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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其所稱并時，或變文言同時，皆據世所共知者，以定著書之人。孟子曰：“誦其書，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時世不明，則作者所言，將無以窺其命意，班氏稱并時者、實知人論世之資也。

　　案《漢志》道家，稱“鄭長者先韓子”，見前。陰陽家閭邱子“在南公前”，將鉅子“先南公，南公稱之”，名家尹文子“先公孫龍”，墨家田俅子“先韓子”，此以其為後人所稱敘，而知其先于某家也。又墨家墨子“在孔子後”及孫氏所引“宋玉在屈原後”，此以其書中所引用，而知其在某家後也，孫氏僅舉并時一例。尚未能窮其變。真按：孫德謙之失

　《顏氏家訓‧書證篇》：“《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

　《郡齋讀書志》卷一：“《周易啟源》十卷，右蔡廣成撰。李邯鄲云‘唐人’，田偉置于王昭素之下，今從李說。”

　　案田偉之子鎬，有《田氏書目》。王昭素宋初人，置于王下，則亦以為宋人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三：《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不著撰者名氏，《唐志》亦不載。《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撰，不知何據。然亦不能知其定出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作者所生之時代，較之名氏爵里，尤有關係。蓋名氏爵里關乎一人者也，時代則關乎當世者也。目錄之 體，源於《詩》、《書》之序。《太史公自序》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詩大序》之論《詩》也，謂之“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是以作者之姓名可不傳，而其時代不可不考，如不知作《詩》之時，則安知其發憤者果何所為，譎諫者竟何所指乎。故《詩》序于作者初不求其人以 實之，而時代則著之甚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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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邶風‧柏舟》序云“《柏舟》，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是也。若《周南 序》所謂“《葛覃》，后妃之本也”之類，則敘事而時代自見。他皆似此，可以類推。後人著書，其動機至不一。雖不必盡由於發憤，而人不能脫離時代，斯其動于 中而發于外者，無不與時事相為因緣。著作之時代明，則凡政治之情況，社會之環境，文章之風氣，思想之潮流，皆可以推尋想像得之。然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乃有所憑藉，而得以著手。若并其所生之時代不之知，則何從辨其學術之派別，考其源流之變遷耶？

論考作者之學術

　 　若夫考作者之學術，因以定其書之善否，此在目錄中最居重要，較之成一家之言者為尤難，非博通古今， 明于著作之體，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辦。劉向誠為博學，然于成帝時奉詔校書，兵書則步兵校尉任宏，術數則太史令尹咸，方技則侍醫李柱國，向所校者，經 傳諸子詩賦而已。蓋向之學本於儒家，通經術，善屬文，故獨校此三略，其他則屬之專門名家，成帝不以責向，向亦不敢自任也。劉歆雖云無所不究，總群書而奏其 《七略》，然考之漢志《數術》、方技二略班固獨無一字之注，諸書所引向、歆書涉此兩略者亦僅數條，皆不甚重要。恐尹咸、李柱國未必能勝任，而歆亦未必果能 遍究也。然則發蘭臺中秘之藏，進退古今作者，談何容易乎？

　《漢書‧劉向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并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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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歆，……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就。……向死後，……王莽舉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

　 　夫欲論古人之得失，則必窮究其治學之方，而又虛其心以察之，平其情以出之，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不 持己見而有以深入乎其中，庶幾其所論斷皆協是非之公。《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又曰：“以仁心說， 以學心聽，以公心辨。”又《大略篇》曰：“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蓋學者之弊，患在不能平其心，故荀子于此三致意焉。劉向之 學，粹然儒者，而于九流百家，皆指陳利弊，不沒所長，于道法二家皆言其所以然，以為合于《六經》，可謂能平其心者矣。後之君子，微論才與學不足辦此，才高 而學博矣，而或不勝其門戶之見，畛域之私，則高下在心，愛憎任意，舉之欲使上天，按之欲使入地，是丹非素，出主入奴，黑白可以變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此所 以劉知幾論史，于才學之外尤貴史識，見《唐書》本傳。而章學誠又益之以史德也。

　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通學術篇》：向于《列子書錄》云：列子者，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案此下云：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漢書‧元帝紀》注引《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案此下尚有“合于《六經》也”一句。由此觀之，列、申二家，所以次之于道法者，正通乎其學術，知其為學之要指矣。苟從而類推之，蓋向之劃分種類，使非深通學術，具有宏識，何能一一而剖判析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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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見之師古注者，于墨家我子，則曰為墨家之學，雜家尉繚子則曰繚為商君學。是明明以二子學術，一則親 傳墨家之道，一則列之雜家者，以雜本兼合名法耳。夫人于一切學術，苟非知之有素，則校讎一書，欲考其家數何在，則懷疑莫能定矣。即如我子、尉繚，必自我先 通于墨與雜，然後學墨子者則入于墨家，學商君者則入于雜。目睹其書，未有不應機立斷者。自來學術，不能無異同，向于《孫卿書錄》云：“孟子者，亦大儒，以 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并不有所偏主，但言兩家論性一善一惡而已。可知其通乎學術，故不加以討論也。

　　私人著述成一家之言，可以謹守家法，若目錄之書，則必博採眾長，善觀其通；猶之自作詩文，不妨摹擬一家，而操持一朝之選政，貴其兼收並蓄也。晁公武以元祐黨家，排詆王氏之學頗嫌過甚，然其他立言皆極矜慎。陳振孫尤謹于持論，多案而不斷，雖少發揮，猶可寡過。至《四庫提要》，修于學術極盛之時，纂修極天下之選，總其事者紀、陸二人又皆博學多聞，蓋向、歆以後未嘗有也。然長於辨博，短于精審，往往一書讀未終卷，便爾操觚。真按：翁方綱治學的毛病-翁氏既亦為提要撰稿人，凡此所病者，其不為其一？餘則邵晉涵、虞集、陳昌圖、姚鼐者或均不免.然印象中，姚鼐似頗客觀也.俟考！ 真按：陸錫熊治學的毛病 真按：紀昀治學的毛病 其提要修飾潤色，出於紀氏一人之手。紀氏不喜宋儒，動輒微文譏刺，曲肆詆諆。他姑不論，如屢言朱子因劉安世嘗上疏論程伊川，故于《名臣言行錄》有心抑之，不登一字。不知朱子嘗受學于其外舅劉勉之，勉之之學出於安世，故朱于安世備極推崇，《言行錄》中載其事跡多至三十七條，後集卷十二。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誤 真按：朱子與劉安世 紀氏竟熟視無睹，豈非挾持成見，先入為主，故好惡奪于中，而是非亂于外乎？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十八《靖康緗素雜記》提要：宋黃朝英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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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公武譏其為王安石之學，又譏其解詩芍藥握椒為鄙褻。今觀其書，自芍藥握椒一條外，大抵多引據詳明，皆有資考證。公武又自以元祐黨家世與新學相攻擊，故特摭其最謬一條以相排抑耳。

　　案《提要》謂《言行錄》不登劉安世說見卷五十五《盡言集》、五十七《名臣言行錄》，一百二十一《元城語錄》條下。

　 朱熹《晦庵集》卷八十一《跋劉元城言行錄》：劉公安世受學于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 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于朝也無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間，為熹言其所見 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

　　夫考證之學貴在徵實，議論之言易於蹈空。真按：摘要 徵 實則雖或謬誤，而有書可質，不難加以糾正。蹈空則虛驕恃氣，惟逞詞鋒。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互相攻擊，終無巳時。劉安謂屈原與日 月爭光，而班固謂其露才揚己。劉向謂董仲舒伊、呂無以加，而劉歆謂其未及乎游、夏，父子既分門戶，前賢亦異後生。然則尚論古人，欲求真是，蓋其難矣。故自 揣學識未足衡量百家，不如多考證而少議論，于事實疑誤者，博引群書，詳加訂正。至於書中要旨，則提要鉤玄，引而不發，以待讀者之自得之。若干學術源流確有 所見，欲指陳利弊，以端學者趨向，則詞氣須遠鄙倍，心術尤貴和平。讀劉向諸敘錄，莫不深厚爾雅，未嘗使氣矜才也。真按：劉向的榜樣 真按：余嘉錫的治學態度

　班固《離騷序》：“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雜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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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

　 《漢書‧董仲舒傳》贊：“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 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余，惟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 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真按：劉龔 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又《別錄》于諸書皆考作者之行事，論書中之指意，未嘗以空言臧否人物，即其論賈誼、東方朔，亦皆就 事實立言，故為班固所稱引。為《戰國策敘》，通篇以議論行之，則因其書雜成眾手，本無主名，無作者行事可考。又以其為戰國時政治之史，故因陳仁義詐偽成敗 之道，以戒人君，此乃因事納忠，故與他篇之體不同。至宋曾鞏奉詔校書，每書作序，模放此篇，皆空言無事實，此但可以入文集耳，不足以言目錄也。後人不明體 制，為古書作敘者又從而效之，此猶因賈誼《過秦》而爭為史論，游談不根，滋取厭耳！

　《漢書‧賈誼傳贊》：“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又《東方朔傳》贊：“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于事及朔時者，真按：瀚典作於！ 真按：謂通于故事及與于朔其時者也.此句不該斷開，斷開不易讀也.瀚典（點校本）讀者較是！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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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此與董仲舒贊所引皆《別錄》之文。又案向所言仲舒管、晏弗及，伊、呂不加，賈誼伊、管未能遠過，皆是取其所著書，以與漢時所傳之《伊尹》、《太公書》及《管子》、《晏子》相較，論書非論人。歆不識其意而妄譏之，可謂不善讀父書矣。真按：劉歆之誤

《四庫提要》凡例：“劉向校理秘文，每書具奏；曾鞏刊定官本，亦各製序文。然鞏好借題抒議，往往冗長，而本書之始末源流轉從疏略。”

目錄書體制三　小序

　 　小序之體，所以辨章學術之得失也。劉歆嗣父之業，部次群書，分為六略，又敘各家之源流利弊，總為一 篇，謂之《輯略》，以當發凡起例。班固就《七略》刪取其要以為《藝文志》，因散《輯略》之文，分載各類之後，以便觀覽。後之學者不知其然，以為《七略》只 存其六，其實《輯略》之原文具在也。

　《漢書‧藝文志》：“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注：“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

　《七錄序》：“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

　《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八：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今以諸書所引《七略》如‘《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心之證也’。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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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學記》文部、《御覽》學部。《漢志》作‘《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案此論《六藝略》語，足知班固用《輯略》之文微有改易。

姚 振宗《七略別錄佚文》敘：“阮氏《七錄敘目》曰，班固因《七略》之詞，為《漢書‧藝文志》’，是《藝 文志》皆班氏刪省《七略》之文，亦即《七略》之節本也。又曰‘《輯略》即六略之總最’，而志但載六略，不及《輯略》，蓋輯略亦析入六略中。章氏《校讎通 義》謂‘班固刪《輯略》而存其六者’非也。真按：章學誠之誤 其原書以總敘，篇敘及門目匯為《輯略》一卷，略如《釋文敘錄》注解傳述人之體。”

又：“《藝文志》志序一篇，六略總敘六篇，每篇篇敘三十三篇，綜凡四十篇，除去班氏接記後事之語，皆《輯略》節文也。……今并以為《輯略》本文。”

吳承志《橫陽札記》卷九：“《漢書‧藝文志》小學敘錄，案吳氏所言敘錄，皆指班志小序。《史 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書斷》引作《七略》，據彼文知此篇純出于歆。司馬貞史記自序《索隱》引劉向《別錄》曰，“名家者 流，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與名家敘錄同。……然則此志諸錄，皆出《輯略》，無一篇自撰。

　 案阮孝緒謂“《輯略》即六篇之總最”，六篇即六略也。所謂總最者，謂每略每類編次既竟，又最而序之， 及奏上《七略》之時，因總諸類之序，集為一篇，故謂之《輯略》。取阮氏之語，詳審文義，細心參悟，自可了然明白也。班固取其文分散各類之後者，猶之《詩》 序本自為一篇，“毛公為詁訓，乃分眾篇之義各置于篇端”，《詩‧小雅‧南陔》序鄭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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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以便於讀者而已。自《隋志》敘採《七錄》為文，獨刪去其論《輯略》之語。顏師古注《漢志》，改六篇之 總最為群書之總要，語意不甚明了。《七錄》既亡，其敘錄在釋藏，學者忽而不觀，於是從來無知班志每類小序之即《輯略》者。惟姚氏、吳氏能知之，其言可謂發 前人所未發。顧或謂章宗源所引《七略》語，與班志有異同，小學類言“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顯係班氏所加，則小序未能即是《輯略》。不知史家採用前人，例 有刪潤，司馬遷采《尚書》、《左傳》、《戰國策》等書，班固采《史記》，皆多所筆削。豈如後人作史抄類書，直錄其文，一字不易哉。或又疑班志易、書二家， 均言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樂家又言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亦不類劉歆之語。愚謂此固不能定其必出于《輯略》，然亦不能決其必不出于劉歆。蓋歆之于向， 稱為先君，《初學記》卷二十一引《七略》“《尚書》始歐陽氏，先君名之”，是其證。班固採入《漢書》，無謂他人父為先君之理，故易為劉向。此猶《漢志》馮 商所續《太史公》下，顏注引《七略》“商後事劉向”。歆必不直呼其父之名，亦是本作先君，引書者以嫌改之也。要之班固既自言刪《七略》之要以備篇籍，阮孝 緒又言《輯略》即六篇之總最，則《漢志》六略之序，必有十之八九出于劉歆，班氏特微有刪潤，以其所採《史記》證之自明。特今《七略》既亡，不能知其孰為原 文，孰出增改耳。

其後目錄之書，多仿《輯略》之體，于每一部類，皆剖析條流，發明其旨，王儉《七志》謂之條例，許善心《七林》謂之類例，魏徵《隋志》、毋煚《古今書錄》謂之小序。惜其書多亡，今其存者《隋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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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經籍志》：“儉又別撰《七志》，……其道佛附見，合九條。……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

　 案《隋志》謂儉所作為條例，似乎是書之凡例。所以知其體裁同于《輯略》者，儉《七志》合佛道為九條， 而條例適得九篇，知其以每一篇論其一部之中所錄各書之源流，猶之劉歆六略，其總最即為六篇耳。所異者，儉之條例但編首卷之中，不別為一志，故《七錄序》言 儉“以向、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猶云實只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也。歆書本名曰略，而儉謂之六條，《隋志》亦謂儉書為九條，知條例之條，是指部類言之，非謂條列凡例也。

《隋書‧許善心傳》：“除秘書丞，于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仿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真按：瀚典亦作制！ 各為總敘，冠于篇首。又于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別其類例焉。”

　 案《通志‧校讎略》有《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類例之名出於此。但善心之類例，乃于每一部類具敘作者 之意，以明其著錄之例。樵之類例，則但分四部之書為十二類，類之中又分為若干家，家之中又分為若干種。所謂必謹類例者，謹其分類之例而已，于每類作者之意 未嘗一言，二者似同而實異也。又案據此傳，知《七錄》于每一錄各有總敘一篇，部錄之下亦有小序，與漢、隋《志》同。今《廣弘明集》所錄，特其全書之大敘 耳。善心書隋、唐《志》皆不著錄，《隋志》敘亦無一言及之。蓋成書未久，旋即亡佚矣。《通考》於此條亦未採錄。

《舊唐書‧經籍志》敘：“煚等選集，依班固《藝文志》體例，諸書隨部皆有小序，發明其指。近官撰《隋書‧經籍志》，其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