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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唐成玄英疏：“周徵藏史，猶今之秘書官職，典墳籍。”墳籍，即今天說的書籍。《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則謂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都說明老子是周朝藏書官。

　　魯國也多藏書，《左傳‧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可見魯國負責收藏文獻的是大史氏。魯國行用的是周朝典章制度，藏書制度也應相似。

　 　秦統一天下後，圖書亦有專門藏所。《史記‧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 《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唐司馬貞索隱：“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所。”又《史記‧張丞相列傳》謂張蒼“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 書”。《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在殿中掌圖籍秘書。”可見秦統一天下後，圖書有專門場所典藏，有專門之官典守。

　 　西漢官府藏書空前豐富，而且進行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系統整理。《史記‧ 高祖本紀》：“高帝元年冬十月，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又《蕭相國世家》：“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 圖書藏之。”又《太史公自序》：“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漢書‧藝文 志》：“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石渠閣，蕭何所造，……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又：“天祿閣，藏典籍之所，蕭何所造。”可見西漢之初已注重搜集文獻，並建專室典藏。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至孝惠之世，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又《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丘。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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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書‧藝文志》如淳注引，又嚴可均《全漢文》）又班固《漢書‧藝文志》：“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 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 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真按：據中研院瀚典定. ”可見在武帝時對圖書進行過大規模搜集、整理，至成帝時進一步搜集，並命劉向等進行系統整理。

　　據《漢書‧成帝紀》劉向于成帝河平三年（前26）八月校中秘書。又《漢書‧劉向傳》稱向卒後十三年王氏代漢（王莽公元9年代漢，為始建國元年），知劉向卒於哀帝建平二年（參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真按：劉向之生卒 劉向校書前後達二十二年之久，所以漢應劭《風俗通》說：“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劉向未完成的事業，其子劉歆接著完成。

　 　劉歆《七略》是當時校定皇家藏書的總目錄（不包括複本），共有“書三十八種六百 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廣弘明集》載梁阮孝緒《七錄》）。班固《漢書‧藝文志》據《七略》編成，稍有增減，《漢書‧藝文志》共“六略三十八種五百 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由此可見當時皇家藏書的數量。

　 　我國許許多多傳世的先秦至西漢初年的著作，都是由劉向、劉歆父子在這次校書時編 定的，如《戰國策》、《說苑》、《新序》、《列女傳》、《楚辭》、《晏子春秋》、《管子》、《山海經》等。而劉向《別錄》、劉歆《七略》是第一次對戰國至 西漢學術文化的系統總結，所以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把《七略》與《史記》並稱為西漢最偉大的兩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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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官藏圖書亦極豐富，且有專門官員在專門機構管理、校勘。《後漢書‧儒林傳》：“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 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又云：“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 定《五經》，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真按：兩、輛有無部首爾. 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可見自東漢初至靈帝時，圖書已大大增加，而且將《五經》校定正本，刻于石碑，立于太學門外。史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東漢藏書之處有：石室、蘭臺、東觀、仁壽閣、辟雍、宣明、鴻都等處（見《後漢書 ‧儒林傳》、《隋書‧經籍志》）。管理藏書的官有校書郎、蘭臺令史（班固曾任此職）。《東觀漢記》：“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祕書監，掌典圖書。”（《初學 記》卷十二引）《後漢書‧馬融傳》稱馬融曾“拜為校書郎，詣東觀校書”。

　　三國時期，官府亦留意文獻收藏與管理。《隋書‧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梁阮孝緒《七錄序》：“魏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可見曹魏曾對文獻進行過整理，並編有目錄——《中經》。

　　孫吳曾命韋昭為中書郎，“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三國志‧吳書‧韋昭傳》）。

　 　西晉代魏，是採取的“禪讓”辦法，未經戰爭，所以西晉直接承襲了曹魏官府藏書。 同時在太康元年西晉王浚攻建業石頭城，吳主孫皓降，王浚乃“收其圖籍”（《晉書‧武帝紀》）。晉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安董王（一說魏襄王）墓， “得竹書數十車”（《晉書‧束晳傳》）。真按：重出,重複, 晉武帝初，荀勖“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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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領祕書監，與中書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晉書‧荀勖傳》）。梁阮孝緒《七錄序》云：“晉領祕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中經新簿》是第一部見於史載的四部目錄。《隋書‧經籍志》：“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真按：據瀚典文本定. 分為四部，總括群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這個數目包括汲冢書。

　　東晉偏安江南，藏書係重新收集而成，著作郎李充曾以荀勖《中經新簿》相校，真按：荀勗 存者僅有“三千一十四卷”（《七錄序》），編為《四部書目》。

　　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藏書事業受到很大破壞。

　 　南朝，劉宋主要繼承東晉官府藏書，同時，宋武帝劉裕攻入長安，將苻秦、姚秦積累 的藏書收歸劉宋，那批戰利品“才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隋書‧經籍志》）。到宋文帝“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 八十二卷”（《隋書‧經籍志》。按：此數目恐有誤，東晉藏書三千一十四卷，姚秦藏書五千卷，合之八千餘卷。元徽元年王儉又造目錄，才一萬五千七百四卷。梁 時藏書遠勝于宋，四部書籍也不過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疑此“六萬”為“一萬”之誤）。真批：此似在余嘉錫氏書內有辨正者. 劉宋蒼梧王“元徽元年，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隋書‧經籍志》）。

　　南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同上）。

　　“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藏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同上）

　　陳的藏書歷史記載不明，似較貧乏，因為梁的藏書已幾乎全部被毀。真批：此處未明其因緣,失之. 《隋書‧經籍志》稱：“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知陳文帝曾留意搜集圖籍。隋滅陳時，收其藏書，史載“及平陳以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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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可知陳宣帝太建年間亦曾加意搜集抄寫圖書。其卷帙則史無明文。

　　北朝，與東晉對峙的苻秦、姚秦是當時文化最發達的地方（長安），也不過有五千卷書（同上）。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史稱“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同上）。又“詔求天下遺書”，凡“秘閣所無，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魏書‧高祖孝文帝紀》）。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又“詔重求遺書于天下”（《魏書‧世宗宣武帝紀》）。

　 　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後北齊代替東魏，北周代替西魏，北周又滅了北齊，統一北 方。其間社會動蕩、圖書不保。史載北周代替西魏后，“保定（北周武帝宇文邕年號）之始，書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才 至五千”（《隋書‧經籍志》）。就是說北周統一北方后，圖書達到一萬五千卷。

　　公元581年楊堅政變，奪取後周大權，改國號隋，繼承了周的藏書一萬五千卷。公元589年 滅陳，又繳獲了陳的藏書。在滅陳以前，“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 出”。平陳之後，“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真按：重出,重複, 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真按：不解之處！真按-何故要「限」？疑有訛文也．○瀚典文本同此. 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于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隋書‧經籍志》）。當時西都長安“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新唐書‧藝文志》）。經祕書監柳■“除其重複猥雜，真按：上巧下言 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玉海》卷五十二引《北史》）真批：余嘉錫引此尚註明未覈其卷數,杜氏乃不稍加注明耶？愚則檢索瀚典查無此文．則北史曾有亡佚者，信矣． 。唐初所修《隋書‧經籍志》著錄四部書3127部36708卷，主要是依據嘉則殿“正御本”著錄的。

　　唐代繼承的主要是隋長安嘉則殿藏書三萬七千餘卷。唐初貞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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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任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內庫”（《新唐書‧藝文志》）。中宗景龍三年六月“以經籍多缺， 使天下收括”（《舊唐書‧中宗紀》）。睿宗景雲間“以經籍多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搜檢圖籍”（《唐會要‧經籍》）。開元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 異書借官繕寫”（《舊唐書‧經籍志》）。開元時期，唐代藏書量達到高峰。毋煚《古今書錄》著錄藏書3060部51852卷 （這個數目不計副本），基本反映當時的藏書量。《舊唐書‧經籍志》基本上是依據《古今書錄》編成的，其目的也在於反映唐代藏書之盛。平定安史之亂後，藏書 更努力恢復，《舊唐書‧經籍志》說：“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在著錄開元藏書3277部52094卷之外，增入唐人著作1390家27127卷，合計達到79221卷。這是兼顧一代藏書與一代著書而達到的總和。

　 　北宋，在五代十國戰亂分裂之後實現了統一。北宋初年，藏書僅萬餘卷，但在平定各 地政權時，宋太祖很注意保護搜集圖書。宋太宗即位後重建三館，太平興國三年建成，賜名崇文院。“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四 部，為史館書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玉海‧經籍》）又《宋史‧藝文志》：“宋初，有書萬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 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祕閣’。閣成，親臨幸觀書。”宋人所謂“館閣” 即指“三館”和“秘閣”。真宗時“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但由於真宗曾“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太清樓”，故大火之後得 以“重寫書籍”。仁宗重建崇文院，命張觀等撰《崇文總目》，著錄藏書30669卷。據北宋歷朝國史記載，北宋前後藏書共計6705部7387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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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藏書是重新搜集的。淳熙四年陳騤編《中興館閣書目》，記載當時藏書，44486卷，至嘉定十三年張攀編《續中興館閣書目》，又得14943卷，合計59429卷，也是相當豐富的。

　　與南宋對峙的北方的金朝亦十分重視藏書。金太宗天會四年（1126）完顏晟等攻克宋都汴京（開封），天會五年擄獲徽、欽二帝及皇室等數千人，並當時館閣圖書押運北方（參《靖康要錄》卷十五）。

　　元代帝王亦重視藏書，由祕書監管理。據元王士點、商企翁《祕書監志》，元世祖至元十二年至十三年曾將江南經籍圖書書畫文板運到大都，由祕書監收掌。祕書監有祕書庫，至正二年統計祕書庫藏書，合計書2390部24008冊，書畫2008軸。另有翰林國史院、弘文院、集賢殿亦各有藏書。元代至元二十八年在杭州原南宋國子監設立西湖書院，南宋國子監刻書版均藏于西湖書院，至治三年山長黃裳等輯《西湖書院重整書目》，刻于石碑，共載經史子集版122種，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頗取資焉。

　 　明代帝王亦重視藏書。洪武元年建都南京，徐達等北伐元大都，“收祕書監圖書” （《國史‧經籍志》）。永樂初年，書藏文淵閣。永樂四年，帝問文淵閣藏書，解縉答：“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上曰：“士庶家稍有餘資尚欲積書，況朝廷 乎？”遂命禮部尚書鄭賜遣人訪購，惟其所欲與之，勿較值（《明史‧藝文志序》、《明會要》卷二十六、《典故紀聞》卷六）。永樂六年《永樂大典》成，亦貯閣 中。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詔修撰陳循取文淵閣一部至百部各擇其一，得百櫃，運至北京”（《明史‧藝文志》）真按：瀚典本作運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瀚典底本)同. ，《永樂大典》貯于文樓。明宣宗時“秘閣貯書約二萬餘部，真按：點校本同.（2343頁） 近百萬卷。刻本十三。鈔本十七”（同上）。正統間楊士奇編《文淵閣書目》，著錄圖書7297部43200冊。可以反映明代北京皇家藏書全盛時的數量。其他如南京國子監、北京翰林院等亦有藏書。

　　清代帝王重視藏書程度高于前代，清代藏書最盛時是乾隆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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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從全國徵集圖書一萬數千種，擇其三千五百種左右收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各本數量不同，真按：七閣四庫全書收書數量不同 真按：七閣四庫全書的異同 文淵閣本據《總目》為3461部，文溯閣本3590部，文津閣本3503部，文瀾閣本3450部）。其餘6793種， 《四庫全書》未收，僅各撰提要，收入《總目》，稱為“存目”。從全國徵集的這批圖書後來沒有按計劃發還，而是存在翰林院，舉世聞名的《永樂大典》亦存在翰 林院。翰林院藏書外間士子可入院查閱。王懿榮曾從中借抄戚繼光《止止堂集》交山東書局刊行。孫詒讓、李文田等都曾入院抄取罕傳秘本。《四庫全書》則抄成七 部，分存皇宮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文溯閣、熱河避暑山莊文津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杭州西湖聖因寺文瀾閣。

　　在修《四庫全書》的同時，還修有《四庫全書薈要》，共收書463種，抄兩部，一存皇宮摛藻堂，一存圓明園味腴書屋。

　　同時乾隆帝還將內廷所藏善本集中列架昭仁殿，題曰“天祿琳琅”。乾隆四十年命于敏中等撰《天祿琳琅書目》，著錄珍本書籍422部，多宋元舊刻。嘉慶二年又命彭元瑞等撰《天祿琳琅書目後編》，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著錄珍本663部。

　　翰林院、昭仁殿外，養心殿有《宛委別藏》（《揅經室外集》著錄173種，臺灣故宮現存160種780冊），武英殿、國子監亦有藏書，皇史宬收藏檔案文獻，內閣大庫亦有許多明代遺留的藏書及明清檔案。

　　清末，學部成立京師圖書館，即北京圖書館前身。內閣大庫舊藏及《永樂大典》殘帙、敦煌劫餘遺書等撥交京師圖書館收藏。清政府還命各省成立圖書館。在京師圖書館成立之前，南京已成立江南圖書館，以丁氏八千卷樓舊藏為基礎，影響甚大。

　　進入民國，各地大都有了公共圖書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公共圖書館更多，更完善。近些年，圖書館逐步進入現代化管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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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古書保存要求恒溫恒濕，善本拍成縮微膠卷，或者經過掃描製成光盤，一般查閱就不必看原書，因而大大減少了對古書的損害。防火防盜的條件也更好了。所以那些意外事故大大減少了。真批：只聽說大陸盜賣國寶情況嚴重,不知又作何解？

　　以上講述了歷代官府對圖書文獻的收集和典藏，可以看到歷代帝王基本上是重視保護文化遺產的，但由於客觀原因或人為原因，我國古代文獻的散佚也十分嚴重，令人聞之傷心。

（二）歷代文獻的大量散佚

　　在我國歷史上，文獻的聚集總是與散佚相始終。我國歷代產生的文獻無法計數，其中有不少文獻是被自然淘汰的，這很可以理解，不能認為是不正常的。但是，天災人禍造成的意外損失確也接連不斷，難以縷述，這裡舉十數次重大文獻損失，以見其梗概。

　　1.秦 始皇焚書。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主張效法古制，分封諸侯，認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李斯堅決反對，李斯建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 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 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制曰：“可。”（《史記‧秦始皇本紀》）

　　2.西漢末年戰亂。《後漢書‧儒林傳》：“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隋書‧牛弘傳‧請開獻書之路表》：“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又《隋書‧經籍志》謂《七略》所載“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

　　3.東漢末年戰亂。《後漢書‧儒林傳》：“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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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4.西 晉末年惠懷之亂。梁阮孝緒《七錄序》：“晉領祕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隋志》：“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 百四十五卷。”）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隋書‧經籍志序》：“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

　 　有人把“惠懷之亂”解為“八王之亂”。考《隋書‧牛弘傳》中牛弘敘述此事作： “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所謂“劉、石憑陵，京華覆滅”，主要指懷帝永嘉五年六月劉曜、石勒攻占京城洛陽。《晉書 ‧懷帝紀》：“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為賊所敗，死者甚眾。……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為曜 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這次京華蕩覆，與八王之亂有直接關係，八王之亂以東海王司馬越毒死惠帝、另立懷帝為結 束，其時間在惠帝時期。劉曜、石勒攻占洛陽則在懷帝永嘉五年。史官把兩件事連起來叫“惠懷之亂”。所以把“惠懷之亂”解釋為“八王之亂”不準確。

　　5.侯 景之亂與梁元帝焚書。南朝以梁代藏書最盛。梁武帝末，發生侯景之亂。北方降將侯景，被梁武帝封為河南王，次年（太清二年）叛亂，攻破建康。太清三年攻下臺 城（宮城），武帝憤恨而死。《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九引《三國典略》：“初侯景來，既送東宮妓女，尚有數百人，景乃分給軍士。夜于宮中置酒奏樂，忽聞火起， 眾遂驚散，東宮圖籍數百廚，焚之皆盡。”《隋書‧經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太 平御覽》卷六百十九又引《三國典略》：“周師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濟，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欲自投火與之俱滅，宮人引衣，遂及火滅盡。真按：不解之處！真按-疑有誤! 并以寶劍斫柱令折，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