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卷子的開頭部分，捲起來時在外面，容易磨損，所以接出一段絲織品（或空白紙），捲起來之後，這段絲織品包在外頭，可作保護，這段絲織品叫“褾”（biăo）。《通鑑‧煬帝大業十一年》：“其正書皆裝剪華淨，寶軸錦褾。”胡三省注：“褾，卷端。”褾上還可繫一根帶子，捲起來之後用來捆扎。一個卷子包括：軸、卷、褾、帶四個部分。

　　卷子擺在架上，不易尋檢，因此一頭懸掛標簽，標簽是牙質的，所以叫牙簽。真批：牙質者作籤（簽）？豈刨削成片耶？此語言未詳，避重就輕. 而 且經、史、子、集可用紅、綠、碧、白不同顏色區別。唐韓愈《送諸葛覺往隋州讀書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描述的就是卷 軸時代藏書的場景。鄴侯，唐李泌，這裡是指其子李繁。過去學者之間借還書，稱對方書架為“鄴架”，即從此來。如明王世貞《與余德甫書》：“薄有書刻之類， 以佐鄴架，幸賜麾納。”另外，形容圖書保存完好，用“觸手如新”，亦來自此詩。

　 卷子不便攜帶，還有裝書的袋子，叫“帙”。帙就是書衣，“書衣”一詞一直沿用到近代，不過已變成書冊 外封皮的稱呼了。卷子每十卷為一帙，是通行做法。《西京雜記序》：“始甲終癸為帙，帙十卷，合為百卷。”《經典釋文序》：“合為三帙三十卷，號曰《經典釋 文》。”魏徵《群書治要序》：“凡為五帙，合五十卷。”唐代許敬宗編《文館詞林》，中土已佚，日本藤原佐世《見在書目》著錄為一千卷，日本源順《倭名類聚 鈔序》云：“《文館詞林》一百帙。”這類例子很多，可證明一般是十卷為一帙。當然不滿十卷亦可自為一帙。帙一般為絲織品，敦煌所出書帙亦有竹帘做成的，細 竹為經，絲線為緯。“卷”和“帙”是兩相配合之物，所以後來成為一個詞“卷帙”，稱書多為“卷帙浩繁”。

　　當時的紙張要“染潢”，用黃檗汁。《齊民要術‧雜說》對“染潢”之法有記述。染潢一般是防蟲的目的，色微黃，所以卷子又稱“黃卷

32

”。 《抱朴子‧疾謬》：“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又用“黃卷青燈”描繪夜讀情景。陸游《劍南詩 稿》卷九《客愁》：“蒼顏白髮入衰境，黃卷青燈空苦心。”在陸游的年代書已不再是卷軸裝，而已改為書冊，這裡屬於用事。既然紙是染潢的，所以寫錯了塗改也 用黃色蓋住原字，再行重寫，這種塗改顏料為雌黃，所以形容不顧事實，隨便議論叫“信口雌黃”。《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晉陽秋》：“王衍，字 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真批：王衍乃西晉人，前文云紙至東晉方極盛而取代簡帛，則何故雌黃已先成典故矣？（若典故者，豈不極普遍？否則遽以用之，人誰解耶？

　　2.經折裝

　 　大約在唐代後期，出現了經折裝。經折裝就是把卷子改成折疊式，紙仍是連接起來的長幅，但不是捲起 來，而是按一定寬度一反一正折疊成一個長方形的冊子。軸和褾都不用了，換成兩塊硬紙版，也有用薄木板的，大小與折子一樣，把折子夾起來，成為外表看來像梵 夾一樣的形式，所不同的是梵夾是用貝葉寫的單葉，而折子是用紙寫的，全冊連成一長幅。王鞏《聞見近錄》：“國初嚴重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 金花紅羅褾、黃金軸。神宗時詔為黃金梵夾，以軸大難披閱也。”在北宋初宋太祖開寶四年（971）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成都奉敕雕刻的《大藏經》（世稱《開寶藏》），以及遼代雕刻的《大藏經》（世稱《契丹藏》或《遼藏》，刻成於遼道宗清寧九年以前。清寧九年相當於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都還使用卷軸裝。而北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至徽宗崇寧二年（1103）福州東禪等覺院刻的《大藏經》（世稱《崇寧萬壽藏》或《福州藏》）則改用經折裝，以後南宋、元、明、清所刻《大藏經》基本上都是經折裝。卷軸改經折裝的年代與王鞏《聞見近錄》記載基本一致。由此推測，在北宋中葉，即公元11世紀，經折裝才代替卷子。其後卷子還在使用，已不是主要的裝潢方式。經折裝與印度貝葉經的梵夾式應有一定關係。所以也有不少人沿用梵夾裝之稱來稱經折裝

33

。王鞏說的“黃金梵夾”應即經折裝形式。經折裝主要用於佛經裝潢，尤其在南宋以後，圖書裝訂形式已變為蝴蝶裝、包背裝、線裝時，佛經仍用折裝，更顯特殊，所以稱“經折裝”，經指佛經。

　3。蝴蝶裝

　蝴蝶裝是由經折裝變來的。元吾衍《閑居錄》：“古書皆卷軸，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折。久而折斷，復為薄帙。”“薄帙”就是蝴蝶裝的一本一本書。其重大進步就是變成了單葉裝訂成冊的形態，這種形態與現代意義的圖書冊頁制度就十分接近了。

　 　蝴蝶裝起于何時，還說不準，敦煌所出《王陵變》為蝴蝶裝。大約在北宋，蝴蝶裝逐步取代經折裝，成為 儒家經典及一般書籍的裝訂方式。現在留下來的成冊書籍，宋刻本大都經過後人整治重裝，原裝已不多見，在可以見到的原裝宋版書中，又基本上是南宋時刻本，即 使有少數刻本刻于北宋，但其印刷也在南宋，因此裝訂仍是南宋的。北宋的原裝書，儒家系統的，已極少見。所以早期的蝴蝶裝實物極少。南宋的蝴蝶裝還可以看 到。如北圖的宋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冊府元龜》、《文苑英華》、《焦氏易林》都是宋代的蝴蝶原裝。

　 　所謂蝴蝶裝，是以版心中線為準，版面向裡對折，然後再一葉一葉重疊在一起，在折線處對齊，用漿糊粘 在一起，另外三邊切齊，再用硬紙連背裹住作封面。看上去很像現在的精裝書。不同的是沒有鎖線，每頁紙只有一面有字。打開書，可以看到一整頁，以版心為中 軸，兩邊各半頁，頗似展翅蝴蝶，故稱蝴蝶裝。這種裝潢在宋代普及，到元代還在使用，明洪武刻《元史》、永樂刻《四史外戚傳》也是蝴蝶裝。周紹良先生藏明永 樂刻《新刊武當足本類編全相啟聖實錄》前、後、續、別四集四冊，蝴蝶裝，每版上圖、下文，下欄半頁20行，行20字，黑口，四周雙邊，皮紙薄而柔韌。先生嘗出示，

34

頗罕秘。清順治內府刻《資政要覽》，蝴蝶裝，流傳較多。可見這種裝潢在宮廷沿用到清代。不過作為通行裝潢主要在宋元兩朝。《明史‧藝文志》：“秘閣書籍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裝用倒折，四周向外，蟲鼠不能損。”即指明代宮廷藏宋元版書蝴蝶裝。

　　蝴蝶裝書是立著放的，書背朝上，口朝下，真批：然則口在下站立得起來而不癱？豈眾書互倚勢然，或封面乃木板或直硬紙板矣. 因為現存宋代蝶裝書書根有題寫書名，是從書背向書口豎寫的。這樣放，書口不怕磨，書背又不進灰。真批：此句應係「書背不怕磨，書口又不進灰。」之亂！蓋書背朝上故不怕磨，朝下則與架槅磨擦矣；書口下向則開縫向下，塵灰亦不易入.（一刷版文與此同）

　　4.包背裝

　 　蝶裝也是包背，就這一點講是一致的。區別是：每頁版面向外對折，裝訂不在版心一邊，而在版心折線對 面的餘紙上。打眼，穿紙捻子，訂好後再上包背封皮。這樣，蝶裝時靠近書背的版心部分，現在朝外，成為書口。而原來的書口部分成為書背。古書一面印刷，另一 面沒字。蝶裝書翻開有時是有字的，有時是無字的。包背裝則不然，無字的一面折疊裝訂後就包在裡面了，翻不出來，確有其方便之處。

　　包背裝一般認為起于元代，到明中期以前多用此法。包背裝書口有字，不便再書口向下直立存放，就改為平放，看上去像今天的平裝書。明代《永樂大典》，清代《四庫全書》，都是包背裝。近人趙萬里1934年登天一閣，有《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一文云：“紙墨精湛，觸手如新，多作包背裝，令人愛不忍釋。”

　　5.線裝

　 　包背裝書背易破，書易散，於是出現線裝。不同是：護葉由一張裹背改為前後兩張，不包書背。裝訂時先 訂紙捻，再上封皮，再切齊，然後包角，再打眼上線。一般打四個裝訂眼，或者在書背上下兩角加打兩眼，成為六眼裝。線裝大約明中葉興起，沿用至清末民國間， 被洋裝書取代。但至今古書還用線裝。

　　線裝之後為今天流行的平裝、精裝，這是清代中後期從西方傳入的

35

。

　　目前，文獻的載體除了紙張以外，還有膠片、軟盤、光盤，這些載體作用越來越大，但就目前看，還不可能代替傳統的紙。

36

第三章　文獻的形成與流布

一、文獻的形成

文獻的形成方式大體可歸納為：著、述、編、譯四種。

（一）著

　 　著，也叫“作”、“造”、“著作”。王充《論衡‧對作篇》說：“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 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倉頡造字，奚仲造車，伏羲作八卦，都是前所未有的開創性工作，所以叫“作”。 王充強調的是“前所未有”。今天科學上把這類工作叫“發明創造”。

　 　司馬遷《報任安書》說：“仲尼厄而作《春秋》。”又說：“《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這個“作”都是指著作，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司馬遷撰《史記》，是自認為繼承《春秋》精神的，所以《史記‧太史公自序》稱“作《五帝本紀》第一”，“詳著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又稱“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傳”。其《報任安書》亦云“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因為司馬遷認為自己的《史記》 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自稱“作”、稱“著”。但是，當別人把《史記》比之于《春秋》時，司馬遷又謙虛地認為不能與《春秋》 平起平坐，於是在《太史公自序》裡記述答壺遂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在《自序》末亦云：“太史公曰： 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37

。”曰“述”，曰“整齊”，強調了對舊有史料的繼承與整理融貫工作，而淡化了“成一家之言”的創造工作，這是自謙之辭。

　 　清代學者焦循對“作”下過明確定義：“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覺而己先覺，因以所先知先覺者教人。俾 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為作。”（《雕菰集》卷七《述難篇》）焦氏強調的也是原創性。當然這裡的先知先覺，不是指生而知之，而是韓愈《師 說》所說的“其聞道也先乎吾”，就是首先知道，首先覺悟到。所以張舜徽先生進一步概括說：“將一切從感性認識所取得的經驗教訓，提高到理性認識以後，抽出 最基本最精要的結論，而成為一種富於創造性的理論，這才是著作。”（《中國文獻學》）所以在講創造、講原創性時，不可以絕對化，而應當客觀地、辯證地來認 識所謂創造。一種嶄新的認識，嶄新的理論，要有客觀的或歷史的依據來支撐，也就是說來自實際或實踐。因此，著作，關鍵是結論是不是新的，是不是前已有之， 是不是僅就舊說稍加變通或稍加損益，而且所謂全新的結論，是不是科學的，是不是證據確鑿而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一朝一夕炮製的冊子，炫人耳目的標新立異，盡管是新，都不是合格的著作。真批：此但見益，不見損也.如作怪一詞，又何而來？既能創新，即別有一格，不必拘成限也！合不合格自有其準據，但不可以甲之準據以繩乙者，亦不可以乙之準繩徑以為甲焉.

　 古人對著作是要求很高的。《禮記‧樂記》說：“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 聖，述者之謂明。”鄭玄注：“述，謂訓其義也。”孔穎達疏：“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窮本知變，又能著誠去偽，所以能制作也。”“述謂訓說義理，既知文 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聖者通達物理，故作者之謂聖，則堯、舜、禹、湯是也。”“明者辨說是非，故修述者之謂明（按： 修字疑衍）真按：禮記正義校勘記 ，則子游、子夏之屬是也。”這裡強調了者作者應“通達物理”、“窮本知變”、“著誠去偽”，這種人叫聖。而有能力對著作進行訓釋講述的人，只能謂之明。

　孔子也只謙虛地說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可見古人對於“作”要求很高

38

。

　 　班固繼司馬遷《史記》作《漢書》，就只稱“述”，不稱“作”。《太史公自序》說“作《五帝本紀》第 一”、“作《高祖本紀》第八”。而《漢書‧敘傳》則只稱“述《高紀》第一”、“述《惠紀》第二”。自敘作《漢書》亦僅云“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 書》”。唐顏師古注云：“史遷則云為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班固不僅自己不把《漢 書》稱為作，而且也不把司馬遷《史記》稱為作，而是稱為“述”。《漢書‧司馬遷傳》凡引述司馬遷之語，則沿用司馬遷之舊稱“作”，至班固敘述之語，則稱 “述”。如謂司馬遷：“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麟止，指漢武帝獲麟，《史記》敘事至此而止。非春秋止于獲麟也。）不僅班固自己這樣認為， 王充也這樣認為，《論衡‧對作》：“《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古人之所以不輕言著作，是因為著作標準極 高，絕非常人所能為。

　　王充把自己的《論衡》看作“論”，比“述”還低一等。《論衡‧對作篇》自稱：“非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于前也。”

　　在今天看來，《春秋》、《史記》、《漢書》、《論衡》都是著作，而且是優秀著作。對於“著作”的衡量標準，已遠較古人寬泛了。真批：此豈非世風日下每況愈下之側寫耶？

（二）述

　　著作，強調的是“無本于前”、“前始未有”，那麼“述”也就是“古已有之”，有所承因。

　　孔子自己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庸》也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文、武皆古聖賢，孔子學習、講述、闡發他們的道德典章，作為當代人的榜樣

39

。《說文》：“述，循也。”即遵循之義。前面有人開創，後面有人遵循，開創者為作，遵循者為述。

　　清代學者焦循也為“述”下了定義：“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其義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義復明，是之謂述。”（《雕菰集‧述難篇》）

　 　可見這種因循還不能止于簡單的繼承，對於前人的創造，要有個消化過程、理解領會過程，在領會過程 中，可能還會有所增益，使之更完整。或有所刪訂，使之更正確。對那些漸趨隱晦的道理，還要作一番探微索隱工作，古人所作的大量注釋，實際上就屬於索隱工 作。凡此，皆謂之述。有時述的難度，甚至不亞于作。“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難就難在“明”上，這個“明”是要求準確領會其本義，而不能主觀臆斷。 《尚書》有序，《毛詩》亦有序。討論各篇宗旨的叫“小序”，全書之序叫“大序”。以各篇意旨而言：“《關雎》，后妃之德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 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意也。”《關雎》這首詩究竟是為何而作，當其 創作之初，必有所觸發，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其創作原因沒有文字資料為之說明，於是後代傳授《詩經‧關雎》的學者就根據自己的研究作了補充說明，這位經師力 圖說出《關雎》作者的本意，而所依傍的首先是《關雎》這首詩，另外可能還有先儒舊說，再加上經師對周初社會風俗禮儀道德的理解。這種對已經隱晦的道理進行 的發掘工作，應當叫述。而這一“述”的結果，尚不完全被後人認可，於是又出現了不少類似於詩小序的所謂“解題”，其目的完全是一致的，即說明那本來存在而 後來隱晦的作詩的宗旨。可見“述”實在是不容易的。漢魏以來大量著作，說起來實際上大都是“述”，其中篇幅較大的是那些傳、注、義疏。還有一些理論性的 “經說”。另外，一些語錄，如《朱子語類》，其中也有相當多的經解經說，都是述。儒家系統汗牛充棟的書籍，幾乎都是祖述六經的，基本上應歸于“述”的行列

40

。倒是那些詩詞創作，確是“著作”。另外，《文心雕龍》、《史通》，雖然也是對文學、史學的理論總結，有不少是從前人繼承來的，但總的看來，這種理論總結是具開創性的，應屬於著作一類。

　 　《詩》之毛傳、鄭箋、孔疏，《三禮》之鄭玄注，《春秋左傳》之杜注，《水經》之酈注，以及《漢書》 顏師古注，《史記》之三家注，《後漢書》李賢注，《三國志》之裴注，其價值均極高。可見，著、述雖不同，而其產品之高下，卻不可依據是著是述而論，述的作 品也不乏傳世力作，其難度亦未必在著作之下，這是我們應當弄明的。

（三）編

　 　編又叫纂、輯。是根據一定體例綴輯舊文，其重要特點是原始條文都是其他文獻的原文，不加改竄。一般 要求注明出處，當然也有不注出處的。最常見的編纂成果有總集（如《詩經》、《楚辭》、《昭明文選》、《玉臺新詠》、《樂府詩集》）、類書（如《初學記》、 《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永樂大典》）、叢書（如《漢魏叢書》、《四庫全書》、《四部叢刊》）、檔案類編（如《曲阜孔 府檔案選輯》、《四庫全書檔案》、《清代文字獄檔案》）、資料摘抄（如《清稗類鈔》）。其中《太平御覽》等類書有出處，而《冊府元龜》及《清稗類鈔》等就 不注出處。我國封建社會的幾部大書，都是靠編纂而成的。目前有些文學作品選，各種參考資料，諸如《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魏晉 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以及《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系列的《三曹資料匯編》、《杜甫卷》、《韓愈資料匯編》、《紅樓夢卷》等，都是編纂而成。編纂是一 門大學問，比如《詩經》、《楚辭》、《昭明文選》保存了大量古代文學作品，《太平御覽》及《太平廣記》保存了大批已亡佚的古籍文獻。一些精加搜輯的資料類 編，如《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及《杜甫卷》、《紅樓夢卷》等，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