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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經》自儒術獨尊，即取得了傲視子史的地位，歷代學者奉之若神明，不敢妄加品評，更不敢將其與子史平列。而亭林認為，《六經》亦不過聖人之史籍，因此可以用來證史。

　 　亭林學綜百家，淹貫經史。其經學以其能考史而明，其史學則以其能訓經而大。考史明經和訓經證史，合 起來表達了一個共同理念，那就是：六經皆史。「六經皆史」之說，昔人以為是章學誠的創見。其實，伴隨著宋明以來的疑經之風和經史考證之學的興起，在章氏之 前，早有學者提出此論。例如，北宋劉恕在《通鑑外紀‧序》中就曾論及於此：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引《文中子‧王道篇》及陸魯望《復友生論文書》，亦 有此說。此意至明代，學者們更進一步推廣之。王陽明在《傅習錄》中說：「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 《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６６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有云：「天地無非史而 已。《六經》，史之言理者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亦曰：「夏商以前，經即史也；周秦之際，子即集也。」上述諸家的學術背景和學術風格雖各不相 同，然而卻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共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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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日知錄》卷十八，〈秘書國史〉。６２《亭林文集》卷三，〈答湯荊峴書〉。６３《亭林文集》卷四，〈與潘次耕書〉。６４《亭林文集》卷三，〈與公肅甥書〉。６５《亭林文集》卷三，〈與公肅甥書〉。６６《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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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經學的獨尊地位已無可挽回地衰落了。亭林正是在這種風氣之下，提出為《六經》正本清源，還《六 經》以平實史籍的本來面的主張。他說：「《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者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 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為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６７亭林以清代經學之祖而持此論，尤為發人深省， 而以其為史界元勳，其影響更為深遠。其後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標舉「《六經》皆史也」、「《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６８諸說，進一步暢述斯意，未必不是 受其流風所化。

　 　亭林即以經史同源，經史同歸，便自覺地以經史互訓。其考史明經，自不必說，其以經證史，在《日知 錄》中可謂俯拾皆是。如卷二十二「郡縣」條，亭林提出「後之文人……以為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為也。以余觀之，殆不然。」接著舉《左傳》十多條史實， 證明「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為縣矣。」於是郡縣始于秦皇的觀點不攻自破。再如，在同卷「都」條中，亭林指出，古時的「都」，一般以為是指國都，然 而他卻舉出《詩》、《書》、《左傳》、《孟子》等經典中的史料，證明三代以上國都不言「都」，三代時之「都」，皆小邑之稱，自秦漢以後，才「以古者下邑之 名為今京師之號」。諸如此類的考證，皆能以經典所載之事，為考古明今之用。此其歷史考據所以根底堅牢、視野宏闊而論析精微、風披久遠之故也。

　　再次，亭林搜集史料，重于金石考古。

　　亭林一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治學不惟以書本為務，且亦十分重視實地考察。他周遊南北東西，所至之處，無不考其山川形勝、歷史沿革，詢其民風土俗、疾苦利病，以所得口碑資料與文獻史冊相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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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其誤、補其闕。

　 　亭林之實地考察，尤留心於尋訪遺址遺跡，搜求金石碑刻。金石考古之學自宋代學者已開其端，其著名者 有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呂大臨的《考古圖》等。然其時學者但以金石為雕蟲小技，視之為琴棋書畫之類「區區為好玩之具」。亭林曾讀前代 學者的金石著作，而認識到金石刻辭可以考釋古史，發明史籍。他說：「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 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６９故其北遊期間，十分注重訪古探幽，各處搜求古碑殘碣，而加以摘錄整理，述其原委，辨其訛誤， 撰成《金石文字記》、《求古錄》、《石經考》諸書。其〈金石文字記序〉有云：「此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 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末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 蓄。以至蘭台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為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 詩，誦于右尹；孔悝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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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日知錄》卷三，〈魯頌商頌〉。６８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６９《亭林文集》卷二，〈金石文字記序〉。７０《亭林文集》卷二，〈金石文字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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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林畢生搜集金石，並以之與經史古籍相對證，其對史書之闡幽表微、補闕正誤者良多。如其從魯孝王刻 石碑文，考知漢時諸侯王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魯孝王刻石，其文曰：『五鳳二年，魯四年六月四日成。』今在孔宙廟中。五鳳二年，漢宣帝有天子之年也。魯 州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７１從賜顯寧廟額敕文中，考知宋高 宗駐蹕越州之年月：「右碑在城隍廟中，其陰大書曰：『賜顯寧廟額敕。』按《宋史》建炎四年四月癸未，帝駐蹕越州。五月癸丑，以張守參知政事與碑合。」７２ 從元靖先生李君碑，考知其可以補《唐書》李元靖無傳之闕：「（碑）今在句容縣茅山。都穆『金薤琳琅』曰：『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元先生，升元付體元 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今考隱居先生者梁陶弘景，升元為王遠知，體元為潘師正，正一為司馬子微，三人《唐書》有傳，惟元靖無之。」７３從泰 山孔宙碑考知《後漢書》誤以孔融之父孔宙作孔伷：「泰山都尉孔宙碑，在今曲阜廟中。……按《後漢書》『孔融父伷，泰山都尉』，非也。當依碑文作宙。」７４ 等等。

　 　亭林的此類考索，不惟有益於史料之開拓，亦且推動了金石學在清代之彪然大昌而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其 後，錢大昕之《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洪頤煊之《平津館讀碑記》、嚴可均之《鐵橋金石跋》、王昶之《金石萃編》、孫星衍、邢樹之《寰宇訪碑綠》等，或考證 精切，或薈錄眾說。而論斯學濫觴，則首推亭林之金石諸作。

　　（二）秉筆直書

　　史書筆法，既是作者史德之反映，亦直接關係到史書之價值。中國古代史學，素來講求「秉筆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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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司馬遷之撰《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７５司馬光之著《通鑑》，以「不誣事實，近於至公」７６為指歸；劉知幾亦說：「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善惡必書，斯為實錄。」７７這種不以己意害事的客觀性追求，幾千年來一直是歷代史家立言所循之不刊鴻教。

　 　亭林繼承並弘揚了歷代史學之秉筆直書的傳統，主張據事直書，惟義是規，反對徇情枉道，曲筆求全。他 說：「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巽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為『越境乃 免。』謬也。」７８據凡左傳》記載：晉靈公無道，正卿趙盾屢諫，靈公欲殺盾，盾出奔。其族人趙穿因殺靈公。盾未至境而復還。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 君。」以示於朝。盾曰：「不然。」狐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良大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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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見《金石文字記》卷一。７２見《求古錄》。７３見《金石文字記》卷四。７４見《金石文字記》卷一。７５《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７６《宋史》，〈司馬光傳〉。７７劉知幾《史通》，〈外篇‧惑經第四〉。７８《日知錄》卷四，〈趙盾弒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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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７９按左氏傳及杜預注的理解，孔子之意是以「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 討賊。」因此，董狐固為良史，趙盾亦不失為良大夫。但亭林認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趙盾雖為古之良大夫，然其弒君之名並不以其逃未越境而免。因 此，他認為董狐所謂「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不過是其巽辭，其書「趙盾弒其君」，乃據事直書，不為英雄諱短。因此，董孤才是真正的良史。亭林對 這種秉筆直書、不隱不諱的書法尤為推崇，認為這是萬世作史之準繩。他據此而批評《宋史‧忠義傳》之記陳遘其事不能據事直書、有違史實。陳遘，宋永州人，字 亨伯。徽宗時，任部剌史二十年，有清廉之名。方臘起義時，他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興經制錢。其初特為一時權宜之計，然其剝民斂財，為州縣大 患，遺禍無窮。亭林至謂「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８０後來，陳遘在中山被金兵圍困，一家十七人為叛將所殺。《宋史》以其嬰城死節而入〈忠義傳〉，對其 害民之罪則諱而不言。亭林認為，陳遘之興經制錢，是「上得罪于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８１而其身死中山，則「不過匹夫匹婦之為諒而已」，「不足以償 其剝民之罪」，「焉得齒於忠義哉！」８２因此，他對《宋史》為陳遘開罪分咎的作法，大不以為然。他認為，只有秉筆直書，才能揚善抑惡，「然後天下之為人臣 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托于忠臣之列矣。」８３

　 　對於改篡史貫，以求誣罔時人、揚名後世的作法，亭林認為作史者當詳察而嚴斥之。他說：「唐武宗會昌 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記 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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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其言不為無理。自萬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啟以來，讒慝弘多，嘖言彌甚。予嘗親見 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為奮筆之文。逭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為誣罔甚于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 嚴斥之也。」８４對於當代史，亭林雖面對清廷高壓，亦主張威武不屈，據事直錄，並挺身指出時人所修明史與史實之出入。他說：「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 者。自庚申之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８５確然表現出古代良史之品節與氣慨。

　 　亭林認為，要據事直書，就須有可靠的史料做基礎方可書之，否則，就甯可疑而闕之。他說：「孔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 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考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于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 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于史策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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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事見《左傳‧宣公二年》。８０《亭林文集》卷五，〈讀宋史陳遘〉。８１《亭林文集》卷五，〈讀宋史陳遘〉。８２《亭林文集》卷五，〈讀宋史陳遘〉。８３《亭林文集》卷五，〈讀宋史陳遘〉。８４《日知錄》卷十八，〈密疏〉。８５《亭林文集》卷四，〈與潘次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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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對於孔子不益闕文，以求其信的風格，亭林推崇備至。他說：「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 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 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８７他認為，孔子所倡導的「信則書之，疑則闕之」的原則，應該成為史家之公則。

　 　對於一些是非難定之事實，亭林主張兼容而並存之。他說：「今之修史者，……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 之，無輕刪抹，……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８８他認為，如果史家各立門戶，心存偏見而謬加筆削，則百世之下，難有信史。他說：「門戶之人，其立言之 指，各有所借。奏章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 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為，繼此之為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 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８９

　 　亭林認為，據事直書，當以敘事暢達、史事曉明為貴，而不在乎文字之簡繁，記述之煩省。他說：「《史 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于文，其所以病也。」９０不過，他亦主張，作史以明白易讀為上，反對冗複古奧，並因 此而批評時人求古之病說：「以今日之地名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名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 也。」９１他還認為，作史不宜使用隱語，對於前人所用的一些諱隱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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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主張後之作史者當改而正之，以免造成歧義，引起誤解。其言曰：「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 之『王師』，下篇謂之『強寇』。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虜』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皋羽《西台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 『顏魯公』，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八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 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捕完者也。……《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傅》『北中亦遣唐慶 等往來議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虜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辭未 改。」９２

　　亭林認為，要做到敘事簡明，以簡馭繁，一個有效的方法是多立表志。他說：「鄭漁仲言，『作史莫先於表。』今觀宋、遼、金、元四史，紊亂殊甚。不先作表，則史未易讀也。……蓋記事自有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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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日知錄》卷四，〈春秋闕疑之書〉。８７《日知錄》卷四，〈所見異辭〉。８８《亭林文集》卷四， 〈與潘次耕書〉。８９《日知錄》卷十八，〈三朝要典〉。９０《日知錄》卷十九，〈文章繁簡〉。９１《日知錄》卷十九，〈文人求古之病〉。９２《日知錄》卷 十九，〈古文未正之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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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譜簡則易明也。」９３在亭林看來，作史立表，不惟可與紀傳相互補充，使記事完整，避免遺漏，且亦能 夠綱舉目張，條貫分明，使人讀之，一目了然。其論有云：「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 大端。』班固改書為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繇立，昉于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繫之以傳；此外 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 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 為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 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９４

　　（三）慎作論斷

　　傳統史書，於「紀」、「傳」篇末，常有評述所記人物和事件的文字，如《史記》之「太史公曰」，《漢書》之「贊」，及後史之「述」、「評」、「論」等，《文選》統名之曰「史論」。

　　史論之作，所以「辨疑惑，釋凝滯」９５者也。因此，馬、班之論，皆理有必要，而設論裁之，若愚智共了，則無俟贅述。然後之作史者，不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本無疑事，仍強生其文，乃至與奪乖宜，是非失中。亭林認為，史論泛豔，斷制不嚴，非良史之風。因此，他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