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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自《三百篇》開始，中國詩歌有著悠久的傳統，高超的藝術，歷代名篇佳句，流播人 口，是我國文學創作的最重要樣式之一。唐代詩歌更是我國詩歌光輝燦爛的頂峰，據清代康熙年間編的《全唐詩》所載，詩人有二千三百餘家，詩作四萬八千九百餘 首。近年出版的《全唐詩外編》又搜集了大量唐五代佚詩，唐詩總數已有五萬首以上。但這遠遠不是唐詩的全部，唐人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序云：“起自至德元 年，終於大曆暮年，作者數千。”短短二十餘年的作者就有數千人，則整個唐代詩歌繁榮、詩人輩出的盛況可以想見。

　 　風靡唐代社會的詩歌熱潮也波及到遠在西陲的敦煌地區，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大量詩歌作品便是證明。其中 既有中原人士的作品，也有敦煌本地人士的作品；有在詩壇享有盛譽的名家鉅製，也有名不見經傳的民間人士乃至學童的作品。這些詩歌的總數有多少呢？至今還沒 有精確的統計。由於對“敦煌詩歌”的界說不盡相同，因此對總數的估計也會有很大的出入。我們估計敦煌遺書中現存的詩歌約有二千首以上，其中大多數是《全唐 詩》不載的佚詩。這些詩歌充分反映了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詩歌繁榮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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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繽紛絢爛的唐五代詩歌百花園地中極富特色的一角。

　 　本書介紹的“敦煌詩歌”，指的就是敦煌遺書中保存的詩歌，也包括唐五代時期莫高窟題壁的個別詩作。 從時間上看，這些詩歌可以分為唐代以前和唐五代（以及宋初）兩個時期。其中唐代以前的，主要是《詩經》、《楚辭》、《文選》、《玉臺新詠》等著名總集或其 注本的殘卷，如《毛詩故訓傳》（鄭玄箋）、《毛詩音》（徐邈撰）、《毛詩正義》（孔穎達撰）、《楚辭音》（釋道騫撰）、《文選》（白文及李善注）、《文選 音》、《玉臺新詠》等，皆係中原著作，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但多係零碎殘本。研究這些古代詩歌的訓詁音釋著作，另有專門學問，本書不多置詞。唐五代時期的 敦煌詩歌則數量豐富，內容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顯示出一派蓬勃興旺景象。本書介紹的重點是唐五代時期。從流傳情況看，它們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已見於《全 唐詩》及其他著作的傳世詩歌，另一類是歷代不見披載而僅見於敦煌遺書的佚詩。前一類多屬知名詩人的作品，為研究者所習知，敦煌本具有校勘和考訂的重要價 值。後一類則提供了大量嶄新的研究資料，其有助於開拓學術研究領域、增長新知的功效尤為鉅大。本書的介紹側重在後一類作品。

　　對於“詩歌”所包含的範圍，可以有廣狹不同的各種理解。為了使研究的對象明確而集中，下列作品不在本書討論之列：

　 　一、曲子詞和民間小調，如敦煌本《雲謠集》和各種《五更轉》、《十二時》等，雖然從廣義上說也是詩 歌，不過這些作品是按照固定的曲調歌唱的，自有其特殊體制，與本書所討論的“詩歌”不同。至於被誤認為歌辭類作品而實際上是一般詩歌者，仍在本書介紹範圍 之列。如《敦煌歌辭總編》卷三所收釋貫休所著失調名辭（讚念《法華經}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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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前飛〕（馬毬）等，其實並不是歌辭，而是七言歌行，所以仍在本書討論範圍之內。

　 　二、詞文、俗賦等說唱文學作品，前者如敦煌本《季布駡陣詞文》，通篇是七言韻文，長達六百餘句，約 四千五百字左右，有人稱之為“唐代第一長詩”；後者如敦煌本《鷰子賦》（乙種），通篇基本上是五言韻文，有人稱之為“五言詩”。不過這一類作品是民間藝人 搬演的說唱作品，雖然形式上有類似詩歌之處，但畢竟與詩歌的性質不同，不在本書討論範圍之內。不過也有一些本屬詩歌的作品，因為標題上有“歌”、“賦”之 類的字樣，以及其他原因，而被誤認為其他類型的作品。如多種敦煌寫本都載有“江州刺史劉長卿”所撰《高興歌》，便被《敦煌歌辭總編》作為歌辭收入“補遺” 卷。又如伯三九一六載劉希夷《死馬賦》，有人把它收入《敦煌賦集》；上引《高興歌》又題《酒賦》，也被收入《敦煌賦集》。其實這些作品都是七言歌行，自然 屬於本書討論的內容。

　 　三、佛教、道教的偈頌，採用了齊言句式，表面上也和詩歌有相似之處。不過偈頌在內容上是宣傳宗教義 理，通常都不押韻，而且語言缺乏形象性，文學的意味極其淡薄，甚至完全沒有文學性。既然這類偈頌連文學都算不上，自然不能看作是詩歌，所以不在本書討論之 列。不過像《老子化胡經》卷十所載《玄歌》三十八首，不但形式上具備了詩歌的各種要素（如押韻等），而且語言也較為生動形象，比之魏晉之際流行的玄言詩， 更富有文學趣味，所以本書也加以介紹。

　從敦煌詩歌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什麼特點呢？我認為有以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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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們發現敦煌詩歌和中原詩歌的聯繫是十分密切的。敦煌遺書中保存了許多中原詩歌名篇，這是敦 煌人士熱愛中原詩歌的證明。中原詩歌是唐代詩歌的主流，正是這些優秀的中原詩歌，哺育了敦煌本地許多代詩人的成長。這種血肉聯繫反映了它們在文化傳統上的 一致性，即使在敦煌與中原的聯繫一度中斷的時期，這種一致性仍然強烈地表現出來。

　 　第二、我們發現敦煌詩歌雖然是在中原詩歌的哺育下成長的，但同時保持著自己鮮明的個性。展讀敦煌詩 卷，幾百年間敦煌地區巨大的社會變遷，瑰麗的邊地風光，多彩的民情風俗，都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由於史書的簡略而幾乎被人們遺忘的這個地區的歷史，通過敦 煌遺書，其中也包括敦煌詩歌的記載，重新被人們認識。即或是敦煌遺書中的那些中原地區的詩歌，也通過敦煌人士不自覺的篩選，曲折地反映了當地人士的興趣和 願望。

　 　第三、我們發現敦煌詩歌中的宗教詩歌，主要是佛教詩歌，佔有很大的比重。這固然由於敦煌是佛教名 城，保存敦煌詩歌的莫高窟是佛教勝蹟，同時也由於唐五代的社會是宗教氣氛，特別是佛教氣氛十分濃厚的社會，因此這類宗教詩歌是廣泛流行的。由於中國的歷史 上幾乎沒有政教合一的傳統，宗教文學歷來不受重視，沒有得到應有的研究，以致人們幾乎忽略了宗教文學的存在。然而這卻是一個巨大的事實，敦煌詩歌中佛教詩 歌的重要份量是當時文學實際狀況的真實反映，我們有必要對佛教詩歌給以恰如其分的介紹。

　　第四、我們發現敦煌詩歌中保存了大批下層人士和民間的作品，這些作品或許在藝術上還稍顯稚拙粗糙，但是卻帶有通俗鮮活的色彩，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真面目，為詩壇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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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唐詩》中這類作品保存得很少，因為在時間的長河中它們是首先被淘汰的對象。然而由於特殊的歷史機緣，敦煌詩歌中保存了很多民間作品，這難道不值得我們特別地珍視和介紹嗎？

　下面我們把敦煌詩歌分為五類介紹，即：

　一、文人詩歌；

　二、釋道詩歌；

　三、民間詩歌；

　四、鄉土詩歌；

　五、王梵志詩。

以 上的分類並不是並列的。本來前三類詩歌，即文人詩歌、釋道詩歌、民間詩歌，已經大致可以概括全部敦煌 詩歌了。我們從中特別提出鄉土詩歌單獨作為一類，是因為敦煌詩歌中保存了相當數量的敦煌本地人士的作品，具有濃烈的鄉土氣味，把這類作品單獨作為一類介 紹，既符合現存敦煌詩歌的實際結構，又能突出敦煌詩歌的鄉土特色。至於王梵志詩，是一個數量可觀的獨特詩歌群體，現存約三百九十首左右，它們的作者是一些 不知其名的僧侶、下層知識分子等身份各不相同的人士，它們的創作時間延續了大約幾個世紀，它們的內容兼有世俗詩歌與宗教詩歌的不同性質。然而逭些本非一人 一時所寫的作品，又都用“王梵志詩”的名義集合在一起，在內容上和藝術上顯示出共同的特色，形成一個整體。“王梵志詩”既難以歸屬於上述任何一類，同時又 是敦煌詩歌中獨具特色和重要意義的一部分，因此把“王梵志詩”單獨作為一類介紹，是最為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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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人詩歌

第一節　敦煌文人詩歌概況

　 　這裏說的“文人詩歌”，指的是敦煌遺書中保存的中原文人創作的詩歌，敦煌本地詩人的作品留待第四章 介紹。自從漢武帝設立河西四郡開始，敦煌地區就和中原地區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在安史之亂以前的唐代全盛時期，中原地區高度發展的文化曾經源源不斷地湧進敦 煌地區，推動著敦煌地區文化的同步發展。中原詩人精美絕倫的詩篇也在敦煌地區廣泛傳播，受到敦煌人民的熱愛，哺育著敦煌詩人的成長。就是在後來敦煌地區和 中原地區一度隔絕的情況下，這種文化上的交流仍在不絕如縷地延續著。敦煌遺書中保存的中原文人詩歌，衹是當時在敦煌地區流傳的中原文人詩歌的很少的一部 分，然而已經具有極其珍貴的價值了。這些詩歌，主要以專集、選集和零篇的方式保存在敦煌遺書中。

　　一、專集

　　千年以前的唐人詩集，許多已經失傳，有的經過後人改編，面貌全非。敦煌保存的中原文人的詩歌專集，猶是當年實物，於焉可以窺見唐代詩集的真實面目。其間又可分為個人詩集及詩集注本兩類。

　　個人詩集有《高適詩集》殘卷，存詩三十六題，五十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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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敦煌古籍敘綠》卷五云：

　 　　《高適詩集》殘卷，起《答侯少府》，至同呂判官從大夫破洪濟城迴登積石軍七級浮圖作，共得三十六 題，詩若干首，惟首尾兩篇有殘缺。書法雅非上駟，亦秀整可觀；避唐諱甚謹，的是唐人所書。校以今本，獲佚詩三篇：曰《雙六頭賦送李參軍》，曰遇崔二有別， 曰奉贈平原顏太守。考新唐書適本傳及藝文志，並稱適有集二十卷，而四庫所據汲古閣影宋精鈔本，實僅十卷，則二十卷本宋代流傳已罕。余在敦煌殘卷中，別獲一 唐詩選本（伯二五五二），載適詩三十九題，內兩題不見今本。文獻通考著錄適集外詩一卷，文一卷，疑為宋人據選集輯捕，非獲見二十卷本也。

　 　兩唐書本傳：“適年五十始為詩，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又奉贈平原顏太守詩序：“今南海太守張 公之牧梁也，遂奏所製詩集於明主。”按張公即張九皋，是天寶初載，適已有集進奏於朝；自是傳鈔當益廣，卷帙亦必各自不同。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在天寶十二 載，贈詩者作於是年或次年，為進奏本所無，而今本亦不載。按今本適詩，多為在哥舒翰幕中作品，其在天寶十二載以後者殊尠，疑當編成於進奏本後，此卷子本以 前，然此卷亦非最後定本也。此外斯七八八號卷子起自高適《古大梁行》後半“（遺）墟但見狐狸行”以下，及《燕歌行》全篇，或許也是高適詩集殘卷。

　　詩集注本，則有斯五五五、伯三七三八兩種張庭芳《李嶠雜詠注》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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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卷筆跡相同，殆本為同一寫本之殘片，斷裂後分藏於倫敦、巴黎兩地。王重民《敦煌古籍敍錄》卷五云：

　 　　斯坦因所得五五五號，為殘詩十七行，有注；伯希和所得三七三八號，僅六行，詩注均相似，書法亦 同，知為同書，恨不知書名及撰人姓氏。劉修業女士為東方語言學校編所藏華文書目，偶檢《佚存叢書》本《李嶠雜詠》，謂此即《雜詠》殘卷，余檢閱良然。更閱 卷端張庭芳序，而知此殘卷詩注，即張庭芳所撰者。斯氏卷始詠《銀》末三句，訖《布》，共六首又三句，在《佚存》本《玉帛部》十首中。伯氏卷存詠《羊》未二 句，詠《兔》詠《鳳》各一首全，詠《鶴》僅存開端二句。詠《鳳》詩前有“靈禽十首”一目，則知《全唐詩》無子目者，或因從類書輯出也。然《佚存》本《靈 禽》部在《祥獸》部前，卷子本反是，蓋《佚存》本與張庭芳注本不同也。《佚存》本文句與《全唐詩》所輯大致相同，卷子本《錢》至《帛》六詩中，其末二句每 與《佚存》本不同，詠《兔》詠《鳳》亦如之。然則庭芳所據，固別一本也。

　　二、選集

　 　唐五代時期既為詩歌的黃金時代，詩學昌盛，詩集盛行，時人所編的詩歌選集亦紛紛出現。明胡震亨《唐 音癸籤》卷三一載唐五代人選唐詩，已有三十餘種之多，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二所載唐人選唐詩，又有《癸籤》不載者數種。其流傳至今者，有芮挺章編《國秀 集》、殷璠編《河嶽英靈集》、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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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合編《極玄集》、陸龜蒙編《松陵集》、韋莊編《又玄集》、韋縠編《才調集》等，其餘則但見於著錄而已。至於當時實際存在而現今失傳、且不見於著錄者，又不知凡幾。幸而在敦煌遺書中，尚保存了若干種唐人選唐詩殘卷，使我們尚可彷彿想見當時詩歌受到社會廣泛喜愛的情況。

　　伯三七七一、斯二七一七《珠英學士集》殘卷，是敦煌唐詩選集中唯一見於歷代著錄者。王重民《敦煌古籍敍錄》卷五云：

　 　伯三七七一與斯二七一七兩殘卷，筆跡相同，斯氏卷馬吉甫詩前，有“珠英集第五”一行，故知同為《珠 英學士集》殘卷。考《新唐書‧藝文志‧總集類》：“《珠英學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玉海》卷五十四引，尚有 “詩總二百七十六首”一句。）又《唐會更》卷三十六云：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聖曆中，上以《御 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閻朝隱、徐彥伯、薛曜、員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無競、沈佺期、王適、徐堅、尹元凱、張說、 馬吉甫、元希聲、李處正、高備（《玉海》卷五十四引作喬備，不誤）、劉知幾、房元陽、宋之問、崔湜、常元旦、楊齊哲、富嘉謩、蔣鳳等二十六人同撰。”所舉 撰人，概在此兩殘卷中。是集《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則宋時猶存。《讀書志》云：“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里爵，以官班 為次。”所述尤與殘卷相合，則此兩卷為《珠英學士集》無疑。自是集散佚，諸家詩或不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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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與《全唐詩》相校閱，伯氏本：載元希聲詩二首，《贈皇甫侍御赴都》第二律與第二首，並不見《全唐 詩》。房元陽二首，楊齊哲二首，房、楊詩《全唐詩》不載。胡皓七首，喬備四首；胡四詩，喬二詩，《全唐詩》失載。斯氏本沈佺期十首，李適三首，崔湜九首， 劉知幾三首，王無競八首（實僅七首），馬吉甫三首；沈詩今存，劉、馬二家全佚，李詩佚一首，崔、王二家各佚四首。合得佚詩二十七首，並輯入《敦煌詩錄》 中。

按喬備詩實際衹佚一首（《雜詩》）。其《秋夜巫山》一首，王重民收入《補全唐詩》者，已見於《全唐詩》卷八八二（補遺一），並非佚詩。又胡皓之名不列於《唐會要》二十七人之中，是由於《唐會要》所列名單並不完備，《郡齋讀書志》云“四十七人”，胡皓當在此數中。

　 　敦煌遺書中的其餘唐詩選集（有些是詩文合選），多數很可能是一般習詩者選抄，供自己使用，並未廣泛 流傳。不過唐代詩學昌盛，全民詩歌欣賞水平很高，所以這些不見著錄的唐詩選本，所收作品多有可觀，其中尤以伯二五五二‧二五六七（兩卷係同一原卷斷裂者） 和伯二五五五兩種最為重要。這些選本主要有：

　　斯五五五，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著錄為《唐人選唐詩》，說明：“殘存李義府侍宴詠烏（見唐詩紀事），宋之問詠壁上畫鶴，前鄉貢進士樊鑄上禮部李侍郎詩十首（現存九首）。”楚按樊鑄詩《全唐詩》不載。

　　斯二○四九，《斯坦因劫經錄》著錄為《古賢集》，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