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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①。認為考證詳晰，一在於取材廣博，二在於史實賅備。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所“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其殘稿在洛陽者尚盈兩屋”，因而“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②，堪 稱考證詳晰的典範。至於撰述簡潔，則應力求做到“文約而事豐”，如《三國志》“簡質有法，古稱良史”③。在史書體例方面，《總目》也十分強調謹嚴，提倡創 新。裴松之《三國志注》，可謂“網羅繁富”，“首尾完具“，但《總目》仍批評它“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④。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因司馬光 《資治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新創紀事本末體，《總目》盛讚其“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實前古之所未見也”⑤。這些見解和論述，都反映了《總目》編 纂者的學識和眼光。

　 　當然，由於封建階級立場的限制，《四庫全書總目》對中國古代學術源流的介紹和考辨，沒有也不可能完 全做到客觀、公允，階級烙印清晰可見。如子部古籍，主要指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時期的著作，當時號稱九流十家，均自有淵源，也各具長短。《總目》雖然承認 “衰周之際，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為流品，《漢志》所列備矣”⑥，但卻極力貶低儒家以外的某些學派，認為《漢志》所列“名家稱出于禮官，然堅石白馬之 辨，無所謂禮；縱橫家稱出于行人，然傾危變詐，古行人無是詞命；墨家稱出于清廟之守，並不解其為何語。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史部總敘》。

②《四庫全書總目》第四七，《資治通鑑》提要。

③《四庫全書總目》第四五，《三國志辨誤》提要。

④《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三國志》提要。

⑤《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九，《通鑑紀事本末》提要。

⑥《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雜家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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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變為雜學而已”①。在此，《總目》對《漢志》有關諸子淵源的論斷提出了異 議。作為學術問題，諸子百家的淵源當然可以深入討論，提出不同看法，但《總且》完全站在維護儒學正統的立場上，一味排斥其他學派，顯然不足為取，也是不盡 符合歷史事實的。至於某些失考之處，《總目》也在所不免。如“目錄”一詞，劉向父子校書時已開始使用，《別錄》內即有《列子目錄》一篇，班固《漢書敘傳》 述《藝文志》第十也有“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之語，但《總目》卻稱昉自鄭玄《三禮目錄》，實為疏忽。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 目》對中國傳統學術淵源流變所作的總結、評判，仍然是值得充分重視和需要借鑑的。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誤

　　（二）探討圖書分類理論

　　前代目錄著作的小序，主要說明學術源流和圖書情形，《四庫全書總目》繼承了這一傳統並進而有所發展。不僅注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且對圖書分類理論的有關問題，也作了有益的探討。

　 　《總目》十分強調立類應當根據圖書的實際情形，認為“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 即應備是一格”②。如在敘述史部紀事本末類設立的根據時，《總目》特別指出：“事例相循，其後謂之因，其初皆起於創。其初有所創，其後即不能不因。故未有 是體以前，微獨紀事本末創，即紀傳亦創，編年亦創。既有是體以後，微獨編年相因，紀傳相因，即紀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眾，遂於二體之外，別立一家。今亦以 類區分，使自為門目”③。這種因書立類的主張，無疑是正確的。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雜家類案語。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九，紀事本末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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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目》還主張收書必須嚴格限制在類目規定的範圍以內，不得隨意牽引濫登，因此，在一些類目的小序 中，《總目》對前代目錄著作收書太濫的情況往往多所批評，以為鑑戒。如論以往子部農家類的收書範圍，《總目》指出：“農家條目，至為蕪雜，諸家著錄，大抵 輾轉旁牽。因耕而及《相牛經》，因《相牛經》及《相馬經》、《相鶴經》、《鷹經》、《蟹錄》，至於《相貝經》，而《香譜》、《錢譜》相隨入矣。因五穀而及 《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譜》、《荔支譜》、《橘譜》，至於《梅譜》、《菊譜》，而唐昌《玉蕊辯證》、《揚州瓊花譜》相隨入矣。因蠶桑而及《茶經》， 因《茶經》及《酒史》、《糖霜譜》，至於《蔬食譜》，真按：迪志版武英殿總目作疏食譜！ 而《易牙遺意》、《飲膳正要》相隨入矣。觸類蔓延，將因《四民月令》而及算術、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風角、鳥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問》、《靈樞》乎”①？這一批評，可以說是切中要害的。

　　其他如書籍歸類應當循名責實，不能光憑書名，而應根據內容確定所屬類目等等問題，《總目》也都多所論述。真批：前已有述，當略及互參者！可見于此潤稿時，黃氏未及細心校繕也. 由於在實際編目工作中能夠較好地貫徹這些主張，因而《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體系也就比較嚴密、完善，它標誌著中國古代目錄學所達到的最後一個高峰。

第二節　《四庫全書總目》的思想內容

　　《四庫全書總目》是產生在十八世紀中晚期的一部大型目錄著作，從開始撰寫到最後成書，都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控制下進行的，所謂“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②。這就決定了它必然要通過書籍的進退取捨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農家類序。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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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書目提要、分類排列，乃至議論評介等方式，來直接間接地反映一代學術風尚以及統治者的意願要求，表露出鮮明的政治思想傾向。

　　一、尊崇儒學，提倡封建倫理觀念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經典便逐漸成為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主要思想工具。反映到 目錄學上，自《七略》以來，無論史志目錄，還是官撰、私修的各種專門目錄，其分類排列都無一例外地把儒家經典列於首位，《四庫全書總目》也是如此。所不同 的是，適應封建社會末期加強思想統治的需要，《總目》在把儒家經典抬到至高無上地位的同時，對異端思想的排斥抨擊更為嚴厲苛刻，對倫理綱常的宣揚提倡也更 加不遺餘力。

　 　《總目》毫不隱諱地宣稱：“今所採錄，惟離經叛道、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 屏斥必力”①。東漢王充《論衡》反映了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表現了作者敢於針砭時弊，不隨波逐流的戰鬥精神。《總目》雖然不能不承認其“訂譌砭 俗，中理者多”，但卻指責內中“《刺孟》、《問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悖矣”②，並因此將該書貶入雜家一類。明末李贄《藏書》具有鮮 明的反封建思想，堅決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說教，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正統儒學的軌道。《總目》對此深惡痛絕，攻擊其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 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為罪不容誅”，認為“其書可燬，真按：在查其書可毀時才發現迪志版四庫未將燬與毀作關聯也！ 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因而僅“存其目，以深暴其罪”③。至於其他攙雜有非儒學思想的著作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論衡》提要。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藏書》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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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目》也大多斥入雜家，橫加苛責。如謂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 時好佛之習”①；批評宋崔敦禮《芻言》“首卷以道德仁義分析差等，中又以諸經傳注為蠹道之書，其旨頗雜于黃老，未為粹然儒者之言”②，指責呂希哲《呂氏雜 記》“喜言禪理，每混儒墨而一之”③；抨擊明羅洪先《冬遊記》“所言性命學問，浸淫佛氏，淪于虛寂，并守仁本旨而失之”④。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赤裸裸地 表現出《總目》編纂者竭力維護儒學正統地位的思想宗旨。

　 　在大肆貶低儒學內部異端思想的同時，《總目》編纂者還直接秉承統治者的旨意，對佛、道、天主教之類 的“外教”著述以及詞曲一類的“倚聲填調之作”，採取了極為輕蔑的排斥態度。作為纂修《四庫全書》決策者和監督者的乾隆，十分強調“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 子集為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⑤，而對不合此法的書籍，往往抨擊不遺餘力。明代《永樂大典》廣搜博採，乾隆就大為不滿，指責其“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巢臼，真按：當作不出類書窠臼！ 是 以踳駁乖離，於體例未能允協”。聲稱《大典》在“儒書之外，闌入釋典、道經，于古柱下史專掌藏書，守先待後之義，尤為鑿枘，不合朕意”⑥。並嚴格規定， “言二氏者在所摒”⑦。因此，盡管《總目》竭力標榜“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搜羅”，但事實上，對釋道著述，不過“擇其可資考證者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顏氏家訓》提要。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芻言》提要。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呂氏雜記》提要。

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四，《冬遊記》提要。

⑤⑥《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諭。

⑦　乾隆《御製詩四集‧命校永樂大典因成八韻示意》詩序，卷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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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那些“經懺章咒”，真按：此懺字竟無簡化為忏？ 則“凜 遵諭旨，一字不收”①。即使勉強收錄的“可資考證”的著述，也挂一漏萬，闕略頗多。如佛家一類，著錄《宋高僧傳》，而不著錄《梁高僧傳》、《續高僧傳》， 著錄《開元釋教錄》，而不著錄《出三藏記集》和《歷代三寶記》，後來的學者批評這種做法“猶之載《後漢書》而不載《史記》、《漢書》，”“載《唐書‧經籍 志》而不載《漢志》及《隋志》”②，真按：四庫全書收書之漏 確 實切中要害。又如道家一類，就連宋人文集中有關道教齋醮祈禱的青詞一類文字，也借口“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必不肯為，即韓、柳、歐、蘇諸大 家，亦正集所未見”③，一概予以刪除。至於西方天主教，《總目》也大肆指責其“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為至親；後其君長，而以傳天主之教者執國命。悖亂綱 常，莫斯為甚，豈可行于中國者哉”④！對明末清初傳教士著譯的有關介紹天主教義的著作，也大多摒棄未錄。當然，佛、道及天主教作為一種宗教，其本質都是唯 心主義的，特別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還有複雜的政治、歷史背景，這些都有必要予以分析。但《總目》對各種“外教”的攻擊和排斥，歸根結底是為了 維護儒學正統地位，用封建倫理道德的精神枷鎖束縛勞動人民。

　　對詞曲一類著述，《總目》更是大加貶斥，認為其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⑤，並稱“自五代至宋，詩降而為詞，自宋至元，詞降而為曲。文人學士，往往以是擅長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②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

　③《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諭。

　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四，《天學初函》提要。

　⑤《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詞曲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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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宮大用之類，皆藉以知名于世，可謂敝精神于無用”①。因而，《總目》不僅將此類作品退之篇末，而且于曲文一概摒棄不錄，藉以顯示“大聖人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之至意”②。

　 　與尊崇儒學相輔相成的，是《總目》對封建倫理觀念的大力提倡和表彰。儒家的綱常名教，是儒學的核心 和基礎，歷來被封建階級奉為維護社會秩序，加強專制統治的法寶。在統治者看來，“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于天秩天敘之經，昧于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 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 言哉”③！因此，盡管乾隆時期的中國封建社會，處在一個相對穩定並有所發展的階段，但統治者仍然大力扶植封建綱常名教，以防患於未然，確保封建王朝的專制 統治。《總目》編纂者秉承統治者的意旨，在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方面花費了相當多的筆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清統治者為表彰忠義，在全國範圍內對明代“死不忘君，無慚臣節”的忠臣義士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普查、賜謚活動，“凡立身始末卓然可傳，而又取義成仁，搘拄 名教者，各予專謚，共三十三人。若生平無大表見，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彙為通謚：其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節，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 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節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于微官末秩，諸生韋布，及山樵市隱，名姓無徵，不能一一議謚者，并祀于所在忠義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 人”。與此同時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張小山小令》提要。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③《清世宗實錄》卷五九，雍正五年七月癸酉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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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將所有賜謚人名彙成一編，題為《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抄入《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者便利用為 此書作提要的機會，一方面稱頌這些明臣“毅魄英魂，自足千古”，一方面竭力吹捧清統治者表彰前代忠臣之舉，認為“自古代嬗之際，其致身故國者，每多蒙以惡 名”，“其間即有追加褒贈，如唐太宗之于堯君素，宋太祖之于韓通，亦不過偶及一二人而止。誠自書契以來，未有天地為心，渾融彼我，闡明風教，培植彝倫，不 以異代而歧視，如我皇上者”①。其他如將關羽的謚號改稱“忠義”，以崇獎忠義，風勵臣節，刪除宋穆修《穆參軍集》中歌頌曹操的篇目，斥其“獎篡助逆，可謂 大乖于名教”②。甚至某些書籍的進退取捨，也因人而論。如龔詡、楊繼盛、周宗建、黃道周，其文集或“不能與文士爭工”，其經解或不盡符合經書原意，但因為 他們都是明代的“忠節之士”，便一概收錄其著述，并置於同時諸人之前。至於姚廣孝的《逃虛子集》，嚴嵩的《鈐山堂詩》，“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而廣孝 則助逆興兵，嵩則怙權蠹國，繩以名義，匪止微暇”，真按：作為匪止微瑕！ 則僅“著其見斥之由，附存其目”③。《總目》這種極力表現“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借此“彰善癉惡”，“用著勸懲”的做法，深刻地反映了其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本質。

　　二、重道輕藝，鄙薄科學技術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歷來輕視生產勞動，鄙薄科學技術。這種傾向，在被儒家尊之為聖人的孔子身上，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論語》記載，孔子的弟子“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八，《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提要。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穆參軍集》提要。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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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 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①！在統治階級看來，“禮、義、忠、信為治民之要”②，而科學技術、生產技藝則不僅不受重視，而且還往往被視為“奇技淫 巧”，長期遭到冷遇而摧殘。《四庫全書總目》也十分突出地反映了傳統儒學重道輕藝的傾向。《總目》編纂者明確宣稱：“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為 主，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③，科技著作自然也就無關緊要了。在他們看來，“方技家遞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偽妄荒唐，不可究詰，抑或卑瑣微末，不足編 摩”，因此，“但就四庫所儲，擇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數種，以見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備，不復搜求”④，致使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都未收入《四庫全書》之中。 如明末學者宋應星竭畢生精力，撰成百科全書式的總結生產技術的專著《天工開物》。由於該書“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⑤，清代初年流傳漸稀。《四庫全書》也未 予收錄，致使這部重要的著作失傳三百多年，直到本世紀初，才從國外傳回。輯佚工作也是如此。《永樂大典》中錄有不少關於生產技藝方面的著作，如宋元時人吳 懌的《種藝必用》、張福的《種藝必用補遺》，介紹糧食作物、蔬菜、果木、花卉的種植方法和注意事項，可補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和元代官書《農桑輯要》的 不足；元代薛景石的《梓人遺制》，記載各種運輸工具和生產工具的製造方法，並附有詳細圖說。這些農業、手工業專著，

①《論語‧子路》篇。

②《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

③④《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⑤宋應星《天工開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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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映了當時的生產狀況和科技水平，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和實用價值，四庫館臣卻棄若敝屣，未加輯佚。特別 是明末清初，一批西方傳教士先後來華，他們在傳教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較為先進的西方科學技術知識，並與中國士大夫合作，翻譯刊行了許多有關西方宗教和科 技方面的書籍。《總目》編纂者雖然承認“西洋之學，以測量步算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用，視他器之徒矜工巧，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講 水利者所必資也”①，並收錄了一些介紹西方天文、曆算、數學、水利方面的書籍，但也僅僅是少量點綴而已。不少重要的科技書籍，不僅沒有收錄，甚至未能引起 四庫館臣的注意。如羅雅谷、徐光啟著譯的《測量全義》，專載數學測算知識；鄧玉函、畢拱辰撰述的《泰西人身說概》，介紹人體解剖生理學；龍華民編撰的《地 震解》，敘述有關地震的知識；李之藻等人合譯的亞里士多德的《名理探》，則是邏輯學理論專著，等等，《四庫全書》均闕而未錄。

　　三、封閉自大，不重視了解外部世界

　 　在中國社會漫長的發展進程中，由於歷史的和地理的種種原因，生活在廣袤中原地帶的華夏民族，很早就 進入了農耕社會，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度，進而確立了大一統的專制集權的政治格局。秦漢以後，中國一直以其強盛的國家政權，先進的 封建文化，燦爛的古代文明，獨立特出於周圍各國之上，長期保持著宗主國的顯赫地位。這種地理的、歷史的、現實的諸多因素，使中國士大夫很早就產生了內向型 的文化心理和“中央大國”的優越感，並逐漸積澱成帶有封閉自大傾向的文化特徵。真批：一部易經謙卦之理都不融通而謂之全書，何啻遺笑爾！ 反映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就是極不重視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對外部世界的無知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泰西水法》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