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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生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官治罪。（註２０）

順治十七年（一六六○），更下旨頒布嚴禁社盟的禁令：

　　　士習不端，結訂社盟，把持衙門，關說公事，相煽成風，深為可惡，著嚴行禁止。以後再有這等的，各該學臣即行革黜參奏，如學臣隱徇事發，一體治罪，該部知道。（註２１）

因此，在一六六○年之後，結社便轉入地下，少部分繼續暗中活動抗清，多數則已隨禁令之頒行而漸趨消歇。

　 　就學術影響而言，明末結社重要者實在第一期。中期主要皆為抗清事件，社盟友少數降清，多數殉國，黃 宗羲『思舊錄』及『南雷文定』中記載了許多社友可歌可泣之事蹟及彼此間之情誼。第三期的結社，其性質有二：一為聚友會文，聊供殘山賸水弔懷之思；或秘圖恢 復，但實已回濟無功；雖然有甬上講經會等提倡讀書，但學風已變。當初才業赫赫之人皆已凋零殆盡，未死者歷此劫亂，或隱居山林，或遁入空門、黃冠，或流亡海 外，或沉潛於學術。王船山遁入湖南山中，回首明朝之亡，不禁慨然：

　 　　前代之亡，皆以國無人而致敗，惟本朝不然，數十年間，雖如楊、左、高、趙、二周、黃、魏、袁、李 諸公為奄黨所摧折。而踵起者，若劉念臺、黃石齋、李懋明、范質公、倪鴻寶、文堪持、史道鄰、姜居之、高硜齋諸先生，皆大僚也；使得行其志，當不僅如趙惟 重、李伯紀之在建炎。而折有如陳大樽、夏綏公、吳幼洪、楊機部，使參密勿，應可頡頏陸敬輿之於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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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救於亡者，……諸君子才一運肘，即為所掣，惟一死謝國而已。（註２２）可見他對復社、幾社、匡社精英的評價，是許為人才的。

　 　明末結社活動在學術上的影響及重要性，主要還是在第一期。由於復社組織的寵大，又聲振天下，故不免 「才儁有文倜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而嗜名噪進逐臭慕羶之徒亦多竄於其中」（註２３），社集至此，難免變質，而又捲入政治中，遂亦召異己者之妒忌與攻擊。 『明史』「文苑傳」載：

　　　里人陸文聲者，輸貲為監生，求入社不許，（張）采又嘗以事扶之。文聲詣闕言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溥、采為主盟，倡復社，亂天下。溫體仁方枋國事，下所司，遷延日久，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言復社無可罪，三人皆貶斥，嚴旨窮追不已。

又如溫育仁，著有『綠牡丹傳奇』一書，專詆復社，甚至托名徐懷丹偽作十大罪檄文，以聲討復社。這都可見復社在當時聲振天下之餘，是如何招致另一干人物的忌嫉與不滿。（註２４）

　　總之，東林寄是非邪正於學術與清議，復社寄是非邪正於選文，同時也繼承了東林經世的動向，繼續關心並介入政治；另一方面，參與的社員，大多有經世之志，明末以經世致用為主的學風，也多由他們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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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１：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頁七。

註 ２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六年一月）。朱倓「明季南應社 考」、「明季杭州讀書社考」，北大國學季刊第二卷一期、三期（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年九月），「明季桐城之中江社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 本第二分（民國十九年六月，北平），「明季杭州登樓社考」，廣州學報第一卷二期（民國廿六年四月）。小野和子「明末【日文】結社【日文】關【日文】一考 察」，史林雜誌第四五卷第二期（一九六二年）。William S. Atwell，CH'EN TZU-LUNG：A Scholar Official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PrincetOn University，Ph.D.，1975，Xerox University Microfilms.郭紹虞「明代的文人集團」，收在氏著（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台北，丹青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四年十月），頁三四二－四三四。

註３陳子龍（安雅堂稿』（台北，偉文圖書公司，民國六十六年九月），卷一○，「尚有為」，頁一○上。

註４：見郭紹虞，前引文，頁三四二－五七。謝國楨談明末的黨社，主要偏重在政治方面，是故先從東林述起，但東林是「黨」而非「社」。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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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５：參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頁八。郭紹虞，前引文，頁三五○－六。

註６：見陳子龍『陳忠裕全集』（清嘉慶八年簳山草堂刊本），年譜，卷下，附錄，頁一六下。

註７：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頁一七九。收在吳應箕等『東林始末』。台北，廣文書局，民國六十六年七月。

註８：吳偉業『復社紀事』，頁一五七－八。收在吳應箕等『東林始末』。

註９：匡社與王船山的關係，參胡劍書「王夫之組織的匡社究竟是什麼性質」，船山學報總六期（一九八六年十月），頁四二－三。

註１０：復社第一次國表之刻，其中列有復社於各州縣的社員姓名，總共七百餘人，可參陸世儀『復社紀略』，頁一八一－二○四；另尚有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可參看，收在『明清史料彙編』第八集第五冊。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六十二年三月。

註１１：本表採自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頁二○二。

註１２：杜登春『社事本末』，見陳子龍『陳忠裕全集』，年譜，卷下，附錄，頁一六下。

註１３：全祖望『鮚埼亭集』（四部叢刊本），外編，卷一二，「徐都御史傳」，頁六三六。註１４：黃節「徐孚遠傳」，國粹學報第三三期，史篇（光緒三十三年八月），頁七。

註１５：杜登春『社事始末』。『陳忠裕全集』，年譜，卷下，附錄，頁一七上。

註１６：郭紹虞，前引文，頁四一七。

註１７：陸世儀『復社紀略』，頁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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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實用主義的學風

　　　　　　一、何謂「實學」

　　一般學者，有將此際之學術稱之為「實學」者，亦有用「經世致用」一詞者。學術界一向將經世致用連稱，卻未析其意，嚴格而言，經世未必皆致用，凡致用者，係經世之一面而已，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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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１８：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頁八－一○。

註１９：有關此事始末，影響甚大，導致周仲馭致死，陳貞慧入獄，其他遭波及者甚多，黃宗羲、侯方域等人，則幸因清兵南下，方始乘間脫逃。參邱榮裕「明末復社發佈留都防亂公揭始末及其影響」，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十五期（民國七十六年六月），頁一九一－二○五。

註２０：轉引自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頁二五二。註２１：同上，頁二五三－四。

註２２：王船山『搔首問』。轉引自嵇文甫『王船山學術論叢』（台北，谷風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頁一五。

註２３：陸世儀『復社紀略』，頁二○八。

註２４：參郭紹虞，前引文，頁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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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期之學術特色在「經世致用」，則其實即為「致用型經世」。不僅與前此轉型期之東林的「道德經世」不 同，抑且與後來之「外王經世」有異。此期經世之學，莫不以「致用」為依歸，是其特色，筆者稱之為「實學經世」之義者即在此。本文之「實學」者，為實用之學 的簡稱，換言之，即實用主義之學，與一般「虛」、「實」相對之「實學」用義不同。此已於導論中詳言之。

　 　明末之時，國勢益危，用人益急，故崇禎帝之「求治太切」，蓋非僅因其本人之個性，亦實國勢有以致 之。當時環境較諸萬曆之時又有不同，亦不容士子沉沉潛潛於學理之發明，而務求有用之學。一些有遠見之人，早已如此課其子孫，如顧炎武、黃宗羲之長輩（註 １）。復社領袖張溥云：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溥……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註２）

陳子龍曰：

　　　今天下之大事有三，曰用人也，足食也，強兵也。（註３）

黃宗羲曰：

　　　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為荒煙野草。（註４）

皆有感於此際學術之空疏無用。是故少年讀書，奮然而起，務求有用之學，亦時然也。不數年，明亡半壁江山，更連致用之學亦談不上，唯操戈上陣捐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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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要言之，明末學術，自啟三途：理學、文章、經世，而八股不與焉。其中唯經世之學，崇禎倡於上，虜 寇刺激於下，遂成此際之顯學。為理學者，無論朱、王學派，皆有向此合拍之勢，隨時代而作自我轉化與調整，此輩人土，如黃道周、劉宗周，及晚起之孫夏峰、陸 世儀、李二曲、張楊園等。為文章者，則復社之張溥、張采，幾社之陳子龍、徐孚遠等，莫不群向於經世有用之實學，是故啟、禎兩朝所編纂而成的經世書籍亦特 多。

　 　實學之產生，亦有其時代之特性，然卻非如某些學者所言，係因為晚明之商業經濟發展到某一階段，因而 產生以「致用」為依歸之學風，乃前者為因，後者為果之必然發展（註５）；事實上，江南經濟的發展，即使放到明末時局的背景中，亦不能成立此種下層影響上層 的論點，吾人認為，明末實學之所以發生，最主要還是來自於一股「時代的危機感」，此種承自萬曆朝東林運動而來的危機意識，至天啟、崇禎時又繼續深化，不僅 經由復社表現於政治上，亦且在學術上表露出來，而蔚成一股學風。

　　因此，此際的實學，就晚明思想史而言，其中實隱含著「實用主義」（Pragmatism） 的導向，實用主義比較不注重形而上——道之類的探討，而注重形而下——器。就實學經世者看來，不僅是「器」的發明運用問題，且包含了國勢、經濟、軍事、水 利、民生等現實的種種層面之需要。啟、禎兩朝，相應於時代的危機及社會國家所呈顯的種種弊端，因之本時期的實學遂與此息息相關，並在排列順序上賦予其優先 性的注重。我們看陳子龍『安雅堂稿』中關於「寇、虜」及「兵、食」文字的篇幅就可以明白。陳子龍與徐孚遠等所編的犖犖大著『皇明經世文編』，方岳貢為其作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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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即為「文章莫尚乎經濟矣」，其言何旨！（註６）又子龍集中每常出現「臣無暇遠舉」之文字語氣，亦是此種切急於致用的表現（註７）。

　 　但並非實用主義即是不含理想的，唯其「理想」深受南宋浙東事功派如陳亮「功到成處，事到濟處」（註 ８）這一類思惟的影響，復受時代危機之刺激，因而急於致用，使得此類實用之學往往降低理想的層次，就此層面而言，他們是比較不注重「體」，而注重「用」 ——也就是「實效」，這才是最快最有濟的強國之學。

　 　在實學者看來，「才、學」是非常重要的。無才，則無法應付變局；無學，則無法解決問題，而實學正是 產生在有變局、有問題的啟、禎時代，因此他們通常不在「治本」上去尋思解決之道——這與明亡之後遺民的反思正可成一對照；而且這也不符合明思宗之個性。於 是，長才與專學便顯出它的須要性，實學者因此而特別重視「效用」——即「兌現價值」（註９），而在此方面，有「位」者，顯然比知識份子、講學者要來的重 要，正如陳同甫所云：「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註１０）這也是復社何以要繼續東林政治化經世傾向的原因之一。而另外

『皇 明經世文編』所選的奏議文章，全部是明代的在位官僚，這也正反映了實學者的潛在意識與觀念。才、 學、位，以及實際性的奏疏文章，皆凸顯出實學中實用主義與短期效應的傾向，這與後來的「外王經世」是完全不同的。但我們仍可察覺出，後來顏元及費密的學 術，與此不無淵源，前者的實用主義血脈——「習」，後者的「弼輔論」，都與此時學術有相承之關係。

　　總之，啟、禎的局勢，顯示了儒學不能適應時代須要的危機，尤其是那些將自己封閉在理學世界的保守派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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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面對後世的歷史批評時，便承擔了使明朝亡國或衰敗的歷史評價；如實用派學者對明末理學的反動、清初 學者對整個宋明理學的批評與反省，都與此點有關。他們均認為道德主義者，並不能維持現實世界的體制運作，因而使得國家危弱，這種意識，特別表現在反八股、 反學術空虛無用上。當然，理學家在教化世界成立其心性王國，而與現實世界平行發展，但也由此而限制了中國知識份子在宋代以下的性格，「批判」、「教化」、 「師儒」，而不是參與實際運作的官僚。晚明的學風，卻正顯示出一種掙脫「教化世界」、掙脫「內聖學」的限制，而朝向「經世」、朝向現實世界中發展的性格。 啟、禎時期的實用之學，最足以反映此點，是以，其中便有一種「反儒意識」可得而言。

　　總之，「今天子」崇禎帝倡之於上：

　　　今天子制詔春官以取士，必重實學，徵材用，故崇二、三場所試論、表、策者，雖書經義不佳，論、表、策佳者，取之，詔書甚著。（註１１）

東林導源於前，復社、幾社鼓動於下，時勢使然，學術亦趨於不得不變之地，於焉實用主義特色的實學便蔚興此時。

　　　　　　二、經世致用的學風

　　茲以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為據，並輯黃宗羲『南雷文定』、全祖望『鮚埼亭集』、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章學誠「復社名士傳」等有關資料，製成「經世致用學風表」，以見明末實學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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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明末經世致用學風表

人物－經世致用之學

吳懷古－好兵法。

王御－思廓清世難，與陸世儀、王發祥諸人講兵法。

吳易－善兵法。

錢邦蘭-好談兵、日求天下奇士結納之。

閻爾梅-好談兵及經世方略。

徐芳馨-著兵農禮樂諸書，尤詳於兵。

朱健-留心禮樂、兵農、賦役、河漕諸大政。

卓震-博洽多聞，好談兵。

何剛-見海內大亂，日講求濟世事。

曾異撰-見天下多故，究心經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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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集

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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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