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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９：錢牧齋『初學集』（四部叢刊本），卷二八，「新刻十三經注疏序」中有云：「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反經，必自正經學始。」（頁二九五）

註１０：參林慶彰「明末清初經學研究的回歸原典運動」，頁八七三－八七六。林慶彰「實證精神的尋求－明清考據學的發展」，『中國文化新論』（學術篇）（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年十二月），頁三○一－三一四。

註１１：陳第『毛詩古音考』（學津討原本，百部叢書集成之四十六）自序。

註１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一，頁八九七。

註１３：陳第，前引書，焦弱侯序。

註１４：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皇清經解續編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四，第五十五，頁一四－一五。臧琳『經義雜記』（拜經堂叢書本，叢書集成續編之二七），末附敘錄，閻若璩序，頁二上。

註１５：惠棟『松崖文鈔』（聚學軒叢書本，叢書集成續編之一），卷一「九經古義述首」，頁四下。

註１６：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二「九經古義序」，頁三○。註１７：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二四「臧玉林經義雜識序」，頁二一八；「經籍纂詁序」，頁二一九－二二○

註１８：戴震『戴東原集』（四部叢刊本），卷三「爾雅文字考序」，頁二八；卷九「與是仲明論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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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音學五書』

　 　顧炎武之治經，既志在「經世」，發覆三代聖王治平之道，以期撥亂世昇治平，或俟後王於一治；則何以 花下大精力來著述『音學五書』，並亦視為『日知錄』之流的「著述」，甚至超過早年實學性的作品『天下郡國利病書』與『肇域志』；而「郡縣論」、「生員論」 等作品，亦為經世規畫之文章，為何從來未有成輯之意？唯『音學五書』，則與人論學函簡中，皆再三致意？顧氏「音學五書後序」自云：

　　　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郵，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槀而手書者三矣。（註１）

顧氏何以如此重視『音學五書』，至三十餘年，五易稿，手書三，無日不攜隨。其又云：

　　　而音學五書之刻，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為詩家不朽之書，則末矣。（註２）

若果亭林接受此一觀點：『音學五書』僅為詩家不巧之書，則亭林亦不必花下三十餘年以作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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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九八。

註１９：阮元『揅經室續集』（『揅經室集』，台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三年二月），卷一「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頁四八。『揅經室二集』，卷七「西湖詁經精舍記」，頁五○五。『揅經室續集』，卷一「釋敬」，頁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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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亭林視『音學五書』必有特別意義者在。『亭林文集』，卷六，「與楊雪臣書」云：

　　　若音學五書，為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瀋之語。

「音學五書序」亦云：

　　　余為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實始於宋吳才老，……後之人如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過襲其所引用，別為次第而已。……以明六經之音，復三代之舊。（註３）

是此書之作，要在明六經之旨，以復三代之舊。又「答李之德書」云：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至於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考，不復言其舊為集，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嘆也。

　　　嗟夫！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乎！而改古人之音，可不謂大惑乎！

　 　故愚以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皆然。……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 至於道。今之廣韻，固宋時人所謂菟園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淵韻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以來，周顯、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 如是也，則俗韻不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於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 「一變而至於道」也。（註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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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顧氏著『音學五書』之目的，是要使人能讀通五經；不讀通五經，焉能知其中所載之大經大法及聖人治平之 道。而讀經必自文始，文又自音始；古經文中之音早因流變而盡失其真，所以顧氏卅年來著此書，便是要使古音再現，五經之文可讀。是以『音學五書』，正是「通 經之鑰」。『音學五書』之自序又載：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 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為音無不協於正……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今音行而古音 亡，為音學之一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為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 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為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為詩本音十卷；注易、為易音 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為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為十部，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 之音而還之淳古者。

而 其中所提出之經一文一音，已經是明確地開出了後來清學「訓詁明則義理明」之途徑了。只是，在亭林這裡 恐怕要將「義理」二字換成「經義」才行。要之，亭林破理學，立經學；破語錄，立經；破「德性」之「自得」法，而主張「博學讀書」，並且為「博學讀書」而建 立了讀「經」的「方法論」。他的方法論當然是自「音韻學」開始。『亭林文集』卷六，「吳才老韻補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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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余為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實始於宋吳才老，而其所著韻補，僅散見於後人之所引而未得其 全，頃過東萊任君唐臣，有此書，因而從假讀之月餘，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古音表之後，……後之人如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 過襲其所引用，別為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謙之書，而不知其出於才老，可嘆也。……夫以余之謭陋，而獨學無朋，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經之旨，復三代 之舊，亦豈其難，而求之天下，卒未見其人，而余亦已老矣。

清 代經學正是延襲了顧氏的這一條路，不僅將音韻學繼承下來，而更發展出文字學、訓詁學，而合稱為小學， 也就是治經的小學。此種小學，當然完全不同於朱子為古之「大學」所定的「小學」。清人不僅發展出小學，而且更蔚附庸成大國，使小學足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 問，很明顯地，吳才老、陳第、方以智等皆有啟蒙之功，但是，將音韻學確定與「經」合在一起，而且賦與意義，在考證學尚是儒學之外的一支別流－外馳之學時， 顧氏及時將考證學汲取進來，並且在「治經」上，於「音韻學」中，建立了明確的方法論，使它與新儒學聯繫在一起。沒有方法學，清學便不能成立；沒有『音學五 書』，此一「治經方法論」便無方法學作品上的「典範」。這些，都透過顧氏之『音學五書』而顯現出它在學術、思想史上的意義，故顧氏序張爾岐『儀禮鄭注句 讀』一書云：

　　　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之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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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追三代之英（下略）。（註５）

一 方面，由鄭氏之書，可知當時人已有注意及「訓詁以通經義」此一路徑者，正是不同於宋明儒之以「自得、 內省、心性、悟修」之解經，而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確定的治學途徑。我們可以說，這正是清代經學－或漢學得以成立，以及得以進行漢宋之爭的基礎所在。只 是，顧氏雖反宋學、明學－理學，但他的主要目的還是在求「外王經世」之大道，而清代政治下的諸儒，卻是未能也不能繼續此一「用世」之承，而繼承的反是漢宋 之爭，用此一治學方法論來張大漢學之幟，而去反宋學。但是，無論如何，此一方法論，在「反」理學之後，正面開出經學之後，確實使方法論結合「經學」以及新 儒學－外王經世的，是顧炎武。

　　顧氏整個學、思系統，我們可以如是表之：

　　通音識文　　　　經術

方法——→通「經」——→明制作之原－經世——→待後王

　　博學　　　　　　治道

如 此，則除了日知錄之外，我們也可以明瞭『音學五書』在顧炎武整個新儒學建構中的地位，復可以明瞭顧氏 何以十分不愜旁人之視『音學五書』僅為「詩家不朽之業」，復何以「三十餘年，無一日不自隨從」，原來它竟是與顧氏的儒學核心「經」以及顧氏之終極目標「外 王經世」有著這樣密切的關係。

　　當然，亭林在方法上的貢獻不只這些，其餘如求真、引文必註出處、本證、旁證等考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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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６），這些，皆是使清代經學得以趨向「學術性」的主要基礎。清學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建 立起來的。當明末經學興起之後，明中葉以來的考證學恰得與其合流，因此，在這方面，顧炎武並非獨創，當時治經學風實已有轉向此徑之勢，方以智、閻若璩、胡 渭等皆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偽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 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一掃 懸揣之空談，雖其中千慮一失，或所不免，而窮源溯委，詞必有徵，在明代考證家中，可謂卓然獨立矣。（註７）

所 以余英時有內在源於程朱、陸王之爭說（註８），但是，清學的內涵中，固然仍有與「理學」糾纏的一面， 而更重要的成立基礎係來自於方法論－小學的建立。小學是透過顧氏才得以彰顯它在治經「方法學」上的意義並由此展開的；顧氏之前已有音韻學的源流，但是顧氏 確實是清學的開山之人，也因為清代人繼承了顧氏的方法論並繼續發展，才有了後來更豐碩的小學——文字、訓詁、聲韻，得以真正奠定清代學術之基礎與特色。 （註９）我們如果對較朱子為理學建立新方法及新途徑「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註１０），近思錄的重心實是落在第一卷「道體」，將近思錄的 「道體」來對照顧氏的「訓詁明道」－則更能看出顧炎武將新儒學帶向一個新的方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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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１：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三。

註２：同上，卷三，「與施愚山書」。

註３：同上，卷六，「吳才老韻補正序」。

註４：同上，卷四。

註５：同上，卷五。

註 ６：除音韻學外，亭林所建立的考證方法甚多，清人多推崇之。參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五三 －六四。杜維運，「顧炎武與清代歷史考據學派之興起」，收在氏著『清代史學與史家』，頁九五－一五六。林慶彰，「實證精神的尋求－明清考據學的發展」，收 在『中國文化新論－學術篇』（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年，初版），頁二九五－三四二。

註７：見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二文，皆收在氏著『歷史與思想』一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九月）。

註８：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三，頁二五○一。有關明代考據學的研究論著，請參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修訂版）。

註９：清代學者皆極為推崇顧炎武，無論在學術上、人格上，都能看到他對清代學術的影響，尤其是在經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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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余英時甚至稱他為「典範」（paradigm），就清代漢學及其治學方法而言，余氏指的主要也是『音學五書』及『日知錄』中有關經學者，見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余英時，前引書，頁一四五。

清 代學者對顧氏的推崇，我們可以略舉其例。如錢大昕所撰『十駕齋養新錄』及陳澧撰『東塾讀書記』皆是彷 『日知錄』而作。見錢慶曾撰『竹汀居士年譜續編』乾隆四年己未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冊一，頁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國 學基本叢書本）陳澧『東塾集』（光緒十八年刊本），卷四，頁二八。

汪中亦云：「中少日問學，實私淑諸顧寧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為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當墨守。」（汪中「與巡撫畢侍郎書」，『述學』，別錄，頁一二上－下。台北，台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另外，古偉瀛對顧炎武在清代學人中的地位及其學貌之轉變，有甚詳細的敘述。參氏撰「從考據到科學方法－試論顧炎武思想的近代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民國七十七年八月）。

註１０：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卷一○五，第二十二「修身一際，頁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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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清初經學的兩種性格

　 　明清之際，由於種種原因，經學已然復興，「返回原典」的追求更成為一個趨向，（註１）尤其是明遺民 的經學，表現於其中的反思精神與經世動機極為濃厚。同時，卻另有一批經學家，亦以考據為法，以經典為學，與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無大異，章實齋所謂 「寧人、百詩之風」已混同為說。上述乃指治學及方法而言，至於渠等之精神世界，則大相迥異；後者之甘願接受清廷「博學宏詞」、「博學弘儒」名號牢籠，史載 閻若璩、胡渭、毛奇齡等皆於康熙之寵遇，有「受寵若驚」之情形。（註２）這一批人的經學，已有以新興考據方法為主要風貌的純粹解經性格，縱然他們仍夾纏著 一些朱、王間門戶的枝葉餘習，（註３）但這是學術過渡的痕跡，其真正反映時代學術性意義的，乃在於他們的精神世界與清廷統治下的世界已相融接，他們的「經 師」性格已然呈現。

　 　因此，我們可以說，表現在清初同樣以考證學為方法來治經的，有兩種類型的性格：一類是經世儒，一類 則是經師。這兩類型經學家於經學皆可謂卓然有成，其差別在於治學動機而不在方法，前者尚具有明遺民意識，學術上表現出經世與反思性格；後者則已為清代經 師，表現為純粹的治學，博學、考證、嚴謹，他們之接受清廷「博學宏詞」、「弘儒」、「明史館」之收攬，吾人當然可以道德標準來作評價，但筆者並無意在此論 斷他們的人格與風骨，而是要指出：此種治學精神在清初學術思想上的意義，顯示出清學的性格，通過他們而顯現，他們已與清廷統治的世界相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