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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⑪氣象盛大的乾嘉考據學則以清理傳統文獻典籍為核心工作。凡此各各，都透露出這一時期社會文化所具有的回溯力強、帶有總結歷史意味的階段性特徵。而這樣一 種特徵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又表現得特別充分：其《經部總序》以三百來字的篇幅大手筆地勾畫出「自漢京以來」到清初兩千年間經學歷史運動的波瀾起伏以及各 流派的長短得失；《經部》「易類小序」「窮源竟委」，敘易學「兩派六宗」的更替嬗變言極簡扼；《楊仲宏集》提要和《明詩綜》提要縱論宋明文學，從西昆之雕琢、真按：繁簡字轉換不完全！-當作西崑! 元 祐之樸雅、江西之生新、江湖之寒陋敘及洪武文學之渾樸、臺閣體之從容和雅并冗沓膚廓、前後七子之復古擬古以及公安派之纖詭、竟陵派之幽冷，生動展示了宋明 七百年「層層限定而又層層突破」的文學運動。如此一類史的鳥瞰以及對以往學術文化得失成敗的檢討在《四庫全書總目》的總序、小序、提要、案語中比比皆是， 這樣一種氣度恢宏、視野開闊的文化反省和總結，在中國文化史上罕有匹敵。真批：史通之史、文心雕龍之文,通志、通考之通,胡不然也.唯其年限有別,時代俱異,故所結者固自往而代,吾人翻閱類似之研究文篇,每每可見諸如此類之誇語也,自矜其是,又何怪哉!這種推論看似充分,卻不必要.

　　中國古典文化在清代高度成熟並進入大規模總結階段，與這一時代政治、經濟的熟落是同步的。

　　清代政治的成熟主要表現在二個方面：（1）清王朝吸收了中國歷代王朝政權組織的經驗教訓，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完備、最為嚴密的君主集權專制。有清一代（清前期）既未發生過宗室作亂、也未出現過女后擅權、宦官干政，這正是王朝政治高度成熟的重要表現。（2）清王朝吸收了歷代王朝民族政策的得失經驗，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了中國古代最為成功的民族政策。自晚唐以來，中國各民族便處在大規模的互動過程之中

⑪　《易餘籲錄》卷15。真按：當作易餘籥錄,已見讀紀昀評傳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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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兩朝雖以天下一統為中華各民族的整體匯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由於元明兩代各族分界較嚴，中央政權一族獨占，民族矛盾與衝突綿延不斷。而到了清代， 民族矛盾雖然同樣存在，但由於從皇太極至康、雍、乾三朝對邊疆地區施行了遠較以往任何朝代有效的行政管理，中國境內形成了基礎堅實的以漢、滿、蒙、回（包 括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藏為主要成分的民族大聯合，文化形態也由分歧走向了統一。

　 　清代經濟成熟的突出標誌便是土地占有者的身份地位出現了重大調整、庶民地主在土 地占有中占據重要地位，縉紳地主特權地位削弱。租佃制度也獲得重大調整，定額租制取代分成租制。地主制經濟能量的充分釋放，推動整個社會經濟達到中國古代 社會前所未有的發展水平，其重要標誌便是成功地承受了迄當時為止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壓力。⑫

　　清前期的政治、經濟成熟，必然要求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總結，提取文化傳統在千年流變中釀就的醇醪，糾正在這一流變中出現的偏頗。而文化本身也如梁任公所說，真按：梁啟超 有它固有的生命節律。兩種歷史進程交錯於乾隆時代，形成一種文化成熟的格局以及文化總結的時代情緒。《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就是這樣一種文化氛圍的產物。

　　由此可見，把《四庫全書》的纂修歸因於乾隆帝剿滅異端學說、「寓禁于微」的個人動機與好大喜功的帝王心理都是理由不充分的。真按：不充分的謬誤 誠然，這種見解注意到社會歷史領域內人們活動的自覺性與目的性，

⑫　參見方行：《論清前期地主制經濟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83.20真按：原文半形空格斷開.今以意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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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有合理的一面。但是這種「私意說」卻忽視了老黑格爾的如下告誡：「把因果關係應用到自然有機生命和精神生活上的關係上是不允許的……因為有生命的東西不讓 原因達到其結果，有生命的東西把作為原因的原因揚棄了。」⑬《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一項大規模的文化活動，如此規模的文化活動的出現，往往有一種文化大趨向 作為深層的原動力。而進入清代的中國古典文化因自身的成熟，已經隱含著整理歷代典籍、批評總結千年學術文化的大趨向，真批：大勢所趨與決策仍是兩截.比如現今兩岸,領導人仍願維其鎖國政策又奈何!故知其勢而忽其決策者,往往見林不見樹.以為樹皆是樹,沒有樹王也.人皆是人,沒有決策也.(滿清末年之不肯維新,亦非大勢說所能解者,黑格爾所見,又豈能盡哉!) 周 永年所倡「儒藏說」，徐乾學、朱筠所倡校輯《永樂大典》之議，正是這一趨向化為現實文化活動的先聲。正因為如此，一旦《四庫全書總目》開始纂修，便部分地 揚棄了乾隆帝「私意」這一「原因的原因」，而沿著總結古典文化的軌迹運行，從而最終成為一部中國古典文化穴結時代的代表性著作。如果一定要以「私意說」來解釋《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纂修的歷史動力，真批：為何不視若集體潛意識呢.且不僅此者,且也要決策層與集體潛意識同風也.又其帝王有君師之義,則化民成俗,又豈無其「私」耶!唯此私或合于公義,或公義乃為其決策之私所接納或認同者.總而言之,沒有決策者的首肯,也萬不能成!再舉今之兩岸三通言之吧! 那麼，這兩部大書就全然成為某種個人意圖的產物，帶有極大的隨意性，其所蘊含的豐富的文化價值將無從解釋。我們只有在十分注意清高宗的種種私意的同時，真批：問題是一個人僅有私意麼?在社會化或傳統教化下,都沒有對時代與歷史的使命麼?然則私何在、公又何分？豈可兩判！ 充分觀照歷史文化運行的大趨向，方能更為合理地解釋《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的誕生。

二、實證時代

　　清代乾嘉之世，貴實證、重考據的樸學支配整個學術界，這樣一種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學術文化思潮在《四庫全書總目》「辨漢、宋儒學之是非」的論說中有深刻映現

⑬　黑格爾：《邏輯學》下卷，第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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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論，《四庫全書總目》對漢宋學的批評是力求公允的。提要一再強調，漢學與宋學各有所長，亦各有缺陷：

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⑭

夫 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尚書》、《三禮》、《三傳》、《毛詩》、 《爾雅》諸注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 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

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⑯

宋儒若胡瑗、程子，其言理精粹，自非晉唐諸儒所可及。⑰

　 　對於漢學，《四庫全書總目》也從不諱言缺失。如批評古文經學「自師承以外，罕肯 旁徵」，「治此經者，不通諸別經。即一經之中，此師之訓故，亦不通諸別師之訓故」。「及其弊也，拘」。⑱批評清代樸學在「嗜博」中「失之拘執」，「一字音 訓動辯數百言」，恰似「散錢滿屋」，「未及排貫」。真按：此亦出自紀昀評傳也. ⑲這些意見確是切中要害的。

⑭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

⑮　《閱微草堂筆記》卷1，《灤陽消夏錄一》。

⑯　《四庫全書總目》卷35，經部，《四書集注》條。

⑰　《四庫全書總目》卷3，經部，《周易窺餘》條。

⑱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

⑲　《四庫全書總目》卷6，經部，《易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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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庫全書總目》對宋學長處和漢學弊端的剖析，顯示了一種較為理性的學術態度以及高人一等的學術識見。但是，《四庫全書總目》儘管批評東漢古文學 「拘」、清代樸學「瑣」，卻在知識的價值體系上突出了宋學的缺陷。這一體系的核心內容就是《四庫全書總目」在《凡例》中所宣布的：

劉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儒者說經論史，其理亦然。故說經主于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辯論明確為主。庶幾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真按：亦出自紀昀評傳.

《四 庫全書總目》對春秋三傳的評價，便深刻體現了這樣一種價值態度。春秋三傳，互有 短長。但《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左氏說經，「據事而言」，雖然往往有不甚得經義之處，「然其失也，不過膚淺而已」。公羊、穀梁二家說經，則「憑心而斷」， 「鈎棘月日以為例，辨別名字以為褒貶」，在字句之間反覆推尋微言大義，「乃或至穿鑿而難通」。「不甚得精義」與「憑心而斷」雖然都屬學術上的缺陷，但「徵 實迹者其失小，馳虛論者其失大」⑳。因此，《左氏春秋傳》的缺陷是可以原諒的，公羊、穀梁二傳的缺陷卻是難以接受的。

　　《四庫全書總目》「貴實徵而賤虛談」的學術立場，集中代表了參與《四庫全書》纂修的具有全國第一流學術水平的學者的意向。真批：此說不確也!蓋編書目本就偏以考證為主,又焉能盡闡義例以賓主作者乎？ 乾嘉一代樸學家絕不離開訓詁談義理，對於「道」採取普遍謹慎的態度。「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是他們共同遵循的基本方法。

⑳　《四庫全書總目》卷30，經部，《春秋類存目一案》。真按：應意謂春秋類存目一之案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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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從理解、闡釋文字形、音、義源流變化進而把握經典意蘊的路徑，是一種頗具特色的語言分析方法，與現代西方的分析哲學的思維邏輯頗為相近。分析哲學認為，哲學問題跟語言問題密切相關，要解決哲學問題，必需從分析語言著手。維持根斯坦更宣布「不弄清語言的意義，真按：持字誤也!當作維特根斯坦. 真按：維根斯坦 即無資格討論哲學。」兩者之間的另一驚人相似之處在於都以形而上學為對手：分析哲學反形而上學，反知識論；真按：這裡終於出紀昀評傳之範圍了. 樸 學反宋明理學的形而上學系統，反「心、性、義、理」的「尊德性之學」。在這樣一種知識價值體系的裁判下，《四庫全書總目》自然顯示出「揚漢抑宋」的特色： 凡是實證的、考據的、搜羅宏富的，亦即具有漢學風格的著作無不得到褒獎，遠離人事的、玄虛的、恣肆的乃至思辨的著作則被尖銳批評。在後一種作品中，宋學著 作自不在少數。

　　評價《四庫全書總目》的重漢學、輕宋學有兩點似應加以注意。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漢學 首先，「揚漢抑宋」是一種基於特定知識價值體系而產生的學術立場、學術態度，其中固然不免有偏見，但偏見不是它的本質。其次，對重漢學、輕宋學的學術價值體系的評價必須與樸學產生的歷史必然性聯繫起來考察，否則難以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對於清代樸學的興起，學術界已有日益深入的研究。傳統的文字獄造成樸學興盛之說，已遭到越來越多人的反對。確實，文字獄固然對文化人的心理造成一種極大的壓力，致使某些陷入文網的士子發出「縱使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21﹞的絕望呼喊，但是，文字獄說畢竟是一種外緣的解釋。明代也有文字獄，但明代卻沒產生以主流形式出現的考據學，而是言心言性的王學蔚然成風。真按：不充分的謬誤-此即不充分謬誤的典型.愚又以為文字獄只是負因,(即趨力),但要有正因(吸引力)才能茁壯.猶有離心力還得有向心力也.無其價值,或者說無其利潤者,又胡肯為？斯亦賠本生意無人做之道理也. 真按：摘要 由此可見，以文字獄為純學術性的考據學產生的直接原因，其理由實在是不夠充分

﹝21﹞　《清稗類鈔》第8冊，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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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種流行的意見便是將樸學的興起解釋為對宋明理學的反動，這一思維邏輯合理的 成分更大，但卻也不免令人產生若干疑難。從思潮整體特質來看，注重實證的樸學固然與傾心性理探究的宋明理學在思維方式上判然有別，但它們之間既是非延續性 的，又在更深的層次上存在著延續性。其實，探本索源，清代經學考證本發端於宋明理學內在的矛盾衝突。宋明理學內始終存在客觀唯心主義與主觀唯心主義的矛 盾，此即著名的「朱、陸之爭」，「朱、陸之爭」曠日持久，無法在純理論上得到解決。於是，一批理學家轉而從經典中尋找依據。程朱一派的羅欽順「取聖賢之書 潛玩，久之漸覺其實」，﹝22﹞ 從而悟出「取證於經書」之理。羅氏將此體悟付諸學術論戰實踐，在《困知錄》中屢以「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比較。王陽明為有效解決朱、陸之爭，也據古本 《大學》立論，以為古本《大學》為孔門真傳，從而指論朱子「改正補輯」的今本《大學》實際上是背離了真實的孔學義理。劉宗周的弟子陳確亦以《大學辨》的考 證，斷論「大學非聖經」，乃後世偽作。清初學者更傾盡全力據經學考證展開義理之爭。顧炎武、閻若璩的考證學具有反陸、王的意味。黃宗羲、毛奇齡的易學考證 則蘊有反程、朱的旨意。總之，理學兩派的爭鬥從義理的戰場轉移到考證的戰場，從而合乎邏輯地推出了考據學，由此足見理學與樸學之間，既是非延續的又是延續 的。真按：漢宋學之爭 真按：義理與考證之爭

　　當然，晚明為解決義理之爭而崛興的經學考證與乾嘉時期以經典的音韻、訓詁為研究對象的純粹化了的考據學在本質上尚存在差異，

﹝22﹞　《四庫全書總目》卷93，子部，《困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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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遷躍的關節點，或可運用庫恩關於科學革命的若干理論加以說明。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科學史上每當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時，總會出現新的「規範」（PARADIGM），規範的作用就在於為研究者們提供一種「理性上和方法論上的信念」﹝23﹞。真批：其實俗以稱之,便是「找藉口」罷了. 每 當學術演遷的關節點，歷史總會推出某些代表性人物來建立「規範」。建立「規範」的學者必須具有兩個特徵：一、在具體研究上以空前成就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一種 方法論上的指導和示範：二、規定了一門科學的研究範圍，並在該領域內「毫無限制地為一批重新組織起來的科學工作者留下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24﹞。 晚期清初的經學考證思潮便產生了這樣一位建立「規範」的人物，他就是顧炎武。顧炎武明確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口號，又以《日知錄》中的經學研究及《音學五 書》等著作為純粹化的「考據學」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指導和示範。毫無疑問的是，顧炎武的考證之學並非前無所承，同樣毫無疑問的是，經學考證經顧炎武的中介而 在規模和結構上發生革命性的轉變，從而發展成最終完善化、純粹化的考據學。正因為如此，後人將顧炎武奉為樸學的開山大師。真按：清學開山 真按：顧炎武與考證學 真按：顧炎武與清代學術

　　當然，對清代樸學的興起作全方位的說明，還必須把目光投向清代整個文化氛圍。

　　誠如前文所言，清代是一個圖書事業大發展的時代，不僅官方動員巨大的財力、物力編纂規模巨大的叢書、類書以及其它「欽定」書籍

﹝23﹞　《科學革命的結構》，〔美〕T‧S‧庫恩著，李寶恒、紀樹立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第13頁。

﹝24﹞　同上，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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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私人藏書、刻書、抄書、校書與搜訪秘籍蔚為風氣。此種風氣影響學術界，必然導出專注於校勘、辨偽、史料搜補、文學訓詁的專門學問。﹝25﹞陳登原先生斷論：「吾人敢為一言，即吾人欲明清學之所以盛者，雖知其由多端，要不能與藏書之盛漠無所關。」﹝26﹞其言實在是深有道理。

　　清代樸學的興起與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博學派的崛起在背景上頗有相似之處。十六世紀，歐洲新教（包括路德教、加爾文教、長老會、聖公會）與 天主教舊教展開激烈的論戰。儘管這是一場新興資產階級文化思潮與中世紀文化思潮的殊死搏擊，但在外觀上卻具有「爭正宗」的表象。路德派新教企圖證明天主教 會歪曲並偏離了真正的基督教，天主教會則企圖證明自己的教義是真正的基督教教義，教皇的首腦地位完全符合基督教的組織原則。為了證明各自立論的正確，雙方 都以歷史批判和文獻資料為戰鬥武器，路德派新教的《馬格德堡按世紀順序論述的教會史》（《世經史》）與 天主教派的《教會年代記》以及其它一些論戰性著作便以發掘經典文獻資料為特色。論戰的需要，促使歐洲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回溯歷史，深入研究文獻資料，也推 動許多研究歷史的輔助科學，如年代學、古文字學、古文書學、語言學、題銘學等等都逐漸發展起來，從而直接推動了博學派的崛起。由新教、舊教論戰促成專門文 獻研究崛起的背景顯然與中國「朱、陸之爭」最終產生經學考證的情形大為相似。

﹝25﹞　章學誠當其時便有「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為風氣」之言。

﹝26﹞　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務印印書館1936年版，3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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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博學派的興起還有另一重要背景，這就是圖書資料的極大豐富。宗教改革期間，西歐各國多次發生戰爭。德國的施馬爾卡登戰爭、三十年戰爭、法國的胡格諾戰爭、尼德蘭革命等，都是在新舊教鬥爭形式下展開的新興資產階級與中世紀貴族的軍事、政治拼搏。蔓及城鄉的戰火，真按：鄕-本書似鄉均作鄕. 往往延及寺院，從而將僧侶秘守的寺院圖書館的大量藏書，拋入市場，公之入民間。真按：此句不通！-入字疑涉上文衍. 面 對這些罕有所見的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學者們與藏書家們欣喜若狂，紛紛搶救、搶售。學者們的視野也自然而然地轉向收集、校訂、研究、考證、出版文獻資料， 從而在學術界形成知識淵博、史料熟悉、以整理考訂文獻資料為己任的博學家。這樣一種背景又與清代古典文化爛熟，極為豐富的典籍吸引學者們校勘、考訂、發展 專門考據學的情形極為相似。而冷靜聚積考訂資料，以充分介紹原文和歷史文獻為職志的博學派在學術風格上也頗類似清代的專門樸學家。西歐博學派與中國清代樸 學在興起背景與學術特徵上的相似性，是否潛藏著學術思潮演進過程中的某些規律性的東西，這個問題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考察與研究。

三、理學文化霸權的消解

　　宋學在十八世紀的歷史命運實際上是與理學文化霸權的消解密切關聯的。儘管清初統治者運用政權力量把程朱理學重新推上思想界的宗主地位，但此時的理學，經清初思想家的反覆衝殺，已經「竭而無餘華」﹝27﹞，失去了對士子的強大吸引力。趙翼的《甌北詩鈔》中有「去古日以遠，道學世所鄙」﹝28﹞之句

﹝27﹞　章大炎：《訄書‧清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