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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獻與文獻學一、“文獻”釋義

　　“文獻”一詞，現存的古書中，最早見於《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禮，指典章制度，社會規範，大家共同遵守的一整套社會制度。《論語‧為政》：“道（dăo）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說：用道德引導人民，用禮儀制度約束人民，人民就有廉恥之心，就會自覺前來歸順。真批：竟將格字作至字解？ 《禮記‧緇衣》：“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意思與前句相同。格，來歸。遁，逃離。對人民，用道德進行教育，用禮制進行約束，人民就有歸順之心。用政治手段教訓，用刑罰來統一，人民就會有逃離之心。

　　杞，國名，夏禹後代，周武王封，在今河南杞縣。後屢次被迫遷移，以依附大國，延長國命。宋，國名，商湯後代。周公平定武庚叛亂後，把商的舊都周圍地區分封給微子啟，都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南。

　 　徵，徵驗、證明之義。《禮記‧禮運》：“言偃（子游）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 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 《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唐孔穎達疏：“徵者，徵驗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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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說，赴杞，不能徵驗夏禮，僅得《夏時》而已。赴宋，不能徵驗殷禮，唯得《坤乾》而已。於是《坤乾》、《夏時》可得而觀，而夏、殷之禮仍不足以驗證，原因是文獻不足。

　　文獻，東漢鄭玄注云：“獻，猶賢也。真按：此乃音訓也.未足據！然經相傳，又未可臆改！ 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鄭玄以“文章”、“賢才”解釋“文獻”，其意義較為明確。

　　朱熹《論語集注》解釋《八佾》這段話說：“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獻”是賢才，什麼是賢才呢？《論語‧子張》：“衛公孫朝問于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真批： 四庫文獻多有識大識小此一關鍵詞則出自此句也. 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朱熹《集注》：“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 識，記也。”楊伯峻譯：“衛國的公孫朝向子貢問道：‘孔仲尼的學問是從哪裡學來的？’子貢道：‘周文王、武王之道並沒有失傳，散在人間。賢能的人便抓住大 處，不賢能的人只抓些末節。沒有地方沒有文王、武王之道。我的老師何處不學，又為什麼要有一定的老師、專門的教授呢？’”可見，賢才，指那些博學多識的人 （當然也要有美德）。

　 　還有一個問題：既然文獻不足徵，那孔子為什麼還能言夏、殷之禮呢？《論語‧八 佾》云：“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就是說周朝的禮儀制度是以夏、商兩代為根 椐，然後制定的。所以清代劉寶楠說：“周監二代，周禮存，則夏、殷之禮，可推而知。”（見《論語正義‧八佾》）可見，孔子能言夏、殷之禮，是從周禮推出來 的，因為周禮是據夏、殷二代之禮損益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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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孔子所謂“周禮”又存于何處呢？孔子生活于春秋時期，已不是高度統一的西周時期，周禮在孔子時代已不能貫徹，所以孔子要克己復禮，復的是周禮。孔 子嚮往的是周的典章制度，所以一段時間不夢見周公，也不舒服，有“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之嘆。但令孔子慶幸的是，周禮是周公制定的，周公封于魯，所以魯國 基本沿用周禮。《禮記‧中庸》：“（魯）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方板。策，簡策。方策指書籍。孔子告訴魯哀公，周文王、武王治國的方 略都記在書上。這些書，當然是魯國能看得到的，否則孔子不會這樣對魯哀公說。真批：所引之文並不可斷如此也.若上下文有哀公問何處可求得而觀文武之治，則孔以此答，可以如是.若否，不可遽斷也！引文不足，有斷章取義之嫌. 《左 傳‧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舊說伏羲 畫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卦，並作卦辭，即《周易》的經文上下。孔子又加《彖》上下、《象》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稱為“十翼”，即大傳。所以《周易》屬於周代典冊。《魯春秋》即魯國史，孔穎達說是“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孔疏），所以其中保存了周禮。正因為魯國 沿用了周禮，保存了西周文獻，所以與杞、宋不同，魯國可以徵驗周禮。韓宣子說“周禮盡在魯”，當是從這一角度著眼的。所以《禮記‧中庸》說：“子曰：吾說 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所謂“今用之”，即魯國用之。所以對孔子來說，只有說周禮，才能做到文獻足徵。

　 　這裡孔子還說“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與上面所說的“宋不足徵也”似有出入。對 這句話，唐孔穎達這樣解釋：“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暗弱，欲其贊明殷禮，亦不足可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 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就是說，宋國行用殷禮，杞國行用夏禮，分別從一定程度上保存殷禮、夏禮，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存”，但是二國文章、賢 才不足，不能作為驗證殷禮、夏禮的“標本”或“實物”，所以雖存，但卻不足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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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穎達的解釋，當可信從。

　 　從以上考察分析看，孔子不僅注重舊有的記載，即方策，而且注重現實的考察，因為 現行社會制度中包含著古代典制的遺存，而通曉典制的人（獻）則是參驗古今的主要依賴，這也正是孔子親自到杞、到宋的原因。明白了這一點，“文”和“獻”的 區別及其相互關係也就不難理解了。對於孔子的學生們來說，《易》、《書》、《詩》這些典籍如果說是文，那麼他們的老師孔子就是典型的“獻”了。

　　荀子說：“是非疑，則度（duó）真按：漢語拼音定為二聲，教育部國語辭典定為四聲. 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大略篇》）大抵可以說明文、獻和學習研究者之間的三角關係。

　 　歷史是發展的，孔子就是他的門生的“獻”，而其言行被記錄下來，成為《論語》， 對後代的學者來說，又成了“文”。因此，“文”和“獻”又不是對立的，今天的文，未嘗不是昔日的獻，而今天的獻又未嘗不是將來的文。因此“文獻”可認為是 古今一切社會史料的總稱。而作為孔子，最初對於文獻的要求，是出於要了解已經發生了的過去的典章制度，遠的是古代，近的是現代、當代，總之可認為是歷史。 因此“文獻”是我們認識歷史、研究歷史、驗證歷史的依據，它可以是書，也可以是人，統稱則為“文獻”。今天提“文獻”這個詞，一般偏重於“文”，尤其偏重 於古代的文。我們可以認為是這個詞向偏義詞方向演化，但我們卻不能不知道它本來的含義。

　　關於獻，再舉兩例：（1）明代大學者焦竑有一部大書《國朝獻徵錄》120卷，這個書名譯成現代漢語，則是《當代人物傳》。這個“獻”指當代重要人物，與歷史關係重大的人物。（2）清代有位學者李桓編了一部《國朝耆獻類徵》720卷。耆，老也。獻，人物。本書輯錄清太祖努爾哈赤天命元年至清宣宗道光三十年230年間一萬多人的傳記資料，分19類。如不明白“獻”的含義，就不懂這些書名是什麼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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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馬端臨《文獻通考》首先用“文獻”一詞為書命名，也取義于《論語》。

二、文獻學研究的範圍

　 　如上所說，文獻包含著所有歷史資料。那麼文獻學研究的範圍也就涉及到各式各樣包 羅古今的文獻。從時代上說有古代文獻、近代文獻、現代文獻、當代文獻。從學科上則又有語言文獻、文學文獻、歷史文獻、哲學文獻、醫學文獻、法律文獻、經濟 文獻、宗教文獻、科技文獻等等。從文獻組群看，則又可分出土文獻、敦煌文獻、地方文獻等等。

　 　但是，語言學、文學、歷史學、哲學各個學科都有獨立的研究範圍和研究方法，我們 文獻學不可能代替他們研究，文獻學有自己的研究範圍和研究方法。文獻學的範圍是什麼呢？文獻學主要是研究文獻的形態、文獻的整理方法、文獻的鑑別、文獻的 分類與編目、文獻的收藏、文獻形成發展的歷史、各種文獻的特點與用途、文獻的檢索等等。目的在於：全面認識文獻，學會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用較少的時間， 找到盡可能全的自己所需要的文獻資料，同時還要有能力對這些資料的不同版本進行鑑別，確定較早的、較全的、較可靠的版本。而且有能力對原始文獻作整理加 工，自己使用以外，還可以供更多的人使用。一句話，文獻學是通向文獻寶庫的門徑，是打開文獻寶庫的鑰匙。清人張之洞曾告誡青年學子：“泛濫無歸，終身無 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輶軒語‧語學‧論讀書宜有門徑》）古今中外文獻之富，無法形容，到了圖書館，你會發現自己的渺小，別說一生，就是三輩子、 五輩子也讀不完，真正是“書海”。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用較短的時間、有限的精力讀自己最需要讀的書，網羅最必要的文獻資料，來從事自己的專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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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超越前人的成績，是每位學者必須解決的課題，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目的。那麼“門”在何處呢？要找到門，就應當學習文獻學。

　 　文獻學又有普通文獻學和專業文獻學之分，先學習普通文獻學，然後還要學習專業文 獻學。我這裡講的文獻學介乎二者之間，屬於社會科學文獻學，而且偏重於文史文獻。這主要是因為聽課的是文、史兩系研究生。專業文獻學應由各自的導師指導學 習，其區別在於專業文獻學更細、更專門，範圍更小，方法更特殊。

三、為什麼要學習文獻學

　　上面講了一些大道理，我們還很難有具體體會。現在舉若干事例，進一步申明學習文獻學的必要。

　　（一）1998年一家專業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叫《文致》的書，這是明末天啟崇禎時期杭州進士劉士鏻編選的一部文選，共收入漢魏六朝到明朝六十餘位作家的八十多篇文章。這本書的標點整理者在《前言》開頭說：“《文致》，一部難得的明人不傳秘笈，今在韓國發現。1996年仲夏，我應韓國國立忠南大學趙鐘業教授的邀請，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鍾或鐘，只得暫作鐘了. 赴韓國出席‘東方詩話學國際學術發表大會’，于不意中發現一部明代漢文手抄本秘笈，書名《文致》。趙先生說：這是姜銓燮教授的珍藏本。”

　　這是不是一本“不傳秘笈”呢？不僅不是，而且可說是傳本甚多，現將中國大陸各家藏本開列如下：

　　（1）《文致》不分卷，明劉士鏻輯，明皎兮閣刻本。故官、江蘇吳江縣圖書館藏。

　　（2）《文致》不分卷，明劉士鱗輯，明末刻本。北大、清華、公安部群眾出版社、上圖、遼圖、無錫市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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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文致》不分卷，明劉士鏻輯，閔無頗、閔昭明集評，明天啟元年閔元衢刻朱墨套印本。北圖、首圖、人大、北師大、上圖、復旦、山東、南圖、浙圖、安徽、湖南、中山大學等40家圖書館有收藏。其中一館藏兩部以上的（如山東）又無法統計。

　　（4）《蘭雪齋增訂文致》八卷，明劉士鏻輯，明崇禎元年刻本。科圖、吉大、浙圖、安師大藏。

　　（5）《刪補古今文致》十卷，明劉士鏻輯，明王宇增刪，天啟刻本。北大、清華、天津、山東、山大、浙圖、浙大、湖北、湖南等34家藏。

　　（6）《刪補古今文致》十卷，明劉士鏻輯，明王宇增刪，明天啟刻寶翰樓印本，北師大藏。

　　（7）《刪補古今文致》十卷，明劉士鏻輯，明王宇增刪，明末翁少麓刻本。首圖、真按：應係首都圖書館之縮稱. 復旦藏。

　　（8）《刪補古今文致》十卷，明劉士鏻輯，明王宇增刪，明末刻本。首師大、湖北省圖藏。

以上共計8種版本，公共收藏處達100家之多，私人收藏及海外收藏尚不在內，怎麼能叫“不傳秘笈”呢？更令人費解的是，整理者和出版者所在地的圖書館至少收藏有兩種明版，可謂唾手可得，怎麼就失之交臂呢？上面的材料來自《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其他書目沒有查。查一查恐怕不止100家有藏，也不止8種版本。這位從事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先生缺乏最起碼的目錄版本知識，所以腦子裡根本沒有查一查書目、查一查圖書館的概念，從而為他本人也為讀者造成了錯誤的認識，這是極不應當的。

　 　更有甚者，這本明末人選的西漢至明代的文章總集，並無稀見篇章，所依據的資料也 大抵不出常見的總集別集，而整理前言中卻大談其“文獻校勘”價值。整理者賴以校勘的資料多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唐文》等書，這些書是清人 編集的，《文致》不是它們的出處，而《文致》更不可能從它們中選出，二者並無互校的基礎，如果校也應找原始出處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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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東漢繁欽《與魏文帝箋》，見蕭統《文選》卷四十，《藝文類聚》卷四十三作“魏繁欽《與太子箋》”，嚴可均《全後漢文》作《與魏太子書》，《文致》作 《與太子書》，這本來都是後人添上的題目。嚴可均的出處是《文選》，題目又參考《藝文類聚》改“文帝”為“太子”，合乎歷史身份。《文致》的來源也應是 《文選》，因為《藝文類聚》是節引，不全。但《文致》題目卻同《藝文類聚》。這裡頭談不上什麼優劣，而《文致》整理者在《校記》中說：“《全後漢文》題作 《與魏太子書》。當從《文致》本。”既不提原始的《文選》，亦不提較早的《藝文類聚》，好像是《文致》保存了一個正確的題目，可以糾正清人嚴可均《全後漢 文》，這是說不通的。《文致》和《全後漢文》都是“流”，不是“源”，不抓源而在流上作文章，可說是捨本取末。這說明整理者缺乏校勘學知識，結果是事倍功 半。

　　（二）某一年的小學寒假作業，內封面或封底畫的是歷史故事，是一位知名畫家畫的，其中有漢代張良“圯下取履”的故事，其中一幅是黃石公授給張良《太公兵法》，畫的是線裝書一函。這位畫家大概不知道當時根本沒有紙，一般說來應是竹簡一卷（juăn），《史記‧留侯世家》明說是“出一編書”，一編是指竹簡編連成冊的書。線裝帶函套的書一般認為明代中期才有，秦代是絕對沒有的。這種歷史知識畫，傳給小學生的是什麼知識呢？

　　（三）1998年上海一家出版社重印《偽書通考》，用1939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影印。《偽書通考》，近人張心澂撰，專門收集歷代學者考辨偽書的資料，以書為單位，逐條羅列，是查古書真偽問題的權威工具書。193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57年由商務出版修訂本。修訂本不僅訂正了初版的錯誤，而且材料大大豐富。今天重版此書，顯然應選擇增訂本作底本。選擇1939年的初版本，將會為讀者提供一部相對不完善的工具書，也是對已故作者的不尊重，這是不應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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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998年一家教育出版社排印近人董康《書舶庸談》，作為《新世紀萬有文庫》之一種。《書舶庸談》是董康在1926—1936年四次到日本訪問的日記，其中主要內容是在日本訪求中國古書珍本的記錄，在文獻學上很有價值。這部書1929年初次出版四卷本（石印三冊），僅有1926年11月至1927年5月訪日的記錄。1939年董康又自己出資刻印木版本九卷，內容增加了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日記三卷、1935年4月至5月日記二卷、1936年8月至9月 日記一卷。顯然九卷本是足本，初出四卷本只是四次訪日當中第一次訪日的記錄。今天出版整理本，顯然應以九卷本為底本，四卷本可作為校本，這樣才能為讀者提 供一個內容足、錯誤少的新版本。《新世紀萬有文庫》是精心策劃的一部叢書，但《書舶庸談》選擇底本的失誤，無疑是這部叢書的一個小小的缺點。該書的九卷足 本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採用的是該書的另一名稱《董康東游日記》，不但內容足，點校精，而且加編人名、書名索引。兩相比較，優劣自見。

　 　現在再版舊書熱，同時又要出精品書，精品書是什麼？很多人把精品理解為印刷、紙 張、裝潢美，而忽視了內容精這個根本問題。就新作品來說，精品應是作者深思熟慮，嘔心瀝血，經過長時期艱苦努力寫出的著作，不僅要求超越前人，而且要求充 分汲取前人的長處，每立一說，均證據鑿鑿，而不是標新立異，趕時髦。那些一朝一夕拼湊出來的所謂新論，排印再精、裝潢再美，也不能叫作精品。如果不是創 作，而是再版舊書，那首先要精心選擇底本，同時還要對底本的錯誤進行精心校勘。沒有標點斷句的，要進行精心細緻的標點斷句。文字古奧或內容艱深，一般讀者 讀不懂的，則要精心加以注釋。前人注釋很多的，又要廣泛搜集舊注，再精心加以別擇，成為“集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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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需要作普及讀物的名著，如《詩經》、《論語》、《孟子》，還要翻譯成現代漢語，甚至其他語文的本子。整理完畢後，在排版過程中，要精心校對，盡最大可 能避免排印錯誤。然後才是紙張、印刷、裝訂及封面設計。好的整理本往往還附有相關資料作為附錄（包括作者小傳、前人評論等），還要編製必要的索引（包括人 名、地名、書名、篇名、專有名詞等）。這是對著書人、整理人、出版人的要求，同時這也是對讀者的要求，如果讀者並不考究，那編者、出版者還考究什麼？所以 整個知識界文化學術界都應具備這樣的精品意識，才能使我們這個社會不斷產生可靠的文獻，為後人留下可靠的歷史資料，這是每個文化人應盡的職責。我想，學習 了文獻學之後，起碼要有這種觀念根植於頭腦之中。

　 　在現代、當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學者，他們不僅學貫中西，而且博通古今，蔡元 培、魯迅、胡適、朱自清、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聞一多、鄭振鐸、馮沅君、郭沫若、葉聖陶等都有深厚的古典文獻修養，而且這些人的文獻修養為他們的著作 或創作都注入了新的營養，其間的內在關係是頗有研究之必要的。我們要深入研究這些人物的作品，有些常識就應當具備。比如林紓（琴南）有《致蔡鶴卿太史 書》，開頭稱呼“鶴卿先生太史足下”，鶴卿是蔡元培的字，過去的人有名有字，對人稱字，自稱稱名，是舊的禮儀規範之一（《論語》中別人稱孔子一般稱“仲 尼”，學生稱“子”，孔子自稱“丘”）。先生，尊稱，比自己小的，也要稱先生。如以兄弟稱，則比自己小的也要稱“兄”，自稱“弟”。對好友的兒子要稱“世 兄”。足下，與殿下、閣下、左右、執事、侍者皆是自謙之辭，表示自己不能與對方平起平坐，而只能與對方的侍從講話。“太史”就是一個特殊稱呼了，不是什麼 人都可以稱太史的。說到“太史”必然想起司馬遷，因為司馬遷稱“太史公”，他的官職是太史令，後代有了史館，在史館任修撰、編修的人，也就被人尊稱為“太 史”。什麼人充任史館修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