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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上次下土▲－復社－講求濟世要務。－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

陳瑚-復社-講天官、河渠、兵農、禮樂。－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

王日新－復社-精天文、地理、擅長星緯、形勝。－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

吳▼曾羽▲－復社-研天官、象緯。－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

錢廉－復社-才氣橫溢，思為王霸有用之學，以見於世，故自象數、兵法、地險無不推究，遙接同甫、稼軒一輩。－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一四，「錢東廬徵君墓表」。

張溥－復社-余竊有志，總括歷代為文典、文乘二書，體彷編年，必關國家治亂、王朝掌故。－張溥，古文五刪總序（明末刊本）

陳子龍－幾社－編定徐光啟『農政全書』。

陳子龍－幾社-編輯『皇明經世文編』。

徐孚遠－幾社-編輯『皇明經世文編』。

宋徵璧－幾社-編輯『皇明經世文編』。

陳子壯－幾社-著『昭代經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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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世儀－復社－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講。－陸世儀，思辨錄，卷一。－後退出復社。

顧蠡源－顧炎武云：「臣祖乃更誨之，以為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顧亭林詩文集，亭林餘集，「三朝紀事闕文序」。－為顧炎武之祖父。

魏子一－讀書柳州，與長洲薄子玨、務為佐王之學，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講求，將以見之行事。－南雷文定，前集，卷六「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吳弁玉－澄社－遊俠之名，聞於郡國，……其才足以用世。－南雷文定，後集，卷三，「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謝時禋－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藺，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不屑屑於場屋荒速之文。－南雷文定，後集，卷三，「時禋謝君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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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平階——幾社——少從陳子龍游，詩文詳瞻典麗，凡天文陰陽曆數諸書，洞究無疑，尤諳兵法。——重修華亭縣志（成文出版社），卷一五。

徐雋里——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稗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為用世張本。——南雷文定，前集，卷五，「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萬履安——復社——聽其談論，皆以為陳同甫、辛幼安復出。——南雷文定，前集，卷六，「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吳洞雲——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台灣商務印書館）

王餘佑——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黃金產，結士。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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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表僅就文獻蒐羅所及，以見明末經世學風之梗概。其中以「實用」為主的傾向實甚明顯。尤可注意者，為兵家戰陣之學在表中出現極為頻繁，蓋以「兌現價值」而言，此最實用，亦最切於時代之須要。陳子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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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繼莊——主於經世，自象緯、曆律，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歧黃者流…無不留心。——鮚埼亭集，卷二八，「劉繼莊傳」。

吳光——究心經濟，博綜典墳及九流百氏，自成一家言。明亡，太息流涕，取所著，付諸火。清國史館原修，清史列傳，卷六六，「吳光傳」。——明文書局本

黃正色——崇禎九年詔舉山澤之士，知縣襲鼎孳欲以正色應詔舉。——章學誠「復社名士傳」，章氏遺書（吳興嘉業堂刊本），卷二五。

汪陛延——黃岡諸生…所注五經名『五經成』，又注離騷，著丹略、廿一史兵法。——章學誠「復社名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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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之學，貴於識時，時之所急，務之恐後，當今所急，不在兵乎！（註１２）

另一可測知當時風尚者，為思宗嘗思復保舉、重武學以求人才：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令天下府、州、縣學皆設武學生員，提學官一體考取。已又申會典事例，簿記功能，有不次攉用、黜退、送操、獎罰、激勵之法。

　　　崇禎四年（一六三一）……（方）逢年、（倪）元璐以時方需才，奏請殿試傳臚，悉如文例。乃賜王來聘等及第、出身有差。武舉殿試自此始也。十四年（一六四一）諭各部臣開奇謀異勇科。（註１３）

可知崇禎帝欲從科舉上拔擢特科人才，然而似乎成效不彰。但崇禎的態度對民間經世學風必有相當影響則無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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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１：顧炎武之祖父於崇禎元年，炎武十六歲時，便已以實學——舉凡天文、地理、兵、農等課其孫。見張穆 『顧亭林先生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九年四月），頁八。黃宗羲則其父黃尊素導其讀史，前輩徐石麒誨其學勿雜，要則併當一路，以為用世之張 本。見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上，『梨洲遺著彙刊』（台北，隆言出版社，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冊上，頁二一下－二二上、頁二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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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２：見陸世儀『復社紀略』，收在吳應箕等『東林始末』，頁一八一。

註３：陳子龍『安雅堂稿』，卷九，「清政本」，頁三二下。

註４：黃宗羲『南雷文定』（台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三年二月），三集，卷一，「傳是樓藏書記」。

註５：見高宣揚『實用主義概論』（台北，仰哲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頁一六－七。

註６：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台北，國風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方岳貢序。

註７：參見陳子龍『安雅堂稿』及『陳忠裕全集』。

註８：原文為「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指陳亮）之說也。」，見陳傅良「致陳同甫書」，引自『陳亮集』（陳亮著、鄧廣銘點校，北平，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八月），頁三九三。

註９：參高宣揚，前引書，第二章第一節「兌現價值」。

註１０：陳亮，『陳亮集』，頁三四六。

註１１：陳子龍『安雅堂稿』，卷七，「子丑二、三場干祿集序」。

註１２：陳子龍『陳忠裕全集』，年譜，卷上。

註１３：『明史』（百衲本），卷六九，選舉志一；卷七○，選舉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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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反儒意識

　 　在理學時代，理學家才是「儒」的正統。在朱子與陳亮的辨論下，顯然地，浙東學派是一群功利主義者， 而非正統派儒者。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個問題，當然不會再從朱熹的觀點出發，但仍不免沾染了朱熹的觀點與影響：陳亮這一批人倒底是不是「儒」？這就回到了 問題的源頭，什麼是「儒」？這個問題當然不能在民國初年「原儒」的辯論（註１）及『禮記』「儒行」篇中獲得解答。再回到宋代，於是，理學家的正統觀、道統 論就凸顯出它的時代意義來了。至少，它為我們顯示出了理學時代的「儒」是什麼；相對地，浙東學派便不足以稱之為「儒」。這樣的形象之確立，很顯然是透過了 元儒的觀點與崇揚；他們在宋史中立一「道學傳」，正表示他們認為程朱學派的理學家才是儒的正統。但南宋浙東學者是否這樣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他們反理學， 但並不反儒，這就表示他們是自承為「儒」的。他們也有「道」，在葉水心等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這點，尤其是陳亮。根據田浩的研究結論顯示出，陳亮曾是程頤 的崇拜者，早年有其求「道」的歷程，其轉變為我們所認識的功利主義之形象，乃是後來的事。（註２）這更可證明，浙東人士決不會承認自己是「功利主義」的學 者。而且，他們的「道」，也是來自於「五經」。這裡，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與「儒」之間最根本、最相關的東西，那就是「經典」。自孔子而下，凡是在經中挖掘 「聖人之道」以「修身濟世」的，便是「儒」。當然，將孔子等同六經，或將孔子視為傳衍六經的教主，均不影響這一觀點，這就是「儒」的界限。孔子所說的「古 之學者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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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之學者為人」，「為己之學」，也就是通過聖人的「修養之學」，也可以用來貫穿「儒脈」，這樣的界限 是比較寬泛的。至少，不會像朱子那樣自限在理學的道統論中，而漠視浙東學派除了典章制度、事功經濟之外，也有來自經典的體道之學——他們也是「儒」。至於 經由「經」中的「聖人之道」落實於一己之修養後，而呈顯到什麼面向：經濟、傳經、事功、德行、教化，則均非某一派「儒」所能定於一尊，專享儒家廟祀的一家 之權了。是以孔子之後，儒分為八，雖為八家，卻皆為儒者。

　 　但明末這群掀起實學的文人，顯然並非「儒」，他們是「文人」，文人不是「儒」，黃宗羲將學問分為文 章、經濟、理學，而認為其本源無不在於「經典」，這是黃氏的一家之言，也是其欲綜合三者的企圖。但實際上，文章雖本於六經，畢竟是「文」，「文以載道」， 也不過是一句門面話，文章畢竟是文章，當史書中列出文苑傳時，便已注定文苑無法合併於儒林了。因此，晚明「社集」的這一批人，畢竟是「文人」，他們興復古 學，提倡經學，不過是以「經為文章之源」，返本之後，出來仍是「文章」。他們與浙東學派不同。明乎此，才可以接下來談以這批人為主的「反儒意識」。堪注意 者，他們的批判雖與南宋浙東人士的某些批判理學之論點相合，但一為「文人」，一則為另一學派的「儒」，只是他們所看到的理學之缺點，有若干之相合而已。而 且，晚明文人之反儒，其實就是反理學時代的「理學之儒」，細究起來，他們未必反「浙東事功之儒」。

　　東林人物是反張居正的，但在第二章曾經提到，東林末期人物對張居正的評價已經有了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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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幾社所編的『皇明經世文編』中，張居正一人便佔去了五卷，可見幾社與復社雖承繼東林而起，但在精 神與內容上已有顯著轉變，這自然與當時形勢有關，而亦可見在人物品鑑上，「道德」與「事功」的標準在東林與兩社間已有顯著升降，此種升降，正是道德經世向 實學經世轉變的一個具體反映。

　　復次，同屬幾社人物，夏允彝的『幸存錄』中所云：

　 　　平心論之，東林之始為領袖者，初為顧、鄒之賢，繼為楊、左，繼為文震孟，繼為姚希孟，最後如張 溥、馬世奇；文章氣節，足動一時。其攻東林者，初為四明，繼為兀趙，繼為崔魏，繼為溫周，又繼為馬阮，皆公論之所不與。顧東林亦有敗類，非東林亦有清操獨 立之人，惟其領袖，判若天淵而已。東林持論過高，而籌邊制寇，並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特任怨，然未嘗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忮刻行之，但可謂之聚怨，不 可謂之任怨也。（註３）

對 東林黨爭的觀點，亦多少反映了上述的看法。此當與實學主義者的「兌現價值」取向有關，與傳統理學們的 「失敗英雄」、「餓死事小」等節義道德價值取向正相反。他們所注重的是事功的成就，而非道德實踐的完美性；但必須指出的是，此種事功，並非個人的私利，而 係相連於國家之富強、民族之榮辱。在價值取向的本質上，可以「成功」與「成德」來作一對比。從這裡出發，吾人可以看到一種「反儒意識」的出現。顧炎武嘗 言：

　　　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註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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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在明未亡前，加入復社時的心境。又黃宗羲云：

　　　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為區畫，胥吏憒於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即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註５）

他 早年也是復社成員。反儒意識更明顯的是幾社的重要人物陳子龍，他是松江華亭人，字人中，又字臥子、海 士，號大樽。當張溥、張采組織復社時，他與宋徵璧、夏允彝、徐孚遠等人組織了幾社；當復社聲動天下，且涉入政治時，他與幾社同志卻閉戶沉潛讀書、著述。子 龍的著述如『安雅堂稿』、『陳忠裕全集』，以及他和宋徵璧、徐孚遠合編的『皇明經世文編』；很能反映此一時代的實學思想及其特色。在子龍的文字中，即有著 強烈的「反儒意識」：

　　　夫士患不學，學矣而或不能行，此必儒生掌故之流，稽研章句，無益治道。

　　　蓋人主之學，在於廣大變動，雄心武略以驅策天下之土：而不必執儒者之嘗談，庸人之程格以自隘。

　　　故當今之臣，保全自守之意多，而愾慨有為之意少，……功名之志不能無裕於中，而有為之人往往為士大夫所厭忌。

　　　當今之患高者，好言性命虛無之學，而卑者拘牽於章句。凡夫前言往行，古今之故，帝王治人之道，士皆不得而聞之，故試於政事而無效。

　　　然以今之儒者每於表冠言動高自位置，問其所為，則至鄙，問其所學則甚疎。一醉飽之失，便皆呵▲言肙▼，而日夜持籌讀老莊之書，即為非聖，而門多商賈，此何說也！……今之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