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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麻沙本」惹的風波——兼談各種以地區為劃分的刊本名稱

　 　宋代陸放翁在《老學庵筆記》（卷七）記載一件趣聞：當新學制「三舍法」施行時，有一天教官出了一道 題目要學生申論，題目是「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這是出自《周易‧十翼》裡〈說卦〉篇的一段話，原文是「乾為金，坤為釜」，如今教官出的題目竟然是 「乾為金，坤又為金」，所以學生看了題目，都目瞪口呆，無從寫起。有些學生舉手發問，可是教官不高興，認為題目沒有疑義，不應該發問。於是就有個膽子較大 的學生，拿著一部國子監刊刻的《周易》給教官看，證明題目有錯字，並問：「教官是不是根據『麻沙本』？」教官把手中的《周易》一看，果然是「麻沙本」，於 是承認錯誤，把「坤又為金」，改為「坤為釜」，才平息了一場考試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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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麻沙本」呢？為什麼「麻沙本」的錯字比較多呢？「麻沙」是福建省建陽縣的一個城鎮。建陽縣 由於盛產木材，所以刻書業很發達，其中像崇化里的「書林」（也叫做「書坊」），就是由於刻書業發達而得名。此外，在永忠里西邊的「麻沙」，也是個刻書的中 心。由於書坊眾多，競爭激烈，為了削價競爭，難免偷工減料，以減低成本。例如用來刻書的木材，不用質地好的梓木，而用質地較軟、成本低的榕樹，由於榕樹的 質地較軟，所以印出來的書，漫漶不清；所請的刻工，水準也較低，校勘也不精細，因此錯字就多了。有時候為了減省成本，甚至刪削全書的篇幅，譬如把五十卷的 書，刪削成三十卷。如此偷工減料的結果，「書品」也就不很高了。

　 　不過，「麻沙本」的「書品」雖不甚好，但是「麻沙」這個地方刻了不少書，所以對圖書的流傳頗有貢 獻。日本人也常到麻沙購書。譬如宋代江少虞所寫的《皇朝類苑》這一部書，記載了很多宋代的掌故和制度，是研究宋代政治、經濟、邊防、文學、人物等很重要的 書。這部書原本有七十八卷二十八門，到了清代就找不到完整的本子。清代編《四庫全書》時，也收錄了這部書，但是只有六十三卷二十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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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少了十五卷四門，是一部殘缺不完整的書。幸好日本人曾經買了一部宋代紹興二十三年（西元一一 五三年）「麻沙書坊」所刊印的本子，日本人買回去後，還用活字照麻沙本原來的樣子重新排印，使它完整的流傳下來。如果當時「麻沙書坊」沒有刊刻這部書，也 許現在就看不到這部書完整的面貌，宋代很多掌故也就無從知道了。

　　「麻沙本」是眾多刊本中的一種，還有其他各種刊本的名稱，在此也略作介紹。

　　凡是用木刻的圖書，汎稱為「刊本」，也稱之為「刻本」、「槧本」。如按照刊刻的地點來分，則大致可分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三類。

　　所謂「官刻本」，就是由政府機構刊印的。在「官刻本」中，下列幾種刊本名稱比較特殊，需要說明的：

　　監本：「監」是「國子監」的省稱，它是負責全國高等教育的機構。在《周禮》一書裡，就有「國子」一詞，當時指的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為在早期，只有貴族的子弟，才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到了後來，平民子弟也可以經過考試和甄選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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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高等教育。唐朝以前，稱為「國學」或「太學」，唐朝才改稱「國子監」，由「國子監」刊刻的圖書，稱為「監本」。

　　明代初年，京城設在南京，明成祖時遷都北京，但為了紀念明太祖開國之功，在南京仍維持所有的建制，所以南京和北京各有「國子監」。由南京國子監刊印的叫做「南監本」，北京國子監刊印的叫做「北監本」。

　　大抵而言，「監本」不論在紙張、裝訂、字體等方面，都很講究，校勘也比較精審。

　 　經廠本：明代的官制，宦官（太監）部分，設置十二監，分別執掌宮廷中的日常事務，這十二監是：司禮 監、內官監、御用監、司設監、御馬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及都知監。其中司禮監是負責宮中的書籍、名畫、章奏、文書等工作。 「經廠」是司禮監的一個單位，專做刻書、印書方面的工作。由「經廠」刊印的書，叫做「經廠本」。大抵來說，「經廠本」的紙張、裝訂、字體都很講究，但是， 印書的工作都由太監來做，所以校勘不精細，錯誤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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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本：清代「武英殿本」的簡稱。「武英殿」是清代刻書、印書的單位，是由明代的「經廠」改制而來， 不同的地方是，明代的「經廠本」由宦官主其事，清代的「武英殿本」都是由詞臣（替皇帝草擬詔令的官員）負責，因此印出來的書，水準就不一樣了。「殿本」的 書，不論紙張、墨色、裝訂、校勘，都極為精善，藏書家以它和宋元本相提並論。

　　「家刻本」是私人出資請刻工刊印的書，又稱為「家塾本」或「書塾本」。所刊印的書，大部分是自己祖先的著作或私塾裡教學所必需的基本讀物，如經書、重要的史書、子書及詩文集等。

　 　「坊刻本」是書店所刊刻的書。古代的書店，有「書肆」、「書林」、「書坊」、「書堂」、「書棚」、 「書鋪」等各種名稱。書店以營利為目的，所以所刊刻的書，多以「暢銷書」為主，例如考試用的參考書、戲劇、小說及通行的詩文集等，和現在一般的書局差不 多。同時，書坊所印的書，多數不講究校勘，所以錯字較多。早期以福建、四川、浙江等地，刻書業較發達，書坊也較多。凡是福建書坊所刊刻的，統稱為「閩 本」；四川刊刻的，統稱為「蜀本」；浙江杭州所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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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為「浙本」；浙江金華一帶所刻的，統稱為「婺州」本。

【見原文】

說明文字　這是宋麻沙劉通判「仰高堂」所刊刻的《音洼老子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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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書」的趣聞——兼談各種抄本的名稱

　 　我國的印刷術，雖然在五代時已很發達，但是，一方面由於每一版書印行的數量有限，一方面由於交通不 方便，所以一般人不容易買到書。一般讀書人或藏書家，只好設法借書抄寫，所以至今流傳的善本古籍，不少是抄本。「抄本」雖不屬於版刻，但是在古書中佔有相 當大的比例，而且很多刊本是根據抄本刊刻的，抄本和版刻的關係密切，所以在此談談與抄本有關的知識。

　　談起向人借書抄寫，可真不易。一般讀書人不輕易把秘笈示人，更遑論借人抄寫了。像清代的大藏書家黃丕烈，常慨歎人們太自私，不輕易借書與人，然而他自己有一部北宋景祐年間刊刻的《漢書》，自承「藏篋中三十年，非至好不輕示人。」可見他也一樣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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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不輕易借書給人的原因很多：有的是不願「秘笈」流傳太廣，以免貶低書的身價；有的是擔心借去了 不還，平白損失了珍祕；還有些人，把借來的書，用刀子裁掉一部分再還人家，書主一時沒能察覺，等數年後才發覺，已來不及索賠了。北宋的趙令疇就說過，當時 有些士大夫向人借書，既不抄、不讀，也不還，乾脆據為已有。北宋末年的呂希哲，他說有一位長輩曾告訴他一句諺語，那就是「借書而與之，借人書而歸之，二者 皆痴也。」在這種情形下，借書越發不易了。

　 　但是也有例外，二三好友，為了互通有無，私底下訂定借書規約。譬如清代初年的黃虞稷和丁雄飛，都是 著名的藏書家。黃氏住在金陵市區，丁氏住在郊外的烏龍潭，相去十餘里。黃氏常到丁氏的藏書樓「心太平庵」看書，為了公平，丁氏特地訂定了「古歡社約」，規 定「每月十三日，丁至黃。二十六日，黃至丁。」看書的日子，由主人供應飯菜，「一葷一蔬，不及酒。」不能太豐富，不然，「踰額者奪異書示罰」。到對方家看 書時，除了轎夫和書僮外，不能帶朋友來，以免變成談天應酬，妨害看書。轎夫和書僮，也限定一共三人，每人給小費三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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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借的書，「不得踰半月，還書不得託人轉致。」短短幾條約定，權利義務分明，公平實用，真是設想周到。

　 　古人喜歡抄書，一方面固然是不易得到刊本，另一方面，則是抄書有許多好處。近代大學者梁啟超（任 公）先生，就勸人抄書，他認為抄書可以博學，又可以收到精讀的效果。他在《治國學雜話》裡這樣說：「若問讀書方法，我想向諸君上一個條陳。這方法是極陳舊 的極笨極麻煩的，然而實在是極必要的。什麼方法呢？是抄錄或筆記。我們讀一部名著，看見他徵引那麼繁博，分析那麼細密，動輒伸著舌頭說道：『這個人不知有 多大記憶力，記得許多東西，這是他的特別天才，我們不能學步了。』其實那裡有這回事。好記性的人不見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較的倒是記性不甚好。你所 看見者是他發表出來的成果，不知他這成果，原是從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大抵凡一個大學者平日用功，總是有無數小冊子或單紙片，讀書看見一段資料，覺其有 用者即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長的摘要記書名卷數頁數），資料漸漸積得豐富，再用眼光來整理分析他，便成一篇名著。想看這種痕跡，讀趙甌北的《二十二史劄 記》，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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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容易看出來。這種工作，笨是笨極了，苦是苦極了，但真正做學問的人，總離不了這條路。做動植物的人， 懶得採集標本，說他會有新發明，天下怕沒有這種便宜事。」梁氏又說：「發明的最初動機在注意，抄書便是提醒注意及繼續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當讀一書時，忽 然感覺這一段資料可注意，把他抄下，這件資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腦中，和溜眼看過不同，經過這一番後，過些時碰著第二個資料和這個有關係的，又把他 抄下，那注意便加濃一度，經過幾次之後，每翻一書，遇有這項資料，便活跳在紙上，不必勞神費力去找了。這是我多年經驗得來的實況，諸君試拿一年工夫去試 試，當知我不說謊。」由於抄書有如此大的助益，所以前人家中即使已有刊本，有空時也會抄寫數部，一方面以廣流傳，一方面可藉機精讀。

　 　前人抄書，十分講究，尤其是影抄本，不論行款、字體，都要求和原書一模一樣，令人幾乎分辨不出是刻 本或是抄本。譬如清代初年的錢曾，家中有不少抄本，十分精美，當時人稱之為「錢抄」。現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就有一部錢氏「也是園」影抄宋刊本《丁卯集》， 不論版式的大小、行款、字體，都和原本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