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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胡適：《談新詩》，《星期評論》1919年10月10日。

④　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新青年》2卷6號（1917年2月）。

⑤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3卷3號（1917年5月）。

⑥　參見：陳獨秀《歐洲文藝史譚》，《青年雜誌》1卷3、4期（1915年11月）；沈雁冰《小說新潮欄宣言》、《文學上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學生雜誌》第7卷第9號（1920年）。

⑦　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5卷6號（1918年12月）。

⑧　《文學研究會簡章》，《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附錄。

⑨　《文學研究會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附錄。

⑩

　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

⑪

　《彌洒》月刊的出版廣告，見《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3年3月24日。

⑫

　胡山源：《彌洒臨凡曲》，《彌洒》第1期（1923年3月）。

⑬

　蔡元培：《答林琴南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168頁，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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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十年代文學思潮

　　現代文學的第二個十年，即從1928年到1937年抗戰前的這一階段，亦稱30年代文學。從1928年開始，新文學的隊伍發生了新的組合。決定第二個十年文學基本面貌的，是革命文學思潮及其文學創作和人文主義美學思潮及其文學創作。這兩股文學潮流中，人文主義文學思潮是傳承了五四文學的個性主義、人道主義、「人的文學」的潮流，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則是新興的。

第一節　革命文學運動與思潮

　　早在1923—1926年 就有初期革命文學倡導。鄧中夏、惲代英、瞿秋白、蕭楚女等，通過《新青年》季刊（中國共產黨理論刊物，瞿秋白主編）、《中國青年》周刊、《民國日報》副刊 《覺悟》等，宣傳革命文學主張。鄧中夏的《貢獻於新詩人之前》強調，新文學應該是「驚醒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自覺，和鼓吹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勇氣」。他們強 調文學的階級性，蔣光慈在《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中提出「因為社會中有階級的差別，文化亦隨之含有階級性」，沈雁冰發表《論無產階級藝術》，進一步強調： 「無產階級藝術決非僅僅描寫無產階級生活就算了事，應以無產階級精神為中心而創造一種適應於世界（就是無產階級居於統治的世界）的藝術」①。他們要求作 家：「倘若你希望做一個革命文學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於革命事業，培養你的革命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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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會有革命文學」②。1925年 五卅運動後，產生了一批反帝題材的作品，如蔣光慈的詩《新夢》、《哀中國》和小說《鴨綠江上》、《少年飄泊者》。廣大文藝青年受政治上國共合作後革命形勢 的鼓舞，都不同程度地接受革命的影響。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應修人、潘漠華等作家紛紛投入革命鬥爭，郭沫若、郁達夫、魯迅等都南下廣東。郭沫若發表 《革命與文學》　（《創造月刊》1卷3期，1926年5月），魯迅發表《革命時代的文學》　（1927年4月8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演）。郭沫若號召文藝青年「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指出時代所要求的文學，「是替被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

　　1928年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興起，有著下列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原因：早期共產黨人對革命文學的倡導，有的共產黨人從政治革命直接走向了文學運動。社會的急劇變革也使 激進的小資產階級作家「首先捲進了革命的怒潮」，成了無產階級文化的代表③。創造社、太陽社醞釀提倡無產階級文藝就是這樣。1927年後的現實政治鬥爭形勢，使建設無產階級文學成為某種需要：同時，也是來自於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影響，諸如前蘇聯文學、日本左翼革命文學、西方的辛克萊、巴比塞、德萊塞等的作品。革命作家相對集中於上海，則提供了組織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隊伍的可能性。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基本理論主張是由後期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首先提出的。1928年1月，《創造月刊》　（1卷8期）上發表麥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樹》宣稱「個人主義的文藝老早過去了」，「代替他們而起的」將是「無產階級文藝」。此後，在《文化批判》、《流沙》和太陽社的《太陽月刊》等刊物上發表了許多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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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者強調，無產階級文學要「使讀者得到舊社會的認識及新社會的預圖」，「對於敵人的厭惡，對於同志 的團結，激發鬥爭的意志，提起努力的精神，這是革命文藝的根本精神，也是它的根本任務」④；為創造無產階級文學，小資產階級的作家要「把自己否定一遍」， 「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⑤：要「牢牢的把握著無產階級世界觀」，「我們的文學家，應該同時是一個革命家」⑥。這些倡導初步論述了革命文學的性質、 任務，接觸到作家世界觀的轉變問題。

　　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在處理文學與人民的關係上，明確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要使我們的媒質 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⑦；在處理與無產階級政治革命關係時，則患有「左」傾幼稚病。倡導者把無產階級政治實踐活動作為文學反映現實的唯一角度與內容，把文 學的功能、作用歸結為對實際革命運動的直接實踐作用，政治宣傳作用替代了文學的自身價值。他們樂意於把文學作為政治傳聲筒，甚至認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形式是 不可避免地要接近口號標語。這些看法或誇大文藝作用，或忽視文藝特徵、輕視生活，或主張作家世界觀的突變。由五四文學革命到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本應是一個 符合規律的歷史發展過程，但倡導者否認二者的繼承關係，把小資產階級作家當作革命的對象。由後期創造社創辦的、宣傳革命文學主張的《文化批判》創刊號上， 馮乃超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把魯迅、茅盾、葉紹鈞、郁達夫、張資平都當做「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加以批判。《文化批判》第4號（1928年4月）出版批判魯迅特輯，《太陽月刊》（3月號）發表錢杏邨批評魯迅的聳人聽聞的長篇論文《死去了的阿Q時代》，有的文章謾罵魯迅為「封建餘孽」、「雙重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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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月刊》　（2卷5號，1928年12月）發表批判茅盾的文章。

　　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成立。事先，馮乃超、沈端先（即夏衍）、馮雪峰與魯迅商談，共同開過以「清算過去和確定目前文學運動底任務」為中心的討論會。在此基礎上，1930年3月2日，魯迅、馮雪峰、柔石、沈端先、馮乃超、李初梨、彭康、蔣光慈、錢杏邨、田漢、陽翰笙等40餘 人出席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大會。郭沫若、茅盾、郁達夫都參加了左聯。會上通過了根據前蘇聯「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盟）和日本「納普」（全日 本無產者藝術聯盟，改組後稱「全日本無產階級藝術團體協議會」）綱領而制定的左聯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宣告以「站在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戰線上」，「我們的 藝術不能不以無產階級在這黑暗的階級社會之『中世紀』裡面所感覺的感情為內容。」「我們的藝術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失掉社會地位』的小 資產階級的傾向，我們不能不援助而且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⑧，作為左聯的奮鬥目標。魯迅作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重要講話，對無產階級文學倡 導期的經驗教訓作了科學總結。魯迅根據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首先經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轉變而開始形成起來」的歷史特點，特別提到作家隊伍的改造問 題，指出了「『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危險性。魯迅在講話中還針對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一開始就暴露出來的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的先天性 弱點，號召左聯在「目的都在工農大眾」的共同目標下擴大聯合戰線，「造出大群的新戰士」。

　　左聯的刊物，包括創刊於左聯成立前的《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和左聯成立後的《拓荒者》　（蔣光慈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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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月刊（魯迅、馮雪峰主編）、《十字街頭》　（魯迅主編）、《北斗》　（丁玲主編）、《文學月報》　（姚蓬子、周起應主編）、《光明》半月刊（洪深、沈起予編輯）以及祕密發行的《文學導報》　（創刊號名《前哨》）等。

　　「左聯」主要進行了下列文學活動：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傳播與運用。左聯成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加強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翻譯、介紹和研究工作。1928年 以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翻譯與傳播，左聯的文藝理論家們在左聯成立前就翻譯介紹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著作。馮雪峰等 翻譯介紹了列寧的《托爾斯泰——俄羅斯革命的明鏡》　（現在譯為《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論新興文學》　（即《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主 要段落）；魯迅翻譯介紹了《蘇俄文藝政策》，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文藝與批評》，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1928年底開始出版《文藝理論小叢書》。1929年 陸續出版《科學的文藝論叢書》等。左聯成立後，瞿秋白從俄文版翻譯了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文藝理論著作，並寫了《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恩格斯 和文學上的機械論》、《關於列寧論托爾斯泰兩篇文章的注釋》等文，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藝思想作了介紹與闡述。他說明了反對席勒化，提倡莎士比亞化的 意義，批評了初期無產階級文學作品中的「主觀主義的理想化」和「革命浪漫蒂克」情緒。1936年又有郭沫若等翻譯的《文藝理論叢書》出版。

　　自覺地加強了與世界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聯繫。他們設立國際文化研究會，以極大的努力輸入蘇聯文學作品，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等一批早期無產階級文學作品被介紹到中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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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進步作家的作品如辛克萊的《屠場》、《石炭王》，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德萊塞的《美國的悲劇》等作品先後被介紹到中國來，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作家團結其他作家，積極引入和批判吸收俄國和西歐的資本主義文學遺產，取得了很大成就。《奔流》　（30年代初魯迅、郁達夫主編）、《譯文》　（1934年魯迅、茅盾主編）上介紹過易卜生、惠特曼、托爾斯泰、萊蒙托夫、密支凱維支、彼得菲、契訶夫、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1935年 鄭振鐸主持編輯規模巨大的《世界文庫》。《死靈魂》　（魯迅譯）、《浮士德》　（郭沫若譯）、《十日談》（伍光健譯）、《吉訶德先生》　（傅東華譯）、 《懺悔錄》　（張競生譯）、《簡愛》　（李霽野譯）、《貴族之家》　（麗尼譯）等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文學的代表作大多於本時期介紹到中國來。同時，魯迅、 郭沫若、沙汀、葉紫、蕭軍、茅盾、張天翼、丁玲、沈從文、郁達夫、林語堂、蕭乾等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被介紹到國外，中國現代文學開始走向世界。

　　推進文藝大眾化運動。左聯成立後，就設立了文藝大眾化研究會，並在1931年左聯執委會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將「文學的大眾化」作為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第一個重大問題」。在左聯成立的同時，《大眾文藝》就發表了「文藝大眾化座談會」的討論紀錄與包括魯迅在內的左聯作家的理論文章。1932年7月《北斗》第2卷 又發表了周起應（周揚）、何大白（鄭伯奇）、田漢等討論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文章。討論主要集中在「文學形式」的問題上，尤其是為大眾所熟悉的舊形式的問 題，討論如何對民族文化批判地繼承，在時代蛻變中探求現代文學新的民族形式，以克服五四新文學中所存在的脫離大眾的「歐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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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中對民族舊形式與外來形式各有偏重，魯迅的「拿來主義」則將接受外來文化和民族傳統相統一。「拿來主義」思想標誌著中國現代文藝思想發展史上，在如何對待中外文化遺產的基本理論問題上的重要突破，對現代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發展具有積極影響與意義。

　　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提倡和發展。左翼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是始終標舉革命現實主義的，但對現實主 義的認識與把握卻有歷史的特殊性與階段性。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在開始時獨尊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將現實主義與其他創作方法相對立。從創造社的浪漫主義文學 主張中反叛出來的郭沫若提倡「徹底反對浪漫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藝」，激烈宣稱「浪漫主義文學早已成為反革命的文學」⑨。創作方法具有了政治色彩。20年代末、30年 代初，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提出了世界觀的問題。這當然有積極的意義，但以為「在舊寫實主義的寫實方法上加上了現在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就是新寫實主義了」 ⑩。獲得新的世界觀成了創作的唯一要素，並直接用「集體主義意識」這類原則來指導創作，便形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左聯的作家理論家們在1931—1932年 間，又從前蘇聯的「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盟」）理論家那兒接受了「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以政治、哲學代替藝術，以辯證唯物主義代替創作方 法，進一步助長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他們也從另一方面吸取了有益的成分。瞿秋白等左翼理論家受「拉普」關於「撕下一切假面具」、「描寫活人」的思想的 啟發，提出要開展反對「革命的浪漫蒂克」的鬥爭。瞿秋白提出要反對「感情主義」、「個人主義」等「浪漫蒂克」傾向，強調必須開始「一個為著普洛現實主義而 鬥爭的運動」，必須「表現真正的生活」，即寫出生活本身固有的複雜性與豐富性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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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 左聯執委會決議進一步提出「必須將那些『身邊瑣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式的『革命興奮和幻滅』、『戀愛和革命的衝突』之類等等定型的觀念的虛偽的題材 抽去」。在批評、討論中有人也曾提出左翼作家應該「更刻苦地去磨練藝術手腕的精進與圓熟」⑫，並指出「只有理論上的修養還不夠，我們還要去獲得新的生活經 驗」，希望擺脫機械理論的束縛。

　　1933年，受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討論的影響，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展開了對現實主義理論的再探討、再認識。1933年9月，周揚介紹了1932年10月全蘇作家同盟組織委員會第一次大會上清算「拉普」錯誤的情況。11月， 他又發表了《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第一次向國內介紹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並批判了辯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的錯誤。他的文章從理 論上詳盡闡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創作的基本原則：「真實性」是「不能缺少的前提」，應注意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在發展中、 運動中去認識和反映現實」，「把為人類的更好的將來而鬥爭的精神灌輸給讀者」，這是「為大眾的文學」，「具有為大眾所理解的明確性與單純性」。這些原則極 大地影響了左翼無產階級文學的創作。文章還指出浪漫主義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包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在「不同的創作方法和傾向的競爭中去實現的」。

　　1935年 一二九運動爆發，在全民族救亡運動的推動下，由左翼作家周揚、郭沫若等提出了「國防文學」口號，立即得到了廣泛響應。但在提倡這個口號中，左翼作家仍不能 免除左傾幼稚與宗派主義的情緒。突出表現在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論爭中。後一口號是馮雪峰、胡風為補救「國防文學」的不足，由胡風提出的。 魯迅為此抱病寫了《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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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主張兩個口號並存，並解釋了抗日統一戰線內部的關係：「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1936年10月，魯迅、郭沫若、鄭振鐸、巴金、謝冰心、周瘦鵑、林語堂等聯合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標誌著新形勢下文藝界開始了統一戰線的籌建。

　　「左聯」從1930年初成立，到1936年 初自動解散，幾年中積極提倡和實踐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對於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的發展，是起了推動作用的。但也存在著缺點、錯誤：在政治上，受到當時「左傾」 路線的影響，搞了不少「左」的政治活動；組織上，存在著宗派主義、關門主義，把作家團體當成政黨組織；文藝理論上，照搬前蘇聯革命文學理論，所謂「社會主 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理論將文學政治化，忽視文學的的本體特性；文學創作上，在某些作家中存在著輕視藝術規律，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

第二節　人文主義文學思潮

　　新月派理論家梁實秋，在20年代、30年 代持人文主義文學思想，並且因其與左翼文藝思想的牴牾而產生過影響；與之相近且同左翼文藝思想有較大距離的，還有朱光潛、沈從文等人的文學主張。他們共同 的特點是對西方的文藝思潮有一個通觀，比起五四和當時的一批間接、部分了解西方文藝的作家與倡導者們，更了解世界文藝的真相，他們與民族傳統文化之間的貫 通也超出於一般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