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頁二七－九。

　　案，值得注意的是，真氏所「衍義」的「大學」，係以朱熹的大學章句作為底本，而非『禮記』中鄭玄注、孔穎達疏的大學古本。朱熹之改訂大學，參李紀祥，前引書，第二章第四節。

註５：原句出自「大學」。

註 ６：參李焯然「聖人之學與帝王之學」，山東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孔子基金會主辦，一九八七年）； 「大學與儒家的君主教育」，漢學研究第七卷一期（民國七十八年六月），頁一－一六。朱鴻林「理論型的經世之學——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食 貨復刊第一五卷三、四期合刊（民國七十四年九月），頁一六－二七。

註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七月），卷九二，冊三，頁一九一二－三。

註８：丘濬「大學衍義補序」及「進大學衍義補表」。『大學衍義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卷首前附。另參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同朋舍，一九八七年二月），第二章第一節「大學衍義補【日文】成立」。

註９：有關徐光啟的實學及其思想，參何兆武「略論徐光啟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哲學研究，一九八三年七期，頁五四－六○。梁家勉「農政全書撰述過程及若干有關問題的探討」，收在『徐光啟紀念論文集』（北平，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頁七八－一○九。

102

註１０：陳榮捷「性理精義與十七世紀之程朱學派」，收在氏著『朱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增訂版），頁四○三。

註１１：石漢聲校注、徐光啟撰，『農政全書校注』（台北，明文書局，民國七十年九月），張溥序。

註１２：『農政全書校注』，陳子龍「凡例」。

註１３：引自王重民輯校、徐光啟撰『徐光啟集』（台北，明文書局，民國七十五年一月），王重民序言，頁一八。

註１４：王重民『徐光啟集』序言，頁一○。

註１５：同註１１。

註１６：同註１２。

註１７：陳子龍撰、王昶輯『陳子龍自訂年譜』（收在『陳忠裕全集』，清嘉慶八年簳山草堂刊本），卷上。

註１８：參見『農政全書校注』，陳子龍「凡例」。註１９：黃道周『忠端公全集』（清道光五年刊本），卷二五。

註２０：參見黃彰健「皇明世法錄影印本評介」，書目季刊創刊號（民國五十五年九月），頁五七。

註２１：劉宗周『劉子全書』（台北，華文書局，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卷二三，「大司成芝臺陳公傳」

103

，頁一二上。

註２２：陳仁錫『陳太史八編類纂』，目錄。

註２３：陳子龍自撰、王昶輯『陳子龍年譜』，卷上，崇禎十年丁丑條。

註２４：同上，崇禎十一年戊寅條。

註２５：以上所述，參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頁七六－七七、頁八○。朱東潤『陳子龍及其時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一一九－一二一。

註２６：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台北，國風出版社影印，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卷前所收各序及宋徵璧凡例。

註２７：以上所述與選文之統計，參許淑玲，前引書，頁一○－一一。

註２８：陳子龍『安雅堂稿』，卷一○，頁二二上。

註２９：同上，卷一○，頁一八下。

註３０：黃彰健，前引文，頁五七。

註３１：案在『通典』之前，雖有劉秩的『政典』先出，唯一般談到中國的「政書」，仍以杜佑為開其先河。錢賓四先生甚至認為『通典』開出史書三體（記事、編年、紀傳）之外的第四體。見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第二冊（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二年二月），頁一六八。

註３２：杜佑『通典』 （台北，新興書局，民國四十八年五月），自序。

註３３：『通典』，李翰序。

104

註３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一，冊二，頁一六九六。

註３５：見張榮芳「從通典看杜佑的史學」，史原第九期（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頁六七。

註３６：張榮芳，前引文，頁六八。尹達『中國史學發展史』（台北，天山出版社翻印），頁一九一。

註３７：杜佑『通典』，自序。

註３８：關於杜佑；『通典』之研究，除張榮芳，前引文外，另可參黃敏枝「杜佑的經世思想——以通典一書為探討中心」（清華大學，中國思想史上的經世傳統研討會，民國七十五年），該文亦認為杜佑的『通典』係以「經世」為目的。

註３９：曾國藩「聖哲畫像記序」。『曾文正公全集』（台北，世界書局，民國四十七年一月），冊八，文集，頁一二一。

105

　　　　　第一節　經學即理學：顧炎武

　　　　　　一、亭林一生三階段

　　顧炎武「答原一、公肅兩甥書」云：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廚俊之後塵，步揚、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 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頹，江湖沸▼水胷▲，酸棗之陳詞慷慨，尚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重泉雖隔，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 張，親朋瀾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此又一時也。（註１）

此 實為顧氏撫昔追懷，自道平生所歷經三階段之歷史。由顧氏本人之自覺而道出，更覺信實。少年文人，中年 抗清；而自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之後，也就是寫這封信給兩甥的這一年；（註２）因殺家奴陸思棗事件而訟獄官府，幸經友人歸莊及錢謙益等人的營救，始免 於難。顧氏為了避仇家的威脅，遂於一六五七年（順治十四年）北上，爾後雖續有南返，但大部分時間皆在北方度過。此一段時間實為顧氏在學問上的最重要的一個 階段。欲明瞭顧氏學術之志業，實不可不注意顧氏在北遊以後的活動與治學

106

。 案，顧氏少年時，即與同邑歸莊等人參加復社，（註３）所謂「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人推月 旦，家擅雕龍。」即指此也。吳應箕『復社姓氏目錄』謂：「崑山縣入社者十八人，先生名在第六（下略）。」（註４）顧氏詩集中更有弔社友陳子龍、楊維斗、顧 推官等詩，（註５）可見其早年與社集淵源。然一般治三大儒學術史者，鮮少注意到此點，而顧氏實已自道矣。顧氏既將此時生命視為三階段之一，則其對顧氏必有 影響，斯佔一席之地。顧氏中年以後，累言：

　　　自少為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也。（註６）

「與黃太沖書」亦曰：

　　　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註７）

蓋此皆為第三階段——北遊之後所發之後悔之言。不僅悔其少年所學，更且悔其時之身份為文人。日知錄，卷二一，「文人之多」條云：

　　　士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註８）

則正是顧氏本人欲超越「文人—社集」時代的顧炎武，而思承繼儒統，將自己定位在「儒」時所言。

　　亭林一生作了不少詩，但是吾人今日所能看到的皆是他在明亡後的詩作。這是因為亭林自將明亡前所謂「人推月旦，家擅雕龍」之作全部刪除之故。今傳『亭林詩集』起首第一即是「大行哀詩」

107

，本詩作於崇禎殉國之年。亭林以這首詩為篇首，自是有微意與深意的。孔子曰：「詩言志」。亭林刪詩、存詩，無非皆是此義。（註９）而其刪詩一節，亦與亭林自悔「中年以前」云云之心態相應。

　 　然而，少年的這一歷程，畢竟給予顧炎武深刻的影響。顧氏早年與復社、幾社之淵源，尚不僅止於顧氏所 自言的詩文雕龍而已；晚明之實學學風，實以「社」為中心，顧氏所受之影響，詩文之外，更有實學。顧氏的早期名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與『肇域志』，實即撰成 於此一時期。『利病書』自序云：「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即足證明。（註１０）然堪須注意者，此「術」為「實用之術」，非顧氏晚期所重之「經 術」。又「恥經生」三字，正道出顧氏早年與陳子龍等人相同意識與文人心態。上述兩書皆始作於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據吳晗言，此二書正是受陳子龍等編輯 『皇明經世文編』之影響而作，（註１１），前言「纂記故事」即指此等學術工作。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是在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成書亦在是年。可 見顧氏之二書與陳書確是同一風氣下的作品。以顧、陳關係及彼此成書年代先後推論，吳晗的看法是正確的。如此，則可見顧氏之早年即第一階段與幾社及實學的關 係之深了。而且，「實學經世」的思想與脈絡，也並非如顧氏所言，「深悔中年以前所學」便能一刀兩斷；顧氏晚年學術雖變，導文於儒，然而「致用」、「救 世」、「經世」等仍然是晚期學術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不可謂其已全與「實學經世」時代毫無淵源關係也。只是，其由「文」而返「儒」，由「實學」而更上於 「外王」，涵蘊了更大的理想而已。吾人敘述顧氏之早期階段及其與復社、幾社的關係時，不可不留意此點

108

，同時，這也是歷來研治三大儒之學術思想時，較少被注意及的一個方面。

　　一六四四年（清順治元年）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崇禎自隘，清軍入關，馬土英迎立福王於南京。

　　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渡過長江，各地紛紛抗清，顧炎武也不例外，在蘇州參加了崑山保衛戰。戰爭失敗，他的友人大多犧牲，他自己也幾及於難，他的嗣母王氏於崑山城破之後，即絕食自殺。

　　七月，唐王遙授炎武以兵部職方司主事。而炎武的「軍制」、「形勢」、「田功」、「錢法」四論也作於此年，顯然是有為而作。（註１２）

　　明亡清興，對許多人而言，是一個深受刺激與震憾的年代，對炎武這樣的大儒當然也是：

　　　天下之變，莫甚乎君臣父子一旦相失而永訣終天，此人生之至痛，而古人臣之所遭未有以比也。（註１３）

許 多人在目睹江山易色與殉亡凋零殆盡之餘，以殘山賸水之身，不禁開始深度地自覺與反省，這一切的一切， 不僅僅是向過去回溯的「明亡痛史」，何以亡？更是向未來積極悲慟沉毅的擔當，以遺民之身，作「國亡，士未亡，氣節千古」的擔當，開啟了儒學的重新反省，以 及新路向的開拓，並且留下「著述」，要以俟「後王」之興以及繼起之後儒。他們當然不會料到，在異族政權下，後他們而起的人，所能繼承的，只能是儒學的某方 面而已。

　　但顧氏這樣的一年卻來的稍遲，原因是明亡後，他仍繼續奔走，並轉入地下，圖謀復興，其參加「驚隱詩社」

109

—— 又名「逃社」，便是一例。（註１４）又北遊之後，特別注意陝西，並終老於此，也是殘餘的一絲復明希 望所寄。另外，則是顧氏四十三歲時，前述家奴之事件的影響，促成顧炎武的北上。北遊之後，一方面專研學術，一方面也結交許多在經學、理學上傑出有成的大儒 及碩學，顧氐學術之志業影響及清代學術者，最重要的便是在此一時期。此時期除南下謁陵及一六五九、一六六一年南返外，餘皆在北方渡過。

　　　　　　二、亭林對儒學之反思與重組：兼論「經學即理學」

顧氏北遊之後，是先從明亡之反思開始，而後到重組儒學，確定外王經世，並開始了新儒學的一大面向——「經」學。

　 　他對明亡的反思，特別表現在「郡縣論」九篇、「生員論」三篇上，「錢糧論」二篇則是目睹陝西人民生 活之困苦而寫，係抨擊清初在陝西一帶推行的經濟措施之作品。（註１５）「郡縣論」與「生員論」尤為近來研究顧氏政治思想的人所注意，（註１６）算是他由實 用之學向外王經世之學轉變期的作品。此時是自現實的明代制度，經由反思、反省而作出議革建言，並描繪出治國者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人才培育制度上的 「治國大法」，是他走上「外王經世一的起步。

　 　但在炎武深悔中年以前所學，而專治經學之後，其外王經世之理想已有崇古尊經之趨向。他未曾因清政權 日趨穩固而剝落了學術中「經世」的目標，雖然他不能「致用」，但卻把「經世」之志、業，留在「著述」中，以期待一個「後王」的繼清而興。這種「後王」的心 態，對顧炎武這位遺民來說

110

， 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支撐他能夠不計身前名利而為儒者擔當，將「外王經世」的理想、學問全部形於文字的 一個動力。『日知錄』自是這樣信念下的一部作品。基於這樣的信念「夫（興）亡有迭代之時，而中華（無）不復之日」，（註１７）「厄運應知無百年（一本作 （「胡虜從來無百年」），得逢聖祖再開天」，（註１８）是故他願「藏之名山」，以待後王之啟。

　　顧氏在明亡之後的反思是深切的，他究竟要將儒學帶到一個什麼樣的新動向中？「與潘次耕札」中有云：

　　　君子之為學也……有撥亂反正之志，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註１９）

「起 而有以救之」，並非指王師之再起興復，而係以一「儒者」之身，從學術上來擔當，重建一個可以撥亂反 正之儒學。是故以這樣的反思為起點，顧氏先由「反」上啟思，思明何以亡？思明何以流極至此，因而產生了許多「反」：反虛玄之學、反心性之學、反陸王之學以 及反八股……等。他最痛恨的有二：一是八股，一是王學。『日知錄』卷二○「書傳會選」條云：

　　　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也。

又同書卷二○「四書五經大全」條：　　　自永樂中，命諸臣等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敘，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