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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集當中的《高適詩集》敦煌發現兩件（P.3862、2552）。前件存詩36題，內有佚詩3篇。後件存詩39題，內有佚詩2篇。計得佚詩5篇。

　　《李昂詩》敦煌所出兩件（P.2552、2567），原是一件，裂為兩截，共存詩5首，其中4首為《全唐詩》未收。李詩《全唐詩》僅2首，其中《從軍行》為邊塞詩名作。

　　唐劉鄴《甘棠集》四卷，冊頁裝，共64頁468行，原件首尾有缺，無撰人，王重民考定為劉鄴作。劉鄴兩《唐書》有傳。《新唐書‧藝文志》別集類著錄《甘棠集》三卷，《宋史‧藝文志》別集類著錄《劉鄴集》四卷又《從事》三卷，其書大概亡佚于宋元之際。敦煌寫本共收表、狀、書、啟88首（內1首僅存題目）。本集與一般別集不同，所收表、狀、書、啟皆略去具體內容，實為供人參考的範文。

　 　敦煌所出文人詩，最富盛名的當為韋莊《秦婦吟》。宋孫光憲《北夢瑣言》：“蜀相 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頗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為‘秦婦吟秀才’。他日 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幛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王國維曰：“是莊貴後諱言此詩，故弟藹編《浣花集》不以入集，遂不傳于世。然此詩當時製為幛子， 則風行一時可知。”（《觀堂集林》卷二十一）這首詩的創作時間，韋莊在詩的開頭就明確交待了：“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即唐僖宗中和三年三 月。全詩借一位被黃巢軍俘虜的婦女之口，述黃巢軍攻占長安前後的情景，七言，凡238句，1666字，堪稱長篇巨製。其創作手法可從漢樂府《陌上桑》、白居易《琵琶行》、《長恨歌》中找到淵源，在藝術上達到了很高水平。但由於韋莊《浣花集》未收，致使此詩失傳。

　　敦煌所出《秦婦吟》寫本達十件之多：斯坦因劫走四件（S.692、5476、5477、5834），伯希和劫走五件（P.2700、3381、3780、3910、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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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鐸藏一件（此件售給日本人）。可見當時流傳之廣。敦煌寫本一出，即引起學界重視，羅振玉、王國維、郝立權、黃仲琴、周雲青、陳寅恪、劉修業、俞平伯等均有論述或校箋。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秦婦吟研究匯錄》（顏延亮、趙以武輯）一書，影印《秦婦吟》寫本九種，收整理研究文章三十餘篇，較便參考。

　　俗文學作品，是敦煌所出文學文獻中極富特色的部分。大體包括：（1） 變文。典型變文總是先錄一段散文體說白，再錄一段韻文體唱詞，回環複沓，說說唱唱。在由白變唱之際，有過渡性慣用語，如“看……處，若為陳說”、“…… 處，若為……”等。作品有《舜子至孝變文》、《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十四種。內容多係民間故事或宗教故事。變文由一個人講 唱，其場所為“變場”（語出《酉陽雜俎‧前集》卷五），據考，說唱變文時還有畫卷展開，過渡語“看……處”即說唱人指點畫卷上相應內容而說的。程毅中先生 認為宋人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現存十五段題目中有十一段是標作某某處的（如“入鬼子母國處第九”），“這還是變文的遺跡”（詳程氏《關於變文的幾點探 索》一文）。北宋真宗時禁止僧人講唱變文，因而變文漸漸失傳。敦煌發現變文，為後來的說唱文學找到了更早的源，其意義是相當大的，所以近數十年來研究者眾 多。有興趣者可參看《敦煌變文論文錄》（上下冊，周紹良、白化文編，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2）講經文。講經文與變文一樣，是散文說白與韻文唱詞相間的，但與變文有明顯區別。講經文專講佛經，是通俗化的講經（即“俗講”）的底本。俗講的場所是“講院”（語出P.2305號卷子《無常經講經文》）。俗講由兩人配合，先由“都講”誦一段佛經，再由“法師”說唱，這樣回環複沓。當然主要角色是說唱的法師，說唱法師的底本即“講經文”。都講所誦經文在講經文中只是省略作“× × × ×乃至× × × ×”的樣子。在由法師講唱向都講誦經過渡時，也有習慣用語“×× × ×唱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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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P.2955）中有：“都講闍黎道德高（闍音shé，闍黎，梵語，謂僧徒之師），音律清泠能宛轉，好韻宮商申雅調，高著聲音唱將來。”這就提醒聽眾，也提醒都講：下面是都講誦經。敦煌所出講經文有20件。（3） 因緣，又叫緣起。也是說唱相間，散韻結合。與俗講不同的是，說因緣由一人說唱，內容不是佛經，而是佛經故事，所以也無須都講。因緣題目明確，如《悉達太子 修道因緣》、《難陀出家緣起》、《歡喜國王緣》。如果拋開因緣專門講唱佛經故事這一內容上的特質來看，它與變文似乎很相近。敦煌所出因緣約有十種。（4）押座文、解座文。押座文是俗講或說因緣前唱的一種韻文，多是七言，篇幅不長，作用類似後世的入話、楔子、開場白。其內容可與俗講或因緣有關，也可無關，一篇押座文可用在不同俗講或因緣前。敦煌發現的有《押座文匯抄》（S.2440）、《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鑑之簡化字！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押座文》等。解座文與押座文相對應，是結束講唱時的唱詞。如S.2440《三身押座文》後附抄解座文四句：“今朝法師說其真，坐下聽眾莫因循。今朝急乎歸舍去，遲歸家中阿婆嗔。”敦煌所出解座文又有《解座文匯抄》（P.2305）等。“解座文”之稱出周紹良先生，已被公認。（5）詞文。就是故事詩，一韻到底，由一個人演唱。敦煌所出《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是詞文的代表，七言，凡640句，4474字，為唐詩之最長者，是據《史記》、《漢書》的《季布傳》演繹的長篇敘事詩。敦煌共發現11件，分藏英、法兩國，或名《捉季布傳文》、《季布歌》、《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陣漢王羞恥群臣撥馬收軍詞文》。另有董永故事（S.2204）、《下女夫詞》（P.3350）亦屬詞文。（6）話本。說話（即講故事）的底本或記錄本。敦煌所出有《廬山遠公話》（S.2073）、《韓擒虎畫本》（“畫”字疑即“話”字同音替代）等，實際就是唐代民間流傳的短篇小說。宋人小說如《清平山堂話本》當淵源於此。（7）俗賦。敘事體俗賦，多問答體，四言或六言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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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腳較疏，大體整齊，語言通俗。是用來講說故事的底本。敦煌所出有《韓朋賦》、《晏子賦》、《燕子賦》三篇。另有五言歌行體《燕子賦》一篇，是故事賦的別體。（8）歌辭。敦煌所出唐五代民間歌辭，又叫曲子詞、敦煌曲、俗曲、小曲、詞等，是根據曲調填寫的歌辭，其詞牌多來自教坊曲名。敦煌所出《雲謠集雜曲子三十首》有兩件殘卷（S.1441、P.2838），合之得30首。其他散篇甚多，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收錄1300餘首，包括大量佛曲。（9）通俗詩。通俗詩最有名的是王梵志詩，敦煌所出不下30件，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共收390首，其中包括部分從傳世典籍中鉤稽出來的。大都為五言詩，語言淺近通俗，于嬉笑怒罵中表現世態人情。鄭振鐸說：“他是以口語似的詩體，格言式的韻文，博得民間的眾口相傳的。”（《世界文庫‧王梵志詩》）

　　敦煌文學文獻，廣義說還有一些應用文，如表、疏、書、啟、狀、帖、牒、書儀、契約、題跋、傳、贊、頌、箴、碑、銘、祭文等，大都可視為史料，這裡不再介紹。

（八）科技史料

　　敦煌遺書中有不少科學技術史料，大體包括醫學、天文、曆法、算書、造紙術、印刷術等方面。

　　（1） 醫學。敦煌所出醫書現已知者約八十餘種。其中有傳世古醫書，如《素問》、《傷寒雜病論》、《脈經》等。但大量的是已經失傳的古醫書，其中有見於古代書目著 錄的，也有不見於著錄的。這些新發現的醫書，對認識古代（主要是隋唐時期）我國醫學成就意義重大。關於臟象學說的有《張仲景五臟論》、《明堂五臟論》等。 脈學方面的有《平脈略例》、《玄感脈經》等。關於藥物學的有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唐代官修《新修本草》、《食療本草》等。醫方則有一千多首。針灸學方面 有《灸法圖》、《新集備急灸經》，為目前最古的繪有人體穴位的灸法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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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關於氣功、辟穀、石藥服餌、房中等方面的醫書。敦煌醫書告訴我們，我國有效地使用硝石雄黃散劑治療急心痛（即心絞痛），比西方用硝酸甘油早一千多年。

　　（2）天文。敦煌所出天文資料主要是星圖。數量不多，但意義重大。一是P.2512號 《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經》，是一份星表，約寫於初唐。文中說明石氏星“赤”，甘氏星“黑”，巫咸星“黃”，就是說三家星分別記錄。傳世的《晉書‧天文 志》、《隋書‧天文志》都把三家合併記錄。《開元占經》又以石氏為主，三家星拆散排列。因此這部星經是比以上三種文獻更早的關於三家星經的文獻，價值很 大。這部星經還有校勘價值，《開元占經》在卷六十六“太微星占四十六”和卷六十七“三台占五十三”之間，脫掉“黃帝座”、“四帝座”、“屏”、“郎位”、 “郎將”、“常陳”六官，敦煌此卷“石氏中官”部分保存完整，可補《開元占經》之脫。敦煌還發現《全天星圖》（S.3326），共有星1348顆，是世界上現存較早、星數也較多的全天星圖，約繪于唐中宗時代。

　　（3）曆法。敦煌所出曆法文獻主要是歷日，約有50件之多。最早的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歷日》（敦煌研究院藏），最晚的是北宋《淳化四年癸巳歲具注歷日》（P.3507）。 這些歷日有中原王朝所頒歷日，上述北魏歷日即是，又如唐代《乾符四年丁酉歲具注歷日》等。還有劍南西川成都府歷日《中和二年壬寅歲具注歷日》。但主要是敦 煌地方在吐蕃時期和歸義軍時期所印歷日。這些歷日是研究我國古代曆法的重要資料，同時，歷日上也保存了許多天文及古代民風民俗資料。例如上述北魏歷日曾有 兩次準確的日食預報，為傳世和出土歷書中僅見。又如敦煌歷日中有蜜日注（星期日稱“蜜”，星期一至星期六依次用粟特文音譯稱：莫、雲漢、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原作云，暫以意定了！ 嘀、溫沒斯、那頡、雞緩），說明源於巴比倫的星期制度經粟特人已傳入我國，這是中西文化交通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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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算書。敦煌所出算書有《算經》（P.3349、S.19、5779）、《立成算經》（S.930背）、《算書》（P.2667）、《九九表》（S.4569、6167）、《田畝算表》（P.2490）、《土地計簿》（S.4760）等，多殘卷，存約二萬字，數量不多，但內容豐富，水平較高，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紙質算書。

　　（5）造紙、印刷和書籍裝訂。我國是造紙和印刷技術的發明國，敦煌所出文獻基本上都是紙質的，有數萬件之多，其中有題款紀年的近千件，從西涼建初二年（406）所寫《十誦比丘戒本》（S.797），到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壽為報恩寺捐經題記（Ф.32a），前後近六百年歷史，這些有紀年的寫本，為這一時期造紙技術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其豐富的實物紙樣。

　　我國印刷術一般認為發明于初唐，但真正有明確紀年的印刷實物是敦煌所出唐咸通九年（868）刻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全卷長16尺，高1尺， 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一行。此件被斯坦因劫往英國。此外還發現了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刻印的佛經、佛像、韻書等印刷品。有些抄本是據 刻本抄錄的，如《新集備急灸經》，書題下有“京中李家于東市印”字樣，某些《金剛經寫本》有“西川過家真印本”字樣。這些都是早期印刷史料，非常難得。

　　敦煌遺書大都是卷子，尤其是佛經，基本上都是卷子，所以有時也籠統地稱敦煌遺書為“敦煌寫經”、“敦煌經卷”。但是，就裝訂方式來講，敦煌遺書為我們提供的除卷子以外，還有：（1）冊子裝，多兩面寫，按頁疊齊，粘連或縫合一邊。如《刊謬補缺切韻》（P.2011，存22頁43面）、《語對》（P.2524，存17頁，兩面抄）等。（2）經折裝，由長幅紙張折疊而成。如《蒙求》（敦煌研究院95號）、《白香山詩集》（P.5542）。（3）蝴蝶裝。書頁反折（即有字一面朝裡），各頁以折線為準疊齊，粘連折線一側，並以厚封皮包背。如《王陵變》（北京大學1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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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梵夾裝。原指貝葉經，多為長方形單頁，一頁一頁疊在一起，以木夾夾住，靠近兩端（或其中一端）打眼穿透，用繩子串起來，繩子可鬆可緊，翻看頗便。我國唐代紙質佛經也有仿其方法裝訂的，紙也是長方形單頁，有鉛畫的界欄。敦煌所出《頓悟大乘正理決》（P.4646）、《思益梵天所問經》（北新1201）真按：不解之處！真按-此編號無說明也！由下文略可測此北乃北圖之北，則新為前文有提及新編之流水號耶？ 即 是這種裝訂，這兩件梵夾均是在靠近上端穿一個眼。從北圖藏本看，書寫時已為穿眼處預留空間。宋以來人們把經折裝叫“梵夾”，是借用其名，因為宋以來真正的 梵夾裝在漢文文獻中已不再流行，而長方形的經折裝形狀大小與梵夾裝相近。不過，藏文、蒙文、滿文佛經，直到清代還繼續用梵夾裝，其方法只是把單張書頁疊 齊，用木版夾住，用繩捆牢而已，不再穿眼，且往往開版闊大，與唐時梵夾異趣。從以上實例我們可以發現，我國早期圖書的裝訂形式幾乎都能從敦煌遺書中找到樣 品，這是書籍裝訂技術史上的重要實物。

　 　除以上八個方面的文獻以外，敦煌文獻還包括民俗史料、民族文獻、中西交通史料 等，異常豐富而種類繁多，這就使許多學科與敦煌發生關係，許多學科的學者涉足敦煌學領域，並且所獲甚豐。事實上，對敦煌遺書的研究仍限於其中的一小部分， 大部分文獻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敦煌文獻研究潛力還很大，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有重大意義的學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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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後記

　　本書應教學急需，倉卒付印。檢校一過，頗多訛誤。復承中華書局程毅中先生、西北師大王鍔先生、復旦大學楊光輝先生、大連圖書館范旭侖學長、清華大學劉薔女士、家父宗鳴公、真按：杜宗鳴 族侄以山、真按：杜以山 門生陳修亮等指示疏舛，且感且愧之。今以重印之機，略事訂正，稍減罪責。真按：摘要-徑有訂正！目前尚未發現！然則應重掃為佳矣！ 唉○今未暇補作，唯于讀時字句有疑義時再覈此本.若有異文，再出校按.○今由16頁以後即改以本版本刷為底圖矣。唯16頁（含）以前得撥冗重做爾. 至於體例之調整，文字之潤飾，以及新材料之增添，請俟異日。中華書局李肇翔先生為此書出版多費辛勞，并此致謝。

　　杜澤遜

200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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