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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書林掌故的葉德輝
清代的洪亮吉,在《北江詩話》一書裡,把藏書家分為五等:第一等是「考訂家」,第二等是「校讐 家」,第三等是「收藏家」,第四等是「賞鑑家」,最末一等是「掠販家」。也就是說,藏書家要能把所蒐藏的書當做學術資料用,「考訂」圖書的內容,「校讐」 書中的訛誤,才能算是第一等的藏書家。如果把古書當作骨董欣賞,甚至以販賣古書賺錢,就等而下之了。
古書的「考訂」和「校讐」既然如此重要,於是研究古書的刊刻方法,刊刻的優劣及傳刻經過等等的學問,漸受學者重視,這門學問,叫做「板本學」。為這門學問奠下理論基礎的,就是葉德輝。
葉德輝(西元一八六四年—一九二七年),字煥彬(也寫作奐份、煥份),一字漁水,號郋園,一號直山,自署朱亭山民、麗廔主人。清湖南長沙人。考取光緒十八年(西元一八九二年)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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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部主事。後來回到家鄉,住在長沙蘇家巷。不久,湖廣總督張之洞任他主講湖北存古學堂分校及兩湖米捐局總稽查等職。
葉氏的藏書室叫「觀古堂」。他的藏書,一部分是先人所遺,多數則是他經數十年陸續蒐求而來。譬如他 每次進京,都會到琉璃廠的書肆訪書,曾經在廠肆購得《皇清經解》的專本及單行本,也有初印的佳本。也先後向著名的藏書家洽購了些,像昆山顧氏、元和惠氏、 嘉定錢氏的部分藏書,均歸葉氏。他還從長沙袁芳瑛的「臥雪廬」,購得珍貴的宋代和元代刊本。到民國初年,他的藏書已有十六萬卷,加上重本,則超過了二十萬 卷。他在〈憶藏書〉一詩的附注裡說明他最得意的一些書,他說:「余藏書及四千餘部,逾十萬卷,重本、別本數倍于四庫。宋本以北宋膠泥活字本《韋蘇州集》, 金刻《埤雅》、宋刻《南嶽總勝集》,南宋刻陳玉父本《玉臺新詠》為冠。元刻以敖繼公《儀禮集說》、婺州本《荀子》、大德本繪圖《列女傳》、張伯顏本《文 選》為冠。」其中膠泥活字本《韋蘇州集》,雖然有人懷疑其可靠性,仍不失為研究中國印刷史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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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氏由於蒐藏豐富,所經眼的圖書無數,並且熟悉書林掌故,寫成了《書林清話》(十卷)和《書林餘 話》(二卷)二書。他把歷代刻書的特色、印書的紙張、刻書的字體、書本裝訂的方法、雕板的偽造、刻書的工價、抄書的工價、各地書坊的盛衰及藏書家印記之語 等有關書林掌故,從事深入淺出的撰述,是中國討論印刷史的先驅,也是為後日「板本學」這一門學術奠定理論基礎的第一本專門著作。
辛亥革命時,葉氏由於反對革命,避居湖南湘潭東南的朱亭山,有感於圖書購置及庋藏之不易,一方面完 成了《觀古堂藏書目錄》(四卷),一方面撰成〈藏書十約〉,說明購書、藏書的十項要事。這十項是:購置、鑑別、裝潢、陳列、抄補、傳錄、校勘、題跋、收 藏、印記。其中有不少見解很值得喜歡藏書的朋友及圖書館工作人員參考。
葉氏除了藏書,也校書、刻書。他所編刊的《觀古堂書目叢刻》十五種,一直是士林所重視的工具書,在學術界有其一定的貢獻。可惜的是他思想頑固,先是反對戊戌變法,又反對辛亥革命,其後又為袁世凱復辟出力,加上在兩湖米捐局總稽查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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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搜刮錢財,在民國十六年四月間,共黨所引發的湖南農民暴動中,被列為土豪劣紳,遭處死刑。
他的藏書章有:「德輝」、「煥彬」、「奐份」、「煥份」、「郋園」、「麗廔」、「奐份審定」、「德輝私印」、「葉印德輝」、「麗廔珍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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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文】
〈說明文字〉 葉德輝在明刊本《宋遺民錄》上所寫的題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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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報國的張元濟
在古今眾多藏書家裡,除了致力收藏、保存文獻外,並能以廣大的胸襟,包容古今、中西文化,實際以文化事業,從事政治革新的,張元濟無疑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
張元濟(西元一八六六年—一九五九年),字筱齋,號菊生,一作鞠生,浙江省海鹽縣人。他的祖先,有 不少是著名的藏書家。十世祖張奇齡,在明朝萬曆年間中過舉人,藏書甚富,在海鹽縣城南三里一個叫「烏夜村」的地方蓋了一座藏書樓,取名「涉園」,可能是用 晉代詩人陶淵明〈歸去來辭〉中「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的意思。九世祖張惟赤,字桐孩,號螺浮。清順治十二年(西元一 六五五年)進士,歷官刑科給事中。三藩之亂,不同意履畝加稅的主張,辭官退隱。惟赤一方面繼續充實藏書,一方面把「涉園」美化成林泉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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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好友來訪,就把所藏祕籍取出,與好友共同討論。根據清代吳騫所寫〈涉園修禊記〉一文的敘述,當日 的「涉園」,「亭池林木之勝,甲於東南」,可想見其景物之美。惟赤著有《涉園張氏書目》,書中每書說明放在第幾架、第幾層,以便索取。藏書章有「涉園主人 鑒藏」、「海鹽涉園張氏守白齋珍藏書畫之章」等,著有《螺浮奏議》、《思退軒集》等書。傳到了六世祖張宗松,「涉園」的藏書,益加豐富。宗松,字青在,一 字楚良,又字蠖廬。國學生,少年時作有「隔水一牛橫笛去,盤雲隻鴿帶鈴來」之詩句,為海寧楊性夫所欣賞,把女兒嫁給他。所藏除圖書外,也有不少精美的鼎 彝。藏書章有「張氏松下圖書」、「張氏研古樓藏書」等。可惜道光以後,家道中落,藏書逐漸出售,太平天國之役,「涉園」也燬於兵火,藏書及刻版孑然無遺。 所以到了張元濟,先人的藏書,實際上一無所有,而張元濟的藏書樓及讀書札記,都仍用「涉園」,含有緬懷先人之意。
張元濟為了恢復先人的藏書盛業,一方面大量購書,一方面尤留心先人散出的舊藏。凡是看到鈐有「古鹽張氏」、「宗橚」、「詠川」、「佩蒹」(都是元濟的族祖)等印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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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借高價購回。
張氏為人稱道的,不僅在勤蒐文獻而已,他以文化事業報效國家的雄心壯志,更是令人敬佩。
元濟於清代光緒十八年(西元一八九二年)考取進士,同榜的知名人士,還有後來當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蔡 元培先生和著名的藏書家葉德輝等。張氏先是授翰林庶吉士,後來改任刑部主事,又再到總理衙門從事文書工作。為了工作需要,他開始學習英文。由於閱讀西洋著 作,於是有了西方的進步思想。所以他主張變法圖強。他一方面在北京創設「通藝學堂」,講授英文、數學,培養翻譯人才;一方面積極支持梁啟超在上海創辦的 《時務報》,鼓吹革新。在戊戌變法運動中,他和康有為曾在同一天蒙光緒皇帝召見。後來,維新運動失敗,張氏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於是他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後,他先是應南洋公學的聘請,管理該校的「譯書院」,這時,他深切體認到要革新圖強,根本之道只有提昇國民的知識水準,於是他在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進入當時以出版新書及翻譯西洋著作而著稱的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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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一直到他於一九五九年以九十三歲的高齡去世為止,他整整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了五十七年。
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起初是擔任編譯所所長。編譯所的工作,主要是翻譯政治、科技方面的西洋著作 及編輯適用於中小學的新式教科書,其中像《漢譯世界名著》和《自然科學小叢書》等,都是當時所編印的,對我國的科學教育和中西文學的交流,有很大的貢獻。 另一方面,他覺得「知新」固然重要,而「溫故」也同樣重要,於是他把編譯新書的工作,交給了一批年輕人,自己則開始從事古籍的整理工作,為以文化事業促進 政治革新的理想,從事更紮實、更本土化的工作。
他為了提高出版品的水準,認為先要有一所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專供編輯同仁參考,於是在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四年),在商務印書館成立了一座圖書館,叫做「涵芬樓」。
「涵芬樓」的藏書,共分八個部分:一、舊書;二、教科書及教科參考書;三、東文書;四、英文書;五、日報、雜誌、章程;六、地圖、掛圖、雜畫;七、照片、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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