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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同角度和層次解決了讀者開發利用文獻的困難，共同形成了今天的信息加工體系。

　　三、當代類書的編纂

　　以《永樂大典》為代表的中國類書，已存在發展了1000多年。面對今天的文獻狀況、信息環境以及讀者要求，如何古為今用，繼承古代類書的編纂思想和方法；怎樣推陳出新，編纂今天社會與讀者需要的當代類書，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一個問題。根據當代類書編纂實踐及信息加工體系要求，當代類書編纂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取材要廣，內容要精，體現時代特點。古代類書限於時代及文獻類型，僅以圖書為取材彙錄範圍，當 代類書中也有一些以古籍為限編纂而成的類書。這些類書在前言序語中雖作了時間斷限及文獻類型的說明，但總覺得文獻內容與書名不符，文獻範圍不夠全面，思想 不夠開闊。我認為類書特別是綜合性類書，收錄的範圍一定要廣，在文獻類型上不僅包括圖書，而且要包括期刊、報紙、學位論文、研究報告、會議文獻等印刷型文 獻，此外還應收録光盤、數據庫以及網絡信息資料。在時間上不僅包括歷史的也應收錄近代、當代的內容信息，使類書不僅繼承古代類書的傳統“向後看”，而且要 賦予類書新的活力，體現時代特點“向前看”。

　　二是科學分類，精心排比，方便讀者翻檢。古代類書基本一部類書一種分類排比方法，但大體以天、地、 人、事、物為類編次資料。因為規律較難掌握，查檢起來比較困難。今天的類書和古代類書一樣，也是一部類書一種編次方法，雖然體例不一，因為今天人用今天 書，倒也沒有感到像利用古代類書那樣難檢索。但是編纂的類書是供讀者用的，而且是翻檢頻率比較高、讀者面比較廣的一種文獻，所以在編排上要盡量科學系統， 既方便今天也兼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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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排類目時，可參考《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中國圖書資料分類法》等類分圖書資料的工具書。目前已出版的幾部綜合性類書，在類目設置方面基本上是科學的。如《中華大典》將從3萬多種文獻中摘錄的約7億字的資料，汲取《古今圖書集成》的體例，採用經目和緯目相交織的結構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門類，基本上一個學科列為一個典，如哲學、政治、文學、軍事、經濟等共22典。典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下根據各學科特點擬定標目。緯目設9項，用以容納各級經目的內容，9項緯目依次為：題解、論說、綜述、傳記、記事、著錄、藝文、雜錄、圖表。經緯交織，體例完整。

　　三是引言概說，指點迷津，體現指導功能。類書的最大特點是“輯而不作”。為了方便人們閱讀利用，古 代類書中有的在部類前後撰寫指導性文字，如宋代的《冊府元龜》在部前設有“總序”，敘述本部的制度、事蹟沿革，每個二級類目（門）前有“小序”，論說各類 的基本內容。今天的類書繼承古代類書的傳統，並把這一傳統列為編例，較好地發揮了導讀的作用。如《中華思想寶庫》於每篇（大類）前設“引言”，勾畫本大類 的思想要點及其發生發展過程，文字達數千字之多；子目（小類）前有“提要”，概述本小類的內容精華，以便讀者理解其中包含的內容，每篇提要數百字。這類文 字，雖然較為難寫，但可起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對於研究人員，可供學術交流切磋，對於廣大讀者，則可把握文獻要旨，指點“學術”迷津。正如任 繼愈先生指出的那樣，這些論說文字，多由造詣精深的專家學者撰寫，言簡意賅，內涵十分豐富，是作者對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審視和闡揚，是深層次的理論探討 ③。古有傳統，今有編例，今後類書的編纂要在各類各目的敘說指點方面下功夫。

　　四是專科為主，系統組織，反映當代信息。類書就其整體而言，是一種內容範圍廣泛，無所不包的文獻類型。在歷史上，其實每種類書在內容範圍上還是有所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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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出現了一批專事某一專題的類書，如《事物紀原》、《全芳備祖》等，前者專門側重於考證萬事萬物 的起源和沿革，後者則專門彙輯多種花草樹木的資料。今天，科學發展，學科林立，文獻量成指數增長，廣泛涉獵、蜻蜓點水只能是淺嘗輒止。為了使類書為專業研 究者所用，應重點編纂專科性的類書，如果可能，有關部門可組織制定編纂規劃，有計劃地編纂出版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中各學科的專科甚至專題類書。由於內容範 圍相對縮小，各專科、專題性的類書中可更多地收集當前中外學科發展的最新資料，使傳統類書煥發時代青春，為包括理工科在內的研究人員及讀者所用。

　　五是深度標引，重視開發，完善檢索系統。古代類書多為一種檢索途徑，即依類檢索。由於對文獻資料的 認識差異，往往同一時代的類書把同一資料列入不同的類別。讀者查檢資料，關鍵的是要把所查問題的性質類別判斷準確，否則，需反復審視判斷幾次纔能有所結 果。今天在類書編纂中，除了分類科學系統外，應對書中的資料進行多方面的標引，如主題標引、功能信息標引、學術名詞標引、文獻名稱標引、人名地名機構名標 引等，還可以根據資料的價值大小、內容重要與否進行加工處理。把加工處理的結果組成各種索引附於書後，為讀者多途徑檢索利用類書提供便利的條件。

　　此外，在編纂類書中應積極採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如類書的出版形式除傳統的印刷文本外，還可以採取 光盤文本形式、網絡文本形式等。另外，根據類書編纂的特點，還可加以變革改進，使彙輯的資料簡約精明，變冗長的文字為簡短的信息，專門為研究人員提供簡明 新穎的原始信息。總之，當代類書的編纂，應體現時代的特點，彙輯最新信息，把為廣大讀者閱讀與專業研究人員參考結合起來，使類書成為當今信息社會中人們不 可或缺的信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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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朱棣《永樂大典‧序》，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②李瑞環《中國歷代文獻精粹大典‧序》，學苑出版社，1990年。

③任繼愈《〈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彙編〉讀後》，人民日報，1991年12月10日。

Abstract:The essay, taking Great Encyclopedia of the Yongle Reign as an examp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ilation of the Chinese encyclopedic work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the effect of the encyclopedic work in the special system of the information proces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encyclopedic work is beyond fill-in and brings forward the ways and means of the contemporary encyclopedic work 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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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的價值、流傳與利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謝保成

內容提要：本文闡述了《永樂大典》的三個相關問題，即一、《永樂大典》的編纂與價值；二、《永樂大典》的著錄與流傳；三、《永樂大典》的發掘與再利用。

　　在《永樂大典》纂修600年 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仿真影印《永樂大典》之際，召開這次國際性會議，展示《永樂大典》的流藏歷史和研究情況，廣泛徵求各界人士意見，制定切實可行的修復、 保護和數字化方案，對於促進《永樂大典》的進一步研究和開發利用，包括世界範圍內現存《永樂大典》的全部出版，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下面，簡要發表個人的幾 點粗淺認識。

一、編纂與價值

　　《永樂大典》不僅成書以來評價不一，早在編纂之初就存在著認識上的差別。永樂元年（1403）七月，明成祖朱棣太廟祭祖過後，對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談起編書的設想：

　　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事（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再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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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採摘不廣，紀載大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①。

要求非常清楚：一是全，採摘書契以來的百家之書；二是大，備輯為一書，不厭浩繁。然而，解縉卻有另一番 見解。在明太祖朱元璋時，解縉曾上疏說，“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建議“陛下若喜其便於 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製作 之一端歟？”解縉認為“今六經殘缺”，應當“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②。其所矚目者，僅僅限於儒學範圍的經典。此時，解縉受命，仍然按照他本人 的想法進行編纂，至永樂二年十一月纂成上奏，成祖朱棣賜名《文獻大成》。但當翻檢過後，卻發現遠不符“大而全”的要求：“上覽所進書，向多未備，遂命重 修”，任命太子少保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與解縉同監修，“盡通經史百家之言”的陳濟“以布衣召為都總裁”，“濟與少師姚廣孝等數人，發凡起例，區分鈎 考，秩然有法”③。四年四月成祖朱棣來到文淵閣，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回答說：“經史粗備，子集尚多缺。”成祖朱棣召來禮部尚書鄭賜，命禮 部選派通曉典籍的官員四出購求，“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④。這次購求佚書，使許多“奇書可得”，對於編纂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永樂五 年（1407）十一月編纂完成，成祖朱棣賜名《永樂大典》，並親撰序文稱：

　　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蒐博採，彙聚群分，著為典奧。……用韻以統宇，用字以繫事。……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粲然明備，其餘雜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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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網羅無遺，以存考索，使觀者因韻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鵠，開卷而無所隱⑤。

　　全書所收歷代文獻多達七八千種，上自先秦，下達明初，實現了“書契以來”“百家之書”“備輯為一書”的目標。據姚廣孝《進永樂大典表》，全書繕寫成22877卷，凡例並目錄60卷，裝潢成11095冊，隨表上進。

　　《永樂大典》收羅宏富，堪稱空前。凡例一開頭即作如是說：

　　是書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經史子集，與凡道釋、醫卜、雜家之書，靡不收採。……凡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聞異見，諛詞逸事，悉皆隨字收載。

　　從編纂體例看，《永樂大典》凡所抄原書，均直錄原文，或整段移錄，或整篇移錄，甚至整部書移錄。不 曾擅減片語⑥。這一做法，極大地保存了所抄文獻的完整性，因而使這部類書在某種意義上又具有叢書的性質。盡管清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對該書頗多微詞， 但仍以“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訂”，因而從中“輯成編者”不下400種，“凡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⑦。我們今天所用史部書《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蠻書》、《水經注》、《明律》、《直齋書錄解題》等重要史籍，都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

　　《永樂大典》凡例還規定：

　　因韻以考字，因字以求事，開卷而古今之事一覽可見。

　　字書體制古今不一，如鐘鼎、盤杆、鑄刻及蟲魚、科斗、篆書，散在各書，難於辨識，今皆不拘同異，隨字備收，而鍾、王以後諸家行草諸書，亦備其體。

　　以“洪武正韻為主”，按韻分列單字。每一單字下先注音韻訓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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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錄篆隸楷草各類字體。然後，依次將有關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聞異見、詩文詞曲，隨類收 載。所謂“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是吸收了韻書檢字的做法，既有事目，又按韻檢索，改變了類書單純分類、不易檢索的弊端，是對傳統類書編撰方法的一個 突破！而且，所抄原書的書名、作者標示非常醒目，便於查考。

　　二、著錄與流傳

　　《永樂大典》修成之後，除明世宗而外，均未引起重視，其書的著錄與流傳情況頗多疑點。

　　清修《四庫全書》雖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大量佚書，但《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存目》對該書的著錄卻有不少疑問，請看下面這段文字：

　　定都北京以後，移貯文樓（案文樓即今之宏義閣）。嘉靖四十一年，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拱、張居正校理（案事見《明實錄》）。至隆慶初告咸，仍歸原本於南京（案事見《舊京詞林志》）。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案事見《春明夢餘錄》）。

　　明祚既傾，南京原本與皇史宬副本並毀。今貯翰林院庫者，即文淵閣正本，僅殘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

　　“定都北京以後，移貯文樓”，這已說得明明白白，《永樂大典》隨成祖朱棣遷都北京，貯藏文樓（即宏 義樓）。可是，下面緊接著是嘉靖四十一年“重錄正副二本”，“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於南京”。所謂“重錄正副二本”，所據是《明實錄》；所謂“隆慶初告 成，仍歸原本於南京”，所據為《舊京詞林志》；而“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所據又為《春明夢餘錄》。此段著錄，前後根據不一，卻又未加詳考，人 云亦云，以致自相矛盾！其“重錄正副二本”，所標根據是《明實錄》，但查找《明世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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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記載有這樣兩段：

　　（書成，貯之文樓，其帙甚巨。）上初年好古禮文之事，時取探討，殊寶愛之。自後，凡有疑卻，悉按韻索覽，幾案間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灾，……上意欲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每為閣臣言之。

　　（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乙丑）韶重錄《永樂大典》，命禮部左侍郎高拱、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張居正各解原務入館校録⑧。

　　同卷書中，大學士徐階亦云：“昨計重錄《永樂大典》，兩處收藏”，均無“重錄正副二本”的記載。按 照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十二的說法，（姚廣孝重修）“賜名《永樂大典》，貯文淵閣，副本貯皇史宬”，則正本當為永樂初編本，副本應是嘉靖重錄本。按照 《舊京詞林志》的說法，則“原本”即永樂初編本。惟獨說“重錄正副二本”，不但沒有原始根據，而且“原本”之外，何為“正本”？何又為“副本”？根據《明 實錄》及《春明夢餘錄》，《永樂大典》實則二本，一為永樂初編本，一為嘉靖重錄本，“正本”即“原本”，副本即重録本。

　　關於《永樂大典》的存毀情況，說法也不一致：

　　1.《四庫全書總目》的著錄，明確寫著：“南京原本與皇史宬副本並毀。今貯翰林院庫者，即文淵閣正本。”

　　2.通行的說法，被毀者為文淵閣正本，殘存者為皇史宬副本（移翰林院庫）。

　　3.被毀者為皇史宬副本，殘存者為文樓原本。

　　不論三本，還是二本，對於明清易代被毀的說法，都只是推測，並沒有確鑿的根據。那麼，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種推測，即《永樂大典》沒有被毀而是隨葬永陵了呢？明世宗“殊寶愛之”，我們不妨寄一綫希望於永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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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掘再利用

　　發現並認識《永樂大典》的巨大文化價值，是在其成書360多年以後的清高宗乾隆年間，但這時《永樂大典》僅殘闕2422卷。乾隆三十八年（17732上 諭修《四庫全書》，“特因”《永樂大典》“採摭甚博，其中或有古書善本，世不恒見，今就各門彙訂，可以湊合成部者，亦足廣名山石室之藏”，因派軍機大臣為 總裁，責令專司詳校，並與《古今圖書集成》互為核校，“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尚可哀綴成編者”⑨。《四庫全書》修成之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 中輯出四部書近400種，自以為“菁華已載，糟粕可捐，原（書）可置不復道”了。此後，殘存的書卷不斷遭到洗劫，官吏盜竊，又頗散失。20世紀50年代以後，多方蒐集，至1960年，得730卷，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再後，又陸續得67卷，中華書局亦影印出版。兩次影印797卷，不到原書的4％。然而，就是這樣一部殘存的《永樂大典》，自18世紀中葉以來，學人們不斷從中輯出已亡佚的古書，截至20世紀末，據不完全統計，從中輯出佚書近600種。

　　《永樂大典》所抄原書，標示書名、作者非常醒目，因而我們可以知道，尚有大量方志、醫書，戲曲、民間文學著述未被輯出。從已經影印出版的797卷看，方志書超過700種、醫藥書亦有60餘種，絕大多數尚待發掘整理。

　　從所輯佚書的情況看，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陸續發現輯佚書中存在不少失誤，大致可以歸納為下面三個方面的問題，很有必要再作核校。

　　其一，錯輯，需要剔出。《宋會要輯稿》17類中，至少有9類（帝系、禮、樂、輿服、崇儒、運曆、食貨、方域、蕃夷等）輯入了《續資治通鑑長編》、《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玉海》、《文獻通考》、《宋史》部分志傳以及其他書的文字，在今後的進一步整理中必須明確指出，並予剔出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