　為什麼《元豐類稿》上所載墓誌銘不著作者？《南豐縣志》裡為什麼說曾鞏的墓誌銘是孫固寫的，而不照實說林希寫的？這和林希的人格及政治立場有關係。

　 　林希，字子中，號醒老，福州福清人。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舉進士。《宋史‧ 林希傳》說：「調涇縣主簿，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元祐初，歷祕書少監，起 居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偽，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 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為中書舍 人。……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姦 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可見林希是一個膽小、品格卑劣的人。由這樣的人撰寫墓誌銘，曾鞏的後人，一定覺得可恥，因此在《元豐類稿》的墓誌銘 作者，遭到刊削；在《南豐縣志》裡，則改為孫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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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固（一○一六—一○九○），字和父，鄭州管城人。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擢進士第，調磁州司戶參軍。神宗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 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 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為陳州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元祐五年（一○九○）卒，年七十五，諡溫 靖。傅堯俞（一○二四—一○九一）銘其墓曰：「司馬光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事跡具《宋史》卷三四一本傳。

　　曾鞏的墓誌，本來是由與王安石、章惇同黨的林希寫的；但是《元豐類稿》所載墓誌銘的作者遭到刊削，《南豐縣志》更進一步改說是由最為司馬光賞識的孫固撰寫。真批：由上引文何以知司馬光最賞識之也？ 其間的曲折，是可以做更深入探討的。由於篇幅有限，暫不做進一步的討論。真批：再討論下去豈不離題矣？

二、可補史傳的不足

宋代趙明誠《金石錄‧序》云：

《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悉載於史，雖是非褒貶，出於乘者之私意，真按：不解之處！真按 或其失實；然至於善惡大迹，有不可誣，而又傳說既久，理當依據。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辭當時所立，可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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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葉昌熾的《語石》卷六〈碑版有益考訂〉一則也說：

撰 書題額結銜，可以考官爵。碑陰姓氏，亦往往書官于上；斗筲之祿，史或不言，則更可 以之補闕。郡邑省并，陵谷遷改，參互考求，瞭於目驗。關中碑志，凡書士卒，必云終於某縣某坊某里之私第，或云葬於某縣某邨某里之原，以證《雍錄》、《長安 志》，無不脗合。推之他處，其有資於邑乘者多矣。至於訂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孫名位，可補〈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補〈朔閏表〉。生卒之年月， 可補《疑年錄》。北朝造像寺記，可補《魏書‧釋老志》。天璽紀功、天發神讖之類，可補〈符瑞志〉。投龍齋醮，五嶽登封，可補〈郊祀志〉。漢之孔廟諸碑，魏 之受禪尊號，宋之道君五禮，可補〈禮志〉。唐之令長新誡，宋之慎刑箴戒石銘，可補〈刑法志〉。古人詩集，凡有登覽紀遊之作，注家皆可以題名考之。郡邑流 寓，亦可據為實錄。舉一反三，餉遺靡盡。

三、可考證圖書的流傳

　　這一點，主要是討論石經的價值。

　　以《易經》為例。今所傳《周易正義》共九卷，其中第七卷至第九卷是〈十翼〉中的〈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至於原在〈十翼〉中的〈彖〉（上下）、〈象〉（上下）及〈文言〉，則已和（經）混合。這種現象，和漢熹平石經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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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近世出土的漢石經《周易》，首為上下經，次〈彖〉（上下）、〈象〉（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等十篇，經 傳分列，不相雜厠。今傳《周易》，將〈彖〉（上下）、〈象〉（上下）分隸在各卦，〈文言〉分隸在〈乾〉、〈坤〉二卦，始於何時？《漢書‧儒林傳》說：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此外，《三國志》（卷四）〈魏書‧高貴鄉公紀〉說：

帝（高貴鄉公）又問（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速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

根據這兩段記載，可知將〈彖〉、〈象〉合於經，始於費氏，其後鄭玄承之，到了王弼注解《周易》，則又把〈文言〉合於〈乾〉、〈坤〉二卦。

　　由於把〈彖〉、〈象〉、〈文言〉合於經文，為了區別經、傳的文字，不得不加「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於是今本《周易》較漢石經《周易》多了一千零二十字。

　　從漢石經的《周易》，很明顯的看出今本《周易》和漢代傳本的異同。

四、在藝術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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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和九《中國金石學》一書裡，論及刻石在藝術上的價值，云：「金石學為一種特殊學術，而兼括藝術者也，故與其他藝術有特殊之關係。……言建築則有陵闕橋 柱，言圖案則有兩漢石畫，言雕型則有六朝造像，舉凡藝術之足以傳世而利用者，幾無一不包含於其中。由是而推論之，貨幣契券，則關係於工商；勒詔符牒，則關 係於律令；道興藥方，則關係於醫術；學宮碑記，則關係於教育；揚孟文石門之頌、劉平國白山之記，則關係於交通；高句麗定界之碑、俄羅斯訂約之柱，則關係於 外交。其影響所及者甚大，又不僅在藝術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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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獻的整理

第一節　整理文獻的方法

　　前人以科學方法整理文獻，當以劉向、劉歆父子開始。所謂科學的方法，是指有具體的方法、合理的步驟。所以談文獻整理，劉氏父子有開啟之功。

　 　向歆父子整理文獻最主要的方法有三：一是校勘，二是分類編目，三是撰寫敘錄。不 過，隨著文獻之日益繁富與駁雜，劉氏父子的三個方法，已不足以使所有文獻有系統的流傳，於是更多的方法，如注釋、編集、辨偽、輯佚等方法，應運而生。為了 了解前人是如何有效的整理文獻，試將前人整理文獻的方法，歸納臚陳，也可以藉此了解今後該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上，發明更有效的方法以整理繁夥的文獻。

一、校勘

　　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前，古籍都以抄寫方式流通。在抄寫的過程中，除了疏忽造成的錯誤外，有時由於文字的異體及假借等原因，都會造成異文的現象，校勘工作因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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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魯語》（下）記載魯大夫對景伯說：「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鄭玄撰《詩譜》亦曾述及此事，鄭玄云：「自從政衰 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穎達作《正義》，更詳細的討論此 事，孔《疏》云：「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 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啟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 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覵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 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 大師，以〈那〉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此〈頌〉 皆為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從這些文字的記載，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曾經校勘過〈商頌〉，這是目前所見文獻中，最早從事校勘的資 料。真按：校勘學史

　 　用校勘方法從事有系統整理文獻的，則是西漢成帝時的劉向。《漢書‧藝文志‧總 序》說：「（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 而奏之。」所謂「錄」，就是「書錄」，或稱「敘錄」。「書錄」現存的不多，我們從所留存的部分「書錄」中，可以看出校勘是整理文獻的重要一環。例如〈列子 敘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