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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培恒

　 　《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至其為功為過，則在學者中存在著不同的甚至尖銳對立 的見解。譽之者謂為中國典籍的總匯，其中保存了許多失傳的古書、珍貴的版本；斥之者視為中國文化的罪人。後一種意見可以魯迅先生為代表。他說：“清朝的考 據家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且介亭雜 文‧病後雜談之餘（二）》）對於“刪改原文”，他在該篇中還舉了《四庫全書》本《容齋三筆》和《嵩山文集》的各一個例子，以顯示出其刪改範圍之廣。不過， 魯迅先生所舉的那兩條，都牽涉到宋金的矛盾，因而具有“政治性”；至其更常見的刪改，則是把底本中不通或看似不通的文字改得通順。其結果，或是把底本不錯 的改成錯誤，或是把脫誤加以掩蓋，使人不致產生懷疑，因而更不易追尋原貌。所以，盡管魯迅先生的意見在近若干年來常被某些人謚為“過激”，但我想，至少他 對《四庫全書》的看法還是對的。

　　當然，《四庫全書》中確保存了好些失傳的古書，尤其是輯自《永樂大典》的那一批。由於《永樂大典》絕大部分已經被毀，《四庫全書》中的這些輯本確是彌足珍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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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果把《四庫》所輯和少量倖存於《永樂大典》殘本中的加以對勘，仍不難發現前者的“刪改原文” 的錮習。而且，《四庫全書》的這種價值的取得，實在也不能不使像我這樣杞人憂天式的人物對大清皇帝此一“盛世修書”的偉業頗為感慨；國家的後來越弄越糟， 以致《永樂大典》也慘罹浩劫，恐怕跟纂修《四庫全書》所體現出來的思想統制與文化政策也不無關係吧。

　 　不過，後人雖對《四庫全書》有種種議論，對《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價值卻都是肯定的，我的老師一輩 的學者和他們的前輩中，有好些人是將此書作為治學的入門書的，連魯迅先生也說：“現在有一些老實人，和我閑談之後，常說我書是看得很多的，略談一下，我的 確也好像書看得很多，殊不知就為了常常隨手翻翻的緣故，卻並沒有本本細看。還有一種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庫書目提要》（即《四庫全書總目》——引 者），倘還怕繁，那麼，《簡明目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也可以，這可要細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過許多書。”（《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可見《四庫 全書總目》對於擴大學術視野和增加知識確是大有好處的。

　 　然而，這還只是就博覽這一方面而說；倘要正經做學問（當然這裡所說的只是古代文史之學），也可以從 《四庫全書總目》中找到門徑，並且對此書是非看不可的。例如，要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那就應該先讀一讀《四庫全書總目》中有關的別集、總集和詩文評論部 分，以了解現在保存下來的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書籍有多少（當然，《四庫全書》編纂後所發現或所編的有關圖書不在其內），其各自的地位和特點又如 何，然後按圖索驥，作進一步的研究。不過，在作研究時，應該盡量以優於《四庫全書》本的版本為依據。

　　一般說來，《四庫全書總目》的各書提要不僅能對該書作出扼要介紹，有時還有頗為精闢的見解或重要的信息。所以，即使是作個案研究，也必須先讀一讀《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有關提要，否則有可能造成事倍功半的遺憾。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有些提要實在寫得不怎麼樣，有的泛而不切，有的判斷不當，個別的更流於謾罵，例如為李贄《藏書》所作的提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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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贄 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惟此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為罪不 容誅。其書可毀，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特以贄大言欺世，同時若焦竑諸人幾推之以為聖人，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虛名，猶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論，恐好異者轉矜 創獲，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史部‧別史類存目‧藏書》）那就跟後來的“大批判”文章一脈相通了。

　 　《四庫全書總目》作為一部在整體上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書籍，其所以顯現出如此複雜的面貌，首先是由 於乾隆皇帝編纂《四庫全書》本有其政治目的，《四庫全書總目》在一些關鍵性問題上自不得不貫徹其政治意圖，而且即使在非關鍵的學術問題上他也要插一手，發 布指示，當然也不得不凜遵無誤；其次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者雖然都可稱為學者，但學術水平高低不一，在思想上也頗有歧異。例如戴震，不但學術成就高， 又是傑出的思想家；而翁方綱則不僅在學術上不如他，在思想上與戴震也有分歧。出於兩人之手的提要，自不得不有種種差別。

　 　也正因此，《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其編纂過程固然值得探討，編纂過程 中導致《四庫全書總目》的上述面貌的種種複雜情況更有必要加以闡明。這不但有助於我們了解《四庫全書總目》這部書，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使用它——充分發揚它 的優點並盡可能防止它的誤導，而且也可為我們今天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許多有益的借鑒。因為現在集體攻關項目越來越多，這雖與《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是 不同的性質，但在怎樣組織和發揮集體的力量這一點上，卻是有經驗和教訓可以吸取的。

　 　但這是一項高難度的、艱苦的研究工作，不但要搜集大量的資料，加以精細的鑒別，更需要具有識力。而 在我看來，司馬朝軍副教授就正是具有這樣的識力的學者。他自述其從事此項研究的主旨是：“現在，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諸色人等在《總目》編纂過程中的貢獻 作出評價，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以翁方綱還之翁方綱，以戴震還之戴震，以紀昀還之紀昀，以陸錫熊還之陸錫熊，以于敏中還之於敏中，以清高宗還之清高 宗。只有如此，才能談得上客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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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精警之見，深中肯綮。至其在資料方面的竭澤而漁，辨析的深慎，更是其一貫的作風。所以，《〈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之成為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固非倖致，但就司馬朝軍副教授而言，卻也是必然之事。

　　此書是司馬朝軍副教授在復旦大學中文博士後流動站工作期間的成果，也是他的出站報告。作為這個博士後流動站的負責人，我為我們站能出這樣扎實的、高質量的學術成果而深感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