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

。由於這些臨時新修或改纂的書籍早經決定收入《四庫全書》，因此，各分全書都為它們留出了一定數量的空函。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淵、文源、文津各閣《四庫全書》的覆校工作基本結束，空函書籍的繕錄工作隨之陸續開始。軍機大臣奉令查核有待補寫的空函書籍及新纂各書，計有：

　　空匣補寫各書單

　 　《御製文集》、《御製詩集》、《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 傳》、《欽定平定兩金川方略》、《欽定蘭州紀略》、《欽定皇朝通典》、《欽定皇朝通考》、《欽定皇朝通志》、《欽定續文獻通考》、《欽定續通志》、《欽定 盛京通志》、《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大清一統志》、《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考》、《蒙古源流考》、《翻譯五經四書》、《歷代職官表》、《遼金元國語 音義》、《元史》、《明史》。

　　未經留空現在纂辦及抄錄各書

　　《萬壽盛典》、《日講詩經解義》、《詩經樂譜》、《翻譯琴譜》、《石峯堡紀略》、《平定臺灣紀略》，以上各種俟辦成後，按照次序在前後各匣內歸并排空添入①。

以 上各書總共二十八種，約計二百五十餘函。當時，四庫館在七分全書繕校完畢後已經撤 銷，乾隆下令將空函書籍的有關事宜一併交武英殿辦理，所需繕寫費用從“議敘謄錄等罰交項下按數支用”。至於原由國史館、方略館、三通館、翻書房等處纂辦各 書，仍交各館“分投趕辦”。為加強稽查，乾隆指定皇八子永璇和大臣彭元瑞、金簡專責督辦，並委派軍機大臣“定立限期，隨時查核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軍機大臣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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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五十三年年底，空函書籍的繕寫工作全面展開，武英殿作為主要辦理機構，負責繕寫、校對、裝函、上架等一應事宜，就連原由國史館、方略館、三通館等處纂 辦各書，也在繕錄完畢後，一併送交武英殿校對裝函。軍機大臣則不時稽查督催，“務期迅速完竣”②。至次年年底，空函書籍的繕寫工作大都順利完成，僅有幾部 新纂書籍尚在趕辦。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由於文溯閣覆校查出疏漏之處的原辦各員照例要“罰令校勘書籍，用示薄懲”，於是，除罰校兩分《四庫全書薈要》外，這些正在趕辦的書籍，也“交與紀昀等率同 各該員纂辦繕寫，以補前數而贖前愆”③。據當時所列清單，計有《日講詩經解義》、《清涼山志》二書需要繕寫，其餘《八旬萬壽盛典》、《南巡盛典》、《安南 紀略》、《巴勒布紀略》和《八旗通志》各書正在纂辦④。軍機大臣經商議後決定，應繕寫者即行繕寫，應纂修者視各書具體情況，或組織部分受罰人員參與纂修， 或俟原辦各館纂辦完畢後再交其餘受罰人員繕寫。所有繕寫纂辦事宜，均由原任提調吳裕德等人承辦，原任總纂紀昀等人則總其成。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數十部空函書籍以及部分新修增補各書基本辦理完竣，並由武英殿陸續裝函庋閣，每分計一千六百餘冊，二百五十多函。由於這些書籍大多繕成在四庫全書館撤銷以後，未經分校、覆校（或總校）的層層磨勘，因而訛舛在所不免，真按：四庫全書版本之差 真按：欽定續文獻通考之所以錯字連連的原因 有必要集中進行校閱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諭。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七日軍機大臣奏摺。

　　③《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軍機大臣奏摺。

　　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軍機大臣奏摺後附“現在應行校閱、纂辦、繕寫各書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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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內廷四閣全書的再次覆校工作已經開始，查出疏漏之處的初次覆校人員也要“罰 令看書”。於是，負責覆校工作的紀昀專摺奏請“以文源閣應議之員即罰看文源閣新書，將來文淵閣應議之員即罰看文淵閣新書，於中擇其條數較多、過失較重者， 並罰看文津閣新書”①。軍機大臣根據紀昀的建議，很快對各閣留空函書的校閱事宜作了安排。其中，文源閣留空函書即交該閣應議罰人員負責閱看，由“武英殿及 各館檢出留空函書各底本送交紀昀轉發各員逐一查對，每員每日按照舊例各看二萬字，立定章程”，最遲在本年冬天校閱完畢。文淵閣留空函書，也一併照文源閣之 例，由該閣應議罰人員閱看。文津閣留空函書，則“俟文源、文淵兩閣書校竣之後，令紀昀查明應議之詳校各員，擇其條數較多、過失較重者，即令隨同紀昀前赴熱 河詳加校閱，以示薄懲”。在校閱過程中，如有挖改換頁或成部成卷駁換之書，仍發回武英殿，“查明經手原提調及校對各員分別賠寫”②。至文溯閣留空函書，已 於乾隆五十五年初次覆校時一併校閱更改，此次校勘，可與該閣全書的再次覆校工作同時進行，不必另行安排。這樣，隨著內廷四閣全書第二次覆校工作的進行，各 閣留空函書的集中校閱也陸續開始。乾隆五十六年底，文源閣留空函書的校閱工作首先完成。次年初，文淵閣相繼告竣。文溯閣和文津閣留空函書的校閱，也與該閣 全書的再次覆校工作同時進行，並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春夏之間先後結束。這次較大規模的集中校閱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日軍機大臣阿桂等奏摺引。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日軍機大臣阿桂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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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辦理倉促，未經磨勘的數百函留空書籍，起到了減少訛錯，提高質量的作用。

第二節　嘉慶初年的續補

　　乾隆末年，各閣《四庫全書》內留空函書的纂辦繕校工作已基本結束。但事實上，終乾隆之世，仍有極少數計劃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未能全部補入。真按：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作畫！ 造 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纂辦太晚，繕寫完畢後未及裝潢庋閣；有的因續有增補，遲遲未能告成。特別是乾隆所作詩文，《四庫全書》內早已留出了一 定數量的空函，但當其本人尚在世時，自然無法編成全帙。這樣，《四庫全書》內部分書籍的續補及善後事宜，至嘉慶初年又再次被提上了日程。

　　嘉慶八年（1803年）， 清政府在鎮壓了川楚陝白蓮教農民大起義，社會秩序基本恢復穩定之後，統治者才顧及到《四庫全書》的遺留問題。諸如乾隆晚年所編詩文各集，某些纂辦較晚的方 略、紀略等書，都需要“一體繕入庋藏”，使全書臻於完善。因而，嘉慶皇帝諭令“纂辦《四庫全書》熟手”，時任禮部尚書的紀昀立即查明有關情況，“開單具 奏”①。紀昀奉命之後，很快查清了有關書籍情形，並制定了一個龐大的增補計劃。在他看來，不僅乾隆末年所有在《四庫全書》告成之後纂輯的“聖制”、“欽 定”各書應當“續行添入”，而且當今皇帝所有“御製”、“欽定”諸編，也應“一併續入，以昭重華克協，文命覃敷”。據此，紀昀搜羅乾隆五十年後至嘉慶八年 以前纂成的數十種書籍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嘉慶八年四月二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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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列書目清單，呈上嘉慶皇帝，並同時擬定了各項辦理章程：

　　一、全書合架之時，高宗純皇帝御集之後，原曾留有空匣，以待增添。其新修抽換之書，原慮及後來修改，漸增卷帙，亦於各匣中每加襯紙，以為將來挪空之地。今擬請旨派內務府司員查明空匣數目，並逐匣細看有襯紙者共若干匣，以便通盤籌算，使排定之架數目無減無增。

　 　一、七閣共書七分，增則一體俱增。從前各省書架、書匣，雖在外各自製造，而數目 尺寸則七處相同。今擬請俟文淵閣一分辦竣之後，文源、文津二閣俱一律照樣辦理，其奉天一閣交奉天府丞，南省三閣交各該巡撫，均將抽換某架、某匣號數開明， 應移、應換發給式樣，令其照樣辦理，七處自可劃一。

　 　一、文淵閣雖設領閣、提舉、直閣、校理等官，實皆屬聖恩榮寵之虛銜，並不預聞閣 事，現在書籍實係內務府司員管理。如另派外衙門官員，恐不能得其端緒，擬請敕下內務府，派出司官二員，專理查書、抽書、換書之事，以專責成。併乞特派內務 府大臣督理其事，庶臣等資其彈壓，呼應較靈。此項人員，除內務府大臣原係兼設外，其司員應照各館支給公費，以資辦公，書成量予議敘，庶辦理益為踊躍。

　 　一、抽換之書匣應改刻書名，挪動之書匣需改刻號數，新書需用裝潢，舊書抽換分 析，亦不免有換寫頁面之處。其間行款、式樣俱有一定規制，即做法亦與外間不同。此次卷帙繁多，改造之處不少，斷非外間生手之工匠所能仿學辦理。向來此項工 程原係武英殿辦理，應與紙張、界劃等事，一體歸武英殿修書處承造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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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應寫之書，如現有刻本者，用刻本照寫，有原底本者，用底本照寫，均准謄錄領出，以便其加工趲寫，可辦理迅速。如未刻之本，只有正本一分者，惟許在館謄寫，不准領出。

　　一、七分之書，如寫完一分始陸續再寫，既恐參差不一，又恐遺漏遲延。今擬每寫一冊，即令照樣寫出六分，在謄錄駕輕就熟，一切行款繕錄較易，且七分共在一處，互相比較，如有錯誤，互證可知，於校對亦為有益。

　 　一、書匣面裝潢、改字、填色，頁面界畫、題簽，向俱由武英殿辦理，亦惟武英殿供 事匠役方能熟嫻妥協。擬請向修書處調取供事四名，裝潢挖補調取紙匠六名、刻工六名，一同辦理。即令查書之內務府司員照料。其供事公費、匠役工價，仍照館例 支領。書成之後，所有供事可否量照館例議敘，出自聖恩。

　 　一、書籍皆久定之本，無庸另派纂修，惟校對官最關緊要。查《四庫全書》原係內 閣、翰林院、詹事府三衙門所辦，當仍於三衙門內選充。內閣酌調四員，翰林院酌調四員，詹事府酌調二員，供事亦卽於此三衙門內照校對之數，調取十名。謄錄每 一分酌用八名，再擇書法最好，填字兼寫面頁者四名，能繪圖者四名。將來如書多人少，另行酌增，或書少人多，另行議減。所有提調、校對、收掌、謄錄、供事公 費及書成議敘之處，可否照會典館之例，亦出聖恩。

　　一、辦書當在文淵閣，較為就近，易於收發。但文淵閣班房已為會典館所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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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會典館東邊一所，係佔鷹狗處之房，間數甚多，應酌於其中勻出空閑無用之屋，為辦理七分書籍之處，可以不必另行立館①。

紀 昀擬定的有關章程奏上之後，嘉慶皇帝見需補書籍卷帙繁多，繕辦情形複雜，立即下令 增派慶桂、董誥、朱珪、戴衢亨、英和、錢樾、潘世恩等七人會同紀昀辦理，並責成他們“將應辦各事宜悉心妥議具奏”②。不久，嘉慶皇帝在全面審核紀昀所列書 目清單，通盤考慮各項續補事宜之後，明確諭令：“《四庫全書》原為高宗純皇帝稽古右文，超佚百世之盛事，所有全書告成後，聖製詩文各集及欽定各書，自應敬 謹補繕歸架，以昭美備。此次應行繕補之書，總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者為斷，其餘各書，一概毋庸列入”③。這一決定，不僅規定了《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的下 限，而且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原先看來比較棘手的續補工作，也隨之變得簡單易行了。

　 根據嘉慶皇帝的旨意，軍機大臣例經合議，決定先指派專人，詳細查明乾隆五十年至六 十年間應補各書具體情形，包括“共有若干種，及已繕若干種，未繕若干種，空函共有若干，已經歸入者幾種，尚未歸入者幾種”，等等，以便通盤核算。“如應繕 之書不多，即按照從前武英殿修書處常例酌量辦理；倘書籍較繁，有必需派員專司辦理之處”④，再另行議奏。隨後，軍機大臣根據檢查結果，親自到文淵閣、武英 殿逐一閱看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嘉慶八年四月七日禮部尚書紀昀奏摺。

　　②《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嘉慶八年四月七日諭。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嘉慶八年四月二十日軍機大臣慶桂等奏摺引。

　　④《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嘉慶八年四月二十日軍機大臣慶桂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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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向原任四庫館提調，曾經承辦空函書籍繕寫事宜的吳裕德詳細詢問有關情況，然後與 紀昀開列的書目清單對照比勘。在此基礎上，軍機大臣提出了比較符合實際的辦理方案。其中，《聖製詩四集》、《聖製文二集》、《八旬萬壽盛典》、《南巡盛 典》、《千叟宴詩二集》早經繕畢歸架，無需辦理；《聖製詩五集》、《八旗通志》、《平定廓爾喀紀略》、《安南紀略》、《巴勒布紀略》已各繕七分，現存武英 殿，尚未校勘裝函，有待補校歸架；《聖製詩餘集》、《聖製文三集》、《聖製文餘集》則尚未繕寫，亟需補繕。至《聖製十全集》一書，“原係廷臣恭編聖製十次 武功詩文，均已恭見聖製集內”，《天祿琳琅續編》、《石渠寶笈續編》、《秘殿珠林續編》、《西清續鑑》、《寧壽鑑古》、《衢歌樂章》、《孚惠全書》等七 種，“均係內廷鑒藏裒輯之書，似可毋庸補入”。這樣一來，實際上只有八種書籍需要辦理。根據《四庫全書》原留空函情形，集部計二十函，可用以裝貯四種乾隆 詩文集，史部內《八旗通志》和原已歸架的《南巡盛典》二書可以通融辦理，因為“《南巡盛典》原定十四函，迨書成歸架只有七函，尚餘空七函；《八旗通志》原 定十九函，今重纂之書增多七函，二書均在三十架、三十一架，次序相連，以《南巡盛典》餘出之七空函，歸入《八旗通志》增多七函之書，適相符合，只須改刻數 十匣面，彼此均無窒礙”。只有《平定廓爾喀紀略》、《安南紀略》、《巴勒布紀略》三書，共計八函篇幅，按排列次序應歸入史部第九架各種紀略之後。但因原未 留空，“必須抽襯改函，移動史部數十架數百函之書，方能騰挪歸入”①。為了省事，嘉慶皇帝以三種紀略書籍“事在《四庫全書》告成以後，且均已頒行”為由， 下令“毋庸補入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嘉慶八年五月九日軍機大臣慶桂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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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並將其餘各書繕校、排架等事宜，一併交給吳裕德承辦。由於工作量大大減輕，當年年底，應繕三種乾隆詩文集已“全行恭繕完竣”，原繕《聖製詩五集》、《八旗 通志》二書內字畫草率之處，也經“抽換整齊”，一併進呈。軍機大臣奏請“交懋勤殿用寶，交武英殿按照舊式用分色綢裝潢繕簽，仍令吳裕德會同內務府官員將書 匣面簽抽換齊全，依次歸架。其《排架圖》一分，亦應一併更正”②。於是，吳裕德再次對進呈繕本的某些訛誤進行校改之後，便將各書按照原辦《四庫全書》式樣 照式裝潢，然後送交懋勤殿，分別在書冊首頁加蓋“嘉慶尊親之寶”，或“稽古右文之寶”，末頁加蓋“侍聞詩禮懍心傳”，或“嘉慶御覽之寶”各印，再根據排列 順序，裝函上架。總計改做書匣三十三個，新刻匣面四個，挖改匣面六十四個，《排架圖》也同時增改。次年二月，文淵閣空函書籍的續補歸架工作首先告竣，並經 軍機大臣檢查合格。至文源、文津、文溯三閣和江浙三閣應補繕各書，也在上年十二月一併“繕辦齊全”，只有《聖製詩五集》、《八旗通志》二書內原繕字畫草率 各卷，尚需另行繕寫。軍機大臣提出：“應俟繕竣後交武英殿校錄等分司校對，並飭派殿上辦書供事等幫同檢查抽換，裝訂成書”，真按：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斷句不同：並飭派殿上辦書供事等幫同檢查，抽換裝訂成書. 照例進呈後再“發交各該處一體歸架”③。這部分書籍的續補，一直持續到嘉慶十一年（1806年）才告結束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嘉慶八年五月九日諭。

　　②《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嘉慶八年十二月七日軍機大臣慶桂等奏摺。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嘉慶八年十二月七日軍機大臣慶桂等奏摺。

250

。

　 　綜觀《四庫全書》的補遺工作，無論是全書纂修期間各種書籍的改訂增纂，還是四庫 書成之後遺留空函書籍的繕錄校勘，都為《四庫全書》的修成及其完善作出了貢獻，成績是明顯的。但由於官修書籍難以避免的疏忽，仍有個別計劃收入《四庫全 書》的書籍未能補入。如《日講詩經解義》，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決定抄錄，《四庫全書》內也專為該書留出了空函。但卻一直沒有繕錄歸架，其後校勘、續補也未注意及此，乃至造成各閣內仍有空函闕書的現象，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真按：辦理四庫全書的缺失

附：

《宛委別藏》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它工程浩大，卷帙繁富，幾乎囊括了清代 乾隆以前歷史上的主要典籍。但嚴格說來，《四庫全書》收錄的書籍是不夠完全的，除因禁書政策和衛道觀念所摒棄的部分書籍外，某些罕見的珍本秘籍也有遺闕現 象。有鑑於此，在《四庫全書》告成庋閣之後，一些學者不惜耗費十數年時間，搜訪《四庫全書》漏略的宋元舊本，試圖拾遺補闕。《宛委別藏》由此應運而生。

　　《宛委別藏》收錄的是阮元搜訪進呈的書籍。阮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進士，歷任督撫要職真按：阮元傳記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