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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音注》二百九十四卷，元胡三省撰

《史通通釋》二十卷，清浦起龍撰

《荀子集解》二十卷，清王先謙撰

《墨子閒詁》十五卷，清孫詒讓撰

《帛書老子校注》，高明撰

《莊子集釋》十卷，清郭慶藩撰

《莊子集解》八卷，清王先謙撰

《列子集釋》八卷，楊伯峻撰

《管子集校》，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撰

《晏子春秋集釋》，吳則虞撰

《商君書錐指》五卷，蔣禮鴻撰

《韓非子集解》二十卷，清王先慎撰

《呂氏春秋校釋》，陳奇猷撰

《淮南鴻烈集解》二十一卷，劉文典撰

《韓詩外傳集釋》，許維遹撰

《鹽鐵論校注》十卷，王利器撰

《春秋繁露義證》十七卷，蘇輿撰

《說苑校證》二十卷，向宗魯撰

《法言義疏》二十卷，汪榮寶撰

《白虎通疏證》十二卷，清陳立撰

《論衡校釋》三十卷，黃暉撰

《論衡集解》三十卷，劉盼遂撰

《世說新語箋疏》六卷，梁劉孝標注，近人余嘉錫箋疏

《顏氏家訓集解》七卷，王利器撰

《抱朴子內篇校釋》二十卷，王明撰

《抱朴子外篇校釋》五十卷，楊明照撰

《楚辭補注》十七卷，漢王逸注，宋洪興祖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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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撰

　《文心雕龍注》十卷，范文瀾撰

以 上只是擇要列舉，仍不全面。作為研究生或者有志從事我國傳統學問的人，應優先考慮購置這些要籍的權威 注本，這些注本大都出自清人及近人之手，漢唐宋人舊注大都網羅在內，清人及近人的校勘、考釋成果也大抵集其精華，為我們提供了相對完整豐富的資料。至於漢 唐人舊注，如《十三經注疏》所收諸家注、疏，《史記》三家注、《漢書》顏師古注、《三國志》裴松之注、《後漢書》李賢注等，亦應購置，以供參證。

四、版本鑑定真按：版本鑑定方法論

　　版本鑑定的目的主要是確認一個本子刻（或抄寫、排印）于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誰刻的，是否稀見，是否完整，在現存各本中處於何等地位。時代較近的本子，一般有明確的出版年代及出版者，用不著鑑定。這裡講鑑定，主要針對舊本而言。

　 　一講版本鑑定，就免不了玄妙感，認為不是一般人容易掌握的。一本古書，我看半天也看不出名堂，專家 一看，馬上確定是宋版、元版，多麼多麼名貴，價值連城，豈不玄妙嗎？這種玄妙確實存在。但在版本鑑別上，這種情況僅僅是特殊條件下才出現的。絕大部分情況 下，版本鑑定都是在看得見、摸得著的客觀根據下進行的，並無玄妙可言。我們要善於找證據，善於發現別人看不見、注意不到的證據，在求證方面高人一籌，再加 上經驗的積累，成為版本上的內行，是完全辦得到的。版本鑑定的基本方法步驟如下：

（一）明確撰寫年代

首先弄清你要鑑別的是本什麼書，什麼時代的什麼人撰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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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是一部《康熙字典》，就無須再考慮它是不是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了。抄本也是如此。上升到理論，這叫確定上限。1987年10月 我為《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到安徽圖書館查書，見到一部《危言》，共二卷二冊，紅格抄本，半頁九行，行二十五字，版心有“文美齋”三字，無序跋，但知為清代 績溪邵作舟撰，不知具體年代，封面有行書“辛卯伏日徐世兄國光錄”一行，亦不知辛卯為何年。細檢內容，發現卷上《知恥篇》有“前歲之役，襲馬尾、陷澎湖、 困基隆、敗越南”語，《綱紀篇》有“道光、咸豐以來中國一再敗于太西”語，考馬尾之戰在光緒十年，則是書之作在光緒十一年前後。這樣即可確認辛卯為光緒二 十七年，此本可定為光緒二十七年徐國光抄本。

（二）細讀前後序跋

　 　大部分古書都有序跋。先秦兩漢時期，作者序大都在後頭，例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敘 傳》、《說文解字敘》，都在末尾。劉向校書，每校一部書都有一篇序，也是在後頭。那時書以篇行，篇與篇之間順序容易亂，全書有多少篇也常常搞不清楚，所以 自序或整理者序都注重敘述篇目及次序，這就是《太史公自序》為什麼要逐篇說明“作《五帝本紀》第一”、“作《夏本紀》第二”等等的原因。後來，序放在前頭 或後頭都無講究了，而且越晚放在前頭的越多。有的序在目錄後，這是沿襲古代序言（尤其是劉向敘錄）的傳統，例如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蔣禮鴻《商君書錐 指》，自序均在目錄後，都是有講究的。把書前書後序跋全看過，這部書從撰述到刊刻、抄寫，以及再版，大概都有了一個線索。序言中有時代最晚的一篇或若干 篇，可能與這個本子的刊刻時間有關。

　　例如《古逸叢書三編》收有《禹貢論》二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是原大影印的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打開這本書，首先是《程尚書禹貢論圖序》，署“淳熙辛丑（八年）孟春既望承議郎提舉福建路市舶彭椿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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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程尚書經進禹貢論總目》。然後是《禹貢論序》，題“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 上進”，末署“淳熙四年六月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謹敘”。然後是《禹貢論》上下卷正文，署名同《序》。次程大昌《禹貢後序》，未署年月。 次《禹貢後論》一卷。次《程尚書經進禹貢圖總目》。次《禹貢山川地理圖》，《圖》開頭是《序》，署“淳熙四年六月日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 序”。次《圖》附說，分上下卷。末有跋，署“淳熙辛丑（八年）上元後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跋後列銜“直學林冠英、陳儻／學錄王伯修、石 起山／學正林元鎮／校勘掌膳王沖遠”四行。可以條理出序跋五篇。兩篇在淳熙四年，一篇未落時間，這三篇是自序，證明書成於淳熙四年（1177）。 另有彭椿年序、陳應行跋，均在淳熙辛丑（八年）。當時彭椿年“提舉福建路市舶”，陳應行為“泉州州學教授”。據彭椿年序，知淳熙七年程大昌“來鎮泉南”， 序作於淳熙八年春，序末云：“郡博士陳君應行請以其著刻木郡庠，布之學者，而求予文為表。予不容辭，故為之書。”陳跋則云：“庚子（淳熙七年）公以法從出 守溫陵，而編修彭公提舶于此，與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請于公（指彭椿年），願刻之郡庠，……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十五餘萬。”可知程大昌 于淳熙七年出任泉州（溫陵是泉州的別稱）太守，當時提舉福建市舶的彭椿年衙門即在泉州。彭與程有舊交，於是出公款十五萬命泉州州學刻版。當時州學教授陳應 行具體承辦刊刻事宜，故有跋文。跋後開列在事人銜名，這是宋代刻書的常見做法（這種方法後代還有沿用的）真按：宋人刻書的習慣、宋人刻書的成例 。這部書正是根據彭椿年序、陳應行跋來確認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福建泉州州學刻本。當然這裡可能有例外，比方說元明清時期重刻此本，序跋照刻，無新加序跋，或者有新序跋而被人撤去。所以看序跋只能使我們有個初步認識，有個傾向。然後再考慮其他因素，會不會與序跋提供的結論產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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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別的破綻，就可以根據序跋定其刊刻年代及地點。這部《禹貢論》就找不出與序跋抵觸的證據。

　（三）驗牌記

　牌記從宋刻本就有，是刻書的專門識語。一種是用長方框（或別的形狀，如亞字形，碑形，或者蓮龕形）圍起來。一種是不圍，直接在空白處（卷尾或目錄尾等處）刻上一行或兩行字，說明刻書時間、地點或者刻書人、刻書鋪號等。大概相當於今天的版權頁。

　　例如《昌黎先生集》四十卷《集外文》十卷《附錄》一卷，臺灣故宮博物院藏宋淳熙元年錦溪張監稅宅刻本。書末有長方牌子“淳熙改元錦溪／張監稅宅善本”二行（係影鈔補）。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三十六卷，臺灣故宮博物院藏宋刻本，每卷末有“寶慶乙酉廣東漕司鋟板”大字一行。

　　《昌黎先生集》、《河東先生集》，北京圖書館藏南宋咸淳廖瑩中世彩堂刻本，每卷末有“世彩廖氏／刻梓家塾”雙行篆文牌子。

　 　宋刻本中的浙江刻本系統，一般沒有牌子，而有刻書序跋、列銜。但浙江地區坊刻本，如陳起的陳解元書 籍鋪等坊刻本（傳世以唐宋人小集為多），則大都有單行識語。如《王建詩集》目錄未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巷口陳解元宅刊印”一行。四川刻本大都無牌記，但也 有少數有牌記的，如臺灣中央圖書館藏宋蜀刻本《東都事略》目錄末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長方雙行牌子。宋福建刻本則牌子較為常見，多 屬於坊刻。如《史記》三家注南宋慶元建安黃善夫刻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據以影印），集解序末有“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雙行長方牌子。黃氏又刻 《漢書》、《後漢書》、《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均有這種牌子。兩《漢書》後來又有建安劉元起刷印本，劉元起把牌記改刻為“建安劉元起刊／于家 塾之敬室”。過去誤為兩種版本，經日本學者尾崎康比較指出係同版（見尾崎康（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的研究》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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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福建刻本牌記更多。明、清刻本均常見有刻書牌記。如清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卷前有“道光元年五月合河康氏刊”一行，各卷末有“合河康氏刻梓家塾”亞形牌子。

　 　明代後期以至清代，刻書年月及堂號又往往記於卷前書名頁，如《呂叔簡先生四禮翼》卷前書名頁正面大 字書名下有“同治二年重刊”二行，背面又有“品蓮書屋藏板／連平顏培瑚題”雙行牌子。又如《沖虛至德真經》封面分左中右三欄，中欄大字刻“列子箋釋”，右 欄上刻“嘉慶甲子重鐫”，左欄下刻“姑蘇聚文堂藏板”。也有刻書年月在封面頁上方橫刻的。如《三藩紀事本末》封面分左中右，中刻書名，右刻撰寫人，左刻 “粵東三元堂藏板”，眉上橫刻“同治三年重鐫”。

　　牌記及類似牌記的刻書識語，是鑑定版本的重要依據。但有假冒的，有後加的，應注意識別。

　　石印本大都仿木刻本，如《增像第六才子書》五卷首一卷，卷前書名頁背面有亞形牌子：“光緒／己丑仲春月上／浣上海鴻寶齋／石印。”

（四）查避諱

　　避諱是古代特殊的文化現象，主要是國諱，就是帝王的名字不能直接書寫，要採取一定方式避諱。這就為確定版刻的下限提供了一定參考。

　　宋代刻書一般都避諱，其中浙江系統刻本最嚴格，四川、福建刻本則不甚嚴。元代刻書不避諱，只是有覆刻宋版偶沿舊本避諱不改的。明代刻書基本不避，只有最後三位皇帝泰昌（朱常洛）、天啟（朱由校）、崇禎（朱由檢）避諱。清代則自康熙開始均避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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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諱常見方式是缺筆，另一種方式是改字，改字多用同音替代。

　　例如1980年 山陰人沈仲濤將運到臺灣的家藏善本捐獻臺北故宮，臺北故宮為輯《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其中有一部《文中子》，卷一至五題《監本音注文中子》，卷六至十題 《纂圖音注文中子》，是清潘祖蔭滂喜齋舊藏。《滂喜齋藏書記》（葉昌熾撰）卷二著錄云：“宋諱徵、敬字缺筆，可知為宋槧也。”徵字是避北宋仁宗趙禎諱，敬 是避宋太祖趙匡胤祖父趙敬諱。葉昌熾據此二字缺末筆定為宋刻本。但這種“纂圖音注”及“監本音注”子書，一般出現于南宋後期福建書坊，不可能刻于北宋仁宗 時。所以這裡利用避諱不夠精密。而且前五卷與後五卷書名有差別，不是一刻，而是兩刻配齊的。不過定為宋本是可信的。臺灣故宮博物院的審定更細，《圖錄》 云：前五卷“宋諱匡、徵、桓、慎等字缺筆，或易之以諧音之字”。後五卷“宋諱匡、徵、溝、慎、敦等字缺筆，避諱止于光宗，當較前五卷晚出”。宋的始祖叫玄 朗，宋本玄、朗常見缺筆。太祖名趙匡胤，所以匡缺末筆。北宋仁宗名趙禎，徵字同音，缺末筆。欽宗名趙桓，故桓缺末筆。南宋高宗名趙構，溝與構同音，所以缺 筆。南宋孝宗名趙昚，慎是昚的異體字，真按：應係眘之訛.眘以目慎，慎以心慎也. 所以缺筆。南宋光宗趙惇，敦與惇同音，所以缺筆。從避諱字看，前五卷止于南宋孝宗，後五卷止于南宋光宗，就可以約略推測出前五卷刻于南宋孝宗時，後五卷刻于南宋光宗時。這顯然比《滂喜齋藏書記》在斷代方面更精確。

　　再舉一例：北京師大藏《明謚考》三十八卷，清抄本，殘存卷一至十、十三至三十八，共二冊。明葉秉敬撰。前人已定為清人抄本。從避諱字看，卷內曆字作歷，弘字作宏，琰字不避諱，可知避諱至乾隆止，因此可進一步推定為乾隆年間抄本。這就精密了一步，因為清代有267年歷史，清抄本意味著是這267年間所抄，而乾隆在位59年，真按：乾隆紀元便有六十年，何故曰只在位59年，豈算其足數耶？ 根據避諱字就縮小到這59年間所抄，上下限大大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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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考刻工

　　刻工是刻字工匠名，宋版書中浙江系統多有之，元明清以及近代刻本一直相沿。不是所有書都記刻工，而是一部分。宋版中浙江本刻工多，福建本、四川本刻工相對少一些。

　 　刻工大都記在版心下方，有的姓名俱全，也有的只記姓或名，還有冠以籍貫的。刻工往往用俗體字、行 書，或同音代替，或偏旁代替。大概最初是為了支付工錢，同時也為了表示負責，所以在刻上刻工名的同時，一般刻有這一版大字多少，小字多少。刻工名也有記在 卷尾等處的，多見於明清刻本。到了近代，像陶子麟這樣的高手，把自己的名字記在書名頁背面這樣顯赫位置的也有。明代顧氏奇字齋刻《類箋唐王右丞詩集》，目 錄後專刻一頁《無錫顧氏奇字齋開局氏里》，開列寫勘、雕梓、裝潢工人的姓名、籍貫，並詳記刻書的起訖年月日，也較特殊。

　 　一位刻工一生總要刻許多書，其中有些書有明確年代（例如有序跋、牌記之類），這些有固定刊刻年代的 本子可作為標準件，從而也就定下了這些刻工的時代。凡有他本刊刻時代不明而有刻工與此相同者，則可參照標準件推定其刊刻時代。大家都知道甲骨文有個斷代問 題，甲骨文斷代有不少是利用“貞人”來系聯的，這是董作賓的發現。刻工其實帶有相類的性質。利用刻工鑑定版本，佳例甚多。

　　例如，《通鑑總類》二十卷，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宋 沈樞撰。初刻本為南宋嘉定元年潮陽刻本，有樓鑰序，言之甚明。元至正二十三年浙江中書省左丞蔣德明購得潮陽本，因其罕見，命平江路儒學重刻，周伯琦序，言 之亦甚明。現潮陽初刻已罕傳，至正平江路重刻本尚有多部傳世，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版心記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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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江張俊、景仁、仁、蘆顯、趙伯川、趙海、好顯、好古、遂良、何、可、潘、番、夫、王、周、世、陳、 八、元、原、圭、付、傅、東、德、什、昷、朱、亨、祥、中、仲、和、魏、灌、天、忠等。宋諱恒、桓等字缺筆。清乾隆《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宋刻三部，稱 為潮陽初刻，實際都是元平江路重刻的，原書周伯琦序被人撤去，故有此誤。那時對刻工還不甚留意，其實刻工中有“平江張俊”，平江即元平江路（今蘇州），正 是重刻之地，即此亦足以令人懷疑這是至正平江路重刻本了。民國間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卷二載有元至正本，也同樣誤認為“宋潮陽刻本”，王氏明明指出刻工 有“平江張俊刊、夫、陳、仁、王、趙、可、原”，“平江”二字仍沒引起重視。原北平圖書館有元至正本兩部（現存臺北故宮），尚存至正二十三年周伯琦序，經 吳哲夫先生核實，與故宮本刻工正同。沈仲濤研易樓藏一部，亦係至正平江路重刻本。《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云：“刻工如蘆顯曾見於天歷元年所刊《通鑑前 編》，趙海見於泰定元年西湖書院所刊《文獻通考》，趙伯川見於信州路所刊之《北史》、饒州路所刊之《隋書》，景仁、好顯、趙海等三人見於元季修補版紹興刊 《春秋經傳集解》，斯則可據而推定此刻當係鍥板于元季無疑。”

　　但是，利用刻工斷代，是極複雜的，不同刻工，其姓名有偶然相同現象。我們必須參照其他證據予以分析。

　　例如，《龍龕手鑑》宋刻本，傳世者有三個本子：

　 　一是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四卷，正文首行“龍龕手鑑平聲卷第一”，下題“釋行均字廣濟集”。前有“新 修龍龕手鑑序”，次行題“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撰”，署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癸亥。卷內鈐“毛氏子晉”、“汲古主人”、“毛晉私印”、“汲古閣”、 “子晉”、“閬源真賞”、“汪士鐘印”、“鐵琴銅劍樓”、“瞿氏秉清”、“綬珊經眼”、真按：王體仁-綬珊即王體仁，浙江杭州人，齋名九峰舊廬，家富藏書。 … “祁陽陳澄中藏書記”等印記。是書由明末毛晉汲古閣輾轉歸黃丕烈士禮居，見《百宋一廛書錄》、《百宋一廛賦注》，又歸汪士鐘藝芸書舍、瞿氏鐵琴銅劍樓、陳澄中，最後歸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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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二卷缺，係毛晉影宋鈔補。

　　二是清朝宮廷天祿琳琅藏本，見《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原係吳城繡谷亭物，據《讀書敏求記校證》引陳鱣說係吳氏得之鮑氏知不足齋者。未知何時進宮。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吳哲夫先生《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著錄。

　　三是傅增湘雙鑑樓藏宋本，民國間商務印書館《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續編》據以影印。

　　還有清初錢曾述古堂藏宋刻本，係錢謙益故物，現不知飄落何處。

　　《龍龕手鑑》是遼釋行均撰的，前有遼統和十五年（北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序。所以明代徐■跋（見《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傅增湘藏宋刻本卷首）真按：火勃 即 認為“實契丹原本”。清初錢曾《讀書敏求記》亦基本上認為是遼刻（其《述古堂書目》則著錄為宋本，又有宋本影鈔一部）。《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明確于卷八 “遼版經部”著錄《龍龕手鑑》，云“是書雖不載刊刻年月，而僧智光序稱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癸亥，當即是時所刊本”。同時又著錄有影遼鈔本一部。《四庫全 書》即據浙江吳玉墀（吳城弟）進呈本著錄，《提要》亦稱“影鈔遼刻”。

　　以上三家認為是遼刻本，清代考據學代表人物錢大昕和版本學名家黃丕烈對此提出異議。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龍龕手鑑》條：“契丹僧行均《龍龕手鑑》四卷，予所見者影宋鈔本。 前有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序，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即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書中于‘完’字缺末一筆，知是南宋所鈔。晁氏、馬氏載此書，本名《龍龕手 鏡》，今改鏡為鑑，蓋宋人避廟諱嫌名。”

　　黃丕烈《百宋一廛書錄》：“相傳是書刻于遼者為《龍龕手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