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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把上舉例子中,兮字句中的「兮」子刪去,兩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一般研究楚辭之學者,把注意力全集 中在韻文的承襲上,而忽略楚辭體所獨具的散文性。所以我以為楚辭之所以偉大,在於它是詩與散文的融合,是散文的詩歌化,詩歌的散文化,其藝術價值之高。為 詩歌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
三、楚辭與楚國
文學創作中,對地域背景的了解,往往有助於探索其產生的淵源。更何況蘊育於楚國特有文化背景下的楚辭,下面分三方面加以說明。
(一)民俗的陶冶:由卜辭中攷知,殷人是最為迷信的。禮記表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欲以獲 福助,先鬼而後禮。」他們在祭祖中除了天帝、祖先之外,更泛及於日、月、風、雲、山、川等諸神靈。而楚國與直接保存殷文化的宋國相毗鄰,於是迷信的色彩, 也為楚人接受。據漢書地理志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所謂巫在當時是一種特殊階級,他的職掌與作用,據國語楚語說:「古者神明不雜,民之精爽不攜二 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如是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韋昭注:「覡,見鬼者也。周禮,男亦曰巫。」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 也。」又說:「覡能齋肅,事神明者。」所以巫、覡是在迷信時代中,被目為能溝通人神兩界的媒介;此外他還能祈福祐,免凶災。而這種巫風在戰國時代的楚國是 很盛行的。漢書郊祀志下說:「谷永說上曰: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王逸楚辭章句序也說:「昔楚國南郢之邑, 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所謂祭祀必用 歌辭,這就是文學起源之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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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迷信風氣愈盛,文學的材料也愈豐,於是在文學與宗教揉合的時代,楚國首先產生了保存濃厚民俗氣息及離奇詭麗的神話詩篇。
(二)南音的薰染:楚國的音樂也自成特色,即所謂的「南音」,也叫「南風」。左傳成公九年載:「晉 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之與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又同 書襄公十年載:「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善,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這種所謂「南音」或「南風」的樂謂,在漢、隋之間已 經成為一種專門的技巧,所以漢書王褒傳說:「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隋書經籍志也載:「隋時有 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律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可見「南音」的音律是格外的變化曲折,淒切纏綿,而且含蘊了濃厚的地方色彩。呂氏春秋 侈樂篇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這巫音就是楚國音樂特有的根柢,也是楚辭韻律的基謂。它是充滿了神秘色彩與豐富想像力量。
在此可以附帶一提的,是楚國不僅音樂殊異,就是服飾、語言、官制等也自有別。前已言及楚人之冠,謂 之「南冠」。又見國策、秦策五說:「異人至,不韋使楚服面見。王后悅其狀,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可見楚服還是一種十分悅 目的設計。又如左傳宣公五年載:「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又孟子勝文公篇說:「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這又說明了楚國語言上之殊異。再如左傳 莊公十八年疏:「楚官多以尹為名。」文公十年注:「陳楚名司寇司敗。」這又是官制之特殊了。
(三)地域的蘊育:地域環境對文學的影響,大致可分為二途;(甲)因地方的風土氣候及經濟狀況之不同而影響到作家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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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與思想,使作品風格隨之而異。(乙)因而使作品的情調亦因之而異。而楚國的地理環境及風土氣候均 獨具特性;有九嶷、衡嶽的高山;有江、漢、沅、湘的長流;有九百里方圓的雲夢大澤;有坼吳、楚,浮乾坤的洞庭湖;森林、魚鼈、崖谷、汀洲、鶴唳、猿啼、水 流、花放、無一不是絕好的材料。誠如王夫之楚辭通釋所說:「……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崖嶔戌削之幽苑,故推 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揜抑。」也可見地域環境對楚辭影響之深了。此中道理,劉勰早已得見,他在文心雕龍物色篇說:「若乃山林臯壤,實文 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四、楚辭與屈原
在楚辭這部總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他是楚辭的「開山祖」,也是楚辭中最偉大的作家。其他作 家無論在作品的內容上、情感上,都是亦步亦趨的跟從者。所謂「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文心雕龍辯騷語)皆 在撏撦屈原之欬唾而成。所以欲知楚辭的緣起,不得不尋求屈原之思想及其所處的環境。
(一)哲學思想轉變中的衝突:論語一書是儒家中庸哲學的代表,孔子極力想藉此以保持社會思想的平 衡。但結果卻被戰國諸子的百家爭鳴的大動亂所擊碎。故論語中孔子曾感慨的說:「中庸之為道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而孟子則是孔子思想的繼承人,他也早 有鑒於此。在滕文公篇上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又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 著。」又說:「能拒楊、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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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人之徒也。」從此思想界就掀起了平靜時代與驚異時代之爭的哲學體系之衝突。所以孟子曾激動地說: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雖然他大聲疾呼,但是時代的巨輪仍是無情地把它輾過,終於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楊朱、 墨翟的偏激思想,遂打破了折衷之道,而喚起了整個時代的苦悶。思想界形成了利己(楊朱)和利他(墨翟)兩派的抗衡。列子楊朱篇引楊朱的宣言說:「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說:「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 由於忠,而忠各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這種利己無君的思想與墨子兼愛、非攻的利他主義是截然不合的。自此以後 思想界就成了莫衷一是的動盪局面。楊朱歿時屈原正當八歲。(依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所攷定)屈原的思想原本是儒家的,他追求的是「美政」。可惜他生不逢時,正 趕上了儒學崩潰,尚未匡復,而墨翟的利他主義與楊朱的利己主義又陷於嚴重的衝突之中,舊有維繫人心的哲學體系已被否定,而新的又尚待建立。這是全時代人的 苦悶,當然更是屈原的苦悶。我們試看他作品中去從抉擇的矛盾,已把他徹底的沉陷在痛苦之中,這原是屈原的思想特質,也正是楚辭的特色。
(二)政治勢力消長的對峙:屈原生於戰國齊、楚、秦三強對峙之時,他的政治生命,也完全隨著楚國的 外交政策的轉變而升降浮沉。也即隨著楚國宗親貴族中親齊派與親秦派勢力的消長而改變。屈原在政治立場上是親齊的,也即是主張合縱的。據史記屈原列傳說: 「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楚世家也說:「屈原使於齊。」劉向新序節士篇說得更為詳細:「秦欲吞滅諸侯,併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齊,以結強黨。」所 以屈原的出使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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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就在聯齊以抗秦。所以當楚懷王十一年,楚王為縱約長時,屈原在宦途上也最為得意。史記本傳所載: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此時屈原年方二十六歲左右,親齊派在楚國也最為得勢。不久,懷王的外交政策,在受到 張儀以財貨賄通的楚國親秦派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以及令尹子蘭,夫人鄭袖的讒言後,又因貪圖張儀詐許的六百里地而絕齊。也在此時疏放了屈原。所以屈原的二 次被放皆在親秦派得勢之時。所以這都是楚國外交政策的不同有以致之。於是屈原反映在作品上的感情是矛盾的。他說:「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又 說:「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捨也。」又說:「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又說:「世幽昧以眩耀兮,孰云察余之善惡!」(雖騷)所以他的情緒 也是悲憤激昂的。政治勢力的消長,對屈原而言,是他的悲劇,然而卻促進了作品的成熟,對欣賞他作品的後人而言,這倒是一種幸運,屈原如果沒有這份政治上的 失意與挫折,我們將永遠失去了欣賞他那份熱淚沸血所煎熬而成的結晶。
(三)人格高潔與濁世的不容: 只要你有心翻閱楚辭,您就會驚歎、贊佩他人格的高潔無瑕。離騷中更 表露了他特異的秉賦。他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攷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 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巵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又說:「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又 說:「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雖,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所謂香草都象徵著屈原內美的豐潤,處處都代表了他人格的聖潔。所以班固引淮南王 安敘離騷傳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用之稱屈 原的作品固可,稱其人格之偉大尤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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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也說:「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冀文采,哀其不遇而愍 其志焉。」凡是天才的個性都是耿介的,這種個性在仕宦上是莫大的阻碍,所以屈原不能見容於濁世。因為當時的社會情況是:「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 在笯兮,鷄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以相量。」(九章、懷沙)的濁世,所以屈原有「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的悲痛,但是他仍是下定了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的決心。所以屈原耿介的個性不容於世,對個人的生命是折磨,然而使作品因而洋溢出生命的熱望,則又是讀 者的眼福。
(四)博學而不見用的苦悶:屈原之博學多識,史有明言。據史記屈賈列傳說:「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 於辭令。」所以懷王才會委以起草憲章之重任。也就因為他才高而招致讒佞群小的嫉妬,以致為懷王誤解而疏放。這種抑壓不得伸的苦悶,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也藉著 回憶來表露。如九章、惜往日載:「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照時。」所謂「命詔照時」,就是指起草憲章而言。再從屈原的作品中看,大凡神話(見離騷、天 問、遠遊),民俗(九歌、招魂),法律(九章、惜往日),歷史(離騷、天問)諸類知識,無不博覽遍觀;他的思想也兼及儒(離騷、九章)、道(遠遊),法 (惜往日)諸家之長。試想,如此博學之士,竟屢遭讒奸所嫉,二度被逐,不得見用,他內心中燃燒著的不平之火,是難以熄滅的。離騷篇中他的姊姊女嬃,曾一再 規戒這位執著的弟弟說:「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正是此種心情的寫照。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若屈原的生命歷 程中,沒有這些阻礙與矛盾所激盪而起的火花,楚辭也就沒有今日這令人一睹即為之神往情傷的動人面月。所以屈原遭遇的不幸,反而成了楚辭這詩篇,所以能流傳 萬世而不朽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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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屈原生平及其作品
屈原(西元前(三四三年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名平,字原,是楚國的貴族。傳說楚國 武王子暇食采於屈,子孫就以屈為氏(林寶元和姓纂卷十),屈平就是其中之一。據他的作品離騷推測,他還有個筆名叫正則,也稱靈均。他的父親是伯庸,可能還 有個姊姊叫女嬃。據水經注說,在今湖北秭歸縣東北數十里處,有屈原舊田宅,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座女嬃廟,還有塊擣衣石猶在溪邊。究竟他有無兄弟、子女就不得 而知了。從「攝提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的詩句推斷,他應生於楚宣王二十七年,周顯王二十六年(西元前三四三年)。他有廣博的學識,豐富的情感,恆 無涯際的想像。所以史記屈賈列傳上說:「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所以懷王很信任他。大概在他二十六歲左右,就委以重任,做了左徒之官。所以「入 則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懷王就請他草創憲令,引起了同列的上官大夫與靳尚之屬的嫉妬,而蓄心加害。他們趁著屈原草擬的憲章,尚 未定稿(尚未定稿的文章,文人都不願給人看的),而上官大夫却想搶著看,屈原當然不給,於是他們就向懷王造謠說:「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 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結果懷王誤信了讒言而大怒,竟把屈原疏遠了。這事大概是在懷王十四年左右,屈原才二十九歲。屈原在另一方面的才幹是 辦理外交。劉向新序節士篇說:「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那事約在懷王十二年,屈原二十七歲時,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使齊 國。後來屈平遭疏遠,秦又趁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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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史記本傳上說:「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 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因貪利忘義,而聽信了張儀的話,竟公然與齊絕交,結果是受騙上當,於是一怒之下,不自量力, 興師伐秦,秦也發兵擊之,結果楚兵在丹淅打了個大敗仗,連將領屈匄也被擄,漢中之地也被秦侵佔。於是懷王下令全國總動員,深入擊秦,戰於陝西藍田,魏國趁 勢襲楚至鄧,楚兵恐懼,自秦收兵,而齊國却怒而不救,於是楚兵大困。明年,秦國又主動提出歸還漢中地假意求和。楚國在屢次遭遇挫敗後,懷王想必大大悔悟, 復重用屈原,派他去齊國,重修舊好。據近人推斷,大約時在懷王十七年,屈原三十二歲左右。當秦楚和議達成之初,懷王恨張儀入骨,寧願棄地以殺張儀而後快。 但是當時朝廷昏聵,靳尚被賄賂,而利用懷王寵姬鄭袖的花言巧語,而把張儀放了。屈原當時正出使齊國,趕回進諫,必殺張儀,但為時已晚。
從此以後,楚國外交連連失策,時而聯齊,時而媚秦。在懷王二十四年又背齊而合秦。時秦昭王初立,厚賂於楚,楚往迎婦(見楚世家),此時屈原也必然懇切諫阻,而再度得罪懷王,把他放逐到了漢北。(抽思:「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指此)屈原此時約三十九歲左右。
到懷王二十九年,秦又急攻楚,楚將景缺陣亡,懷王不得已,才使太子為質,與齊國求和。此時想必屈原 已被召回以充當使臣之職務。所以在懷王三十年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楚王會,懷王欲往。屈平進諫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此依本傳,楚世 家作昭睢語。)但是懷王却聽信了幼子子蘭的話,而入了秦國,剛進到武關,秦兵暗中伏兵絕了他的後路,將他拘禁,威脅割地,懷王不聽,逃亡到趙國,趙國不敢 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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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只得回到秦,三年後竟客死在秦國。那時懷王長子頃襄王也已繼位了三年(西元前二九六年),以弟子蘭 為令尹。楚國人都懷著子蘭不該勸懷王入秦的怨恨,而又都感念且贊美屈原的明見。於是子蘭大怒,使上官大夫以讒言害屈原,於是頃襄王就再把他放逐到江南。就 哀郢的文字看:「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時間大概是在二月。而且九章中的哀郢、涉江兩篇最能看出屈原被放逐江南時的經過路程,他從郢都出發,沿 江東行,經過夏浦而到陵陽。所以哀郢有:「發郢都而去閭兮,」「上洞庭而下江」、「背夏浦而西思」、「當陵陽之焉至」諸句。再折而西南行,從鄂渚入洞庭, 濟沅水至辰陽,入溆浦。所以涉江篇有:「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乘舲船余上沅」、「朝發枉陼,夕宿辰陽」、「入溆浦余儃佪」諸句。復東南行 至長沙,書絕筆「懷沙」,時間大概在四月。因為篇中有「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的句子。孟夏為四月,與傳言中屈原死在五月五日的日子相近。從此屈原的白骨 就永沉在汨羅江底,結束了他既輝煌而又富戲劇性,且坎坷的一生。
屈原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載:「屈賦廿五篇」。而見於史記本傳的有;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懷沙 及漁父等六篇。王逸楚辭章句中以為屈原或疑為屈原的作品,計有;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等。篇數與漢志所學正符。不 過我們研究屈原作品,絕不能被漢書藝文志所限。現將其作品,依內容或發展上的先後,臚敘於下:
九歌 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儀式劇,由吾樂、歌辭舞蹈混合而成。它的原始材料,大部分是民間的祭神 歌曲,是南方各地流行的巫歌。屈原採用這些材料加以補充與美化,才完成這整體的詩歌。朱熹楚辭集注序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 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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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既鄙俚,而陰陽人鬼之間,又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 甚。」這種見解是較為正確的。然是否在屈原放逐之後而作,朱注的說法就值得商榷了。清陳本禮屈辭精義進一步演繹為:「愚按九歌之樂,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 者,有巫覡並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衆巫和者,激楚陽阿,聲音淒楚,所以能動人而感神也。」對九歌的歌舞形式,有了更系統化,條理化的解釋,對後人了解九歌 的助益是很大的。近人胡適之先生更以為九歌與屈原絕無關係,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見胡適文存二集、讀楚辭)而今我們仔細翫味九歌諸篇的內容,確實 是充滿了宗教的神秘色彩,以為民歌固可,但它修辭的美化,必出於有修養的文人之手,所以朱注的說法,仍是較為可信的。
九歌共十一篇,祭祀的場面非常浩大。計有東皇太一(尊貴的天神,疑為上帝)、雲中君(雲神,余以為 雷神)、湘君、湘夫人(湘水神)、東君(日神)、大司命、少司命(命運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國殤(祭陣亡將士之靈魂)、禮魂(祭一般之先 祖)。何以這套儀式劇之歌舞,要稱為「九歌」?恐怕就只有引用朱熹的話,「或疑為虞夏九歌之遺聲,然非義之所及也。」(楚辭辯證)
九歌文辭的柔美,音調的和諧,色彩的神秘、想像的豐富,情意的纏綿,均代表了南方文學的高度浪漫精神。現舉例於下;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東皇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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