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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潮編印的《檀几叢書》也很受人歡迎，清何思鈞據其編有《檀几叢書錄要》在光緒間刊出。

　　2.郡邑叢書。該類叢書所收之書，其內容不限，作者時代不限，但作者必須是在同一個地區範圍內。地區範圍可大可小。可以是一縣、一州，也可以是一省。安徽清儒編印的此類叢書較少，主要有涇縣趙紹祖和趙繩祖編印的《涇川叢書》五十一種，桐城光聰楷編印的《龍眠叢書》十八種等。真按：中研院線上目無！疑有誤！ 《涇川叢書》收的是該地區明、清兩朝人的著述。該叢書收書注重學術價值，在當時頗有影響，刊印也精，民國間被他人影印。《龍眠叢書》收的是桐城一地宋、真按：中研院線上目無！ 明、清三朝人的著述，在當時也有一定影響。

　　3.氏 族叢書。該類叢書所收之書，其作者全是一個氏族的，但作者所處時代不限，書之內容也不限。安徽清儒所編該類叢書多于其編的郡邑叢書。其主要有桐城方昌翰編 印的《桐城方氏七代遺書》二十種，涇縣洪汝奎編印的《洪氏晦本齋叢書》二十四種，合肥王尚辰編印的《合肥王氏家集》四種，績溪胡培系編印的《績溪胡氏叢書》四種等。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其中以前兩種叢書較為突出。這兩種叢書不僅收書多，其作者也有幾個朝代的。如《洪氏晦本齋叢書》收洪氏一族宋、元、明、清四朝人士的著述。其中有宋代著述十六種、元代著述三種，為後人保存這麼多古典文獻，這在該類叢書中是不多見的。

　　4.獨 撰叢書。該類叢書所收之書，必須是某一個作者的，叢書編者可以是作者本人，也可以是他人。安徽清儒所編該類叢書較多，居其所編的各類叢書之首。其主要有徽 州江春補刊、宋姜夔撰的《白石道人四種》，宣城梅文鼎自著自編的《梅氏叢書》二十二種，桐城斟雉堂編印、錢澄之撰的《桐城錢欽光先生全書》五種，施閆章撰、真按：當係施閏章之訛！ 康熙至乾隆間印出《張文瑞集》五種，宣城凌廷堪撰、嘉道間刊印的《校禮堂全集》六種，婺源戴大昌撰、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嘉道間刊印的《補餘堂集》五種，歙縣胡承珙撰、道光間刊印的《求是堂全集》六種，涇縣趙紹祖撰、嘉道間刊印的《古墨齋集》十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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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潁上程沆輯、道光中刊印的《小堂四種》，歙縣鮑康撰刊的《觀古堂叢刻》四種，桐城方宗誠撰、光緒間刊印的《柏堂遺書》二十二種，桐城吳汝綸撰、光緒間刊印 的《桐城吳先生全書》五種，等等。獨撰叢書一般關於某個人的著作收得比較全，對研究某人的學術思想非常方便，如方苞的《杭希堂集十六種》對研究方氏的經學 思想和桐城派歷史很有幫助。

二、類編類

　　1.經類叢書。安徽省清儒當時編印的經類叢書不多，主要有歙縣程瑤田撰寫的《通藝錄》二十一種，桐城方苞撰編、方觀承刊印的《方望溪先生經說四種》，歙縣黃承吉編印的《增注字詁義府合按》二種。其中以《通藝錄》略顯突出，在經義方面有一定影響。

　　2.史類叢書。安徽清儒當時編印的史類叢書主要有，太平汪文臺編、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崔 國榜等刊印的《七家後漢書》七種，歙縣洪氏刊印的宋代叢書《宋名臣名言錄》五種，合肥李鴻章刊印他省人李兆洛編的《李氏五種》，歙縣汪基編印的《黃山導》 四種，歙縣黃晟編印的《三古圖金石》三種、翻印的《山水二經合刻》二種等。安徽清儒當時編印的史類叢書不多，有影響者也少。

　　3.子類叢書。與上面兩類叢書相比，安徽清儒當時編印的子類叢書略多，主要有宣城梅文鼎編印的《兼濟堂纂刻梅勿菴先生歷算全書》（又名《梅氏叢書》）真按：此字竟未簡化為庵！ 二十八種、《梅氏叢書輯要》二十一種，全椒吳鼒編印的《韓晏合編》二種、《宋元檢驗三錄》三種，桐城吳汝綸編印的《桐城吳先生點勘諸子七種》等。真批：此項應屬集部詩文評類！ 其中以梅氏兩種叢書影響較大，前者屬天文曆算，後者屬數學；前者書成後被他人翻印一次，後者書成後被他人翻印兩次，以此也能看出這兩種書受讀者歡迎之程度。尤其是後一種，實為數學史方面重要之書。

　　4.集類叢書。安徽清儒當時編印的該類叢書又多于其編印的子類叢書，主要有涇縣潘錫恩和別人合作編印的《乾坤正氣集》一百零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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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陵徐乃昌編印的《小檀樂室彙刻閨秀詞》一百種，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合肥張樹聲編印的《廬陽三賢集》三種，寓居於浙的歙人鮑廷博編印的《南宋八家集》八種、《知不足齋輯錄宋集補遺》十一種、《群賢小集補遺》十五種等，全椒吳鼒編印的《八家四六文鈔》八種，桐城方觀承編印的《述本堂詩集》十八種，合肥李國杰編印的《合肥李氏三世遺集》三種，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涇 縣趙紹祖編、道光間印的《趙氏淵源集》二十七種，全椒薛時雨編印的《薛氏五種》，休寧孫默編印的《國朝名家詩餘》十七種等。其中以前兩種較為突出，《乾坤 正氣集》不僅收書多，而且比較古，最晚的一種也是明人著作，最早的有戰國時屈原的著作，唐、宋人著作也有一些，為後人保存了不少珍貴資料。

　　安徽清儒編印叢書貢獻可謂不小：

　　1.保 存了很多古典文獻。據不完全統計，安徽清儒當時編印的叢書約有九十來種，含單書二千一百八十餘種；他們印省外人編的或翻印宋、元、明叢書有九種，含單書六 十六種，共計有單書二千八百四十多種。它們都是線裝古籍，其中有二千二百八十多種在其叢書中流傳至今，為祖國保存了大量古典文獻。這是安徽清儒編印叢書的 最主要貢獻。需要說明的是，限於資料，筆者統計多有掛漏，他們當時編印的叢書及其所含單書數量遠超過上面兩種數字。

　　2.促 進了印刷業的發展。在安徽清儒編修的叢書中有這麼多單書需要刊印出來，同時又要刊印外省人的或翻印宋、元等前代的叢書，這就加大了刊印量，在一定程度上促 進了印刷業的發展。關於這一點，從當時叢書編印者的地區分布也能看出。他們多在長江以南，其中又以徽州為多。清時徽州私人書坊有三十多家，遠多於皖之其他 地區，這與當時這裡較大的叢書刊印量不無關係。不少叢書編者就是書坊坊主，如張潮的霞舉堂、鮑康的觀古堂、孫默的留松閣等，都是清代有名的書坊，都刊印了 不少叢書。清時徽州私人刻書之所以在全國仍有一定影響，在中國出版印刷史上仍占有一定地位，是與當時這裡叢書的刊印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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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促 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安徽清儒當時編印這麼多叢書，其內容又包括很多方面，其中不少都具有較高學術價值。這就為當地讀者進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叢書的 大量編印，為私人收書帶來一定方便，對藏書事業的發展起到一定促進作用。在清代，與安徽其他地區相比，徽州學術研究顯得繁榮，文教事業較為發達，藏書事業 頗為繁盛，這些都與當時本地區叢書的大量編印有著一定的關係。

　　4.保 存了一些珍貴的版本資料。在安徽清儒編印的叢書中，有人在收書時僅收宋、元本，並按其原貌影刻出來。如南陵徐乃昌光緒間編印的《隨庵徐氏叢書》二十種等就 是這樣。其底本全是宋刊元版，叢書印成後酷似原刻，幾可亂真，是近代雕印之佳品，為我們留下了一些難得的版本資料。如今原本大多亡佚，這些影印本尤顯珍 貴，是研究宋、元版本的極好資料。

（原載《大學圖書情報學刊》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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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翻譯學

　　清代翻譯學在清末發展很快。這是因為，在清末譯進外人圖書的活動開展得十分活躍，既譯西人書，也譯日人書，共有一千多種，基本上包括了當時的所有學科，被稱為我國歷史上第二次知識大輸入。真批：此翻譯忽略了滿漢蒙藏文間的翻譯！

　 　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一直頻繁。當近代中國譯進西書時，他們就將漢譯西書引進日本直 接翻刻，或轉譯成日文。後來，他們直接引進西書自己翻譯。他們譯進西書的活動比中國晚十年，但是，他們比當時中國善於吸收消化外來文化，並敢於在當時日本 很多領域進行變革實踐，且大多取得了成功，使日本在甲午海戰前夕已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而當時中國卻變化很小。對於這些，我們認為值得總結和探討，所以本 書對近代中日兩國譯書進行了單獨的比較研究。

　 　清儒通過大量譯書實踐，豐富和發展了翻譯學理論。他們提出，為保證翻譯質量，應 編製中英文對照表，要善於科學造字，要義譯，盡量少用音譯，要專人譯專書，等等。梁啟超認為，這些是“公譯之例”，大家在翻譯時都應遵守。他們還總結並提 出了頗有影響的“信、達、雅”三條譯書標準，不再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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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清儒譯書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知識大輸入，一次在唐代，一次在清末。其輸入方式，皆主要是譯進外人圖書。清末學者譯書，不論是在品種方面，還是在數量方面，以及在貢獻方面，皆遠超唐人譯書。

　一、清儒譯書背景

　　清政府自1757年實行閉關政策，到1842年“國門”被打開，其間不足百年。在此期間，由於我們閉關鎖國，固步自封，真按：當作故步自封.此中學常考，乃為專家所不識之之無耶？ 夜郎自大，導致科學文化落後，人才貧乏，國力日衰；而在西方，科技與工業迅速發展，學說日新，人才輩出。其結果，我們落後，西方先進，二者差距拉大。在這種情況下，若遇外強入侵，我文武百官無力退敵，“惟頓首流涕，君臣相持號哭而已”。①事實正是如此。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與西方在綜合實力方面的第一次正式較量。結果是中國失敗，割地賠款。

　　隨著“國門”的打開，首先進來的是大批西方傳教士。他們為了在中國宣傳教義，發展教徒，就要把西方宗教圖書譯成漢語。當時他們還不能單獨勝任此項工作，於是便與清儒合作，一起進行翻譯。從1843年到1862年，他們共翻譯西書四百三十多種。其中宗教圖書三百餘種，自然科學圖書百十種。這種以傳教士為主、以宗教圖書為主流的譯書方向，到1862年時便有了改變。

　　通過鴉片戰爭，曾國藩、李鴻章等清朝一些重臣認識到：西人“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致，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①鄭如斯，肖東發。中國書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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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當時清政府已感悟到，必須富國強兵，才能鎮壓人民反抗和抵禦來犯之敵。魏源提出，我們應當“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們認為，“師夷”的主要方式是通過譯進西書和派人去西方游學來學習泰西。其中前者又是主要的。於是，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設立了同文館。之後，上海、廣州也分別設立了同文館。這些同文館既是教學機構，也是翻譯機構，在培養翻譯人才的同時，也開展譯書工作。1867年， 上海江南製造局附設了翻譯館。仿其者有北洋製造局、金陵製造局、武漢自強學堂等，它們也相繼附設了翻譯館。這些同文館與翻譯館分別由洋務派頭子奕訢、曾國 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負責。這樣一來，就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政府譯書系統。當時還有一支次要的譯書力量，就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教會和出版機構， 如廣學會、墨海書館等。其中以官方譯書為主。官方譯書以兵技為主，輔以兵技者次之，其他方面的不多。梁啟超評其曰：“中國官局舊譯之書，兵學幾居其半。中 國素未與西人相接，相接者兵而已。……故其所譯，專以兵為主。”②教會譯書內容與前一時期的基本相同。關於當時官局譯書內容，從梁啟超1896年編製的《西學書目表》中也能看出。該書目收1895年以前所譯西書三百五十四種，但不包括宗教類譯書。其中以“兵政”為最多，達五十三種。

　　1894年至1895年 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日本勝利，全國上下為之震驚。它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同時也說明譯書內容有問題。人們不得不進行思考，中國已經有了洋槍 洋炮，為什麼還是同樣戰敗呢？而且是敗在一向被自己瞧不起的“蕞爾小邦”日本的手下？清儒中一些具有改良思想的人開始從我們的對手日本方面找原因，從這一 時期的譯書內容找原因，從當時的社會制度找原因

①鄭大華。馮桂芬馬建忠集（上篇採西學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74

②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冊二）。上海：中華書局，19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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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兩國同處東亞，在日本明治維新前，兩國的社會組織、經濟結構等基本相同，人們生活環境、風俗習慣等也很相近。當時的中國科學文化較日本發達，綜合國力較日本強盛。但日本通過1868年 的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變革，取得了很大成功，不到三十年，便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並成為侵略中國的急先鋒。而日本明治 維新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善於通過譯進西書來引進和消化吸收西方文化。日本學者中山久四郎在《日本維新前後所受近世中國之諸影響》中說：“當 時資為明治維新思想源泉的西學書籍，大半是從中國得來的。”在日本明治維新前，他們主要是通過翻刻中國漢譯西書來學習泰西。但後來他們翻刻時選書甚為認 真，主要翻刻那些對富國作用大的社會科學西書。當時梁啟超也意識到：“西人之所強者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①康有為明確指出：西方“人君與千百萬國民合 為一體，國安得不強；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②他們認為，西方兵強的根本原因在於，其社會體制比我們的先進，法律體系比 我們的完善，經濟文化比我們的發達。一句話，在於國富。日本之所以能戰勝我們，也主要是這個原因。他們同時還意識到，日本距我國最近，危害將是無窮。嚴復 提醒國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悖牛耳！”③所以，真按：疑為（牜孛）之訛！ 我 們要想富國強兵，自強保種，免遭凌辱，就要變革社會政體，健全法律體系，發展經濟文化。要達此目的，我們不僅要學習西方，更重要的是要學習日本，進行變法 維新。其學習方式依然主要是譯書，要通過譯進日譯西書來學習西方，因為日本學習西方有效；更重要的是，通過譯進日人著作來學習日本。康有為于1888年10月至1898年1月共有六次上奏，其中有四次明確提出，我們變法應當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榜樣

①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冊二）。上海：中華書局，1926：38。

②中國史學會。戊戌變法叢刊（第二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36

③王栻。嚴復集（全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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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日本變政考》中說：“我朝變法，但採鑑於日本，一切已足。”“不能捨日本而有異道。”梁啟超認為：“言學堂不言譯書，不能收變法之效。”①“今日中 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議。”②至於譯書內容，他認為應多譯社科圖書，尤其要多譯其中的政法方面圖書：“夫政法者，立國之本也。……故今日之 計，莫急于改憲法。必取盡其國律、民律、商律、刑律等書而廣譯之。”③1895年後譯書主要力量是清儒中具有維新思想的人，譯書品種中政法方面的比以前有所增加，譯書中既有西人著作，也有日人著作。

　　1898年 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清儒中一些具有變革思想者和維新人士認識到，其失敗的主要原因，一是清朝上層強大頑固勢力的阻撓，二是民眾未能廣泛支持和參與。所以要 想變革成功，就必須改變當時的社會政體和喚醒民眾。孫中山在《同盟會宣言》中說：“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只以驅逐光復自任，國體民生，尚當以變 革。”他認為，要想改變現狀，就要顛覆君主政體，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他們主張，一定要喚起民眾，增強他們的憂患意識，使大家真正意識到，我們正 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而要喚醒民眾，不僅要靠宣傳教育，還要靠譯書來啟迪。尤其是其中的哲社圖書作用大，政治小說也有一定的作用。嚴復說：“復今日勤苦譯 書，差無所為，不過憫同國之人于新理過於蒙昧，發願立誓，勉而為之。”④嚴復于清末譯書九種，全屬哲社學科。其中哲學書有四種，幾佔一半。在這四種哲學書 中，又以《天演論》影響較大。該書宣傳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變化和發展觀點，打破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建教條

①國家檔案局。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5：446

②林志鈞。飲冰室合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36：50。

③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冊二），上海：中華書局，1926：39。

④王栻。嚴復集（全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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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舞國人團結戰鬥、合群進化、“制天命而用之”，具有強烈的警世作用。關於政治小說的啟迪教育功能，梁啟超認為，它“有不可思議之力”。他說：“欲新政 治，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①於是梁氏帶頭翻譯日本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等。在其帶動下，于清末很快形成了翻譯小說的高潮。其 間以林紓為突出代表，他一人譯一百七十餘種，其中三分之一在辛亥革命前出版。晚清小說約有一千種，其中三分之二是翻譯外國的。②1898年至1911年期間，譯書主要力量是清儒中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人士，維新人士等也繼續參與譯書；譯書的內容以哲社為主；譯書渠道主要源於日本，既從日本譯進日譯西書，也譯進日人書，而且譯日人書的比例不斷增大。顧燮光1904年編的目錄《譯書經眼錄》收1901年至1904年譯的書五百三十三種，其中日人書三百二十一種，佔總數的六成強；法政類七十種，哲理類三十四種，小說類首次出現，達二十六種，譯書的學科結構較以前有明顯變化。

二、清儒譯書特點

　　清儒譯書，在不同階段表現出的特點也不相同。歸納起來，清儒譯書活動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842年至1862年）譯書特點。

　　這一階段是清儒譯書開始階段，在不少方面都表現出被動與摸索性質。這一階段沒有專門的譯書機構，也缺乏組織，譯書工作多由民間進行，譯書數量不多。當時譯書主要任務由傳教士與清儒共同承擔，以前者為主。所譯之書的來源，主要是傳教士帶來的西人著述

①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冊一七）。上海：中華書局，1926：16

②阿英。晚清小說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