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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思想家對經學與理學之辨析

　　　　　（一）

　　從儒學的發展史來說，理學在北宋（960－1127）尚未成為學術主流，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69）和二程（顥，真按：張載之生卒 真按：真按：程顥之生卒 周敦頤 真按：真按：程頤之生卒 周敦頤之生卒 1032－1085；真按：程頤 頤，真按：程顥 1033－1107）所講的心性義理之學祇不過是儒學的一道支流。當時儒學的規模頗為恢宏。例如被清人推為開宋學先河的胡瑗（993－1059）在蘇、湖二州講學時，真按：胡瑗之生卒 就 分經義、治事兩齋，以經義為體，時務為用，提倡“明體達用”之學。在經義齋中，選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的學生，使他們“講明《六經》”；治事齋 中的學生“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另外“兼攝一事”，使他們日後“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後來，胡瑗的高弟劉彝（1017－1086）在答覆趙頊（宋神宗，真按：劉彝之生卒 1048－1085，1067－1085在位）問“胡瑗與王安石（102l－1086）孰優”時，真按：王安石之生卒 曾 把“聖人之道”劃分為“體”、“用”、“文”三方面。所謂“體”，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的法則，亦即是儒家的道德準則；所謂“文”，指 “垂法後世”的“詩、書、史、傳、子、集”；而“用”指“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亦即上述準則的應用。接著劉彝指出，當胡瑗以道德仁義 教授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正在場屋中修進士業。劉氏認為宋初“風俗偷薄真按：劉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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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國家累朝取士，不以禮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而胡瑗在寶元（1038－1040）、明道（1032－1033）之間，深感這方面的缺失，便努力以明體達用之學教授學生，前後二十餘年，教授學生數千多人。因此劉氏稱許當時學者所以“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全是胡瑗的功勞１。透過胡瑗的教學宗旨和劉彝對“聖人之道”的詮釋，可見北宋前期的儒學，是兼合經義和事功的。

　　由於北宋積弱六十餘年，政治環境要求經世致用的學術，所以當時的思想家提倡經學和政事合一，而重點則放在政事方面，於是慶曆（1041－1048）、熙寧（1068－1077）兩次變法就應運而生。但自從新法失敗後，則轉而偏重於經術了２。

　　經術在北宋初也開始發生變化。首先，宋人有疑古精神，不喜歡依循漢、唐舊注，而自創新說３。王應鱗（1223一1296）認為，真按：王應麟之生卒 自漢代至宋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及至劉敞（約1008－1069）的《七經小傳》面世，真按：劉敞之生卒 才開始崇尚新奇，到了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流行，學者更把漢儒之學視為“土梗”了４。雖然《七經小傳》開創經義轉變的說法頗有問題５。但《三經新義》的流行，實在改變了注經的風氣。後來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三經新義》受到排斥，不循古注的風尚並未結束。皮錫瑞（1850－1908）指出，元祐（1086－1094）諸公雖然“排斥王學”，但程頤的“易傳”，“專明義理”，蘇軾（1037－1101）的“書傳”，真按：蘇軾之生卒 “橫生議論”，亦是各自“標新”６。

　　其次，宋儒對經典的關注，漸從探求微言大義轉向發揮心性義理。真按：宋儒之經學 誠如胡應鱗（155l一1602）指出，真按：胡應麟之生卒 宋初邢昺（932－1010）真按：邢昺之生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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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學者仍“多以注疏顯”，到了二程和朱熹（1130一1200）專談義理，真按：朱子之生卒 真按：程頤 經學便和前代迥然不同了７。儒學從經術而轉向義理，其實是儒、釋、道互相抗衡的結果。釋、老兩家講求涅槃、清靜，所以重視心性意識，儒家為了和他們抗衡，便須轉向心性義理的探索。於是，訓詁考據的作風不得不改變了８。

　　此外，二程講學的方式，也使以後數百年儒學的研習途徑，有所改變。周敦頤蹟近隱土，沒有弟子從遊。程氏兄弟講學，真按：程顥 真按：程頤 卻別具風格。他們著重提點指授，忽視根底栽培，和禪家參謁的作風，十分接近。初時，向二程求學從遊的學者，大都有相當的基礎。可是風氣展開以後，淺學之徒相繼效尤。當學者未有適當的基礎，便直接講道談理，參究最高理論，自然容易流於空虛放蕩，真按：反證 所以程門弟子，很多都陷於禪學。另一方面，因為起初的時候老師和學生都有根基，所以教授時不尚誦讀講貫而注重討論，於是在二程門下，真按：程顥 儒家開始有語錄。真按：二程與禪學 南宋以後，真按：典範的改變 學校制度日漸衰落，真按：因材施教 私人講學相應地盛行起來。由於參予者愈來愈多，便產生講堂制度。有了講堂，於是又有講義、講章等的出現。真按：講義之源 真按：真按：講義之源 講學之源 同時因為參予者愈多，真按：因材施教 他們在程度上的差異就更大。為了方便教學，講者就選定若干範本，真按：因材施教 加上明確的注釋，以便學生易於研習。因此，在理學盛行以後，學者不再重視根底學問的栽培，僅以語錄、講義、範本等為學問的所在，而經義就更加荒廢了９。

　　總之，儒者崇尚性命，主敬向內，必致簡遺世務，疏略事功，使到儒學的規模日漸萎縮。加以他們論學不重根底，輕言點授，祇以語錄和講義為學問根據，怪不得被譏評為流於玄虛，近於禪學。同時由於語錄、講義、範本的出現，學派的界限愈來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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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戶之爭也就因此而起。真按：門戶之見 所以儒學發展到南宋（1127-1279），真是流弊叢生，而為人所訶詬。其中周密（1232-1308）的批評，真按：周密之生卒 很有見地，如下引一則，歷來都受到重視：

　　　“嘗聞鄉曲沈子固先生云：道學之黨，起於元祐（1087－1094），盛於淳熙（1174－1189）， 其徒甚眾，蟠結其間，假此以惑世者，真可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歛；開閫安邊者，則目為麄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 吏。蓋其所讀書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西銘》及語類之屬。自詭為絕學，首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州、為縣、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或道統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近思》等文，真按：近思錄 則可不錯頭路。至下而士子作時文，苟能發明聖賢義蘊，亦可不負名教。然畢竟立身如溫公（司馬光，1019-1086），真按：司馬光 真按：司馬光之生卒 文章氣節如東坡，此為本色也。復有一等偽學之士，競趨之稍有不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其氣燄可畏如此。然所言所行，略不相顧，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馴至淳祐（1241-1252）、咸淳（1265－1274），則此弊極矣。是時為朝士者，必議論憤憤，頭腦冬烘，敝衣菲食，出則坐破竹轎，舁以村夫，高中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君子。名達清要，旦夕可致，然而其家囊金櫃帛，為市人所不為之事。賈師憲（似道，1213-1275）獨執相柄，真按：賈似道之生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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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恐有套其權者，則專用此種之士，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其實幸其憒憒不材，不至挈其肘耳，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烏乎！孰謂偽學之黨，不甚於典午之清談乎？”１０真按：真按：不解之處！真按 典午

理學在中國思想史上，固然有重大的貢獻１１。但在宋代內憂外患的局面下，流行這種性理恬靜的學說，自然不足以匡濟時艱。所以，宋儒雖好言恢復，但卻祇是空言而不實行，終於逃不過亡國的厄運１２。真按：百無一用是書生

　　陳亮（1143－1194）提倡經濟事功，真按：陳亮之生卒 不 滿儒者侈談心性。所以當朱熹規勸他“以醇儒自律”時，他自稱“於今世儒者無能為役”１３，斷然拒絕。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中，指摘當世“自以為得正心 誠意之學”的儒士，都是“風痺不知痛癢”的人，他們“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其實不知道甚麼是“性命”１４。相反來說，陳氏認為祇 要“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即使“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也“不妨為一世英雄”１５。真按：英雄 真按：陳亮

　　陳亮因不滿當世儒士空談性命之學及廢棄時務事功，評論既切，竟然以學儒為戒１６。其實，陳亮不過希 望糾正當時“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的弊病，使儒學回復恢宏的規模，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並存，無一或廢１７。可惜，陳亮的策議， 並不被朝廷接納，而永嘉之學，始終受到程朱之徒排斥，宋代也就在理學昌明的情況下滅亡了。真按：理學之禍

　　宋明理學從朱熹到王守仁（1472－1529），真按：王守仁之生卒 所講的雖然都是心性理氣等形而上學的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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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探求義理的入門途徑，一開始就發生歧見。朱熹說：

　　　“大抵子思（孔伋，前483－前402）以來，真按：子思之生卒 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陸九淵1139-1193）所說專是尊德性事，真按：陸九淵之生卒 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１８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朱陸異同”１９。朱熹主張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九淵主張先立其大，免流於支離。鵝湖之會後，朱熹已有調停之意，可惜陸九淵堅持舊見，不肯改變２０。加以朱熹“氣質有病，多在忿懥”２１，使到“朱陸異同”衍變為門戶之爭。真按：門戶之見 真按：門戶之見

　　南宋時，因釋、道二氏尚盛，儒家忙於攘外，內部的歧見並未尖銳。但到了明代，釋、老漸趨萎沈，“尊德性”和“道問學”的爭論便轉趨熾烈起來２２。

　　從元代到明中葉以前，朱學乃理學的主流。南宋時，朱學雖是偽學，但愛育黎拔力八達（元仁宗，1285－1320，1311－1320在位）在皇慶二年（1313）下詔復科舉，制定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策試，真按：四書集註 朱學一變而為正學２３。明初推崇朱學，朱棣（明成祖，1360－1424，1402－1424在位）敕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等書作為取士的標準書２４。自從朱學與科舉拉上關係，論者認為已不是真正學問了。其次，“道問學”祇是探索義理的途徑，辨明義理才是學問的歸宿，所以過分強調“道問學”，無疑是舍本逐末。吳澄（1249－1333）指出，真按：吳澄之生卒 程頤四傳了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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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義的精密，可說是孟軻（約前372－前289）以來所未有的，真按：孟子之生卒 真按：孟子 可惜程朱的門人“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他們既認為“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但他們“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吳氏認為這是嘉定（1208－1224）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且沒有人能夠挽救其中流弊２５。由於朱學不振，才有陳獻章（1428－1500）、王守仁繼承和發展陸九淵的學說２６，真按：陳獻章之生卒 “尊德性”的傾向於是被推拓盡致。

　　“尊德性”雖在明代當時得令，“道問學”卻沒有銷聲匿跡，它始終是一股伏流，和主流“尊德性”互為消長。余英時曾把明儒傾向於“道問學”者區分為兩大派：真按：考證學興起的原因 一派“在哲學立場上接近朱子”，“在理論上肯定知識的重要性”；另一派則是“從事實際考證工作”，“從經驗中體會非博不足以言約”２７。真按：學術淵源,顧炎武學術淵源 真按：考證學興起的原因 真按：考證學興起的原因 但是，“道問學”始終是“尊德性”的附庸，而且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因發揮或爭辯義理而“道問學”，如胡居仁批評婁敬（1422－1491）的讀書窮理，真按：婁敬 真按：學術淵源,顧炎武學術淵源 真按：考證學興起的原因 “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２８，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二，為了探求義理，考辨真偽，因此追源溯流而“道問學”，如羅欽順（1465－1547）用考據方法審辨程頤“性即理”與陸九淵“心即理”的是非，真按：考證學興起的原因 真按：學術淵源,顧炎武學術淵源 而得出“性即理”本於孔、孟的結論。羅氏在這次考辨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口號：

　　　“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真按：羅欽順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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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寫信給王守仁的弟子歐陽德（1496－1554）時，真按：歐陽德之生卒 又一次申明必須向經書取決是非的意見。他說：

　　　“聖賢經書，人心善惡是非之跡固無不紀，然其大要，無非發明天理以垂訓萬世。世之學者，既不得聖賢為之師，始之開發聰明，終之磨礱入細，所賴者經書而已。舍是，則貿貿焉莫知所之。若師心自用，真按：師心自用 有能免於千里之謬者，鮮矣。”３０

無論因為維護或發揮自己（或學派）的學說而讀書窮理，抑或因為取決義理的是非而求證於經典，理學家漸從朱陸異同的辨析而涉足於訓詁考據的範疇，“道問學”這股暗流慢慢地冒湧出來了，即使王學內部，亦發出同樣的呼聲３１。真按：學術淵源,顧炎武學術淵源 真按：考證學興起的原因

　　王守仁的弟子宋儀望（1547年進士）因“議從祀陽明，真按：宋儀望 而論不歸一”，寫成〈陽明先生從祀或問〉，“以解時人之惑”，便指“將古人讀書窮理，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都不講求”等，全非王守仁的“本旨”３２。另一弟子王艮（1483－1541）亦提出：真按：王艮之生卒

　　　“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此致良知之道也。”３３

王艮“正諸先覺，考諸古訓”來印證良知的口號，得到王門三傳弟子顧憲成（1550－1612）的發揮。真按：顧憲成之生卒 顧氏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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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之去聖人遠矣，其求之或不得，宜也。於是正應沈潛玩味，虛衷以俟，更為質諸先覺，考諸古訓，退而益加培養，洗心宥密，俾其渾然者果無愧於聖人。如是而猶不得，然後徐斷其是非，未晚也。”３４

顧憲成制訂〈東林會約〉，提出“飭四要”等方針。所謂“四要”，乃指“知本”、“立志”、“尊經”、“審幾”。顧氏解釋“尊經”如下：真按：東林 真按：東林書院院史 真按：學術淵源,顧炎武學術淵源 真按：尊經

　　　“尊經云何？經，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籍，程子表章《四書》，凡以昭往示來，維世教，覺人心，為天下留此常道也。……至乃枵腹師心，目空千古，見子路（仲由，前542－前480）曰‘何必讀書，真按：子路之生卒 然後為學’，則亦從而和之；……見象山（陸九淵）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則亦從而和之。……審若是，孔子大聖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窮年畢力，真按：程子 都付諸東流也已矣。然則承學將安所持循乎？異端曲說，紛紛籍籍，將安所取正哉？”３５真按：顧憲成語

所謂“尊經”，套用吳桂森的說話，就是“以《五經》、《四書》為常道也”３６也就是不可離經而求道。真按：博學於文的理論基礎 真按：代表作

　　王學主簡易，本來是為了挽救朱學支離破碎的弊病，但輕於點授，不免流於放誕與唯心。於是顧憲成、高攀龍（1562－1626）等“起而救之，真按：高攀龍之生卒 痛言王氏之弊，使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３７，真按：朱子 思想界便有自王返朱的傾向。真按：朱子 真按：王守仁 而劉宗周曾問學於高攀龍，講學於山陰真按：劉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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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證人書院，提倡“誠敬”、“慎獨”之說。他的宗旨是由王守仁而上推朱熹，真按：朱子 再而“溯之孔、孟”３８，真按：孟子 真按：孔子 並宣稱：

　　　“書云：真按：劉宗周論學要旨 學於古訓乃有所獲。……故學必以古為程，以前言往行為則。”３９

上述王學內部尊經等言論，無疑亦推進了明末學術界“道問學”的傾向。真按：道問學 真按：考證學興起的原因

　　南宋以來，理學家荒廢經學和侈談心性義理的作風已為有識之士所詬病，甚至有學儒為戒的言論出現。而到了明代中葉，即使是理學家，在義理的取舍和爭辯中，亦提出“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及“學以取證於經學”等論調。稍後，王學內部亦出現了尊經的傾向。在此同時，歸有光（1505－1571）標舉出“講經”和“講道”的分別，真按：歸有光之生卒 開啟了明末清初思想家對經學和道學辨析的先河。真按：歸有光對後世的影響

甲、歸有光、錢謙益──“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

　　歸有光認定“孔氏之書”保存著“先王之教化”，真按：孔子 真按：六經 所以是“學者世守以為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為天下國家之具”。可是他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