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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幾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①

　　紀昀對今文經學的批評集中在兩個方面，這就是今文經學家熱衷的微言大義與陰陽災異。

　 　紀昀對春秋三傳的評說映現出鮮明的反穿鑿的致思趨向。春秋三傳，互有短長，但紀昀以為：左氏說經 “據事而言”，雖然往往有不甚得經義之處，“然其失也，不過膚淺而已”。公羊、穀梁二家說經，則“憑心而斷”，“鉤棘月日以為例，辨別名字以為褒貶”，在 字句之間反復推尋微言大義，“乃或至穿鑿而難通”。“不甚得經義”與“憑心而斷”雖然都屬失誤，但“徵實跡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②。紀昀實際上斷 論：《左氏春秋傳》要優勝於公羊、穀梁二傳，東漢古文學要高出西漢今文學。

　 　講求陰陽災異，與讖緯之學混成相生是今文經學的另一學術特徵。紀昀對此也抨擊甚嚴。他宣稱：“余於 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陰陽、《洪範五行傳》。”③《總目‧〈御纂周易述義〉提要》也指出：“漢易之不可訓者，在於雜以讖緯，推衍禨祥。……以《春秋》 災異之變，推陰陽以錯行”的董仲舒雖然素有“漢代孔子”之稱，但在紀昀那裡卻地位低下：“伏生、董仲舒、劉向、劉歆之所推，特術家附會之說”④，“穿鑿支 離”⑤，算不得真正學問。董仲舒曾淋漓盡致發揮天人感應、陰陽五行之旨的《春秋繁露》也被紀昀以“無關經義者多“為理由

①《總目》，卷首，《凡例》。

②《總目》，卷三十，經部，《春秋類存目一案》。

③《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槐西雜志（一）》。

④《總目》，卷十二，經部，《日講書經解義》條。

⑤《總目》，卷十二，經部，《尚書大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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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庫全書》的編纂中，將它從“向來列之經解”的地位降而“置之於附錄”①。

　 　今文經學的穿鑿附會、好談緯讖災異，今古文共有的“恪守所聞”、“拘泥而鮮通”的性格，使兩漢經學 在極盛之際便潛藏著衰落的危機。雖有“淹貫六藝”的鄭玄出，“參互鉤稽”，融合今古文之爭，但今古文經學的弊端仍然無法消彌。思想學術一旦成為封建統治維 護世俗利益的工具，其本身注定停滯、僵硬、退化，要想重獲活力，向前發展，必須首先脫離御用束縛，另覓發展途徑，漢晉間經學的變革即指向於此。

　　2、宋學總批判

　　西漢今文學專明大義微言，東漢古文學多詳章句訓詁，唐代義疏則是東漢古文學的支流。到了宋代，理學崛起，儒者一反漢唐訓詁義疏傳統，拋開傳注，直接從經文中尋找義理。一個新的經學潮——宋學開始汨動、張大。真按：疑當作汩動！

　　紀昀視野廣闊地掃視宋學，其中既包括宋學的前導形態——魏晉經學與中晚唐“新經學”，也包括宋學的末流——元明經學。

　　（1）宋學前導形態——魏晉經學與中晚唐“新經學”批判

　　3對於魏晉——宋代的經學，真按：3應係衍文！ 學者往往分幾個階段加以討論：魏晉為一篇、唐代為一篇，宋代為一篇。然而，紀昀卻將魏晉經學與中晚唐啖助、趙匡等人發起的“新經學運動”視為宋學的醞釀期，從總體上予以觀看：

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

①《總目》，卷三十，經部，《春秋繁露》案。真按：案疑當作提要！或條（後文多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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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①

　　在經學史家看來，紀昀的如此論說含糊而又有欠嚴密，在文化史家看來，紀昀的如此見解，卻是富有洞察力的隻眼獨識，因為，無論是從歷史的還是從邏輯的進程上看，兩宋洛閩經學都與魏晉經學以及中晚唐“新經學”思潮，有著無比密切的關聯，其間搏動著同一節拍的生命律動。

　　紀昀檢視宋學，首先將目光投往宋學的濫觴——魏晉之際王弼的易說：

　　（王）弼《易》祖尚元（玄）虛，真按：王弼 以闡發義理，漢學至是而始變。宋儒掃除古法，實從是萌芽。②

　 　王弼解易，乃玄學家解易。玄學“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③。其致思趨向乃是超越形 而下之物象，探究追求形而上之自在本體（其名為“無”、“道”、或“自然”）。王弼的易學也因此忘象求義，更將“自然無為”、“動息則靜”等玄學觀念與清 淡幽深的思辨風格輸入易學之中。在魏晉新注取代兩漢舊注的學術更新運動中，易學史上的義理學派脫穎而出。

①《總目》，卷一，經部，《經部總序》。

②《總目》，卷三，經部，《童溪易傳》條。

⑧《晉書》，卷四十三，《王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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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學既盛，漢易遂亡。”紀昀對魏晉間學術思潮演遷的必然性有深入觀察：“《易》本卜筮之術，故末 派寖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①紀昀進而肯定王弼以義理解《易》的功績：“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 弼……深為有功。”②這一評論與清初黃宗羲的思路頗相一致，黃氏也曾贊揚王弼的易學“簡當而無浮義”，對漢易象數之學具有“不可泯”的“廓清之功”③。

　 　紀昀肯定王弼以清新的義理去廓清漢代經學的繁冗與神秘術數，但對他“祖述老莊”卻加斥拒。紀昀認 為，“以老莊談易者病於虛無”④。“使易竟入於老莊者，弼……亦不能無過”⑤。所謂“虛無”，在正統儒家的批評中含義頗為複雜，它既包括老莊式的純粹思 辨，又包涵玄學末流的“玄虛”陋習。紀昀對王弼引老莊入易的批評，正植根於中國文化的實用理性傳統。這一傳統使中國不像古代和中世紀的許多國度和民族以宗 教作為維繫社會秩序的精神支柱，避免了全社會的宗教化，卻也使我們的民族付出了犧牲哲理思維的重大代價。

　　假如說，宋學前導形態的遠端是王弼易學，那麼，它的近端便是中晚唐啖助、趙匡和陸淳所發起的“新經學運動”，這一運動的特徵可以用四個字概括，這就是“捨傳求經”。

　　啖助、趙匡、陸淳三人皆為春秋學家，他們解釋《春秋經》，不僅不為三傳舊說所束縛，而且務在考究三傳之失，甚至一字一句攻詰之

①《總目》，卷一，經部，《周易正義》條。

②《總目》，卷一，經部，《周易注》條。

③黃宗羲：《象數論序》。

④《總目》，卷七，經部，《大易法象通贊》條。

⑤《總目》，卷一，經部，《周易注》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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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致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真切地描述了那一時期摒棄傳注舊說、追尋經典新義的學術動態。

　 　紀昀對於春秋三傳亦有保留意見，認為“其間經師衍說，漸失本意者，固亦有之”①，但他決不同意“捨 傳求經”的治學方式。紀昀強調指出，三傳固然各有缺陷，但畢竟“去古未遠，學有所受”②，對經典有較貼近“聖人之意”的理解，對當時的地理、典制及歷史亦 有較為準確的記載。若“一舉而刊除三傳”，“則春秋所書之人，無以核其事，所書之事，無以核其人”③。例如，“《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其失在夫婦 嫡庶之間。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不能知聲子、仲子事也。鄭伯克段于鄢，不言段為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際。苟無傳 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亦不能知為武姜子、莊公弟也”④。從歷史詮釋學的角度來看，紀昀的意見頗有合理之處。

　 　然而，啖助們鼓吹“捨傳求經”，並不以真確詮釋《春秋》諸經為旨趣，而是意圖突破經傳的桎梏，掙脫 章句注疏的束縛，在反身“求經”的大旗下“惟所欲言”⑤地、自由地闡發自己的見解。如此致思趨向，自然為嚴守儒學正宗學問傳統的紀昀所反對，在紀昀看來， “捨傳求經”一方面背離了實徵之學的軌道，陷入玄虛空疏。另一方面則因一味追求新意，易於產生對經典的種種歪曲性詮釋

①《總目》，卷二十七；經部，《春秋經筌》條。

②《總目》，卷二十七，經部，《春秋經筌》條。

③《總目》，卷二十七，經部，《春秋經筌》條。

④《總目》，卷二十七，經部，《春秋經筌》條。

⑤《總目》，卷二十七，經部，《春秋分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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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擾亂人們的思想。故紀昀將啖助、趙匡、陸淳之學稱為“生臆斷之弊”①，“開異說之萌”②。

　　“捨傳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③北宋初年的孫復、劉敞，“沿啖、趙之餘波”，真按：趙匡 真按：啖助 “全 棄舊文”，“多出新意”，“更捨傳以求經”④。王安石、歐陽修等人亦與孫、劉“以臆見說《春秋》”相與呼應。王安石譏《春秋》為“斷爛朝報”，“廢之不列 於學官”⑤，又作《三經新義》，以自己的政治觀點去解釋《尚書》、《詩經》和《周禮》。歐陽修一方面作《童子問》，指認《易經》中的“繫辭”、“文言”等 “十翼”為偽，另一方面又對“雖老師宿儒”亦莫敢非議的《詩序》發起懷疑論挑戰。

　　在“新義日增、舊說幾廢”⑥，“各自論說，不相統攝”⑦的活潑氛圍中，中國經學史轉入由“洛閩之學”開啟的理學時代。

　　（2）宋學主體形態——洛閩經學批判

　　“洛閩繼起，道學大昌。”⑧以中晚唐日益壯大的儒學文化復興為前導，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等兩宋諸子以濂、洛、關、閩學相互激蕩，終於創建起中國後期封建社會最為精緻、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理學。

　　理學，又稱為道學、新儒學。所以稱為理學，是因為兩宋諸子所創建的思想體系以“理”為宇宙最高本體

①《總目》，卷二十六，經部，《春秋集傳纂例》條。

②《總目》，卷二十七，經部，《春秋經筌》條。

③《總目》，卷二十六，經部，《春秋集傳纂例》條。

④《總目》，卷二十六，經部，《春秋集解》條。

⑤《總目》，卷二十六，經部，《春秋集解》條。

⑧《總目》，卷十五，經部，《毛詩本義》條。

⑦《總目》，卷一，《經部總敘》。

⑧《總目》，卷一，《經部總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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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理”為哲學思辨結構的最高範疇；所以稱為道學，是因為宋代理學諸子自認承繼堯、舜、禹、湯、文、 武、周、孔的道統，並宣稱他們的學問路徑以“明道”為目標。所以稱為新儒學，是因為理學雖以儒家禮法、倫理思想為核心，但其張揚的孔孟傳統已在融合佛、道 思想中被加以改造，具有一種煥然一新的面貌。理學雖有眾多名稱，但究其實質，乃是一種以儒學為主體，吸收、改造釋道哲理，在涵容三教思想精粹之上建立起來 的倫理主體性的本體論。

　　在理學的孕育下，洛閩時代的經學以異軍突起的姿態崛起於中國學術史。

　　對於洛閩經學或曰宋學，紀昀有如下三方面批評：

　　——長於義理，流於空疏。

　 　注重義理、排拒文字訓詁考證，是宋學的基本特徵。云谷胡氏為熊伯龍所作《書說序》明晰點出：漢學是 “章解句釋”，宋學則是“探聖賢之心”，尋“堯、舜、禹、湯、文、武傳受之奧旨”。程頤也有言：對於儒家經典，“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信於辭，則或有害於 義，曾不若無書之為愈也”。他又發表意見說：“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非特誤己，亦且誤人也。”①所謂“當識其義”，實際上就是深入儒 學經典的堂奧，探尋其中包蘊的哲理，這種解經學風正與理學家全力發展哲學思辨的意向一致。宋學講究義理的優長，為紀昀所反復肯定：“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 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

①《二程全書‧粹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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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儒若胡瑗、程子，其言理精粹，自非晉唐諸儒所可及。”②“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為弇陋。”③如此種種論說，皆指明了宋學在哲理上遠較章句訓詁、尋辭釋義的漢學高明。

　　“宋儒義理雖精”，但“性命之說，易入虛無”④。這種“虛無”特徵，在宋易中表現得特別鮮明。真按：此當加書名號作《易》，乃易經（周易）也，下同.本書於此有加有不加，甚混亂也！ 宋 人講易，分象數派和義理派。義理派中又有理學派（以程朱理學解《易》）、心學派（以陸九淵心學解《易》）之分。對於宋易諸派，紀昀悉心加以考察。在《總目 ‧〈童溪易傳〉提要》中，他指出，源出王弼的宋易義理派在汲取王弼解易學風的同時，也分別承繼了王弼易學中的義理之長與虛玄之短：

　　胡（瑗），真按：胡瑗 程（頤）祖其義理，真按：程頤 而歸諸人事，故似淺近而醇實。（王）宗傳及（楊）簡祖其元（玄）虛，真按：王宗傳 楊簡 而索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窅。⑤

　　胡、程易學注重人事，真按：胡瑗 程頤 屢屢引史證經，用歷史人物的事跡來解釋卦爻辭，把歷史活動看成是吉凶消長之理的體現，這一學風正是儒家提倡的“通經致用”。紀昀因此肯定“理學派”似淺近而醇實”，符合儒學原旨。王宗傳及楊簡是宋易心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們以心學解易，“惟以人心為主，而象數事物，皆在所略

①《總目》，卷三十五，經部，《四書集注》條。

②《總目》，卷三，經部，《周易窺餘》條。

③《總目》，卷一一八，子部，《困學紀聞》條。

④　章學誠：《文吏通義》，卷三，《朱陸》。

⑤《總目》，卷三，經部，《童溪易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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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經他們詮釋，成為一部“存心明理”之書：“易之道即人之心”。紀昀頗不贊同王、楊對《周易》的理解：真按：王宗傳 楊簡 “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心性之理未層不蘊《易》中。特簡等專明此義，真按：楊簡 遂 流於恍惚虛無。”①在包容廣泛的經學論中，紀昀曾一再表述他對宋易心學派的意見，如《題汪銳齋蕉窗讀易圖》一詩云：“沿及宋淳熙，恍惚彌難問。楊簡王宗 傳，妙悟求方寸。公然啟禪關，密爾談心印。”②《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六）》則徑直稱楊、王易學乃“禪家之《易》”。

　 　對於以邵雍為代表的象數派，紀昀的抨擊更為激烈。紀昀認為，“《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③。 邵雍以“太極生兩儀（動靜）、兩儀生四象（陰陽柔剛）、四演為八、八演為十六、十六演為三十二，三十二演為六十四”的象數理論去虛構宇宙生成圖式，乃是 “言天不言人”，違背了儒學本旨。因此，象數派一如“言心而不言事”的心學派，“其言愈精愈妙，而於聖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轅北轍”④。

　 　宋易心學派和象數派雖然“不近人事”，但卻包蘊著較為深刻的哲理思辨的睿智，一旦它們從“言心不言 事”、“言天不言人”的形而上追索中跌回切於日用的言事、言人的形而下大地，原有的智慧光芒將頓時黯然。然而，為務實心態所制約的紀昀，對於哲理思辨的意 義及其在中國的命運不可能有理性的思考與自覺的關注，而這樣一種民族性的思維方式必然導致認知的僵化與思維的枯萎

①《總目》，卷三，經部，《楊氏易傳》條。

②《紀文達公遺集》，卷十二，《題汪銳齋蕉窗讀易圖》。

⑧《總目》，卷一，經部，《易類小序》。

④《總目》，卷二，經部，《讀易詳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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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藐視先儒，穿鑿臆斷。

　宋學在中國經學史上的一大特色，乃是懷疑論大為興盛，這就是紀昀所說的“擺脫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宋儒對標新立異與“脫然有獨見”的執著追求，既富有力爭儒學正統，建立體現“道統”的新經學體系的意味，又映現出那一時期特有的思辨風氣。

　 　宋學的懷疑論是一柄犀利的劍刃，它挑開儒家經典與官定經義的煌煌外衣，揭示出為歷史迷霧所掩蓋的種 種虛妄與訛誤：歐陽修和蘇轍開疑《詩序》之風，鄭樵、朱熹、王質進而力主廢序，認為《詩序》實不足信。朱熹疑辨偽古文尚書，又撰《孝經刊誤》。王應麟《困 學紀聞》曰：“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 經，況傳、注乎？！”形象地描繪出這一時期風起雲湧的疑經風貌。

　　宋儒疑經，一本於“理”，“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①。改經、刪經之風於是乘間而起。大程、小程和朱熹前後三次改易《大學》原文章節，以至《大學》真面目模糊不清。真批：愚觀之重點到不在後來人怎麼改，而是何故一人倡起，而能眾佞向風，則此為人類，或僅為人種乎爾.然則無其一人，竟無其末流乎？則末流人種眾佞之存，又何其為生生之可貴矣？亦幽魂之延續爾．今眾影迷、球迷、政治迷等如是者，又何可勝道哉？然則何固只于學術，不學者自亦存此術矣．欲為人類者，可不慎哉！朱熹的三傳弟子王柏作《書疑》九卷，對《尚書》全經加以移易補綴，又作《詩疑》二卷，“攻駁毛鄭不已，并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并本經而刪削之”②。《周南》、《召南》因此“俱遭刪竄”③。

　　對於恪守經學傳統的正宗經學家來說，任意疑經、改經是不可恕的冒犯

①《總目》，卷三十二，經部，《孝經問》條。

②《總目》，卷十七，經部，《詩疑》條。

⑧《總目》，卷十五，經部，《毛詩本義》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