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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利於保存文獻，也有利於諸生求讀。清季編印叢書之風盛行，所修叢書質量之高、內容之博、體例之完、數量之多，皆其前代所未有。據陽海清《簡述十七種清 代自著叢書的淵源流變》一文報道，清季僅自著叢書一類，其總數將近千種。來新夏認為：“清代前期的叢書總量在八百種左右，占全部現存叢書的四分之一強，而 其編纂質量遠勝前代，至於品種繁多更為歷代所不及。”①由此可知，清儒編輯叢書近千種。

　　清代官修叢書主要有《四庫全書》、《律歷淵源》、《御纂七經》等。其中以《四庫全書》最負盛名，它是古代最大的一部綜合性叢書。

　 　私修叢書的品種與數量遠超官修叢書。以收書內容分，有綜合性和專科性兩大類。如 張海鵬的《學津討源》就是有影響的綜合性叢書。專科性叢書更多，幾乎包括經學等所有學科，不再舉例。以所收書的著者籍貫分，有全國性的和區域性的兩大類， 如劉承幹的《吳興叢書》等，為郡邑叢書。以叢書本身版本優劣分，大多是普通本，也有不少校刻精良的善本叢書，如蔣光煦的《別下齋叢書》等。以編者意圖分， 主要有校讎派、輯佚派、版本派三種，不再舉例。也有一些叢書同時具備幾個特徵。如鮑廷博父子的《知不足齋叢書》，既是綜合性叢書，又是校讎叢書，還是輯佚 叢書和善本叢書。

　　（五）編目

　　上面已說，清儒在整理圖書時要做校讎、輯佚、辨偽等工作。做這些工作都離不開目錄，都要編目工作來配合。這是因為，目錄能為清儒整理圖書帶來方便：

　　1.可以使圖書整理者避免重複勞動，節約時間，多出成果。有目錄指導，清儒整理圖書時就可以知道，清時古書已有哪些為佚，

①來新夏。清代前期的圖書事業。社會科學戰線，1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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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些佚書中，已有哪些被人輯出，各輯出了哪些內容，免得輯者非佚，或輯者已有輯本，白費功夫。目錄還可以告訴清儒，古書中哪些為偽，偽在哪裡，哪些書或書 中哪些地方被懷疑為偽，根據是什麼；在這些偽書中，哪些已被辨清楚，無需再辨，哪些尚未被辨明，需要辨之。同樣道理，有目錄指導，清儒做校勘、詮釋、考據 等整理圖書工作時，皆可避免重複勞動。

　　2.可以告訴圖書整理者整理圖書時所需要的資料，以及如何求到它們。清儒在做校勘、輯佚等各項整理圖書工作時，都需要一定的參考資料，否則無法進行。有目錄指導，就可以大體上知道，在做某項整理圖書工作時，都有哪些資料可參考使用，這些資料都藏在何處，如何尋到它們。

　　3.可 以告訴圖書整理者書的版本優劣異同與內容好壞差別。一書有時有幾種版本，校書也好，辨偽也好，都要從一書諸本中擇出一佳本為底本，參考本書他本或他書進行 校讎或辨偽等工作。目錄能告訴學者：某書有幾種本子，何本為優，優在哪裡；何本為劣，劣在何處；某書各本都是誰校誰注或誰刻；它們之間內容有何差別。所以 有目錄指引，清儒整理圖書選擇版本時就可選到足本、真本、善本。

　　除此之外，清儒做編目工作，還有以下幾種原因：

　　1.清代藏書事業的繁盛。在清代，古籍約有15萬 種左右。其中絕大多數藏在私人手中，所以清代私人藏書家數以千計。其中家藏達十萬卷者，也不乏其人。藏書事業的大發展，必定能促進編目工作的開展，而且藏 書家越多，編製的目錄也就越多。這是因為：①收書需要目錄。要收集圖書，就要知道行世的書有哪些，其中自己缺哪些。清黃丕烈《季滄葦藏書目跋》云：“藏書 不可無目，且書目不可不詳載何代之刻、何時之鈔。”有這樣的目錄作參考，收書時就可做到不重、不漏、不誤。②管理需要目錄。圖書收集多了，將其合理地排在 架上，才能方便使用和管理。清儒認為，應編一套分類目錄，將書據其分類排在架上，才便於找尋、歸架和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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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裝訂需要目錄。清後期報刊出版發行已很多，收藏它們，年終必須進行裝訂。另外，有些書也有散、破現象，也需加工裝訂。要使在外裝訂的書刊既不會丟失，也不致裝錯，就要靠裝訂目錄作依據。另外，借閱圖書、抄補圖書等，也都離不開目錄。

　　2.讀 書治學的需要。清代實行科舉取仕，很多儒生都想通過讀書躋身仕林，所以讀書之風甚盛。但讀書要講版本，否則會被偽書所騙，被誤書所誤；還有可能因盲目亂讀 而致事倍功半。有目錄指導，這些現象就可以避免。清代學術研究風氣濃厚。要進行研究，首先就要知道，在某領域已有哪些人研究過，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這樣 就可以在別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研究。一部好的目錄就是一部“學術之史”，真按：目錄與學術史 真按：目錄的功能 有其指引，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另外，目錄有時還能解答研究者在研究中遇到的問題，還能幫助他們檢索到因研究所需要的圖書資料。

　　3.政治鬥爭的需要。乾隆修《四庫全書》與編製《四庫全書總目》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消除漢人的反滿情緒。真按：四庫全書編纂之動機 太平天國編《旨准頒行詔書總目》是為了宣傳農民革命。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編製的一些目錄是為了宣傳其維新變法。

　　清儒編製的目錄品種齊全，數量有兩千多種，遠多于其前各代所編。他們編製的目錄質量也高。如四庫館編的《四庫全書總目》，黃虞稷編的《明史‧藝文志稿》，梁啟超編的《西學書目表》，傅山編的《西漢書姓名韻》等，都是質量很高且影響深遠的目錄。

　　清儒通過大量編目工作實踐，改進了圖書著錄，發展了目錄學理論。另外，清儒編目也促進了分類、修志、譯書等工作的開展。

　　（六）分類

　　這裡僅指清儒做的圖書資料分類工作。在清季，圖書分類工作開展得相當廣泛。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管理藏書的需要。其道理同（五）中第一個問題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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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從略。

　　2.讀 書治學的需要。諸生讀書、學者治學，一般都是分科進行的，而要想知道自己所讀或所治學科之書都有哪些，以及如何檢索到它們，較為方便的途徑是查檢圖書分類 目錄。為此，就要將圖書分類編目。清章學誠說：“部次條別，申明大道……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①分類目錄能將同類圖書資料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一起，既 能滿足讀者對某類圖書資料的需要，又便於讀者按類檢索到它們。

　　3.宣 傳政治的需要。（五）中已說，乾隆派人修書編目、太平天國編目、維新人士編目等，都有為了政治鬥爭需要的因素。表現在哪裡呢？現僅以《西學書目表》為例來 看。維新人士主張通過學習泰西和日本，進行維新變法。他們認為，學習的方式之一是研讀譯進的西書和日人書，尤其是其中的哲學社會科學圖書。為此，梁啟超將 該書目收書分為“學”、“政”、“雜”三大部類。這樣類分圖書的主要目的是便於讀者檢讀“政”類（哲學社會科學）圖書。康有為編的分類目錄《日本書目志》 也有這一目的。

　　清儒所進行的圖書分類工作，貢獻很大。他們編出一千多種分類目錄，同時不斷改進圖書分類法，打破了永制的“四分”法，編出一些適合時代發展和各類圖書分類需要的分類法，發展了圖書分類學理論，對現代圖書分類法的產生有著積極影響。

　　（七）譯書

　　這裡僅指翻譯外國圖書。清後期學者譯進外人圖書被譽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知識大輸入。當時清儒譯書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他們譯書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富國強兵”的目的未能真正實現。從清儒譯書過程和產生的結果便能看出這一問題。

　①章學誠著；王重民解。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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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年 中英鴉片戰爭結束後，大批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他們和清儒一起合作翻譯了很多宗教圖書和少量其他方面的圖書。鴉片戰爭的結果使清朝當局認識到西方軍事力量 的強大和科學技術的先進。當時不少人認為，只有學習泰西，擁有“堅船利炮”，才能抵禦外敵，學習的主要方式是閱讀西書。於是清朝當局便在北京等地設立了同 文館，江南製造局等也附設了翻譯館，由洋務人士負責的政府譯書系統便建立了起來。他們所譯多為兵學書，後來增譯自然科學西書，譯的社會科學西書不多。同時 建廠開礦，辦起了“洋務”，並建立了一支新式海軍，配有近代武器裝備。1895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洋務運動破產，譯書目的未能達到。

　　1895年 以後，譯書主要力量由清儒中具有變革思想者來承擔，如梁啟超、嚴復、馬君武等。他們認為，中國不僅要學習泰西，更要學習日本。所以，他們既譯西書，也譯日 人書。其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哲學、文學，同時也譯一些自然科學圖書，一般不再譯兵學書。因為他們認為，“西人之所強者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①由於他 們對通過譯書學習外國文化和進行變法宣傳得不夠，很多人不去讀西書，因而民眾未能積極支持和參與變法，使得維新變法歸于失敗。

　　後來清儒雖然繼續譯進外人圖書，但由於對其宣傳、研究和用其在當時中國進行變革實踐做得不夠，真按：此句不太通！-用筆似愛用其字代詞，有點像剛學作文的小孩子. “富國強兵”的根本宗旨未能達到，中國社會形態未能轉變，社會經濟發展緩慢。但是清儒譯書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清儒譯書一千多種，幾乎涉及當時的所有學科，其中很多學科在中國形成和發展起來，促進了中國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為了培養翻譯人才和譯書，洋務派辦了近三十所新式專科學校。之後新式學校越辦越多，其教法、教材等都是新式的。結果，科舉制度被廢除

①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一冊）。上海：中華書局，19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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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發展速度開始加快。另外，清儒譯書還促進了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翻譯學、文學、語言學等學科的發展。對此不再分述。

　 　以上分別論述了清儒在整理圖書時所做的七個方面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果。他們所做 的整理工作還有一些，如考據、詮釋等，也分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們整理圖書，參加者極為廣泛，費時二百多年，貢獻確實不小。張舜徽說，清儒因整理圖書 “所進行的研究工作，成果輝煌。在整理古代文獻的過程中，建樹了不朽業績”。①他們不僅整理出了大量圖書，同時也寫出了不少這些方面的理論專著，促進了清 代文獻學的發展。

三、清儒整理圖書的主要經驗與不足

　　（一）主要經驗

　　1.盡 力搜集資料，認真選定底本。整理古書並非易事，參考資料越多，整理起來也就越方便。所以清儒在確定整理某書後，就盡力搜集與該書有關的一切資料。如該書他 本、該書引用他書者、他書引用該書者、詮釋該書者、所載史料與該書有關者，以及收有該書的叢書等，皆為其搜集對象。王引之《經傳釋詞‧序》說：“自九經三 傳及周秦兩漢之書，凡助語之文，遍為搜討。”

　　資料搜集好後，就要從一書諸本中擇一本為主，用以記錄整理結果。這為主之本即底本。清儒對選底本比較重視，多好選以下幾種本子作底本：①古本。他們認為，古本抄刻次數少，訛誤不多且顯露，真按：此句不太通！ 所 以比較可靠。但他們不泥古。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說：“違古而失，泥古亦失。”他們使用時多推求，擇其是，拋其瑕。②宋本。宋代校書和刻書盛行，留下 不少善本，是作底本的好材料。但他們貴宋不佞宋，惟是而從。③時本。很多古籍經清儒精校細刻後質量比原來都有所提高，出現了一些精校精注本

　①張舜徽。中國文獻學。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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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喜歡用這樣的本子作底本。

　　清儒多好用這三種本子作底本，但遠不限這些，經史子集、百家九流之書，凡在現存本子中質量較好者，無不採用。

　　2.尊 重事實，不帶偏見。清儒認為，整理古書是一項嚴肅的研究工作，一定要尊重客觀事實，不可帶有任何偏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序》提出，整理文獻一定要“實 事求是”。孫詒讓《札迻‧序》強調，整理文獻必須做到“不參成見”。他們的體會是，整理文獻如果做不到這兩點，就會有偽辨不出，有誤識不出，遇到佚書也會 漏輯，分類編目也會出錯。總之，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影響整理速度和質量。

　　3.細 心為之，不可粗略。清儒通過整理圖書工作的實踐認識到，整理應持謹慎態度，絕不可粗心。否則，對某書是否真為其所題著者所著，該本是否符合初印原貌，就有 可能弄錯；詮釋也有可能偏離作者原意；書中的錯誤也會得不到校正。所以，他們整理圖書時非常細心。如盧文弨整理《春秋繁露》時參據程榮等六家本子，歷經八 年，方肯付梓，整理《山海經》長達十一年，整理《新書》長達二十四年。真批：這就是如何想得清楚和正確裡所謂的假數學或假科學的問題（謬誤），這種數化的資訊最易偽裝成自己很科學的樣子，但仔細檢視卻未必然.如此處二十四年，若在盧文弨或許可成立，那是因為我們相信盧是一個不會浪費生命，荒廢學業的人，我們有了這一預設或前提，這二十四年才能成立-才有意義矣. 還有王念孫、顧廣圻等，都以心細而著稱。真按：細心的人

　　4.態 度謙虛，聽取意見。古書門類繁多，一人知識有限，在整理圖書過程中必然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其中有的或把握不準，或無力解決。如果能虛心聽取他人意 見，便可少出訛誤，多出成果。清儒對此較為重視，有的還能主動徵求同行的意見。盧文弨整理《顏氏家訓》時，吸取了趙敬夫等人的意見；整理《方言》時，吸取 了丁杰等人的意見。真按：盧文弨與丁杰 王念孫父子整理《淮南子》時，聽取了顧廣圻不少意見。真按：王念孫與顧廣圻 他們整理圖書時互相利用整理成果，選用精校精注本作底本，也是聽取他人意見的一種表現。

　　5.集體整理，分工協作。這一條是他們已認識到而未能做到的。在清儒中參加過集體整理圖書者只是少數，絕大多數人是各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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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實踐中感到，有些書或因內容專深，或因誤情複雜，或因資料有限，其整理工作非一人之力所能及。盧文弨在《抱經堂文集》中說：“古書流傳既久，考訂非一人之力所能盡。”

　 　清儒還認識到，集體整理，須有分工，要專人整理專書。因為書的內容不同，人的知 識特長也不同。有的人長于經短于史，有的人長于史短于經。若分工整理，對大家來說，皆可揚長避短。回顧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整理圖書工作，無不如此進行。漢 劉向父子領校群籍，宋開“崇文”館，清開“四庫”館，皆為專人整理專書。集體分工整理，大家還可在一起研討，資料也便於集中使用，優點確為不少。

　　6.整理者要學有根底。古書門類繁多，誤情錯綜複雜。整理者若功力達不到，有時就難以真正領會書的精神內容，整理出的圖書質量就不一定可靠，甚至還會出現新的錯誤。段玉裁在《經韻樓集》卷八中說：“校訂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為瑕，而疵類更甚。真按：應係疵纇之訛！ ”在清儒中，凡整理圖書成績突出者，無不知識根底深厚。

　　另外，他們在利用他人整理成果方面，在如何表述整理意見方面，在總結古書成偽、散佚、致誤原因方面，也都取得了一些經驗。

　　（二）不足之處

　　1.自 信太過。上面曾說，清儒整理圖書，大多態度謙虛，樂于聽取他人意見。但自信太過者尚有人在。段玉裁在《經韻樓集》卷一一中說，整理圖書遇誤，“當改則改 之，不必有其佐證”。無證糾謬，難免不犯妄改之病。這在段注《說文》中多處可見。朱一新在《無邪堂答問》中說：“勇於刪改，是段注之失。”自信太過者雖為 段氏等極少數人，我們也當引以為戒。真按：段玉裁之為人 真按：段玉裁的治學方法 真按：段玉裁的經學方法論

　　2.改書之法不可取。清儒整理圖書時，如發現書上有誤，多能用校勘記表示校改之意見，保留原誤跡不動。但也有在原書上直接改正的，如段玉裁、王念孫父子等。真按：王念孫的考據方法論 真按：段玉裁的治學方法 書之錯誤多樣，人的知識有限，改是為誤或改誤為誤均有可能。倘在原處改易，誤跡便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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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處有時也會變成誤處，為他人整理圖書帶來人為的困難。一書若經多人整理過，便會被改來改去，久而久之，面貌大失，對保存和恢復古書原貌不利。所以，改書之法不可取，後人不可不鑑。

　　3.重複勞動多。由於清儒整理圖書多是各自為之，相互聯繫少，有時便出現幾人分別同時整理一書的現象，或出現重複他人勞動的現象。這樣一來，從總體來說，他們多費了人力和時間，少出了一些成果。

　　其次，在他們整理的圖書中，理科的過少；有的校勘記過長，不便檢閱等等。

　　對於這些不足之處，有的是受當時社會限制而造成的，我們當予以理解。

（原載《阜陽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4期，收入本書時改動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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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校勘學

　 　在清代文獻學中，校勘學因受到人們重視，所以較為發達。大批學者積極參與校書。 他們之中有的像戴震等少數人在“四庫”館參加集體校書，絕大多數人是各自為之。他們通過大量校書實踐活動，摸索出了較為科學的校書方法，積累了豐富的校書 經驗，取得了豐碩的校勘成果，發展了校勘學理論，同時湧現出一批有影響的校勘學家。其突出者主要有王念孫父子、盧文弨、顧廣圻等。

　 　王念孫被認為是“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其子引之也精於校讎之事。父子二人專于 校經，尤擅長理校，其校書有一定的特點。他們總結的古書致誤的六十四種原因，對校讀者識誤能起到發凡起例的作用。盧文弨校書善用“對校法”，他因此被稱為 “對校派代表”。他校書不怕吃苦，用力很勤，所以成果最多，達二百三十多種，居諸儒之冠。他認為，校書最好集體為之，因為有些書誤情嚴重，“考訂非一人之 力所能盡”。他校書能虛心聽取他人意見。他提出的“慎勿以私見改作”，在當時頗有影響，後來成為校書應遵守的一個原則。顧廣圻是清代校勘學界的主要代表人 物，被稱為“清代校勘學第一人”。真按：顧廣圻的學術成就 他學有根底，知識廣博，能見書即校，不主一家，每書校畢，多撰校勘記。後人將其校勘記彙編成書，名曰《思適齋書跋》。他校書二百來種，大多精審。他提出的“書籍之訛實由于校”，真按：顧廣圻的名言 在當時很有影響，受到同行的重視。清代校勘學家以乾嘉時期為多，因為上述這幾位比較突出，且有代表性，所以本書對其進行了單獨介紹。另外，乾嘉時期有影響的校勘學家還有戴震、孫星衍、黃丕烈、王鳴盛、俞樾等，實不能一一單獨進行介紹。

　　作為乾嘉校勘學家的後殿孫詒讓，可算是清末傑出的校勘學家。他精訓詁，通假借，校書勤于考據，重視取證，校書有近百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