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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生。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 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 子，仕宦於臺閣。愼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裡，漸見愁煎 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擧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 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徬 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愼勿忘。

　第二節　七言詩的興起

　　　　　　　　一、楚聲的轉變

　 　考察詩歌中，七言句的來源，詩經中已存在，如秦風黃鳥的「交交黃鳥止于桑」，小雅小旻的「如彼築室 于道謀」，魯頌有駜的「君子有穀詒孫子」等等，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章句篇曾有「七言，雜出詩、騷。」之語。不過，顯然那只是七言句，並無全篇。而真正七言 詩的形成，則不得不歸功於楚辭了。像九歌中的山鬼、國殤等，都有近於七言詩的趨勢。如山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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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 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中 略十一句）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像 這類詩，只要把句中的「兮」字改換成「實」字，即可成為一首成功的七言詩。又如楚辭中之招魂體，雖表 面看似四言，但如果合併而刪去「些」字，則又都是七言了。所以梁啟超在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論曹丕燕歌行說：「七言詩的發達，實際上比五言為更早。而初期的 七言，大率皆每句押韻，如楚辭的招魂，自『魂兮歸來，入脩門些』以下，若每句將『些』刪去，便是一七言長篇。」到了漢代，楚風鼎盛，像唐山夫人的房中祠樂 中『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太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一首，上二句偶成七言，下二句保留楚歌體。又如漢書烏孫傳所載烏孫公主之作『吾 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云云六句，雖然也是楚歌體，但若除去「兮」字，則成七言詩。再如項王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 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高帝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土兮守四方。」這些都是漢代七言詩的濫觴。

　　到了武帝時有秋風辭、瓠子歌。司馬相如有琴歌二首等，也都是帶有濃厚楚聲形態的七言詩。今引秋風辭和琴歌一首於下：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秋風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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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其翱翔。」（琴歌）

從 以上所舉例子，正可看出漢正格的七言詩，應是起源於楚辭。梁啟超說：「從楚辭到七言，其勢甚順。」由 楚辭形式中，刪去「兮」字，就能成為七言。同樣地七言詩到了唐代詩人的詩篇中，還保留楚聲。如李白的七古「夢遊天姥吟留別」中，用楚辭體處仍甚多。如： 「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囘車，仙之人兮列如麻。」足見，楚聲 對七言詩影響之既鉅且深了。

　　至於七言詩的正式成立，則要到東漢的張衡。

　　　　　　　二、七書詩的成立與張衡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縣附近）人。生於章帝建初三年（七八），死在順帝永和四年（一三 九）是位有名的天文學家，做過太史公，造渾天儀，候風地動儀，精確異常。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是善寫辭賦，所作有西京賦、東京賦、南都賦、週天大象賦、思玄 賦、冡賦、髑髏賦等；又曾倣枚乘、東方朔等有七辯、應問之作。然而在文學界，能使他不朽的，乃在他的四愁詩。詩前有篇序，說：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幷兼之家。衡下車治威 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刼，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 依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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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當然這篇序未必出於張衡之手，而對於本篇寓意的解釋，是可以參考的。此詩之所以不朽，在於它有獨創的格調，清新的音節，真摯的感情。故而能成為七言詩成立期的代表作。今抄錄於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板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

這篇四愁詩，共分四章，每章七句，每句七言，這樣整齊的七言詩在當時，尤其是文人的作品中，是非常少見的。不過，它每章的第一句，都還保存著楚辭體的形式，句中都帶有「兮」字，所以尚非全篇。因此七言詩的成熟，就不得不推到曹丕的燕歌行。

　　燕歌行有兩篇，都是七言，今舉一首於下：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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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已經是完完整整，不雜任何楚聲的七言詩了。但奇怪的是曹丕同時代文人，都沒有類似的作品。曹植的離友詩二首，雖然是七字一句，但還是不脫楚辭體，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是五、七言雜用的樂府。就是到兩晉，這種作品很少，直到南北朝，才逐漸發展起來。

　　　　　　　三、柏梁臺詩

　　在前文的敘述中，我們都避開了「柏梁臺詩」，因為它的著成時代，一向是文學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據唐、歐陽詢主編「藝文類聚」中，卷五十六詩賦部載，這首詩原文，現抄錄於下；

　　　　　漢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座。

　　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

　　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

　　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材。

　　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治。

　　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

　　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太常曰：撞鐘擊鼓聲中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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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正曰：宗室廣大日益滋。

衞尉曰：周衞交戟禁不時。

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

廷尉曰：平理清讞決嫌疑。

太僕曰：脩飾輿馬侍駕來。

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之。

少府曰：乘輿御物主治之。

大司農曰：陳粟萬石揚其箕。

執金吾曰：徼道宮下隨討治。

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危。

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為民災。

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

詹事曰：椒房率更領其材。

典屬國曰：蠻夷朝賀常會期。

太匠曰：柱枅欂櫨相枝持。

太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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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罘罳。

　　郭舍人曰：齧妃女脣甘如飴。

　　東方朔曰：迫窘詰屈幾窮哉。

這 首「詩」的作者共二十六人，每人作一句七言，除郭舍人和東方朔外，其餘二十四人都各署爵位或官銜。在 內容上，武帝和群臣多就自己的職分而詠，有的還寄寓規諫之意。只有東方朔的「迫窘詰屈幾窮哉」是出之於詼諧。此「詩」序上說是作在武帝元封三年。然顧炎武 日知錄，沈德潛古詩源等已考證它為後人擬作。今引顧氏之說於下；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紀。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 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王三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 春，起柏梁臺。是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為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大母爭樽。公卿請廢為庶人。天子 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為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為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 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 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立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 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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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 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覆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 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孝王於 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日知錄卷二十一）

顧 氏的證據翔實，論點有力。於是後來研究文學史的學者，頗多採用其說，如梁啟超著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陳鐘凡著中國韻文通綸、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史、日人青木正兒著中國韻文概說（隋樹森譯）等等都採信其說，以為柏梁臺詩為後人的偽作。但是，也有反對顧氏看 法的，有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古文苑提要、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緒言、逯欽立漢詩別錄柏梁臺詩、李曰剛七言起於漢武柏梁考辨（見文風第六期）方祖 燊漢詩研究、漢武帝柏梁臺詩考。現引方氏對「顧氏考證」的剖析與辨正如下：

　　第（1） 點，顧氏根據史、漢孝景紀、漢書諸侯王表、文三王傳，指證「梁王」有梁孝王武、梁共王買、梁平王襄三人。並進一步說明漢武作柏梁臺詩的元封三年，是正當梁 平王襄的時候。按：顧氏這點只是考定柏梁臺詩中第二句「梁王曰」的這個「梁王」是梁平王襄罷了。這個問題，本來沒有什麼好討論。

　　第（2）點，顧氏是在說明梁平王襄曾經獲罪

削城；他目的大概是要反證梁平王因曾經獲罪，

所以不可能有「驂駕駟馬從梁來」這種事。按：

梁平王的獲罪，在元朔中，下距元封三年

，已遠隔十八年。無論什麼罪愆也都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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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他獲罪後，仍保存十城，為王如故，並沒有削籍為民：所以這對於梁平王元封時能不能來朝參加柏梁宴詩的事，可說看不出有什麼影響。這點考證，實在沒有什麼意義。

　　第（3） 點，顧氏考定梁平王襄來朝的年代，是在元朔，在太初，不在元封時候。按：顧氏這點是根據史記卷十七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的記載而考定的。認為梁平王來朝的年代 不在元封，那自然就不可能參加柏梁宴詩的這件事。這點考證，雖甚有力；但是仍然不足以證明元封三年梁王沒有入朝的事實。這裡有兩點，可以反證他這個觀點不 夠作依據的理由：

　　（a）是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的本身，可能有錯誤。

　　（b）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對諸侯王入朝的小事，是否一一記入，而無遺漏，也是一個問題。

　　第（4） 點，顧氏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考定柏梁臺詩所用的「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都是太初元年（西元前一○四）以後的官名。 他的意思認為元封三年（西元前一○八）的作品，不應該有這種預書後來官名的現象。按：顧氏這條考證，似乎堅強有力。但是我們要注意一點：柏梁詩每句上的官 名，並不是詩的本文；若是本文如此不符，就無法否定顧氏之說了；它只是附帶注明作者的文字。這種文字，可能由作詩者自己注上，也可能是後人追注上的。根據 上文「藝文類聚中的柏梁臺詩」一節研究結果，句上注明作者官位的文字，並不是作詩者所自注，而是稍後編東方朔別傳作者錄柏梁臺詩時所追注的。

　　第（5）點，顧氏根據漢書武帝紀的記載，考定柏梁臺火災年代，武帝改定官名的年代，大司馬大將軍衞青過世的年代等等關係，他的意思大概在假設：要是三秦記將柏梁作詩的年代—元封三年，記載錯誤，如「元封」是「太初」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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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官名的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了。按：顧氏這點考證，就在證明這種年代「刋誤記錯」的假想，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是柏梁臺早於改定官名前半年燒燬了，同時參加宴詩的大司馬大將軍衞青也早於改官名前二年過世了。但這點考證，無關宏旨，所以這兒不加討論。

　　第（6） 點，可以說是顧氏考證的結論。……以及史記世家記載梁孝王「乘輿駟馬」的事來附會梁平王。……按……史記梁孝王世家紀載：「二十九年十月，梁王入朝。景帝 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這和梁平王「驂駕駟馬從梁來」的從「梁國」而來，完全是兩囘事，毫不相干。就是梁孝王武，漢天子也未曾派使者專往梁 國迎接他來京啊。……梁王這句詩的意思，不過說他自己從梁國來的情形：三個人坐著一輛四馬高車來。…顧氏這點將梁孝王的「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于 闕下」與梁平王的「驂駕駟馬從梁來」兩件事，混為一談，可說失察之極。顧氏考證，這點可說最無道理。

　　方氏根據以上六點辨正，推翻顧炎武的說法，仍將柏梁詩的創作時代定在武帝時。

　 　不過我以為不管兩派的主張，孰是孰非。但從柏梁臺聯句寫作的動機上看，也並非是有意作七言詩體的創 作。我們前已言及，獨句的七言，在詩經、楚辭，甚或先秦諸子散文中已極為普遍，所以這種一人只寫一句的聯句形式，是否就能承認它是成熟的七言體，我看大有 問題，況且寫第一句的皇帝，當時若偶用五言，這柏梁臺詩的面目不就全然改觀了嗎？所以我還是把它放在篇末，想是比較妥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