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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所當權其輕重而已矣。如權其輕重，則不至泥古反古，致以為考訂者之累矣。如古有父在為母服朞年之 說，通儒皆信之，然吾合古今參考之，雖其明有所徵，而不得不直言其不可從也。又見近日全氏祖望著一文，辨閩海祀天后事，此惟衷諸義理，有功於民則祀之，而 毅然奮筆以辨之，可乎？故曰凡考訂者，一以衷於義理為主。

　 　客曰：子謂考訂衷於義理，而所據之書與文勢兼之，是三者固足以該考訂之學矣。惟有一事不能以此例 之，則考訂法帖耳。豈其考訂法帖者，必皆以書法為主耶？曰：金石自是一類，法帖與書畫自是一類。考金石，則仍吾前所云考史之例，若考法帖，則專以書法為 主。何者？法帖書畫者，藝而已矣，雖言藝，亦必根於道，然未有言藝而轉舍藝以為言者，故凡考法帖，而博極參證於經史者，此言藝之本也；其有不甘於言藝，而 必假考訂經史以為名者，此自欺之事也。嘗見陝碑，有修某城一碑，字極醜拙，而其事足以證史，如此之類，不以書法言可也。至若篆變隸、隸變楷以來歷朝諸家之 原委，亦必講求之，以定學術之淳漓、趨向之邪正，此非衷於義理者乎？如漢、唐隸書，肥瘦骨肉之上下源流，非關於學術乎？楷、行以下，雖流別漸多，然如王羲 之書以〈樂毅論〉為首者，正為其小楷中具開闔起伏正變之勢，所以〈瘞鶴銘〉可與並論也。而後之不知書者，推吳廷所刻本，一例圓熟者為真，則適以開作偽者之 漸，此非關於學術士風者乎？近日如王澍知學書，而所撰帖跋，避論書談藝之名，而嗜援史事，矜為考訂之學，實則所考轉多舛誤。今之學者，動輒舉碑刻之文以斷 史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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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其中固實有史誤而碑可信者，亦有不妨兩存以備考者。如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小之大，史皆誤為太和； 遼道宗年號壽昌，史皆誤為壽隆，此則必以石刻正之。若其他歲月、職官、名氏，或有不得執一以遠斷之者。近日言碑帖者，不知藝之與道通也，嫌其僅言鑑賞，似 游客之所為，故於碑帖，必先求其與史傳之合否，然又往往申石刻以抑史傳，其實則欲避居論書之名，為大言以欺人而已矣。歐陽子已薄視鍾、王、虞、柳，以茗飲 圖畫為比，劃道與藝而二之，吾不敢也。有訓詁之考訂，有辨難之考訂，有校讎之考訂，有鑑賞之考訂。古之立言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考訂也。古之為 傳注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考訂也。若東漢時淹洽諸經如鄭康成者，知後人欲加考訂之功，則所見之書尚多，必已備陳之矣，所據之音訓何自，必亦詳說 之矣。豈惟鄭氏之於諸經，古之人有先我而稽纂者，當早剖其本末而具其節目，則無事於後人之考訂矣。此固必不能之勢也。然而原其大要，則稽古之勤自漢儒始， 漢儒所自為訓義者，又不盡傳於後，於是荀、虞、鄭氏之《易》，申、轅之《詩》，服之《春秋》，反賴後人為之掇拾輯錄，至有不能知其上下文義若何，而專舉其 一語為證者。然而師承之遺緒，時有間見引述，賴得假途問津者。即徐遵明、二劉之徒，尚矻矻綴及之，而又間隔以有唐一代，博涉詞藻而其源弗探也。陸氏在隋末 唐初作《釋文》，已多兩歧之音訓矣，何況鄭康成生於許慎作《說文》後之二十九年，其上下源流、沿革同異之所以然，孰從而一一詳質之？即當北宋時，亦安知無 一二遺聞逸說在人口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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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啖、趙以後為《春秋》學者已多自立議論，推而上之，昌黎已有《三傳》束閣之語，曾不知《三傳》俱束高 閣，更何據以究遺經之終始乎？直至南宋而朱子出焉。吾非敢目朱子為考訂家也，謂其用心之精，用心之正也，即一考訂之事，未有不本於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者 也，夫然後鄭樵、馬端臨、王應麟之輩出焉。用心之精，自南宋始也，而其後又間隔以有明一代之不知考訂。明人之不知考訂，則八比時文之弊也。學者童而習焉， 則由八比時文入也。然而上下千古言考訂之學者，未有盛於國朝者也。宋人之推歐陽子也，曰以通經學古為高，乃歐陽氏之於考訂，尚有待焉者，則通經學古之事， 必於考訂先之。國朝雖沿有明之制藝，而實承宋儒之傳義，萃漢、唐之注疏，固未有過於今日者也。學者幸際斯時，其勿區漢學、宋學而二之矣。然而劃漢學、宋學 之界者固非也，其必欲通漢學、宋學之郵者亦非也。今日上則有欽定諸經傳疏義說，下則內外皆有《四庫》書寫本，即以科舉時文，亦人人知有稽古通途所自出。昔 日患其儉陋者，今已轉欲防其騖廣嗜異之漸，是則此時之考訂，視前人倍易為力，其收功也，亦視前人倍，多所逸獲，則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與用力之勤兼而出 之，何不可隨所近之路以適於大道乎？故吾曰考訂之事，必以義理為主。

　 　然則證據經史，整齊百家，近儒孰先耶？曰：豈敢品次之哉！前乎我者，誦其遺文而已，此中分別出入之 際，難言之矣。若就吾見聞最近者，無錫顧氏之於《春秋》，元和惠氏之於諸經，婺源江氏之於《三禮》，吾皆未及見其人，而粗得其緒矣。吾所目及見者，則休寧 戴震、歙縣金榜、金壇段玉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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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皆惠、江氏之後出者，然吾雖皆略知其人，而未與之友也。就吾所與辨析往復者，則如餘姚盧文弨、嘉定 錢大昕、大昭也。諸子之書具在，抑又不必從而軒輊之。吾門從游者，若寶應劉台拱、海州凌廷堪、曲阜孔廣森、南城王聘珍，亦其亞已。高郵王念孫與其子引之， 皆推服金壇段氏《說文》之學，引之亦謂劉台拱深於《論語》。昨阮侍郎元以所鋟台拱之書來示，其《論語》卷中，有精審者，亦有偏執者。而凌廷堪之《儀禮釋 例》，雖不為害，而究亦無所益。蓋此事原不能求其備善者也，故執己所長以議人之短者，可偶舉其一二，而不可繩其全也。惟詩文家竟有不事考訂者，此固無害其 為專長。秀水錢載，詩人也，不必善考訂也。而與戴震每相遇，輒持論齟齬，亦有時戴過於激之，然而錢不敢斥言考訂家之失也。惟鉛山《蔣士銓詩集》有題焦山 〈瘞鶴銘〉一詩，其言曰：「注疏流弊事考訂，鼷鼠入角成蹊徑。」此則大不可者。考訂〈瘞鶴銘〉，特金石中一事耳，與注疏何涉？而以考訂之為弊歸咎於注疏， 是特俗塾三家村中授蒙童者，第知有范翔《四書體注》，語以《十三經注疏》，則茫然未嘗開卷者，蔣或即其人耶？若非其人，何由有此語耶？聞蔣主講席於揚州， 諸生有汪中者，夙以博辨自詡，起而問曰：「女子之嫁，母送之門，是何門？」蔣曰：「姑俟查考。」汪曰：「俟查考，則無所庸其掌敎矣。」蔣以此深銜之，語學 使，欲置之劣等。今若以蔣此詩證之，則其答汪生，似太過自抑矣。推其題〈瘞鶴銘〉而斥注疏之考訂，則其答汪生應云：「母送何門，不應來問。」則與其詩相應 矣，而蔣不敢也。吾所識如諸城劉閣老墉之於金石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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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錢侍郎載之於詩文，皆不善於考訂，而不敢公然斥考訂為非，惟一蔣君出言之，違失竟若此！蔣之詩，近 頗為人傳誦，此豈得阿私好而諱匿之。凡人各有所長，豈其人必考訂而後成家乎？要在平心而勿涉矜氣，則考訂與不考訂，皆無弊矣。凡考訂之學，蓋出於不得已。 事有歧出而後考訂之，說有互難而後考訂之，義有隱僻而後考訂之，途有塞而後通之，人有病而後藥之也。乃若義之隱僻者，或實無可闡之原，或猝無可檢之來處， 則虛以俟之可矣。事之兩歧，說之互勘，而皆不得其根據，則待其後定而已矣，此亦莊生所謂緣督為 經也。借如 未有窽郤，有何從批之導之哉？若其立意以考訂見長者，則先自設心以逆之，而可言考訂乎？若其於事之兩歧，說之互出，義之險賾，苟間以私意出入而軒輊焉者， 其為考訂也，必偏執而愈增其擾矣，又奚以考訂為哉！考訂者，懲棼絲而理之也，未有益之以棼絲者也。是故考訂之學，可以平吾心，可以養吾氣，可以漸問於學道 之津，故曰考訂之學，以義理為主。

　 　客曰：考訂之學，其出於後世學人，而非古先聖訓所有也乎？曰：聖言早已具矣，特未明著其為考訂言之 耳。蓋嘗反復推究上下古今考訂家之所以然，具於此三言矣：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考訂之道盡於是矣。大抵考訂者之用己意，初非好矜己以炫所長 也，亦實因乍見某書某處有間可入也，而未暇於此事之旁見於他處者，悉取而詳核之，則誤者什有幾矣。其或又見一處正與此處足以互按也，喜而並勘之，以為兩端 之執在是也，而不知前乎我者，某家某文早有說以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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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不及知，而遽以吾所見定之，又非漏則略，故觀書貴博也。每有積數十年之參互待決者，一旦豁然得之 矣，而後此又於某書見有此條，其所見又倍於我者，乃始皇然省也。此皆未多聞之故也。至於不肯闕疑，不甘闕疑，則其弊最大。今之言考訂者，相率而蹈之者，比 比皆是也。何者？不平心，不虛己，而好勝之害中之也。未考訂之前，已有胸中成例在矣。及其所遇，偶有不合於吾例者，則遷就圓合以為之說，必不欲闕疑也。經 史之事，有能析其一端，而不能盡白其後一端，則恥之，則概以己意演繹之，必不欲闕疑也。今有眾賓廣坐中，某舉一事為問，其知之者，則應曰：某作某義，某出 某典；其不知者，稍有愧色，不欲顯也，則起而更以他事亂之，不則出一別說以間之。今有市鬻貨者，某貨取直若干，其欲應者，則緩圖之矣，其黠者，則詭言他物 以亂之，若不以為意者，俟其人悔而更議也，於是黠者以離得合矣。此固市井小人之為也，其出別說以間亂者，奚以異此？然則考訂而不甘於闕疑，是殆與市井小人 之習相埒乎？曰：不然。彼聞一言而出他說以間亂之者固非矣，然而坐中有識者輒掩口笑之，眾皆知其無能為役也。若考訂家遇難解處，毅然以一說強質之，則竟筆 諸著述，傳諸藝林，甚且有奉為定解者，直有以為利而不知其害者，此其為弊，中於人心學術，以視市井小人之所為，不更下一等乎？不意考訂本至精之正業，而其 可笑至於如此，則強不知以為知之為患，大也夫！然後知聖人教人，灼見後世人心學術之利弊，至深遠也。

　　客曰：子以疑必當闕，則古籍可疑者多矣，如盡從而闕之，將安用注釋為耶？曰：聖人固明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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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必不可不闕者，則無寧闕也，其稍有可通之處，則慎言而已矣。治家者，惟儉可以養廉，治經史者，惟慎 可以補闕。有慎言之一途，而闕疑之法圓足之至矣。至於並欲慎言而無從者，則仍歸於闕疑而已。然而慎言亦豈易哉？有出入采取之慎，有比較絜度之慎，有落筆字 句之慎，有出言詞氣之慎。夫非為畏物議而慎，為友朋箴規而慎也。學者立言，本宜敬以出之，遠鄙倍而擇尤雅，或者其庶幾乎？考訂者，訂證之訂，非斷定之定 也。考訂者，考據考證之謂，非斷定之謂。如曰考定，則聖哲作之也，非學者所敢也。近見戴震謂非典制名物不足以窺聖道，且如宮室之制，必據《大戴記》。盧注 謂明堂，即路寢，夫盧注所謂路寢與明堂同者，未知是言其中某制某義之相同也，而謂路寢即明堂，可乎？如井田之制，近日沈彤得漢尺，即準之以定有周之世分田 制祿之法，可乎？如祭祀之制，鄭康成氏謂禘是祭天，實是誤會祭法，而近日為鄭學者必傅會其說，謂禘非宗廟之祭，可乎？愚謂治《禮經》者，但當纂言，而不當 纂禮，蓋纂言則古說即有沿革同異，或不妨並存以資考析，纂禮則諸經雖各為指歸，而間或取彼以證此，亦未伸此以抑彼也，若竟居然斷定某制當如何，某事是如 何，非其目覿，誰則信之？自聖人仰述夏、殷，已云無徵不信，今日之視周，與周之視夏、殷何如哉？況居今日而斷定古之典制名物，非妄則鑿也。妄則啟僭以誣世 也，鑿則嗜異以自欺也。凡學問之事，苟非大為害於世教者，慎勿剖斷之也。且勿論不當纂禮，凡典制名物，吾未目見，必不可斷定之已，且即以纂言之法，雖一字 義，苟非有前人成說，亦不可以斷定。嘗見一友集中述戴震說朕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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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字謂是舟之拆裂隙縫，此字從舟，而《說文》舟字條下無此說也。今以己見造為《說文》，可乎？又見一 友集中，援近日段玉裁說《左傳》「人盡夫也」句，謂此條杜《注》數句皆有「天」字，欲改云「人盡天也」，可乎？然此皆不足道也。請就一事言之，《尚書‧武 成》「王若曰」以下，乃是史臣重述之文，而蔡《傳》必執原本為錯簡，居然更造一篇，名曰〈考定武成〉，至今塾師遵為定本，此則宋儒明於義理者自蹈於蔑古， 皆擅言考定之弊有以致之，可勿慎諸！

　 　方綱宏覽多聞，晚年研精經術，考諸儒同異，與友人辨難，齗齗竟日，訂《通志堂經解目錄》一卷，補正 朱彝尊《經義考》一十二卷，凡一千八百八十餘條。又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幾欲 駕宋洪邁而上之。所為詩，多至六千餘篇，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證、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中，雖瓣香在蘇、黃，亦不專執一家之說，論者謂《復初 齋集》中詩，幾於言言徵實，使閱者如入寶山，心搖目眩，蓋有其學，而後有其詩也。嘗言漁洋王氏以神韻為宗，固超妙矣，但其弊恐流為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 欲以實救虛也。初，王士禎選《唐賢三昧集》，特伸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旨」。又為《古詩選》，五言止於唐，獨收韋、 柳二家。《三昧集》久為趙執信諸賢所詬病，方綱後起，又為《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引伸而補綴之，謂五言詩必通徹古今上下風會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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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不可泛濫無歸，離經而忘祖，亦豈宜執一而廢百乎？漁洋論五言詩，意在含蓄，不使說盡。充斯義也，數 十韻以外之五古，皆類急管繁弦，幾於放鄭之旨矣。然此中有本焉，漁洋獨未鈔何遜之二十四韻、江總之二十韻、庾信之三十韻乎？或曰：此雖長篇，而句法不似 杜、韓以後之縱宕也，故鈔之。若句法太縱，豈其古義歟？故先生又每謂柏梁體「枇把桔栗桃李梅」，在七言則可，施之五言則不可，亦此意也。愚應之曰：蓋亦思 其本矣，句法之縱奚例焉？同一南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忽至五言八句無害也。同一雅也，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忽排至五言十二句無害也。且周雅簡 古極矣，而商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授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排宕展拓極矣，豈其句法之是例乎？吾故謂杜、韓以下之五言詩，即陶、謝以上之五言詩，無 二理也。李滄溟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之兩言者，蓋漁洋平生篤信而圭臬之。故其論太白，則曰有古調、有唐調，意以古調者在所宜鈔，唐調者在所不宜鈔 也。吾每舉漁洋《三昧集》有王、孟諸家而無韋、柳，《五言詩鈔》有韋、柳而無王、孟諸家，遍以叩諸學侶，竟無能答者。盡漁洋意中，以古調、唐調為此疆彼界 久矣。其實，論詩不宜如此。《唐賢三味集》，姜西溟序之曰：「新城先生選五、七言詩，所以別古詩於唐詩，此即漁洋意中區別古調、唐調之旨。」蓋漁洋偶以語 姜，姜又不善措詞，此固非詩之通論矣。今欲續鈔唐五言，則李、杜之前，豈得不以右丞為大宗乎？李滄溟選唐五言，雖不足為式，然首取魏鄭公〈述懷〉，則此篇 實上接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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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六朝，下啟三唐，即宋、元以後，皆當俎豆不祧者也。杜公五言詩，若〈自秦州入蜀紀行〉之作，篇篇可 鈔，即至晚歲，湘衡諸什，愈勁直乃愈含蓄，含蓄云者，豈短篇沖澹之謂乎？此中伸縮精微，不可以貌論也。愚於論詩，深不滿趙秋谷以後嗜異者集喙於漁洋，而於 漁洋所論，又不得不分別疏之。今續鈔五言詩，仍準漁洋不求備之義，其前鈔唐初一卷，首魏公此篇，次即《三昧集》所錄五言，王維、孟浩然、王昌齡、王建四家 之作，後接唐、宋、金、元二百十一首，附為八卷，斯於五言詩，有餘師矣。書出，議者嘉其持論之平。

　 　生平嗜古成癖，使節所蒞，殘幢斷碣，必多方物色，摹搨以歸，鑒藏之盛，甲北方焉。嘗以黃易所得漢石 經《尚書》、《論語》三段借摹於石，因用洪适摹石經於越州蓬萊閣事，自題匾曰「小蓬萊閣」。又合如皋姜氏、金匱錢氏摹《熹平石經》一十二段，殘字六百七十 有五，勒於南昌學宮。書初學顏平原，繼學歐陽率更，隸法〈史晨〉、〈韓勑〉諸碑。年八十餘，猶日作蠅頭書自課，能於西瓜子仁上作四楷字，又於一粒胡麻上書 「一片冰心在玉壺」句，其神異如此。一生心力所注，尤在〈褉帖〉。自姜夔撰《褉帖偏旁考》，桑世昌撰《蘭亭考》，俞松撰《蘭亭續考》，言〈褉帖〉者宗焉。 方綱謂桑、俞之考，世所共知，而繭紙流傳與石刻本末，說者或異辭；至於五字之損，謂出薛紹彭，而樓大防據畢少董兒時所見定武石，「帶」、「右」、「天」字 已損，此在大觀之前，則五字未必皆薛氏鑱損也。宋人跋〈蘭亭〉者，皆稱「湍」、「帶」、「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