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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校補的學者沒有機會利用《永樂大典》，因此他們旁蒐遠討而得來的東西，有些在《永樂大典》裏就可以找到⑥。

　　令人痛惜的是，兩萬餘卷《永樂大典》，遭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掠奪和我們自己人的盜竊，今天大家能夠見到的只有800卷了，還不到原書的百分之四。我國解放後，有了中華書局的影印本，《永樂大典》不再像以往那樣珍秘難求，輯補工作也方便了許多。這次輯補工作，除直接補充了輯本別集的不足之外，還為研究清代的政治、文化、思想諸問題及《四庫全書》的得失等方面，提供了一批較為集中的材料。

　　《四庫全書》內收“大典本”別集共165種。其中刊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者28種，收入《四庫珍本叢書初集》者65種；其他版本72種，另有《斜川集》一種雖未收入“四庫”，但也為館臣所輯。這三類輯本別集便是本書的輯補範圍。此外還輯補了也屬於“大典本”的筆記兩種，作為“附錄”。

　　現存《永樂大典》①引錄這些別集和附錄共6495條，經核校後，發現四庫“大典本”及各家補輯本⑧共漏輯1864條。條數漏輯率達28.8％。其中沒有發現漏輯的僅8種⑨，共補輯了別集158種，“附錄”兩種。種數漏輯率竟達95％。

　 　本書將這些漏輯的條目，從《永樂大典》影印本和複製品裏順序按原文錄出，據所見別集版本分為三大 類。在每大類內，仍保持《四庫全書總目》的別集次第。在每種輯補的別集內，大致依照別集的文類編排。對輯文的個別錯別字、異體字，進行少量的有一定把握的 改正。除異體字外，均保留原文，以資參考。句讀用標點符號，不分段。原文衍字加（），補改字上加[]《永樂大典》原有注文，用小字加（）。《永樂大典》引文所注出處，有書名、有人名兼書名，有稱某人詩、詞、文等不一，還有異稱、錯字等諸多情形，今一律加“”以示原書所舉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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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學力有限，只能做粗淺的增補和排列，不能進一步考訂和鑑別。我只希望這個機械性的發掘工作，對研究宋元明別集等方面的工作者效微末之力，更渴望本書裏的錯誤得到專家和學者的指正。

　　這本書曾承錢鍾書、周振甫兩先生的指導和錢先生題簽，還受到許多同志的鼓勵和幫助，一併致謝。

注：

　　①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旨稱：“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如南宋人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改”（見1965年中華書局版《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孟森《選印四庫全書平議》說：“四庫館未開以前，自康熙以來，君主之意旨，臣民之揣摩，為女真諱，為建州諱，其風已熾”，“至四庫館開而根本刪改、禁燬原書，此所以成清代書籍中一大公案也（見1933年《青鶴》雜志第一卷二十三期）。

　 　②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旨稱：“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蹟涉異端，不特周程 張朱諸儒所必不肯為，即韓柳歐蘇諸大家正集所未見”。又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旨稱：“所收文字，當“有益於世道人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如王 珪《華陽集》刊本刪去青詞、密詞、道場文、齋文等，即據以上批語。

　　③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旨稱：某些詩，“詞意媟狎，有乖雅正”，“各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一併撤出”。“夫詩以溫柔敦厚為教”，“朕輯《四庫全書》，當採詩文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④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旨稱：“若此任意疏忽，屢訓不改，長此安窮，是徒以四庫書館開偉進之階，為終南捷徑”（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具體事例如，《淨德集》全部輯入了現存《永樂大典》標明《呂淨德先生集》的22條，但標作《呂元鈞集》和《呂元鈞詩》的5條 全部漏收。這很使人懷疑鈔輯者是否知道“呂元鈞”、“呂淨德”和“呂陶”是同一個人，盡管寫“提要”者知道這一點。再如，輯本對《永樂大典》從地方志等轉 引的詩文基本都忽略未輯。還有一些由於考據錯誤，致使輯而復失，像那本經過“欽定”的《雪山集》就是如此（參見本書第一○八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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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見《廣雅堂詩集》上冊《潘侍郎藤陰書屋勘書圖歌圖為無錫秦誼亭作》。孟森《選印四庫全書平議》，還提到一個文字錯漏的原因，令人笑嘆。有些錯漏竟成為館臣借以諂媚乾隆皇帝的手法：“館臣繕本進呈時，必故留誤字，待高宗校出指斥，以示聖明之天縱。”

　 　⑥例如清黃拏《敬鄉樓叢書‧浮址集拾遺》所輯《出都門》條，見《永樂大典》卷三五二六“門”字韻， 頁三下（見影印本第四十九冊）。如《忠肅集拾遺》所輯《張文定玉堂集敘》條，其完整佚文見於《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六“集”字韻，而九上（見影印本第一百 八十八冊）。又如《東堂集》卷三輯《餘英館詩》，下注：“案，此詩《永樂大典》原本闕佚，今從《湖州府志》採補。”但此詩見《永樂大典》卷一一三一三 “館”字韻，頁十四上，其題作《次韻蔡成允題餘英館詩》（見影印本第一百一十五冊）。以上數例，表示“大典本”的輯補和校勘的主要依據，仍然應該是《永樂 大典》。

　　⑦現存《永樂大典》包括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的730卷和此後該局新由國內外陸續蒐集到的65卷。這65卷中，上海藏3卷、臺灣藏5卷、西柏林藏7卷、西德藏3卷、英國藏22卷、日本藏18卷、美國藏3卷、南朝鮮藏2卷以及最近北京圖書館由山東掖縣所得2卷。另外還有分散多處的5張零頁（卷七二○第十六頁、卷八○九四第十一頁、卷一○七八七第四、五頁、卷二○六七五第十一頁）。

　　⑧其中也包括《全宋詞》和《全金元詞》。

　　⑨這8種別集是：家鉉翁《則堂集》、陳元晉《漁墅類稿》、衛博《定庵類稿》、廖剛《高峰集》（以上《四庫珍本叢書初集》）、唐士耻《靈岩集》、黃次岑《三餘集》、徐元杰《楳埜集》、張養浩《歸田類稿》（以上其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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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大典》校補《四庫全書》本的價值——以宋周必大《辛巳親征綠》為例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主任　吳政上

內容提要

《永 樂大典》的文獻價值，論者多矣。就編纂的時代而言，所採用的材料大抵都是近於宋元的本子，不但已保 證了《大典》本的版本價值，同時，不見存於後世的宋元以前之佚文秘典，幸賴此而得以流傳。今筆者擬以宋周必大文集中《親征綠》一篇為例，來比較《永樂大 典》嘉靖録副本、《四庫全書》本以及清道咸間歐陽棨刊本的優劣得失。

一、前言

　　明太宗永樂元年（1403） 秋七月丙子朔，享太廟。太宗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①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事②，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 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再③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大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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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於是解縉等依旨著手編纂，很快地在永樂二年（1404） 十一月丁巳，“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賜宴於禮部。既而上覽所進書，向多未備，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保姚廣孝、刑部侍 郎劉季篪、及縉總之；命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為總裁；翰林院侍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 覯、曾棨，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偁、蘇伯厚、張伯穎、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暘、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 司僉事晏壁為副總裁；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⑤。如此，姚廣 孝等在文淵閣纂集四庫之書，並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蒐博採，彙聚群分，此一鉅製，終於在永樂五年（1407）⑥十一月乙丑重修完成，書凡22217卷⑦，11905本⑧，更賜名《永樂大典》。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五月辛巳，內閣大學士丘濬曾建議錄副御製書及各朝實錄寶訓等，如此“一藏書之所，分為三處，二在京師（文淵閣及別建一所以磚石累砌），一在南京（國子監），則是一書而有三本，不幸一處有失，尚賴有二處之存”⑨。但丘濬並未言及錄副《永樂大典》的事。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壬寅，大內回祿，延及正朝三殿，世宗即命左右趣登文樓，出《永樂大典》，是書遂得不毀。正因為這一事件，強化了世宗重錄一部他所“時取探討，殊寶愛之”的《永樂大典》的決心。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殿重新落成。八月乙丑，世宗命大學士徐階、禮部左侍郎高拱、右春坊右中允管理國子監司業張居正等開辦重錄《永樂大典》的工作。至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四月庚子，重錄一部完成，參與人員“給賞有差。已而階等各上疏辭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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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命俱優詔不允”。事隔360餘年（從《永樂大典》正本纂成算起），清高宗為纂修《四庫全書》的需要，進行清查正副二部《永樂大典》的工作，此時發現正本不知所蹤，而録副本也亡失了1000餘冊2422卷。迄今600年了，錄副本或其鈔本得以寶藏於世界各地的也僅僅300餘冊約800卷，這的確是中國文獻史上的一大損失。

　 　《永樂大典》的文獻價值，論者多矣。就其收錄的範圍而言，它“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 能將秘閣所藏以及購自民間的“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就編纂的體例而言，《永樂大典》編製之初， 訂定凡例二十一則⑩，蓋“以《洪武正韻》為綱，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凡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聞異見，庾詞逸事，皆 隨字收載”。並以逐篇分析、詳略互見的方法，“務在詳備無遺，顯明易考”。全祖望（1705—1755） 評曰：“而直取全文，未嘗擅減片語。夫偶舉一事，即欲貫穿前古後今書籍，斯原屬事勢所必不能，而大典輯存並包，不遣餘力，雖其間不無汗漫陵雜之失，然神魄 亦大矣。”⑪就編纂的時代而言，所採用的材料大抵都是近於宋元的本子，不但已保證了《永樂大典》本的版本價值，同時，不見存於後世的宋元以前之佚文秘典， 幸賴此而得以流傳。清朱筠（1729—1781）在翰林院時，嘗翻閱前明《永樂大典》，油然嘆曰：“古書之全而世不恒觀者，輒具在焉。”於是奏請“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部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⑫此事得到清高宗相當的注意。清乾隆三十八年（1772），《四庫》開館，高宗命軍機大臣劉統勛等欽承訓諭，凡“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典要者，不必再行採綠”，又釋典、道經、方技、詞曲諸書，皆在所擯棄等例，開始進行輯佚的工作。雖然棄多取少，刻期告竣，所輯的著作，《四庫全書》著錄之部385種凡494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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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目之部129種凡616卷，兩部合計也有514種5562卷；再就郭伯恭據諸家著錄的統計，得書高達543種⑬之多，其中屬於宋元人的著作且占了十之八九。近年來，孔凡禮、欒貴明、黃寬重等先生就現存797卷，僅占原書約4％ 的《永樂大典》本分別進行輯佚及校補宋代著作，所得成果亦十分豐碩⑭；在比勘文本內容方面，也發現《永樂大典》本“直取全文，未嘗擅減片語”，得以跳脫 “清廷纂修《四庫全書》，基於政治考慮，曾刪改典籍的內容，宋代文獻中涉及遼金元的部分，被刪節、抽毀的情況非常嚴重，以致形成殘缺、錯誤的現象，對於宋 史研究有不利的影響”⑮。今筆者擬以宋周必大文集中《親征錄》一篇為例⑯，來比較《永樂大典》嘉靖錄副本⑰、兩種《四庫全書》本⑱，以及清道咸間歐陽棨刊 本⑲的優劣得失。

二、《周益國文忠公集》的文獻價值與傳本

　　周必大（1126—1204）⑳，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紹興二十一年（1151）第進士。歷侍高宗朝（1127—1162）、孝宗朝（1163—1189）、光宗朝（1190—1194）。 必大以“能文，剛正”、“不迎合，無附麗”為孝宗所倚重。曾任國史院編修官、監察御史、起居郎，知南劍州、提點福建刑獄、秘書少監、禮部侍郎、兵部侍郎、 直學士院、侍講、中書舍人、敷文閣待制、吏部侍郎、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參知政事、樞密使、丞相等官，先後封濟國公、許國公、榮陽郡公、益國公。寧宗慶元 元年（1195），三上表引退，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四年（1206）十月旦，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21﹞。自號平園老叟，著書81種，有平園集200卷。有一子，名綸（1156一？）。

　　必大歷侍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初振詞臣之譽，旋疇真宰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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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練習於國章，尤精通於世務”﹝22﹞。故所發議論、刊諸文字，為研究南宋時期非常重要的材料。必大著述除了元脫脫（1314—1355）等修《宋史》卷三百九十一《本傳》所稱“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外，卷二百八《藝文志》亦分別於故事類載有《周必大鑾坡錄》1卷，又《淳熙玉堂雜記》1卷；於別集類載有《詞科舊稿》3卷，又《掖垣類稿》7卷、《玉堂類稿》20卷、《政府應制稿》1卷、《歷官表奏》12卷、《省齋文稿》40卷、《別稿》10卷、《平園續稿》40卷、《承明集》10卷、《奏議》12卷、《雜著述》23卷、《書稿》15卷、《附錄》5卷；於總集類載有所編《續中興玉堂制草》30卷。而在當世時代相近者，如宋趙希弁﹝23﹞著錄僅有《玉堂雜記》3卷、《鑾坡錄》1卷、《掖垣類稿》7卷、《玉堂類稿》20卷﹝24﹞，是為別行零本；稍晚者如宋陳振孫（？一1262？）﹝24﹞著錄，則有《周益公集》200卷，年譜1卷，附錄1卷。振孫云：“（開禧中其子綸所手訂﹝26﹞，）其家既刊《六一集》﹝27﹞，故此[集]編次，一切視其凡目。其間有《奉詔錄》、《親征錄》、《龍飛錄》、《思陵錄》，凡十一卷，以其多及時事，託言未刊，人莫之見。鄭子敬﹝28﹞守吉﹝29﹞，募工人印得之。余在莆田，借錄為全書。然猶漫其數十處。”陳目又載有《省齋歷官表奏》12卷﹝30﹞。這大約是周綸家刻及鄭寅補刻“大全集本”最早的一段記錄，其中可注意者，振孫當時也只能“借錄為全書”而已，足見必大全集傳世之稀罕了。

　　迄於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1365—1444）等就北京文淵閣、東閣藏書編成清冊，總名曰《文淵閣書目》。該目卷九﹝31﹞記載周必大著作有《周益公文集》一部58冊殘闕、《周益公文集》一部57冊殘闕、《周益公玉堂類稿》一部7冊殘闕、《周益公文集》一部52冊闕、《周益公表啟大全》一部4冊闕等共5部，已非完帙，又該目例不注明版本，雖然當時“秘閣貯書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32﹞。於今，我們已很難察考所列必大的著作究是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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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是抄本了。降至清代諸家著錄﹝33﹞，以及存世可見者﹝34﹞，在刊本方面，除了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咸豐元年（1851）歐陽棨瀛塘別墅正續刊本﹝35﹞及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周日新堂刊本﹝36﹞兩種外，宋刊本僅存有零星的殘本﹝37﹞；行世的全集本，仍以明清間諸家傳抄本﹝38﹞為主。此外，較為特殊的本子，就是《四庫全書》本以及《永樂大典》本④了。

三、《親征錄》四種版本的比勘

　　周必大《親征錄》記載了宋紹興辛巳（三十一）年（1161）十月辛丑，高宗手詔將親征，至壬午（三十二）年（1162）六月丁丑，高宗內禪期間，所見所聞有關金夏侵宋、戰和交迫、高宗禪讓等事，共65則。 這大約一年之間，必大歷任左宣教郎，兼國史院編修，除監察御史。人在政府，得以直接與聞，因此記載較為詳確有據，是研究該時期史事十分珍貴的材料。必大在 這篇日記式的《親征錄》中，詆毀北族的言詞，；如“北虜”、“虜騎”、“虜兵”、“虜舟”、“虜師”、“虜營”等等，隨處可見，充分顯示當時強調夷夏之防 的民族意識；但必大並不因此一意識而昧於事實、失於情緒，就本篇記事的內容來看，議論都能客觀而持平，凡描述一事，亦能及於前因後果。其中評論葉義問督視 江、淮、荊襄軍馬，必大記其“矜氣大言，識者憂之”。果其然，不聽劉錡等人意見，致李橫渡河敗績。記葛王遣親信殺完顏亮事，如親臨現場。記鄭樵之卒，論 “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寡要”。記魏良臣事，描繪良臣出使議和、遺書秦檜、決獄果斷、治盜甚刻等形象，十分鮮明。記與徐敦立等辯論加封 子偁事頗詳。記高宗傳位孝宗始末及朝臣“欲致戀軒之意”等，頗多內情。然必大所記，也有輕鬆的一面，如“（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朔己亥。同舍皆至政府，自 午至酉方出堂。先是邊報稍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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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執皆早歸，一遇警急，往往晚出。張真父戲云：‘欲知敵情，但視堂。’又軍興已來，陰雨連綿，天氣愁沮，間值晴霽，必傳捷音。同舍又戲云：‘欲占吉凶，請視日。’”

　　筆者逐字比勘《親征錄》四種版本，發現其中兩閣本的文字大體相同，應是據同一底本﹝40﹞抄錄；而《永樂大典》本與歐陽棨刊本雖略有異文，但較相近。現依文淵閣本葉次先後，條列如下：

【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