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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後金的興起，滿族貴族的入關，所記載的事實，動涉清朝政府的忌諱，有礙于清政府的體面，所以到了清雍正、乾隆時，為了野史熒惑聽眾，必須把這樣書籍嚴加禁止。真按：此句不通！-疑有誤！ ” 其實，任何一個新興的政權，在初期，為了鞏固其統治，對前一王朝的書籍史料加以防範，都是勢在必行之事，只是于清更加嚴密、慘忍、防閑的時間更為綿長。這 是歷史的規律，只是手段有溫烈之分罷了。在中國的歷史長河裡，往往是北方民族統一華夏，秦為西戎結束了六國紛爭的局面，清為東夷收拾了大明江山，這些民族 相對於中原民族文化低落，故在禁書手段上也野蠻酷烈，這也是禁書史中的一個共性。面清于秦更加細密，以至關於遼金元的史書凡有涉及北方邊疆少數民族的事 跡。都要加以修改或者禁燬。由此引發出第二類禁書的標準。陳垣先生在《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中，詳密地揭示了清人的忌字。即忌虜第一，忌戎第二，忌胡第三、 忌夷狄第四、忌犬戎第五、忌蕃忌酋第六、忌偽忌賊第七、忌犯闕第八、忌漢第九、雜忌第十。乾隆曾訓斥甘肅巡撫鄂昌說：“今檢其所作《塞上吟》，詞句粗陋鄙 率，難以言詩，而其背謬之甚者，且至稱蒙古為胡兒，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傾心歸附，與滿州本屬一體，真按：疑為滿洲之訛！ 乃目以胡兒，此與自加詆毀者何異？非忘本而何！”乾隆四十五年（1790年），山東壽光縣民魏塾因于晉江統《徒戎論》後批有“遂釀成五胡之災”諸語，真按：當作徙戎淪！ 而 被當作要案上報，結果是斬立決，其親屬也被斬監候。可見對“胡”等字的忌諱之深。在這一點，元與清是相通的，只是元人粗闊，清人精細，而且精細得令人髮 指。這一精細也表現于避諱，也就是第三類的禁書標準了。陳垣《史諱舉例》說：“清之避諱，自康熙皇帝之漢名玄燁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諱至嚴， 當時文字獄中，至以詩文筆記之對於廟諱御名，有無敬避，為順逆憑證。”王錫侯的《字貫》案，就因此而發。

　　總結清人的禁書標準，第一類，體理了王朝思想；第二類，體現了種族意識；第三類，體現了皇權觀念。簡之，無一不是清廷政治思想的有力滲進。清人與禁書有關的文字獄，以及乾隆年間發布的種種禁書上諭與收繳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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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往往是這些標準指引的結果。

　　乾隆的禁書上諭與收繳命令，可以說是乾隆的禁書政策，始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前一年，《四庫全書》開館，乾隆發布上諭，諭各省採訪遺書以半年為限，並說：“即有忌諱字面，妄誕字句，亦不過將書燬棄，傳諭不必收存，與藏書之人並無關涉，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 不必因此加罪，至督撫等經手彙送，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 更 無關礙。”口吻頗寬鬆。但到了次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在查繳屈大均詩文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漏洞，在他給乾隆的奏摺中說：“從前臣等止就其書籍之是否堪備採 擇，行司照常辦理，竟未計及明末稗官私載，或有違礙字句，潛匿流傳，即可乘此查繳。”切中乾隆肯綮，批示說：“傳集紳耆，明切開導，諭以此番仰蒙皇上如天 之仁，特免收藏之罪。即有前存忌諱書本，不妨及早繳官，井無干礙，倘再匿留不獻，則是有心違犯，自取罪戾。”又說“朕屢經傳諭，凡有字義觸礙，乃前人偏 見，與近時無涉。其中如有詆毀本朝字句，必應削板贊篇，杜遏邪說，勿使貽惑後世。然亦不過燬其書而止。並無荷求。朕辦事光明正大，斷不肯因訪求遺籍罪及收 藏之人。”口氣也還溫和，對於屈大均的詩文，就止于銷燬，並不株連藏書的屈氏子孫的，乾隆這時的態度是在威脅背景下含有勸誘。到了下半年，大概收繳違礙書 籍的工作不順，乾隆的口氣就嚴厲多了。他在十一月諭旨中說：“此等筆墨詆毀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粵湖廣亦或不免，因指名交督撫留心查辦。乃高 晉、薩載、三寶皆覆奏稱，查無違礙之書。今李侍堯等即從粵省查出屈大均詩文，不應江浙等省轉無明末國初存留觸礙書籍，豈高晉等辦事不及李侍堯之實力乎？抑 江浙各藏書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在這樣的斥責督促下，收繳違礙書籍的步驟加快了，同時也抓緊了《四庫全書》的纂修工作。將禁書與修書聯成一體。這期 間，關於禁書的大事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令禁違礙諸書，又詔應燬書籍內有止須刪改字句者，可以抽燬，從此為種種抽燬的惡劣手段披上了合法外衣。真批：此但從負面來看，不免偏見.于留存無礙而言，何嘗非美事？評者但預設原書無礙，自然不以禁燬為然。然原書若有礙呢？何必燬盜版耶！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重申禁書之令，規定以兩年為限，超過了期限而仍隱匿留存者，要從重治罪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下令各省地方志中如有違礙處，要一概剷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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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又下令除野史詩文集外，對於演戲的曲本也要格外查禁收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撫陳輝祖奏請將查繳書事展限一年，載至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真按：當作截至！ ，浙江省累計奏繳應禁之書凡二十四次，書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殺青，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成書時間 同年四庫館正總裁英廉進呈應燬書目一百四十種，抽燬書目一百八十種。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因新任安徽巡撫陳用敷謂歷年應繳禁書未盡，請再展限一年，於是又發上諭，督責江蘇等省：“嚴飭所屬，悉心查察，如應禁各書該省尚有存留之本，即行解京銷燬，務宜實心查辦，俾搜查淨盡。”而各省奏繳禁書的情況，據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彙考》統計，從乾隆四十年（1775年）到四十七年（1782年）， 直隸凡二次六種，山東三次三十六種，河南七次二十一種，山西七次五十三種，陝甘四次一百零二種，陝西二次五種，朔廣十一次一百二十八種，湖南六次一百一十 一種，湖北二次一百七十一種，兩江二十三次三百五十六種，江西十七次四百五十二種，安徽十八次四百種，江蘇二十一次二百七十六種，閩浙三次六十三種，福建 五次十八種，浙江十八次二百八十種，兩廣六次四十五種，廣東一次一種，廣西一次二種，雲貴四次七十四種，雲南一次三種，貴州一次十二種，四川一次六種。凡 兩千六百二十一種。真按：辦理四庫全書禁燬書的數量 在 此期間，清廷編輯刊布了四庫館奏准禁燬書目，包括抽燬書目一百八十種，全燬書目一百四十六種，凡三百二十六種。軍機處奏准抽燬書目四種，全燬書目七百二十 四種，專案辦理應燬書目二百零八種，凡九百七十二種。據此，各省也有編輯禁燬書目的，如河南編印了《違礙書目》，浙江刊行了《禁書總目》等。

　 　從中央到地方，都編製一部違禁書目，並且日益擴充，按圖索驥，株連牽引，相對於前人的疏闊，真不可同日語，不能說不是一個“發展”與“進步”。清廷的禁 書種類到底有多少，史無明文，各種禁書目錄也多有重複，刪重汰複，大概有三千餘種，又據臺灣吳哲夫云約近四千種（見《清代禁燬書目研究》第四篇）。考察清 人的禁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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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重點，除了因各種文字獄而造成的逆書外，主要的還是明末清初的史籍與文集，如四庫館奏進的一百四十六種全燬書目就皆為明人之作。為什麼禁，沒有說明，但 標準卻是清楚的，即是否對清廷有害。明人之書，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史述、諸文集、奏疏，大都涉及明清關係，多言邊事，站在明王朝的立場，指斥清人，因此懸為 厲禁，也就可以理解。其辦法是或焚燬書版或銷燬書籍。焚燬書版源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十二月陳輝祖奏云：其書皆明季所鋟之版，“現通飭各屬，再行詳查，并分咨各省，如有前書及版片，盡數銷燬。”乾隆隨即諭示：“此等違礙書籍，不但印就書 本，應行查禁，其版片自應一併銷燬。但恐各省自行辦理，未能切實周到，著傳諭陳輝祖，并各省督撫，遇有查出應禁書籍，一面將原書封固進呈，一面查明，如有 版片，即行附便解京，交軍機處奏聞銷燬。”具體的處理是，如版片較厚則刻改他用，不能再用者用作為燒柴。更惡劣的是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二十日所云：“昨因各省進到遺書，有應抄出沈練《青霞集》一種，真按：沈鍊-練字誤也！ 真按：據中研院線上目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當作沈鍊！○此似抄吳哲夫氏轉引者，故錯誤也一樣也.（參見清代禁燬書目研究95頁，吳氏注曰「註：禁書總錄」則此出自禁書總錄也.俟考！） 內篇中凡違礙字樣，俱行空格①，已發交阿桂，和坤查辦填補矣。真按：當作和珅！ 此外各省坊行刻本，如《青霞集》之空格者，諒復不少，具應酌量填補。但各督撫自行查填，恐未妥協亦難劃一。著傳諭各省督撫，詳查各種書籍內，有不應銷燬，而印本留有空格者，概行簽出解京，俟出館臣查明，真按：當作俟交館臣查明！ 酌 量填補後，仍行發還，其有板者，既著該督撫遵照所填字樣，補行刊刻，以歸劃一，此諭令知之。”對書本的銷燬方法也大致類似，其措施有：改字（改易字句）、 抽燬（削去禁燬字句）、全燬（全部銷燬）。對於抽燬書籍一般先由各省督撫及辦理處所將悖謬違礙之處，逐條貼黃簽于書眉，或開具節略說明，然後開單呈改，請 旨裁定。真按：辦理禁燬書的程序 對於全燬書籍，是派閱看之翰林官詳細檢閱，酌派軍機處滿司員眼同監看，置于武英殿前爐內盡數銷燬。而對於原本收於《四庫全書》後來銷燬而須補足空函的辦法是：

　　“查得《四庫全書》每分六千餘匣，均只于匣面按次第標刻第幾函字樣

①書賈因刊行書籍懼禍，而將違礙字句挖去後形成的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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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書則各自分部，不相聯屬，並無通身流水卷數，是以屢次奉旨添書撤書，皆可通融辦理。此次所燬李清書四種，《南北史合注》一種，係在史部別史類中，《諸史 同異錄》及《不知姓名錄》二種，係在子部類書類中，此二類備抄之書尚多，均可按其時代，別檢別種約計卷數多寡依次補入，不見抽換之跡。惟《南唐書合訂》一 種，係在史部載記類中，此類書籍甚少，現在別無備抄之書，無可補入。查從前武英殿裝潢全書，向因冊數函數厚薄不勻，有奏定襯紙一例，現在四閣書內襯紙者甚 多，今此書僅只六冊，勻裝此空匣之內，即可不必再補。”①

　 　由此導至了對已修好的《四庫全書》的重檢，並撤燬了若干書籍，計有《南北史合注》（李清撰），《南唐書合訂》（李清撰），《閩小記》（周亮工撰），《國 史考異》（未著撰人），《讀畫錄》（周亮工撰），《書畫記》（吳其貞撰）。《印人傳》（周亮工撰），《書影》（周亮工撰），《歷代不知姓名錄》（李清 撰）。②這些書籍撤燬以後，或者替補他書，無書可補者便用襯紙塞滿空匣，乾隆編纂《四庫全書》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並不是對中國文化進行全面整理，而是寓 禁于修，包藏禍心的。這種挖補、抽換、刪改的手法，正如魯迅所說，是乾隆對中國古籍的暗殺，以至我們使用《四庫全書》時不免疑心惶惑。

　 　總之，修書是手段，禁書是目的，從而構成了清廷禁書的另一特徵。無論修書也好，禁書也好，都是以文字獄為背景，根本的宗旨是為了維持與加強清人的統治， 將讀書人（主要是漢族）的思想納入最高統治者的模式，至少要造成一種鴉雀無聲的局面。龔定庵有詩：“國家治定功成日，文士關門養氣時”，又說“避席畏聞文 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活畫出在禁書與文字獄的陰影中文士們的某種精神狀態。不僅如此，在乾隆推行的禁書運動中，其本人的某些心理也頗有可以玩味之處。 在他的禁燬書目中，有兩種御製之作：順治的《諭宏覺師》，與雍正的《大義覺迷錄》

①陳垣：《四庫撤出書原委》附錄檔案

②據《四庫撤燬書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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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使人奇怪，何以乃祖乃父的著作生命也要受到株殺真按：疑為誅殺之訛！ ？推斷分析，順治信佛，時有木陳、玉林二禪師，皆其所敬事，而玉林尤為本師，為順治取法名行痴。行字在龍池祖法振中，為通字下輩，玉林名通琇，其弟子皆以行字排，順治嘗以玉林為師可明。真按：不解之處！真按 《玉林國師年譜》云：順治十六年（1659年） 己亥，“世祖請師起名，師辭讓。固謂師曰：要用醜些的字眼。師書十餘字進覽，世祖自擇‘痴‘字，上則用尤池祖法派中‘行’字。後凡請師說戒等御札，悉稱弟 子某某，即璽章亦有痴道人之稱。然師珍重世祖之深信，未嘗形之口吻楮墨。凡師弟子，俱以法兄師兄為稱。至四月八日，佛誕道場圓滿，師即辭歸葬親。上諭允所 請。四月十三日，欽差內十三道張嘉謨近侍李國柱賫敕至萬善殿，賜黃衣銀印，賜號大覺禪師并賜帑金營葬，仍遣司吏院官張公嘉謨送歸。”①《諭宏覺師》，大概 是順治寫給玉林的東西，或許，在乾隆的心目中，皇帝與僧人的形象是不相諧調的，而順治為僧始終為清廷所諱言，有損于曾祖的尊嚴，銷燬他的著作，是為尊者 諱。前面說過，在曾靜、呂留良案件中，雍正對主犯曾靜進行了“出奇料理”，要他現身說法宣傳《大義覺迷錄》，并告誡子孫，不得殺害。但乾隆上臺伊始，立即 處死案犯，理由是：“皇考當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斷難曲宥，前後辦理雖有不同，而衷諸天理人情之至當，則未嘗不一。”殺與不殺，明明不同，卻說“未 嘗不一”，不免使人糊塗。其實，揆諸乾隆的心曲，雍正的料理，未免離格，不大像理想中皇帝的模樣，因此不僅要處死案犯，連帶雍正的作品也受到株連，真不知 雍正會做如何之思。《大義覺迷錄》四卷，現有重印本。原有內府刻本與雍正刻本兩種。前者是御製原本，後者是地方翻刻，原是要使之家喻戶曉的御製讀本，印數 必然可觀，搜索起來，也應頗費些手腳的。總之，在乾隆的內心對前輩的言行是並不那麼以為然，那麼恪遵，而是要以自己的模式去改造他們的形象。真按：清高宗之為人 真按：摘要-此說得透澈.愚亦以為然. 兩部御製作品，成為本朝的禁止對象，原因大致就在這裡

①轉引自孟森：《心史叢刊》（外一種）中（世祖出家事考實》真按：標點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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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中國古代禁書史中也是無獨有偶的孤例，真按：用詞不當！-無獨有偶即有偶，怎麼用成醬！王彬氏之國學能力，亦啟人疑竇矣！ 乾隆的作法是不是也有些“出奇料理”呢？

　　簡括地說，清代的康、雍、乾，所謂盛世對史籍與詩文集以及其他書籍查禁的情況，大致如此。另外，清廷也秉承了元、明衣鉢，對小說、戲曲的限禁，也毫不鬆懈，且有發展。小說戲曲，元以後為文學主流。小說易讀，流傳民間，感人至深，戲曲于各地演唱，易於集社，為元人所憚。

　　《元史‧刑法志》載：

　　“諸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

　　又載：

　　“諸民間子弟，不務生業，輒于城市坊鎮演唱詞話，教習雜戲，聚眾淫虐，并禁治之。”

　　詞話是小說，雜戲即戲曲。

　　明《農田餘話》載：

　　“後至元丙子（1336年），丞相伯顏當國，禁江南農家用鐵禾叉，犯者杖一百七十，以防南人造反之意。民間止用木叉挑取禾稻。古人所謂食肉者，其智如此。又禁戲文，雜劇、評話等。”

　 　至元是元朝年號，世祖與惠宗都用過，惠宗在後，故稱後至元。元人禁漢人攜帶軍器，故而連帶鐵禾叉也禁，又禁戲文、雜劇、評話，反映了以民為敵的統治者的 戰戰兢兢的虛弱心態。小說、戲曲在他們看來是如同刀槍、鐵禾叉，可以與其抗爭的武器。可惜，由於史料的缺乏，究竟哪些小說，戲曲被禁，今天很難弄清了，但 通過元代統治者浸透了強烈種族色彩的嚴防措施，禁令民間游樂看，還是可以透露出某些背景。

　　“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書兵刑部承奉中書省札付據大司農呈；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官申，顧天路束鹿縣頭店見人家內聚約百人，自搬詞傳，動樂飲酒。為此，本縣官司取訖社長田秀井、田拗驢等各人招伏，不合縱令侄男等攢錢置面戲等物，量情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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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時以元曲著稱。但，卻鮮有人知，元代的統治階級對民間百姓自搬詞傳，攢置面戲卻視為非法。元法的苛酷也就可知。不僅如此，祈神賽社，扶鸞禱聖，也被禁止，並許人告發。

　　“為首正賽笞五十七下，為從者各減一等，坊里正社長主首有失鈐束，知而不行首告，減為從者罪一等。其所屬官司，禁治不嚴，有失覺察者又減一等，其元鳩錢物沒官，仍于犯人名下均徵中統鈔一百貫，付告人充賞。”

　 　甚至對民間唱琵琶詞，貨郎兒也嚴加禁約，著為律令。理由是“聚集人眾”，“亂言么道”恐怕“別生事端”。這都是表面話，實質，無非是對被統治的異族人民 的一種防閑手段，表現出極少數蒙古貴族殘暴而又虛弱的恐懼心理。小說與戲曲表現在民間，一為詞話，一為雜劇，既可聚眾，又可亂言，其中鼓吹民族意識的作 品，被列為嚴禁對象，應是情理之事。查禁的手段與對作者的處理，大概離不開銷燬與嚴刑酷法。面充斥其間的極端狹隘的種族主義色彩則是元人禁小說戲曲的黑暗 背景。這一點，元與清是相通的。而把小說戲曲視為“誨淫”，“誨盜”的媒孽，或一概排斥，或重點查禁，元與明與清又是相通的，並不因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族屬 不同而稍有放鬆。

　　明姜南《墨畬錢鎛》說：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太祖皇帝立法雖尚嚴，然皆為扶植良善，摧抑奸頑。故奸頑之徒合編充軍者有二十二種，謂販賣私鹽、詭寄田糧、私充牙行、私自下海、閑吏、土豪、應合抄札 家屬、積年民害官吏、誣告人充軍、無籍戶、攬納戶、舊日山寨頭目、更名易姓家屬、不務生理、游食、斷指誹謗、小書、主文、野牢子、幫虎伴當、直司。”

　 　小書，或即小說一類的東西，將其與販賣私鹽、舊日山寨頭目、土豪、積年民害官吏等並列，視為合編充軍的對象，可見小書社會地位與被仇視的程度。對照“明 太祖于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弦管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也就並不稀罕了。漢承秦制，明接元風，而明人的殘暴又不僅是單純的沿 襲，所謂流風所續，有時純是殘酷而又暴虐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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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座贅語》說：

　　“永樂九年（1411年） 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妻乞敕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 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奉聖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府燒燬了，敢有收藏 的，全家殺了。”

　　“焚書坑儒”，史家認為殘酷無比，但于秦皇還未做到五日內不送，“全家殺了”的地步。可見明成祖的禁書手段該有多麼殘暴！

　　明成祖以後，有幾種小說受到明令禁止，一是《水滸傳》，一是《剪燈新話》等。顧炎武《日知錄》引述英宗實錄：

　　“正統七年（1442年）， 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剪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于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 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調提學校僉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 籍，即令焚燬，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從之。”

　　《剪燈新話》瞿佑撰，是明初著名的傳奇小說集，在中國古代文言小說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不久，李昌祺作《剪燈餘話》，邵景詹寫《覓燈因話》，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合 稱《三話》，并行於世。小說，本是市民的藝術，其中演敘男女之情與市民意識，對封建禮教不啻是強烈的衝擊。《三話》諸書，規仿唐人，熔鑄新辭，以至市井細 民，經生儒士不僅“爭相誦習”而且“日夜記憶”，說明很有誘惑力，從而受到禁止，那理由是：“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有敢印賣藏習者“問罪如 律”。但對已故的小說作者，這些手段自然無用，便製造輿論進行攻擊。

　《蓬軒類紀》云：

　“《剪燈新話》，錢塘瞿長史宗吉所作；《剪燈餘話》，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真按：前作昌祺！？中研院線上目作昌祺！ 皆無稽之言，不經之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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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各刻版行世。夫傳奇之作，古人亦常有之，然皆寓言外之意，不如是之甚也。二公高才博學，不以其餘力，發為正大典雅之制，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製之簡化字！ 顧乃為此，所謂宮錦製褲不亦可惜也哉！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真按：國無！待查！詞亦無！ 嘗進廬陵國初以來諸公名于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稱，特以此書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也。”

　　從封建正統立場對小說作者進行身後之害，是明人對中國禁書的一大發明與“貢獻”。

　　明朝末年，山東爆發了以李青山為首的農民起義。他們效仿《水滸傳》裡的英雄，以梁山為根據地，破城焚漕，聲勢頗大。後來雖然敗衄，明廷依然驚恐，遷怒于《水滸傳》。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給事中左懋第奏曰：

　 　“李青山諸賊嘯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諸賊以梁山為歸，而山左前此蓮妖之變，亦自鄆城、梁山一帶起。臣往來舟過其下數矣，非崇山峻蛉， 有險可憑。而賊必因以為名，據以為藪澤者，其說始於《水滸傳》一書。以宋江等為梁山嘯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獄為能事，以殺人放火為豪舉，日日破城劫獄，殺 人放火，而日日講招安，以為玩弄將吏之口實。不但邪說亂世，以作賊為無傷，而如何聚眾豎旗，如何破城劫獄，如何殺人放火，如何講招安，明明開載，且預為逆 賊策算矣。臣故曰：此賊書也。李青山等向據梁山而講招安，同日而破東平、張秋二處，猶一一仿行之。青山雖滅，而鄆城、鉅、壽、范諸處，梁山一帶，恐尚有伏 莽未盡解散者。《水滸傳》一書，貽害人心，豈不可恨哉！”

　　同年六月降旨：“凡坊間家藏《水滸傳》并原版，速令燒燬，不許隱匿”。

　 　崇禎一朝，正是明的末世，處於農民武裝的四處打擊之中。而《水滸傳》的主旨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是鼓舞農民抗爭的最好教科書。公安三袁之一的中道說 過，《水滸傳》誨盜，《金瓶梅》誨淫。所謂誨盜，無非是教導農民造反；所謂誨淫，無非是對封建禮教的某種衝擊。這當然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所絕對不能允許的， 而“誨盜”、“誨淫”也就成了明廷禁小說、戲曲的最堂皇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