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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如果採用《竹書紀年》的史料，只有根據這些輯本。而輯本中如果見到王、錢兩氏之本，那麼，朱本也就可以不讀了。」又說：「古書類此似的偽本多得很，假若不弄明白是什麼本子，那麼你所得到的知識，很可能都是假的；倘若你根據偽本的材料而有所撰述，那便是自欺欺人。這樣說來，讀書能不講究本子嗎？」

　　2欲知圖書有無殘闕不能不講究板本

　　屈先生說：「真正做學問的人，對於一部書，必定要讀它的全本，決不肯只讀殘本或節本，真按：屈萬里的讀書方法這道理是無庸說明的。但，如果不講究板本，就有很多殘本書和節本書而被人認做全本。」

　　關於殘本方面，屈先生舉《皇朝類苑》一書為例。他說：「宋人江少虞著的《皇朝類苑》一書，記載著宋代的許多掌故。江氏的〈自序〉，說這書是七十八卷二十八門，可是《四庫》著錄之本和近代刻本，卻只有六十三卷二十四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還說江氏〈自序〉『分二十八門』的話，是傳寫之訛。近年中央圖書館買到了一部日本元和七年（當明天啟元年）的活字本，這活字本是根據宋代的麻沙本排印的，它正是七十八卷二十八門，比《四庫全書》本多了〈談諧戲謔〉、〈神異幽怪〉、〈詐妄謬誤〉、〈安邊禦寇〉四門。假使人們不見這個活字本，豈不是許多史料都被埋沒了嗎？」

　　至於節本方面，屈先生舉《權載之文集》為例。他說：「譬如唐人權德輿的《權載之文集》，《四庫全書》裡所收的是十卷本，是根據著明嘉靖二十年劉大謨序刻本著錄的。但此書全本是五十卷。真按：辦理四庫全書的缺失 ……王漁洋《居易錄》裡曾說，顧宸藏有五十卷本，劉體仁的兒子名凡的曾抄了一部送給王漁洋。真批：何故不直言為「劉凡」？而現在中央圖書館裡藏有宋蜀刻本的殘卷（存卷四十三至五十），上面有劉體仁的印記，那必然是抄給王漁洋時所據的底本之殘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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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五十卷本，既有傳抄本流傳，到了嘉慶年間，大興朱珪就據以刻板。於是這五十卷的足本，纔復行於世。現在來讀這部書，自然不能捨掉五十卷本而去讀十卷本了。」

　　3欲免受錯字的欺騙不能不講窮板本

　　屈先生說：「譬如《水經注》一書，清初人所讀的都是明嘉靖以後的刻本，錯字多得幾乎沒法子讀。後來戴震用《永樂大典》本校對的結果，共補了明刻本所缺漏的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去了妄增的一千四百四十八字，糾正了臆改的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短短的一部《水經注》，竟有七千字以上的錯誤，叫人怎麼去讀！所以戴震的校本刊行之後，真批：然殊不知戴本所稱之永樂大典乃有出入也.見前文介紹王國維文獻成績處. 明嘉靖刻本，萬曆乙酉（十三年）吳琯刻本和萬曆乙卯（四十三年）李長庚刻本等，就都可以束之高閣了。」真批：此語推廣太快！不可遽束高閣，有時還待比對也.況戴校本尚未可全信乎？（見前文紹介王國維文獻學處）

　　㈡要辨別偽書

　　屈先生在《古籍導讀》中說：「讀書之目的在求真，所讀者如為偽書，即不能得真實之知識。」又說：「吾國古籍，偽者頗多。有本無其書，而後人憑空杜撰者；有原書已亡，而後人偽撰以充真本者；有後人所著述古之書，而被更後之人誤認為當時之作品者；有雜取古代多人之著作，輯為一編，而標名為一家之書，致真偽參半者。倘不知其書之偽，而誤用其材料以證古事，則其結論之不可信，自不待言。」屈先生舉例說：「即以近代之書而論：蘇過所著《斜川集》，世無傳本。清乾隆間徵求是書，作偽者乃鈔劉過《龍洲集》並雜以謝邁之詩文（謝書名《謝幼槃集》）真按：當作謝薖！○劉師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221-230頁）亦有類是論述. 以當之，坊間遂刻梓以傳。故今日听見之刊本《斜川集》，大率皆雜有謝邁詩文之劉過《龍洲集》也。真按：當作謝薖！（惟《知不足齋叢書》本，乃周永年自《永樂大典》輯出者，為真《斜川集》。）吾人如據偽本《斜川集》以研究蘇過之生平及作品風格，焉得不謬以千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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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先生既然強調運用文獻時應注意辨別偽書，其著述中亦多辨偽之作。重要的有：

　　〈舊雨樓藏漢石經殘字辨偽〉（載《書目季刊》二卷一期，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尚書》與其作者〉（載《中央月刊》五卷一期，民國六十一年十月）。〈今本尚書的真偽〉（載《幼獅月刊》三卷十二期，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尚書中不可盡信的材料〉（載《新時代》一卷三期，民國五十年三月）。〈論語公山弗擾章辨證〉（載《中山學術文化集刊》五集，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孟子七篇的編者和孟子外書的真偽問題〉（載《孔孟學報》七期，民國五十三年四月）。〈談竹書紀年〉（載《書目季刊》九卷二期，民國六十四年九月）。

三、強調非圖書資料的重要

　　所謂「非圖書資料」，就是指不是記載在書本上的文獻，例如石刻、甲骨文、青銅器、生活日用品、天文及生活習俗等。

　　屈先生在〈文物資料和圖書資料之關係〉⑳一文中說：「一般人稱呼文物資料，最常聽到的有兩個名詞：其一，叫做『古董』；另一，則叫做『古玩』。從這兩個名詞看來，在一般人心目中，這些物事，都不過是些高雅的陳設品，具有欣賞的價值，或昂貴的商品價值而已。但，一些有識見的學者，則利用文物作為學術研究的資料。而且，早在漢代就有人從事斯業了。許叔重的《說文解字》，收了很多的籀文。

　⑳　此文原載《南洋大學李光前文物館文物彙刊》創刊號，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今收入《屈萬里先生文存》第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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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籀文，就是從當時出土的鼎彝中採錄的。……可惜的是以前雖已有不少學者，利用文物資料，創下了一些輝煌的成績，但直到現在，還有很多的學人，不肯、甚至於不知道利用文物資料來從事研究工作，以致因循陳說，難有創見。同時又有些人，只固執著文物資料，而不肯、甚或沒有能力利用圖書資料，以致只能作報告式的文章，而不能有互證式的著作。」屈先生在這篇文章裡所列舉的非圖書資料有四項：一是甲骨文，二是青銅器，三是石刻，四是其他文物。

　　在甲骨文資料與圖書資料的相互關係方面，他舉了王國維、羅振玉等人的研究為例。他說：「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王國維利用甲骨文資料和圖書資料互證，作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兩篇重要的文章（見《觀堂集林》）。在這兩篇文章裡，他利用甲骨文、《山海經》、《楚辭》的〈天問〉、《呂氏春秋》、《漢書‧古今人表》……等資料，證明了『王亥』確是殷代的先公。由於羅振玉在古文字學方面的造詣，認識了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等字，王氏從而證明了《史記‧殷本紀》和《漢書‧古今人表》之誤。因為《史》、《漢》兩書所載這四代殷先公的次序，是：上甲、報丁、報乙、報丙；而甲骨文的次序，則是上甲、報乙、報丙、報丁。他利用甲骨文和《太平御覽》（卷八十三）所引《竹書紀年》的資料，證明了殷中宗是祖乙，而不是大家公認的太戊；並且證明了祖乙是仲丁之子，而不是河亶甲之子，或河亶甲之弟。此外，關於殷代帝王的世系，他根據甲骨文資料，並且證明了凡是《史記‧殷本紀》和《漢書‧古今人表》不同的地方，都是〈古今人表〉之誤。他這些重要的發現，自然不能不使學術界吃驚。」

　　關於青銅器資料和圖書資料的互證方面，屈先生舉了兩個例子，其中一例是《尚書》裡〈康誥〉篇的寫作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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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譬如《尚書》的〈康誥〉篇，《左傳》（定公四年）、〈書序〉和《史記》，都說是周成王平定了武庚之亂以後，把康叔封在殷的舊地，建立了衛國。這篇〈康誥〉，就是成王封康叔於衛時的誥辭。歷代的經師們，大都相信這個說法。在清末以前，只有宋代的胡寅和蔡沈，懷疑它是周武王誥康叔的書。但，康叔封於衛時，武王早已死了，怎能再誥康叔？所以一般人很少相信胡、蔡兩氏的說法。可是〈康誥〉裡誥康叔的人，既說：『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自稱『寡兄』。成王是康叔的侄兒，即使他做了君王，也絕不應該爬高輩分，把叔父叫做弟弟、叫做小子，而自己冒充大哥。說經的人，以為這是周公的口氣，所以他可以稱康叔為弟。但，〈康誥〉明明地說『王若曰』，周公雖然攝政，當時只把他叫做『公』，而不稱他為「王』。這情形在各篇周誥的資料中，表現得很清楚。因此，這篇西周初年的重要文獻，窮競是何王封康叔於何地而作，便成了二千多年來不能解決的問題。傳世的青銅器有『康侯鼎』，它的銘文只有六個字，就是「康侯■作寶澊』。真按：unicode字元，國無！待查！真按：重點在康侯丰（邦封）之名與封爵名「康」. 清末的金文學家劉心源，認識了■（丰）就是『封』字，是康叔的名字。他又根據宋忠註解《世本》的說法，知道康叔初封於康，後來才徙封於衛。因為他曾被封於康，所以稱為康侯。顧頡剛由於劉氏這一說的啟示，曾說〈康誥〉是武王誥康叔之書，其事當在康叔封康之後；並且證明《周易‧晉卦》卦辭的康侯，也就是康叔（見顧氏所作〈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載《古史辨》第三冊）。我在作《尚書釋義》時，由於兩家的啟示，從而悟到〈康誥〉乃是周武王封康叔於康時的誥辭，並非在於封康之後。因為是封於康，所以標題叫做〈康誥〉；武王是康叔的哥，所以誥辭中稱康叔封為弟，而自稱為寡兄。這樣，前面所說的那些矛盾，就都不存在了。這一解說如果能夠成立，則應歸功於劉氏以古器物資料和圖書資料互證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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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石刻資料和圖書資料的互證方面，屈先生除了列舉前人的研究成果外，又以其研究成果為例。他說：

現在，再以我個人的經驗為例：我曾用宋代和近代出土的漢石經殘字資料，作過兩本小書，一本是《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一本是《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在《周易》方面，證知漢石經的經文，是用的梁丘賀本。它分為十二篇，和呂祖謙復原的古本相同。用來和今本比較，今本多了『彖曰』、『象曰』、『文言曰』等一千零二十個字；此外，今本多了大約七十個字，脫掉了十多個字；章節的次序，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尚書》方面，知這漢石經用的小夏后本。真按：疑當作小夏侯！經文和後世傳本不同的地方很多；單就〈盤庚篇〉來說，和唐石經互校的結果，證知唐石經有衍文十六個字，有脫文四個字，另有不同的字二十一個。唐石經本和今本大致相同；《尚書》本來就難讀，又加上這麼多的衍文、脫文和異文，自然就增加了更多的困難。

　　在其他文物資料和圖書資料互證方面，屈先生舉了「璣組」、「織貝」、「清明上河圖」、「案」等四事為例。《尚書‧禹貢》裡，談到荊州的貢物有「厥篚玄纁璣組」。傳統的說法，認為「璣」是不圓的珍珠，「組」是佩帶玉器等物用的絲繩。屈先生則根據臺灣原住民和東南亞許多地方的民族，都有作為裝飾用的貝珠串，屈先生用張光直先生的說法，也認為「璣組」就是貝珠串。《尚書‧禹貢》篇裡，又談到揚州的貢物有「織貝」。鄭康成認為「織貝」就是《詩經‧小雅‧巷伯篇》所說的「貝錦」，是一種織有貝殼形花紋的絲織品。日本的尾崎秀真，根據臺灣原住民和東南亞部分土著的工藝品中，有一種是用絲線穿貫細小的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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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用以織成衣服或裙子等物，這種東西就是〈禹貢〉的織貝。宋代張擇端所繪的「清明上河圖」，是一幅人所共知的名畫。臺北的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清明易簡圖」，有人曾經撰文，說它是張擇端的親筆。近人翁同文教授，根據書中的榜額和招牌，有「奎章閣」和「新安程氏……」等字樣，證明它是明人的手跡。因為「奎章閣」是元代才有的，而「新安程氏」在商界著名，乃是明代以來的事。《後漢書‧逸民傳》中，談到梁鴻的妻子孟光給梁鴻送飯時「舉案齊眉」，一般人都認為孟光既然能「力舉石臼」，所以孟光所舉的「案」，就是類似桌子的東西。宋代的呂少衛，把「案」釋為「椀」。一直到明代的陳繼儒在《枕談》一書中，根據《楚漢春秋》「漢王賜臣玉案之食」一語，證知「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案」字下引戴震說：「案者，棜禁之屬。真按：詞：棜1 〔y ㄩˋ〕〔《廣韻》依倨切，去御，影。〕古代禮器。為長方形的木承盤。《儀禮‧既夕禮》：“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儀禮‧特牲饋食禮》：“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 鄭玄注：“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 真按：詞：【棜禁】古代禮器。無足名棜，有足名禁。《禮記‧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 鄭玄注：“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 孔穎達疏：“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也。” 」段玉裁進一步申明說：「今之上食木盤近似。」屈先生則根據保留中國文化較多的日本，無論在家庭或餐館，在送飯時常用一種約半公尺見方或長方形的木盤，把飯菜送到食者面前，這種盤子就是「案」。

　　屈先生的著作中，《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漢魏石經殘字》、《殷虛文字甲編考釋》等專書及〈甲骨文資料對於書本文獻之糾正與補闕〉、〈從殷墟出土器物蠡測我國古代文化〉、〈兕觥問題重探〉、〈晚清齊魯學者對於金石學方面的貢獻〉、〈木屐〉、〈瑚璉質疑〉、真批：呵瑚璉兄應讀此篇也.呵呵.這就發貼召告去^^！〈習俗與經義〉、〈民俗與經義〉、〈臺灣求野錄〉等單篇論著，都是以非圖書資料考訂圖書資料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