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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編纂也有高下之別。有人說：“抄，也得會抄，沒有豐富的文獻知識，抄也找不到地方。”這是很有道理的心得之言。

　 　還有一門大學問，那就是輯佚，也屬編纂範圍。古書絕大部分亡佚了，存下來的可以 說只是一小部分，漢魏六朝著作十不存一，但靠類書及其他古注保存了不少佚文，後代學者，尤其是清代學者，又把這些佚文一條一條搜集起來，按一定的體例排列 起來，從而使亡佚的書又出現一個或幾個輯本，大大方便了讀者和研究者。有些大書如《舊五代史》，是由清人邵晉涵根據《永樂大典》、《冊府元龜》等類書輯成 的，基本恢復了原貌，真是功德無量。

　　張舜徽先生《中國文獻學》認為“綜合我國古代文獻，從其內容的來源方面進行分析，不外三大類”，即“著作”、“編述”、“鈔纂”。我們講的著、述、編三種著述方式即是受張先生啟發，稍加修改而成的。

（四）譯

　　譯，就是翻譯。把一種語文的文獻轉換成另一種語文的文獻。它與著、述、編都不同，是一種獨特的文獻形成方式。鄭鶴聲先生《中國文獻學概要》有專章講翻譯。

　　我國文獻由翻譯而來者為數甚夥，影響較大的主要有三方面：佛典翻譯、學術翻譯、文學翻譯。

　　1.佛典翻譯

　　佛典翻譯始於東漢。據說東漢明帝七年（公元64年。一說明帝三年）派張騫、秦景、王遵等十八人到西域訪求佛法。明帝十年（公元67年。一說明帝十八年）使者在大月氏國遇到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人，並得佛像、佛經，便一同用白馬馱到首都洛陽，明帝特為建白馬寺，二人譯出《四十二章經》，成為最早的佛經漢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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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傳說見《廣弘明集‧笑道篇》引《老子化胡經》、《廣弘明集‧漢法本內傳》、《出三藏記集‧四十二章經序》、《弘明集‧理惑論》、《出三藏記集‧新集經論錄》、《高僧傳》、《魏書‧釋老志》、《歷代三寶記》等書。各書記載出入頗多，故疑信未定。

　　可信的漢譯佛經，則起于東漢末年桓帝、靈帝時期（公元2世紀），安世高、安玄從安息國（今伊朗一帶地方）來，支婁加讖、支曜從大月氏國來，竺佛朔從天竺來，康孟祥從康居國（今吉爾吉斯斯坦一帶）來，各有傳譯，佛經翻譯事業漸盛。其中安世高、支婁加讖影響最大。

　　安世高桓帝建和二年（148）來華，到靈帝建寧四年（171）二十餘年間，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十二門經》、《小十二門經》、《百六十品經》等，據晉釋道安《眾經目錄》共35部41卷（見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現存22部26卷。 安世高所譯屬聲聞乘止觀法門，主要從大部《阿含經》中選譯一些經典。屬於小乘學派（上座部）。安世高出身安息皇族，是安息國太子。博學多識，信仰佛教，把 皇位讓給叔父，出家修道。來華後通曉華語，譯經用口述方式，由他人筆錄。基本方法是直譯。安世高的譯經在當時有一定影響，後來也得到一定發展。呂澂說： “安世高，可說是佛經漢譯的創始人。”後來游歷江南豫章、潯陽、會稽等地，不知所終。

　　支婁加讖（簡稱支讖）東漢桓帝末年從月氏來到洛陽，通曉漢語，學問廣博，譯經時代是靈帝光和、中平年間（178—189），比安世高稍晚。所譯基本屬於大乘，是大乘佛典漢譯的開端，與安世高的小乘不同。因此兩位譯師各具代表性。

　　支婁加讖譯經種數不可考，現存9種，缺本4種。較重要的是《般若道行經》十卷、《般若三昧經》二卷。這兩部經是先支讖來華的竺佛朔帶來，由支讖口譯。支讖譯的《寶積經》一卷、《阿閦佛國經》一卷、真按：unicode字元，國無！待查！ 《般若三昧經》二卷，都是構成大部《寶積經》的基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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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行經》十卷是大部《般若》的骨幹。《兜沙經》一卷是大部《華嚴》的序品。大乘佛教學說本來以“般若”的緣起性空思想為基礎，而《道行經》成為研究佛家學說特別是般若理論的入門之書（參呂澂《支婁加讖》，收入《中國佛教》）。

　　比支婁加讖稍後的重要譯師有支謙、朱士行、竺法護。

　 　支謙，大月氏國後裔，東漢靈帝時，大月氏數百人入中國籍，支謙是這支月氏人的後 裔，從小受漢文化影響，精通漢文，後又從支亮學梵文。支亮就是月氏人入中國籍者之一，從支婁加讖受業。獻帝末洛陽兵亂，支謙入吳，受到禮遇。從吳黃武元年 到建興中約三十年間，搜集各種原本、譯本，未譯的補譯，已譯的訂正，譯述豐富，晉道安《眾經目錄》載30部，《高僧傳》載45部，今存者29部。

　 　支謙在翻譯方法上有重要貢獻：①曾將所譯《無量門微密持經》和兩種舊譯（《阿難 陀目佉尼呵離陀鄰尼經》、《無端底總持經》，均已不存）對勘，區別本（母）、末（子），分章斷句，上下排列，首創會譯體裁。後來支敏度合《維摩》、《首楞 嚴》二種竺法護譯本舊譯，編成“合本”，道安合《放光》、《光贊》新舊譯本，編成合本，都取法於此。②自譯經自加注，如《大明度無極經》首卷，足濟翻譯之 窮。③反對譯文尚質，主張尚文、尚約調和，開由質趨文先河，很適合佛傳文學翻譯（參呂澂《支謙》，收入《中國佛教》）。

　　朱士行，三國魏潁川人。由於認為支婁加讖譯《道行經》譯文過簡略，義理難以徹底了解，于魏甘露五年（260）從長安出發，度過沙漠，輾轉到大乘經典集中的于田（今新疆和田），找到《放光般若》的梵本，共96章60餘萬字。因受到當地聲聞學徒的種種阻撓，直到太康三年（282年）才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送回洛陽，元康元年（291）才由竺叔蘭譯出。魏晉義學家把《放光般若》（即《大品般若》）真按：疑為譯學家之音訛.一刷本同，亦作義.○按下文亦有義學，則應非訛誤矣！ 看作是《般若道行經》的母本，實際上屬于同源異流的異本。朱士行本人留在西域，80歲病故。他是漢人西行求法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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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法護（梵名達磨羅剎），月氏僑民，世居敦煌，8歲依竺高座出家，從師姓竺。博學強記，刻苦踐行，通曉西域三十六國語言文字，隨師西游，帶回大量經典原本，回到長安。從西晉武帝泰始二年到懷帝永嘉二年（266-308）譯出經論150餘部。僧俗從學者達千餘人。

　　竺法護譯經，據梁僧祐《出三藏記集》載有159部309卷，當時存95部。《開元釋教錄》載91部208卷。經呂澂對勘，實74部177卷。另有10種亡佚。所譯有許多重要大乘經典，幾乎具備了當時西域流行的要籍，為大乘佛教在中國流傳打開了局面。其譯風忠實原本，不厭其詳，“言準天竺，事不加飾”，所以其譯本成為後來對照異本的最好資料。

　　竺法護譯經有許多助手，其中聶承遠及其子聶道真最有名。聶道真通梵文，自己也譯過一些小部經典。還將竺法護譯經編成目錄，叫《聶道真錄》（也叫《竺法護錄》），大概是最早的個人譯書目錄，在目錄學史上值得一提。

　　東晉前期，釋道安是重要的佛教文獻學家和譯師。而東晉後期北方姚秦的鳩摩羅什則是整個漢魏六朝時期最傑出的譯經大師。

　　釋道安（312—385），生於常山扶柳縣（今河北冀縣境內）一個讀書家庭，早喪父母，7歲讀書，15歲通五經大義，並習佛學，18歲出家，因形貌黑醜，不為師重，使在田地勞作，無怨色。數年後求佛經于師，記憶驚人，漸為師重。24歲在石趙的鄴都（今河北臨漳縣境）師事竺佛圖澄（西域高僧），深受賞識。45歲以前，主要在北方的今河北、山西一帶弘法行道。由於戰爭，多次遷移。後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到東晉的襄陽，環境安定，住了十五年，考校譯本，注釋經文，編集第一部譯經總目——《眾經目錄》。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北方前秦的皇帝苻堅派苻丕攻占襄陽，把道安和學者習鑿齒禮聘到首都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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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堅認為襄陽之役得一個半人，一個指道安，半個指習鑿齒。道安時年67歲。他在長安度過最後七八年，主要主持幾千人的大道場，講經說法，同時組織譯經。其弟子在他指導下譯出多種佛經。他在《摩訶鉢羅密經鈔序》中提出翻譯有“五失本”、“三不易”，總結了經驗，指明了今後譯經的道路。

　　道安認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因此改姓釋。出家人改姓釋，從道安始。

　　道安是我國第一個僧伽制度的建立者，制訂了全國風從的僧尼軌範。

　　道安培養了許多高足弟子，最著名的是淨土宗創始人慧遠。真按：原訛淨士宗，徑改.一刷本亦訛作淨士宗！ 慧遠在苻丕攻占襄陽時率徒到了廬山，直到83歲去世，三十餘年間影不出山，跡不入市，卻名揚四海。

　　鳩摩羅什（343-413），龜茲（今新疆庫車縣一帶）人，先代本出婆羅門族，在印度世襲高位。父鳩摩羅炎棄相位出家，東渡蔥嶺，遠投龜茲國。國王迎為國師。後被逼與王妹耆婆結婚，生鳩摩羅什、弗沙提婆兄弟。羅什7歲隨母出家，年輕時即以深厚的佛學修養富有盛名。苻秦建元十五年（379）有中土僧人從龜茲歸來，備述羅什年輕而才智過人，當時道安在長安，勸苻堅迎羅什來華。建元十八年苻堅派呂光出兵西域，囑他攻下龜茲後送羅什入關。建元二十年攻下龜茲，呂光不信佛，又不了解羅什的學養，即待以常人，並強迫與龜茲王女結婚。次年（385）苻堅被殺，呂光就割據涼州（今甘肅武威）。直到姚秦姚興弘始三年（401）派兵攻涼州，涼主呂隆降，羅什才被迎入關，已58歲。姚興對羅什十分敬重，待以國師。當時道安已去世十六年。弘始四年羅什應姚興之請開始譯經，當時道安的大批高足弟子在長安，政府選派五百餘人入譯場，協助羅什譯經。直到弘始十五年去世，一直努力譯經，共譯出近40部300餘卷佛經。鳩摩羅什以前的譯師所譯佛經大都是選譯某些章節，而且缺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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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經論大規模有系統的翻譯從鳩摩羅什開始。鳩摩羅什所譯主要是龍樹一系的大乘學說，而且都是部頭較大的特別重要的經論，如《大品般若經》以及龍樹的釋論 《大智度論》、《小品般若經》、《維摩經》、《法華經》、《金剛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還譯有聲聞乘的重要論著《成實論》。在文體上一 變朴拙文風，開始運用達意譯法，使中土易於接受，在翻譯有文學趣味的《法華》、《維摩》、《大智度論》等經論時，力求不失原意的同時，注重保持原本的語 趣。他既博覽印度古典，對梵文極有根柢，又因留華日久，對漢文有很高素養，對於文學有高度欣賞力和表達力。被認為是並嫻華梵、游刃有餘。他對譯經有高度負 責精神，譯文極其慎重。所譯經論大都保存下來，為中土僧俗所愛讀（參游俠《鳩摩羅什》，收入《中國佛教》）。據《高僧傳》，鳩摩羅什與助手僧睿譯經。過去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羅什譯至此曰：“此語與西域義同，而在言過質。”睿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 “實然。”趙樸初說：“他和玄奘法師是翻譯事業的兩大巨匠，他所譯出的三百多卷典籍，不僅是佛教寶藏，而且也是文學的重要遺產，它對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 上的影響非常巨大。”（《佛教常識問答》）

　　鳩摩羅什的門人號稱三千，高足弟子有四傑、八俊、十哲之稱，因而他實際上培養了成千的高級人才，其貢獻是極大的。

　　東晉後期至南北朝時期重要的翻譯家還有：法顯、覺賢（譯《華嚴經》）、曇無讖（天竺人，譯《大般涅架經》）、求那跋陀羅（中天竺人，譯《楞迦經》）、佛馱跋陀羅（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人）、菩提留支（北印度人）、真諦（西印度人）等。其中真諦貢獻及影響最大。

　　真諦從公元546年從扶南國來到南海郡（廣東南部），到公元569年去世，在華二十餘年，譯經38部118卷（《開元錄》），其中《攝大乘論》（無著）及《釋論》（世親）、《俱舍論》（世親）較為重要。精通中國語言，隨譯隨講，是義學大師真按：前亦有義學家之語，然則義學非音訛乃佛學支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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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期間，適逢動蕩，于顛沛中堅持譯經，難能可貴。平日生活嚴肅，節儉知足，因而弟子也都刻苦篤實，以勤奮著稱。

　　唐代，佛教進入全盛期，諸宗完全成立，中國佛教趨於成熟。翻譯也達到高峰，代表人物是玄奘法師。

　　玄奘，俗姓陳，名禕，河南洛州緱（gōu）氏縣（今偃師縣南境）人。生於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自幼家境困難，隨二兄長捷法師住洛陽淨土寺，習佛經。13歲時洛陽度僧，破格入選。唐武德五年（622）在成都受具足戒。貞觀元年（627）到長安，此時已窮盡各家學說，名滿京師。但他發現各地講說多歧異，不能統一，尤其是當時流行的《攝論》、《地論》兩家有關法相之說不能統一，很想求得總賅三乘學說的《瑜伽師地論》，以求會通一切。於是決心到印度求法。那時出國禁嚴，表請不准。貞觀三年（629）北方災荒，朝廷允許道俗四出就食，他得便西行到蘭州，繼而潛行到瓜州，得胡人西槃陀導送夜渡瓠■河，真按：卢瓜（盧瓜） 從此孑身冒險，過玉門關外五烽，度莫賀延沙磧，到達伊吾（哈密）。高昌王麴（qū）文泰遣使迎往，甚禮遇。高昌王遣使陪送玄奘過阿耆尼、龜茲等國到西突厥葉護可汗衙所。經葉護可汗協助，經過西域■赤建等十國，真按：上艹下奴 越大雪山，到達北印度迦畢試國。玄奘在北天竺隨處遇到高僧大德，即停留參學。且行且學，前後約四年。貞觀七年（633） 到達北天竺那爛陀寺，那是當時印度佛教最發達的地方。他請那爛陀寺最著名的戒賢三藏講《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歷一年五個月講畢。後復重聽兩遍。又聽講 《順正理》、《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論》、《百論》各三遍。《俱舍》、《婆沙》、《六足》等論先在諸國 聽過，至此更披尋決疑。在寺學習歷時五年，便離開那爛陀寺，游歷中印度、南印度、西印度等，到各地參學，共四年。貞觀十六年（642）回到那爛陀寺。戒賢三藏囑為寺眾講《攝論》、《唯識抉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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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溝通當時大乘學說中“瑜伽”、“中觀”兩家論爭，著《會宗論》三千頌（每頌二行，行十六個音節。漢譯每頌四行），得到戒賢三藏及諸大德贊許。又應戒日王 請求，擬折服南印正量部論師般若毱多《破大乘論》的異說，著《制惡見論》一千六百頌。至此，玄奘已達到當時印度佛學的最高水平，打算回國。

　 　羯若鞠闍國戒日王在曲女城為玄奘建立大會，命五印沙門、婆羅門、外道義解之徒都 來參加。到期與會的有十八國王，各國大小乘僧三千多人，那爛陀寺僧千餘人，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此會即以玄奘所著《會宗論》、《制惡見論》的論點標 宗，任人難破。但經過十八天大會終了，沒有一人能提出異議。玄奘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共同推崇，被給以“大乘天”和“解脫天”的尊稱。貞觀十九年正月玄奘返 回長安。玄奘到洛陽會見唐太宗，太宗要他寫西域傳，記見聞。還要他從政，他力辭。太宗因留他在長安弘福寺譯經，所需由朝廷供給，並派名僧二十人相助，組織 了譯經場。次年玄奘即撰成《大唐西域記》。貞觀二十二年（648）譯完《瑜伽師地論》一百卷。這年冬十月東宮建成大慈恩寺，迎他入住。高宗顯慶五年（660）到龍朔三年（663）譯成《大般若經》全部六百卷。此後體力衰竭，不再翻譯。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圓寂，年65歲（參游俠《玄奘》，收入《中國佛教》）。

　　玄奘在印度十七年，行五萬里，足跡遍西域、印度百三十國，由留學僧人而成為主持當時印度最重要的佛教學府——那爛陀寺講席，被尊為五印大乘佛教的“大乘天”（大乘的神），趙樸初說他“為祖國贏得了當時兩大文明古國間學術上最高的榮譽”。在回國後十八年間譯出經論75部1335卷，“他的系統的翻譯規模，嚴謹的翻譯作風和巨大的翻譯成果，在中國翻譯史上留下了超前絕後的光輝典範”（《佛教常識問答》）。

　　玄奘精通梵文，曾應東印度童子王之請，將《老子》譯成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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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於迦摩縷波。又以中國流傳的《大乘起信論》文出馬鳴（中天竺人，佛滅後六百年出世之大乘論師），印度已失傳，諸僧很想一讀，他也譯唐為梵，傳到印度。

　　玄奘弟子三千，達者七十，很像儒家中的孔子。

　　玄奘之後，還有義淨、實叉難陀（于田人）、菩提流志（南天竺人）、不空（獅子國人）等譯師。

　　據專家統計，從印度、西域譯成漢文的佛教經、律、論、集、傳等有1692部6241卷，著名的中外譯師不下200人（《佛教常識問答》）。這是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遺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漢譯佛經以外，還有藏譯佛經。從公元8世紀中葉至13世紀中葉（1203年 印度超岩寺及各大寺被侵略軍破壞），五百年間，由印度和西藏的譯師譯成藏文的佛經，就已入《甘珠爾》和《丹珠爾》兩藏者而言，部數有四千餘部，分量約合三 百萬頌，約當漢譯一萬卷。其中尤以空、有兩宗的論典以及因明、醫方、聲明的著作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經論，數量龐大，為漢譯所無。藏文是松贊干布時期吞米 桑布扎仿梵文創造的。藏文翻譯又照顧到梵語語法的詞尾變化和句法結構，因而極容易還原為梵語原文，所以受到現代佛學研究者的高度重視。佛說的經律稱為《甘 珠爾》，佛弟子及祖師的著作稱為《丹珠爾》，西藏文大藏經的內容約十分之八是漢文藏經中所沒有的，特別是密教部分。藏文佛經基本上從梵本譯出，梵本所缺則 用漢文、于田文本重譯補足。前後印、藏譯師達350人。

　　歷史上還譯出刻印過《滿文大藏經》、《蒙文大藏經》，流傳頗罕。《滿文大藏經》乾隆三十八年（1773）據漢文與藏文譯，五十五年（1790）編譯完畢，北京雕印，僅699種108函，朱印，真按：不解之處！真按-豈謂以朱色印刷耶？○漢語大詞典無！○下文又有朱印本，可見為印刷術語矣. 布達拉宮有全帙。《蒙文大藏經》元大德中由藏文譯出，在西藏刻印。萬曆年間補譯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重修重刻《甘珠爾》（北圖有康熙五十九年北京刻蒙文《甘珠爾》朱印本，存107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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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年至十四年又校譯重刻《丹珠爾》，現有印本傳世（參周叔迦《大藏經雕印源流紀略》、趙樸初《佛教常識問答》以及趙國璋主編《文獻學辭典》所收方廣錩撰相關詞條）真按：參考書目-博士論文-翁方綱研究-次要參考書目 。

　　漢譯佛經、藏譯佛經中都有大量印度早已失傳的佛教典籍，也包括中國學者對佛教原理的創造性闡釋，不僅是佛教研究的重要文獻資料，也是一般學者研究東方古代文化和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

　　2.學術翻譯

　　學術翻譯主要是西方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書籍的漢譯。主要有三個時期：一是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和我國學者的合作翻譯。二是清代後期西方學者和我國學者的合作翻譯。三是20世紀我國學者的獨立翻譯。這是就主體而言，各期都存在單獨翻譯和合作翻譯。

　　明末清初重要譯者有：

　　利瑪竇（1552—1610）。利瑪竇之前有一位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通過行賄廣東制台陳文峰，獲准入境傳教，並于廣東肇慶建立教堂，那是明萬曆十年（1582）。次年他把另一位耶穌會士利瑪竇帶到中國。利瑪竇來華前曾在羅馬神學院學數學，1582年到澳門學漢語。來華後繼續學習中國文化，對經史子集都有相當的了解，所以他得以在肇慶、韶州等地結交各級官員，躋身儒林。他的高明之處，是以介紹西方科技知識作為傳教的手段。萬曆二十九年（1601）他買通宦官馬堂，到北京，向萬曆皇帝獻上天主圖像、天主母像、珍珠鑲嵌十字架、西琴、自鳴鐘、萬國圖志等物，萬曆皇帝待以上賓之禮，從而贏得合法的傳教地位。利瑪竇在翻譯上的合作者是徐光啟。真批：如果都要通過行賄、買通的方式才能，那有不亡.佛家說善巧方便，也包括此麼？○另行賄、買通都是有色字眼，得以證據滌清.

　　徐光啟（1562—1633），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上海人，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利瑪竇主張先譯天文，徐光啟則主張先譯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