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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刻于宋者為《龍龕手鑑》。今序文‘猶手持于鸞鏡’，鏡字作■，蓋猶避宋諱也。”《百宋一廛賦注》亦表達這種觀點。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則進一步在避諱字上下工夫：“考《夢溪筆談》、《郡齋讀書志》並稱《龍 龕手鏡》，以鏡為鑑當是宋人翻刻避嫌諱而改”，“今觀此書序中鏡字闕筆。《金部》並不載‘鏡’字。《宀部》‘完’字缺筆。《木部》並不載‘桓’字，‘耩’ 書作‘■’。‘惇’、‘敦’作‘■’、‘■’。餘如殷、敬、讓、恒、樹、慎、擴、昀等字悉行刊落。蓋非特不出于遼，恐并非蒲傳正帥浙時所刻矣”。

　　以上都從諱字入手，否定了遼刻，十分可靠，其中鏡字改鑑，又序中鏡字缺末筆，又卷內完字缺末筆（按：商務影印本不缺筆，未知何故），構字缺筆，都是極硬的證據。

　　但是瞿氏利用避諱字有些屬於推測，並不可靠。瞿氏指出宋本《龍龕手鑑》未收鏡、桓、殷、敬、讓、恒、樹、慎、擴、昀等字，都是遼本原有，宋本因避諱而刪掉。如果真是這樣，那只能證明此本刻于南宋晚期理宗年間。這裡有兩點疑問：（1）為什麼刪去以上這些避諱字，而不刪去匡、禎、佶、完、構、昚、敦、惇（太宗、仁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光宗）這些諱字呢？（2）瞿氏沒見過遼本，怎麼知道遼本原來有這些字呢？

　　值得慶幸的是，高麗刻《大藏經》收有《龍龕手鏡》，書名鏡字不作鑑，說明不避宋諱。高麗《大藏》是據北宋初年四川刻《開寶藏》以及遼刻《契丹藏》合編而成，此高麗藏本《龍龕手鏡》當來自遼刻本。日本有影印《高麗藏》本，1985年 中華書局又據日本影印本影印。其中第二卷原缺，用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宋本配齊。就所存三卷高麗本看，敬、鏡、殷、讓、恒、桓、樹、慎、昀這些字根本 沒收。《龍龕手鏡》並不是一部全漢字典，“該書收字的原則是只收有異體異訓的字，還有新產生的俗字、音譯造字。一些常用字不致造成辨讀理解的困難，就不 收”（《中國古代語言學家評傳》第2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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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鴻魁《釋行均》）。因此可以通過《高麗藏》本和《龍龕手鏡》收字原則證明遼本原來就沒有收入這些字，根本不是宋刻本因為避諱刪去了這些字。

　　至於惇作■，只是俗體字，並非避諱。“諄”字下列出諄、■兩個字形，也是同意。

　　那麼，前人指出的可信的諱字是鏡、完、構三個字。據我查考，卷內■缺末筆，真按：木弦 宋的始祖名玄朗，■缺末筆是避宋諱。又心部“愿”、“■”、“憼”三字下小注中“敬”字均缺末筆，亦是避諱。根據避諱可推知瞿氏藏宋版《龍龕手鑑》以及《四部叢刊》影印傅增湘藏宋本當為南宋初年高宗時刻本。

　　以上是從避諱字角度考察刊刻年代。其實這部書還有刻工。我曾到北圖專門看過毛氏汲古閣藏的那一部，刻工有：范子榮（在序言版心）、何、實、囻寶、真按：unicode字元，國無！待查！異：國之異體. 鄭、范刊（以上卷一）、澄刊、張良刊、張刊、良、金良、鄭林、何（以上卷二，係汲古閣影宋鈔本）、何、徐（以上卷三）、何、范、子、良、李、李生、林茂、林盛、虞、徐、徐永刊（以上卷四）。

　　經查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以上刻工名有些見於其他宋刻本，分析如下：

　　張良，見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南宋刻《武經七書》，該本避諱至“慎”字，是孝宗時刊本。但該本刻工二十一人，僅此一名重見，難以證明兩張良為一人。

　　李生，見南宋嘉定建寧刻《西漢會要》。該書刻工十三人，僅此一名重見，難以證明兩李生係一人。

　　林盛，見南宋紹定三年越刻《切韻指掌圖》，該本刻工十人，僅此一名重見，無法證明兩林盛係一人。

　　林茂，見日本靜嘉堂藏宋咸平刊南宋初補刊《三國志‧吳書》。該書刻工六十人，僅此一名重見，不能證明即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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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見南宋鵠山書院刻《資治通鑑》，該本刻工十九人，僅此一名重見，不足以證明即同一林茂。

　　又見宋刊大字本《通鑑紀事本末》，該本刻工四十餘人，僅此一名重見，不足以證明即同一人。且其中有“林嘉茂”，林茂當即林嘉茂之省，刻工中省稱極為常見。

　　又見宋刻大字本《文章正宗》（避諱讓、完），刻工十七人，僅此一名重見，不能證明即同一人。

從以上分析看，這部《龍龕手鑑》的刻工很難用來斷代。

　　但這些刻工仍有用途。臺灣故宮那一部，還有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傅增湘那一部，雖然同是宋刻，卻不知是不是同版。通過對比刻工。我們發現刻工是相同的，因而推定屬於同一刻本。

　 　我在調查三個宋本的關係時，發現前人有些錯誤。宋本誤為遼本，已不必說。主觀臆斷地認為宋本刪去了 避諱字，也不必再說。這裡應當指出的是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傅增湘的藏本，這個本子第二卷與其他三卷根本不是一個刻本。這一點張元濟先生已明確指出來了：“卷 二上聲一冊字跡勁挺厚重，有率更法度，的是北宋剞劂。板心每葉記刻工姓名，中有徐彥、朱禮二人，見於紹興十九年明州所刻之《徐公文集》。考《宋史‧蒲宗孟 傳》‘熙寧元年宗孟改著作佐郎’，其徙知杭州當在神宗或哲宗時，距《徐公文集》刻成之歲，尚有四五十年。是書卷二所載刻工凡二十人，至紹興十九年多已物 化，僅存二人。此二人者，當刻本書時年事尚幼，居於杭州，或因南渡時移徙浙東，仍操故業，至四五十年後，尚能刻《徐公文集》。以此事理衡之，非不可能。其 他平、去、入聲三卷，則刻工僅有五人，然均非卷二所有。版口闊狹亦不同，筆意既殊，鐫法并異。就此觀之，其上聲一卷，可定為是書由遼入宋最初覆刻。餘則為 後來再覆之本。”（《涉園序跋集錄》）

　　張元濟先生通過字體、版式、刻工三個方面證明卷二與卷一、三、四不是一刻，這個結論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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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張氏認為這個卷二為北宋刻，則是不確的。該卷是南宋初年刻，證據即在刻工上。

　　張元濟先生說卷二有二十個刻工，我重新審查一過，可辨認的至少有二十五人：顧仲、徐彥、澄刊、耽、道、胡印、于昌、詹真、朱禮、朱祥、陳乙、沈紹、朱常、宥、錢皋、何全、胡杏、王固、張由、胡山、徐文、王成、周治（？）、吳邵、王因。

　　這個《龍龕手鑑》第二卷，原來是商務印書館藏的，並非傅增湘藏的。我曾到北圖查閱原書，有“華山老衲”、“■存”、真按：外行內人 “涵芬樓”、“海鹽張元濟經收”等印記，真按：詞無！待查！ 刻工與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同，當即張元濟所說的北宋本。由此可見，傅氏藏本只有平、去、入三卷被用作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續編》底本。

　　這個第二卷趙萬里先生收入了《中國版刻圖錄》，並指出：“此書刻工朱祥、沈紹、朱禮、胡杏，南宋初年又刻《樂府詩集》、《資治通鑑》、《徐鉉文集》、《昭明文選》等書，因推知此書當是南宋初年杭州地區重刻蒲宗孟本。……《四部叢刊》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趙萬里先生對這個第二卷的判斷完全正確。我細查這二十五個刻工，見於南宋初年高宗紹興九年臨安府刻 《文粹》的有王成、王因、朱禮、胡杏、何全、吳邵、沈紹、錢皋。見於南宋紹興初杭州刻《樂府詩集》的有朱禮、朱祥、胡杏。見於北宋末明州刻南宋紹興二十八 年補刻《文選注》的有王因、張由、徐彥。見於南宋初杭州刻《昭明文選》的有朱禮、朱祥、胡杏。見於南宋紹興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資治通鑑》的有朱祥、朱 禮、胡杏、沈紹。這樣大批量重見，就不是偶然現象。從這些刻工重見之書均在南宋初年紹興時期，又刻于浙江地區來看，這個《龍龕手鑑》卷二顯然是南宋初年浙 刻本。張元濟先生北宋說是不妥的。

　　當然趙萬里先生籠統地指出“《四部叢刊》印本即據此帙影印”，給予人的信息是平、上、去、入四卷全是此本。這為後人帶來一定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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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致忠先生《宋版書敘錄》中曾為北圖藏四卷宋本，即毛氏汲古閣藏本作敘錄。《敘錄》云：“此本書口 或說是版心上鐫每版大小字數，下鐫刊工姓名。今可檢閱者，其刻工計有：實、新、張刊、澄刁、良金良、何全、鄭林、徐、范、子、范子榮、李生、林茂、林盛、 虞、徐永、朱祥、沈紹、朱禮、胡杏、王成、王因、陳乙等。”

　　我們可以發現，以上所刋刻工中，朱祥、沈紹、朱禮、胡杏、王成、王因、陳乙等七人並不見於汲古閣舊藏的那部宋本《龍龕手鑑》，而是出於另一部宋刻本的卷二，即《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本所配的第二卷。汲古閣舊藏宋本中另有“張 良”、“囻寶”等，《敘錄》卻沒開列。又所列“良金良”乃是“良”、“金良”誤合為一。由於把兩部不同版的宋本刻工合併在一部宋本上，所以利用刻工斷代時 就有偏差。《敘錄》說：“林盛參與過《切韻指掌圖》的雕印工作。”考《切韻指掌圖》末有“紹定庚寅三月朔四世從孫敬書于卷末”識語，明確說明“謹重刊于越 之讀書堂”，說明是南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越州刻本。《敘錄》又說：王因“在紹興九年（1139）參與過《文粹》”。從紹興九年到紹定三年已相去91年，王因與林盛顯然是不可能合作刻《龍龕手鑑》的。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也誤合兩個宋刻本《龍龕手鑑》刻工于一本。這說明利用刻工鑑定版本，具體操作起來是頗為複雜的。

（六）核校閱人時代

　　在宋版書中，往往在序末或卷末有列銜，即校勘人名單，大都是一些州學教授。這能幫助我們判定刻書時間與地點。

　　例如《文選》六臣注南宋贛州州學刻本（殘存卷三十一、三十二，臺北故宮藏）。避宋諱至慎字止，大概是孝宗時刻本。卷三十一末有列銜“州學齋諭李孝開校對／鄉貢進士劉才邵校勘／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覆校／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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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一部六函六十一冊，云：“每卷末列校對、校勘、覆勘銜名，或三人或四人，其覆勘張之綱官贛州州學教授，李盛官贛州司戶參軍，蕭倬官贛州石城縣尉，鄒敦禮官贛州觀察推官，皆一時章貢僚屬，是此本贛州郡齋開雕者。”

　　再如鐵琴銅劍樓藏宋刻本《舊唐書》，殘存69卷， 卷末題“左奉議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校正”者十五卷，題“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霍文昭校勘”者九卷，同上銜蘇之勤校勘者二十四卷，題左 從政郎紹興府錄事參軍張嘉賓校勘者六卷，同上銜徐俊卿校勘者六卷。據《宋史‧朱倬傳》倬與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參張元濟《校史隨筆》）。按兩浙東路茶 鹽司辦事衙門在紹興府，以是知係南宋初年紹興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越州即紹興。

　　到了明清時期，刻書者往往在每卷第一頁書名之次行題撰人，三行四行題校者或評閱者姓名，這個校者或評閱者往往是參與刻書之人，或者出資之人，因此與刻書時間有密切關係，這些校者或評閱者經常還撰寫序文，題銜與序文兩相結合，更容易考出版刻年代。

　　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文學部藏有143種明版書，其中有一部《甲子會紀》五卷，明薛應旂撰，原定為嘉靖三十八年刻本。該本前有嘉靖三十八年（1559） 許穀序，卷一首行題“甲子會紀卷之一”，次行題“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第三行題“史官長洲陳仁錫評閱”。 從序言上看，只有嘉靖三十八年序，撰人又是嘉靖時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又無刻工、牌記之類。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放過任何證據，“陳仁錫”就是一個必須考 慮的因素。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陳仁錫是天啟二年進士，授編修，崇禎七年卒。所謂“史官”，應在授編修之後。因此這部書絕不會是嘉靖三十八年刻本，而 是明末天啟、崇禎間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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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所附索引包括“校”、“評閱”之類非撰人，這是獨具眼光的做法。因為校的人往往不容易查到其生平資料，借助于王重民的索引，可以考出這位校者還校過什麼書，就可以大體定出年代，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系聯法。真按：詞無！待查！

（七）看字體

　　這就有一點難度，因為現在的讀書人大都沒練過書法，對各家書體風格不太了解。傳統文化各個方面往往有橫向聯繫，書法與文字學有關、與美學有關，這容易理解，現在與版本鑑別有關，似乎平時不易注意到，但確乎存在這種關係。

　　一般說來，宋版書，浙江系統刻本屬於歐體字，真按：歐陽詢 四川刻本屬於顏體，真按：顏真卿 福建刻本也出於顏體而刀法更峭削，更有鋒棱。

　　元代四川刻書中心被毀，真批：何故被毀？ 浙江、福建兩個中心還在。另外在山西平陽，金元時期形成了刻書中心，平陽有平水，所以平陽刻本叫平水本。

　　元浙本仍襲宋浙本風格，但書體帶上趙孟頫影響，增加了趙體風格。

　　元建本仍沿南宋字體，主要是顏體，但要瘦一些，圓勁一些，同時不像宋建本那樣橫特別細、豎特別粗，正文和注之間差別也不像南宋那麼大。雜劇、話本則更草率，多俗體字。

　　平水本，有歐體，如《曾子固集》金刻本。《黃帝內經》等又在歐體基礎上加入顏體特點，比較挺拔。元平水本比金平水本更近顏體，但較挺拔，與元建本之圓勁者又不同。

　　明代刻本，分早、中、晚三期，字體不同。早期多趙體字，中期正德、嘉靖間則仿宋浙本作歐體字，但比宋本要板滯得多，筆畫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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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其形而無其神。晚期隆慶、萬曆至崇禎間，逐步形成長方形的橫細豎粗的宋體字。宋體字不產生於宋代，而 產生於明中葉以後，這是明中葉仿宋浙本的結果。清代通行的是宋體字，但在康熙至乾隆間又同時盛行一種軟體字寫刻，以康熙揚州刻《全唐詩》為代表。字比較 小，筆畫宛轉圓熟，像寫出來的。清初寫刻本也分兩路，一是點畫方勁，如康熙徐乾學刻《通志堂經解》、《通志堂集》、張士俊《澤存堂五種》。一是點畫軟美， 略似晉康小楷，真按：詞無！待查！ 《全唐詩》為代表。寫刻本中，似以後者更多見（關於字體均參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油印本上冊、《清代版刻圖錄‧清代版本述略》）。

　 　前面舉過《通鑑總類》的例子。其實季振宜也藏過一部，鈐有“季振宜藏書”、“滄葦”等印記，同時鈐 “宋本”橢圓印，知季氏鑑定為宋板。後入清宮，《天祿琳琅書目》前編卷五“元板史部”著錄，云：“本朝季振宜亦經收藏，其用‘宋本’印，蓋因樓鑰序中有 ‘公之季子守潮陽，欲鋟板以廣其傳’語。然書之字體結構與宋槧本不同，且印工墨色亦欠精朗，其為優絀，真按：詞：【優絀】優劣。 清 陸繼輅 《＜七家文鈔＞序》：“嘗論賢人君子，其才分各有所優絀；而或挾一端以自引重，則荒江老屋之間，有薄卿相而不為者矣。”《清史稿‧選舉志二》：“不知功課優絀，當堂考驗。教員即欲違眾徇私，而公論可憑，萬難掩飾。” 固不能自掩耳。”于敏中等認為季振宜定為宋版不妥，改定為元版，主要是根據“字體結構與宋槧不同”，應當說這是非常內行的。

（八）看版式

　　宋浙本系統版式多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版心記字數及刻工，很少有牌記。書名，在魚尾下方，多簡稱。

　　宋蜀本也多是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記字數及刻工不如浙本多。書名在上魚尾下，多簡稱。

　 　宋建本則前期類似浙本，中後期多黑口、四周雙邊、雙黑魚尾，書名在上魚尾下，多簡稱。版框左欄外上 方有時有書耳或耳題。在行文中，一些需要醒目的地方有黑地白字，一些字書、韻書在部首或韻部上加魚尾。建本書名上往往加上“監本音注”或“監本重言重意互 注”一類冠詞，表示自己的本子是以監本為底本，可靠，而日內容又較監本為多，這些花樣都是出於商業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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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監本，就不必冠“監本”二字了。又如《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三十二卷、《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三十六卷、《新刊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等，這些冠詞也都具有誇大的廣告目的，常見於福建坊刻本。

　　元浙本，版式仍宋浙本，但也出現了一些細黑口，刻工也少于宋浙本。荊溪岳氏相臺書塾刻《九經三傳》有書耳，這是受宋建本的影響。

　　元建本，幾乎全是黑口，而且越晚越粗，雙黑魚尾，或花魚尾，書名仍在上魚尾下，用簡稱。

　　平水本，白口，雙黑魚尾，四周雙邊，書名在上魚尾下，用簡稱（參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油印本）。

　　明本早期沿元建本，大黑口，四周雙邊，雙黑魚尾，上魚尾下記書名，書名則多簡稱。

　　明中期仿宋浙本，一變為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書名一般在魚尾下，用簡稱，版心上記大小字數，下記刻工。

　 　明晚期仍多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但書名往往置于魚尾上方，且用全稱，卷端大書名后多羅列撰人、 校人、評閱人等官銜姓名。封面頁（書名頁）流行左中右三欄武，中刻大字書名，右上方刻撰人或評閱人，左下方刻“××堂藏板”或“××堂梓”。清代基本沿用 了明後期這些版式風格。

（九）看紙張

　　宋浙本，多是白麻紙、黃麻紙。蜀本多白麻紙。“帘紋”寬約二指。真按：詞無！待查！ 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簾之簡化. 這種麻紙，據化驗多是楮樹皮為原料做的紙。宋建本多竹紙，發黃，質量比浙本蜀本差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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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浙本仍用白麻紙，黃麻紙，後期“帘紋”變窄，只有一指寬。平水本近浙本。元建本仍用竹紙。

　　明代早期好的印本仍是白麻紙（皮紙），一般書用竹紙。明代盛行一種“白棉紙”，有厚薄兩種，《大典》屬於較厚的。據研究仍是皮料紙。萬曆以後多用竹紙，微黃，較薄，日久易脆。

　　清代武英殿本喜用開化紙，《四庫全書》即用開化紙抄寫，白而勻潔，但日久會出現黃斑。又有一種連史紙，白而勻細。清代的書籍大部分仍用竹紙，稍講究的則用白紙。

　　較出名的好紙是宋代白麻紙、明代白棉紙、清代開化紙、連史紙。但更常用的卻是宋代至清代一直沿用的竹紙。

　　（十）看裝潢

　　宋版原裝多是蝴蝶裝。元本有蝴蝶裝，大多應是包背裝。明代早期包背裝，後期則變為線裝。清及民國刻本一般都是線裝。佛經以經折裝為常見。

　　（十一）查藏印

　　藏印可以幫助我們確認刊、抄年代的下限。還可以幫助我們確認稿本、初刻原印本、批校者等。

　　例如遼寧圖書館藏《天府廣記》四十四卷，清初孫承澤撰，抄本。這部記載北京地理歷史的書從來沒刻印過，幾個抄本亦不全，這是唯一全本。這個抄本既是清初人撰，當然不會早於清代，細查書中玄字、弘字缺末筆，知抄寫不早於乾隆。又書中鈐有一印，曰“大興朱氏竹君藏書之印”，真按：朱筠 前面講藏書家時提到過，這是大興人朱筠的藏書章，考朱筠卒於乾隆四十六年，真按：朱筠之生卒 則此本係乾隆間抄本可以確定了。極有可能就是朱筠家抄本，因作者是北京人，書中記的是北京史地，而朱筠也是北京人，收集鄉邦文獻是絕大部分藏書家都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