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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學誠也談到：「宋儒語錄，言不雅馴，又騰空說，其義雖有甚醇，學者罕誦習之。」﹝29﹞他們言論所反映出來的理學文化霸權消解的事實，在《嘯亭雜錄》的如下兩則記載中表現得更為生動：

乾隆末期于敏中、和珅為相以來，士風為之一變，其黠者譏誚正人，文飾己過；其迂者株守考訂，以訾議宋儒為能事。所謂濂洛關閩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

予嘗欲得明薛瑄之《讀書記》、胡居仁之《居業錄》，求之北京書肆。賈人謝曰：「近二十年，吾等書肆，久無此種書籍，恐購者無人，徒傷資本也。」

　 　濂洛關閩之書不是風行學術界而是束之高閣、無人願讀。典籍薈萃、聚天下之書的北 京竟然因「購者無人」而不見明代理學大師薛瑄、胡居仁著作的蹤迹。理學典籍的冷落命運由此兩則記載可知，理學文化霸權的一去不復返也從此兩則記載可知。 《四庫全書總目》雖然對「濂洛關閩之道學」有一種恭敬、尊崇的姿態，但在全書的總序、小序和群書的題解中，卻時時處處對程朱理學加以排擊：

　　程朱理學以「太極」為「宗旨秘義」﹝30﹞，《四庫全書總目》卻批評道：

宋儒因性而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輾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辯生焉

﹝28﹞　趙翼：《甌北詩鈔》「五言古四」。

﹝29﹞　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卷3《答沈楓墀論學》

﹝30﹞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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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辯者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睹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31﹞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讀書偶記》條又有一段批評：

太極一圖，經先儒闡發，已無剩義，而繪圖作說，累牘不休，殊為支曼。夫人事邇，天道遠，日月五星，有形可見。儒者所論，自謂精微，推步家測驗之，其不合者固多矣，況臆度諸天地之先乎？﹝32﹞

　　前一則提要指出，「太極、無極之辯」無關國計民生，因此是無用學問。後一條提要指出，理學家所論的「精微」的宇宙本原，實是一種經不起推步家實驗觀測的「臆度」。兩則提要都很尖銳，也很有力。

　　宋明理學以「窮理」為精髓，以成就「至賢氣象」的理想人格為目標，真按：應係圣賢氣象(聖賢氣象)之訛!亦可見簡繁之錯亂,平添校讎之役. 由此而把「正心誠意」、「修身正心」作為「盡性至命」之處。對於理學心性論談高於治平方略、聖賢位置勝過世俗功勛的理論，《四庫全書總目》頗不贊同：

治平之道，其理雖具於修齊，其事則各有制宜。此猶土可生禾，禾可生谷，谷可為米，真按：當作禾可生穀，穀可為米,亦簡化字之錯亂也! 米可以飯，本屬相因

﹝31﹞　《四庫全書總目》卷95，子部，《太極圖分解》條。

﹝32﹞　《四庫全書總目》卷94，子部，《讀書偶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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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土不耕則不長，禾不獲則谷不登，谷不舂則米不成，真按：當禾不獲則穀不登，穀不舂則米不成,已見前校. 米不炊則飯不熟。不能遞溯其本，謂土可為飯也。﹝33﹞

　　對於上面這層意思，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

《西 銘》講萬物一體，理原如是，然豈徒心知此理，即道濟天下乎？父母之于子，可云愛 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療？子有患難，何以不能救？無術焉而已。……今不講體國經野之政，捍災御變之方，而曰吾仁愛之心，同於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 舉，萬物即可生存？吾不知之矣。……，西山作《大學衍義》列目至齊家而止，謂治國平天下可舉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時，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即平、三苗即格手？抑 猶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姒徽音而江漢即化、崇侯即服手？抑別有政典存乎？今一切棄置，而本歸于齊家，母亦如土可生苗，真按：當作毋亦如土可生苗!反問句也.毋乃也. 即竈土為飯乎？真按：真德秀之誤

　 　如上兩段議論以最簡單也最直觀的方式指出了一個鮮明的事實，任何事務的完成，都 必須以技術性的「治術」或者「治法」為必要手段，僅僅做到了修身正心，絕不意味著就能治國平天下。如果以為「但能注《太極圖》、解《近思錄》，即為有功於 世道」，「一切國計民生皆視為末務」，其結局必然是「務彼虛名，受其實禍」。﹝34﹞

﹝33﹞　《四庫全書總目》卷93，子部，《大學衍義補》條。

﹝34﹞　《四庫全書總目》卷39，史部，《小學史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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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理學以「存天理，去人欲」為「存養」工夫，這種嚴厲的「理欲」說在《四庫全書總目》中也受到尖銳的批評。南宋真德秀是朱熹的再傳弟子。他據朱子「文 必一出於道」的教誨，編選了一部《文章正宗》。凡道本文末之明道之文皆納入正宗之屬。「仙釋、閨情、宮怨之類」，「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為繩削」。另一位 道學家胡寅也在《讀史管見》中以「理欲之辨」去評史論事，「大抵其論人也，人人責以孔、顏、思、孟，其論事也，事事繩以虞夏商周」。對於真、胡二氏的理 論，《四庫全書總目》指斥為悖背於「人情」、「事勢」的謬說：

（德秀）其說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強行於天下歟？﹝35﹞

（胡寅之論）名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賤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勢，卒至于窒礙而難行」﹝36﹞。

如此批判竟出之於官修典籍，由此可見時代風氣的轉移。

　　《四庫全書總目》對理學的排擊，還可見於銳利非難「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的理學文化霸權。集部《畏齋集》提要言：

文章一道，則源流正變，其說甚長。必以晦庵一集律天下萬世，而詩如李杜，文如韓歐，均斥之以衰其壞，真按：氏著紀昀評傳引此作「均斥之以衰且壞」,近是!且其形近故訛. 此一家之言，非千古通論也。真按：氏著紀昀評傳引此作「非千古之通論也」多一之字!

﹝35﹞　《四庫全書總目》卷158，集部，《文章正宗》條。

﹝36﹞　《四庫全書總目》卷89，史部，《讀史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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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橫塘集》提要、《詩譚》提要又有如下議論：

詩本性情，義存比興，固不必定為濂洛風雅之派，而後謂之正人。

以講學為詩家正脈，始於《文章正宗》。白沙、定山諸集，又加甚焉。至廷秀等，而風雅掃地矣。此所謂言之有故，執之成理，而斷斷不可行於天下矣。真按：經世值0

　　這是對理學文化獨斷論的抗議，也是對文化一元獨斷政策的有力抗頡。真按：國無！待查！詞亦無!蓋頡頏為詞,而乃故作抗頡.(抗、頏但从部不同爾).又抗有對抗、相當之意故也. 這些見解即使今天看來也是相當了不起。尤有深意的是《濂洛風雅》提要中的一段話：

以濂洛之理責李杜，李杜不能爭天下，亦不敢代為李杜爭。然而，天下學為杜詩者，終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長思矣。

在這「可深長思」的文化現象之後，正隱藏著學術尊嚴與文化多樣性終不可違的鐵的法則。

　　《四庫全書總目》對理學的批評是晚明以來理學文化霸權逐益消解過程的邏輯產物，而它的批判又無疑加速了這樣一種消解進程。民國年間號為「平等閣主人」的狄葆賢曾經指斥《四庫全書總目》的總纂官紀曉嵐「對於宋儒頗多微辭」。真按：紀昀 「數百年風氣之衰，紀氏之過也」。由此可見《四庫全書總目》在中國前近代的思想演變軌跡上具有不得不注意的地位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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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限吸納西學

　　自從明代萬曆年間耶穌會士聯翩來華，西學在中國的傳播經歷了一個複雜曲折的過程。一方面徐光敬、真按：徐光啟-當是此人之訛!蓋啓(啟)敬形近. 李之藻、梅文鼎等開明士大夫熱烈歡迎西學並致力於譯介西學、超勝西學，另一方面，從沈確到楊光先等保守人士力加排拒、驅除西學，楊光先甚至有「寧可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疾痛吶喊。真按：楊光先之為人 康 雍乾三朝君主對西學的態度很複雜。一方面他們對傳教士優容有加，另一方面他們對西方有一種天然的防範和警覺。康熙帝因羅馬教皇干預中國內政而禁教，其「禁 止可也，免得多事」之語透露出擔心西方人擾亂中國社會政治秩序的隱秘心理。雍正帝在這一問題上說得更為直率。他召見天主教司鐸諭之曰：「爾等欲我中國人盡 為教徒，此為爾等要求，朕亦知之；但試思一旦如此，——教徒惟認識爾等，一旦邊境有事，百姓惟爾等之命是從，雖現在不必顧慮及此，然苟千萬戰艦來我海岸， 則禍患大矣。」﹝37﹞雍正時的清帝國實力強大，真批：即便大國都如此,何況蕞爾島國.然其下場都是一樣的,我敢預言. 但此刻的帝王已開始考慮「千萬戰艦來我海岸」的可能性，足見其對來自外部世界的威脅有高度的警覺。真批：與其謂警覺,不如說駝鳥或自卑(沒自信).常常以此警覺來自圓,故鎖國可也.本土然也.又胡不可哉! 乾隆一朝中國國力達於高峰，對西方人的防範也更為自覺。《乾隆御制詩》中有「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之句，道出了閉關防範的基本精神。真批：編了一套四庫全書,卻不通無恃不來恃有以待的道理,真雖多,亦奚以為!大帝王都如此,何況小總統哉.○以一國之尊如此,以一人之立者又胡不然.今有吝法者,或恐人得其資料,則在我之上也.然則誰能公開資料以共論難？自畏其識見不足，即使資料攤在面前亦無知也，故寧可鎖著不供人看，就怕人來．可笑可悲矣乎．茲皆偷惰與無能者之常態爾．而流于後世乃為顢頇腐敗，自亦早已肇端．病癥有日爾．

　　十八世紀中國對西學的複雜心態，同樣深刻表現於《四庫全書總目》中。

　　《四庫全書總目》首先把耶穌會士帶來的西學分割成制器和義理兩個部分真按：當作製字！

﹝37﹞　《坊表信札》，《耶穌會士通信集》第3卷，第3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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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同的部分，採取不同的態度。

　　對於西洋科技，《四庫全書總目》盛讚不已，稱之為「精密有據之術」。「其考驗天象，則較古法為善」。﹝38﹞「其制器之巧，實為甲於古今」。﹝39﹞其《幾何原本》「自始至終毫無疵類」，真按：當作纇! 「於三角、方、圓、邊線、面積、體積、比例變化相生之義，無不曲折盡顯、纖毫畢露」。﹝40﹞在分析西洋科技各分支領域的優長的同時，《四庫全書總目》著重強調西洋科技對國計民生的價值。子部《泰西水法》提要云：

西洋之學，以測量步算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用，視他器之徒矜工巧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講水利者所必資也。

子部《奇器圖說》提要又說：

　　（《奇器圖說》）書中所載，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溥。

從「有利民生」的價值觀念去認同西洋科技，進而將西方科技引為「經世實學」的重要內容向中國文化人介紹和推薦，這樣的眼光比起那些泛道德主義的鼓吹者不知要高明多少。「寸有所長，自宜節取」。﹝41﹞《四庫全書總目》以如此明確的語言宣布了受容和吸納西方科技的基本立場

﹝38﹞　《四庫全書總目》卷106，子部，《天問略》條。

﹝39﹞　《四庫全書總目》卷115，子部，《奇器圖說》條。

﹝40﹞　《四庫全書總目》卷107，子部，《幾何原本》條。

﹝41﹞　《四庫全書總目》卷115，子部，《奇器圖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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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於與西洋科技同時進入中國的基督教神學，《四庫全書總目》卻是一種絕不寬容的態度。《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基督教神學與佛教「本原則一」，都屬「悠謬荒唐之說」。﹝42﹞更為重要的是，基督教神學鼓吹「神權至上」，以宗教與倫理的合一為社會法則。對於中國「君權獨尊」的傳統和宗法倫理合一的社會原則來說，它的教義當然無異於異端。《四庫全書總目》便嚴厲貶斥說：

　　西學所長在於測算，其短則在於崇拜天主以炫感人心。所謂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動之細，無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為至親；后其君長，真按：疑原文乃後其君長,乃繁簡字又錯亂者.前文之諸「舍」字亦疑有與「捨」混誤者. 而以傳天主之教者執國命，悖亂綱常，莫斯為甚。﹝43﹞

有鑒於此，《四庫全書總目》對清王朝的西學政策作了權威性的闡述：

　　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44﹞

這是十八世紀的中國為彌合中西文化巨大反差而提出的一個調解性方案，也是前現代性的中國在西方衝擊波即將到來前夕作出的維護自我生存的最初反應。這一主張的理論化和系統化，便是近代中國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和馮桂芬、鄭觀應等早期改良派所提出的「中體西用」論。

﹝42﹞　《四庫全書總目》卷125，子部，《辨學遺牘》條。

﹝43﹞　《四庫全書總目》卷134，子部，《天學初函》條。

﹝44﹞　《四庫全書總目》卷125，子部，《雜家類存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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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論，顯示了《四庫全書總目》的內涵是何等豐富。十八世中國文化的流向，真按：敓一紀字,當作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的流向! 無論是成熟的博大、真按：此句不通！ 學術思潮的嬗變、對西方文化的反覆忖量和取捨、加強思想控制與社會控制的嚴厲，都可以在這本大書中找到踪迹。從這一意義上說，《四庫全書總目》是一部關於中國古典文化「穴結」形態的最重要的著作，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時代的心理，有時更是一種種族的心理」。真批：我倒覺得還是人類的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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