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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方面是儒學衰微，名教破壞，崇尚老莊，玄學興起。儒學在漢代雖曾盛極一時，但自竄入陰陽五行 的謬說和讖緯符命的怪論以後，經術既流於支離破碎，哲學成了迷信的宗教。有頭腦的讀書人，對於這種學術狀態自然是不能滿意的。發展到了魏晉，儒學呈現著極 衰微的現象。魚豢魏略儒宗傳序說：「從初平（漢獻帝年號，西元一九○~一 九三）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學尤甚。……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在京師者尚見 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乎！學業沈隕，乃至於此。」（全三國文）從初平 到正始，短短六十年，儒學竟然衰微到這種地步。同時，依附儒學而存在的名教，這時淪為司馬氏的工具，變成束縛人、壓制人的桎梏，亦為人所蔑視厭惡。有些人 甚至走上極端，行為放誕，驚世駭俗。

　　漢末清議之士，因批評政治招致了黨錮之禍，接著魏代漢，晉謀代魏，又大肆殺戮異己。在這種情形下，清議逐漸轉變為清談，崇尚虛無、消極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發展。到了正始年間，何晏、王弼以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經典，並注老子，興起了玄學，道家思想更為風行。

　 　正始文學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現實和思想背景下的產物。多數作品，由於政治上的恐怖壓迫和文人逃避現實 的心理，不如建安作家那樣富有現實性。所以文心雕龍明詩篇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所謂「明 道」、「仙心」，即指詩歌受老莊玄學的影響，內容多為道家虛無之言。傑出的詩人如阮籍、嵇康，他們的作品雖然貫串著老莊的思想，但對現實的不滿與反抗仍然 是主要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還是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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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始時代文人有所謂竹林七賢，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曰：

　　　「嵇康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威、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

七賢中山濤、向秀、王戎、阮咸四人無詩流傳，劉伶祇有北芒客舍五言詩一首。何晏存詩二首，一為擬古（雙鵠比翼遊），一為失題（轉蓬去其根），的確浮淺不足稱。作為正始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

　　阮籍（西元二一○~二 六三）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他原來是儒家的信徒，喜愛詩書，有政治上的抱負，詠懷詩第十五首中說：「昔年十四五， 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在第三十九首中，他又吐露了「壯士何慷慨，志欲滅八荒」的雄心和「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的志節。但是在魏晉交 替之際的那種政治黑暗、恐怖，視屠殺為平常的環境中，不但沒有發展抱負實踐理想的可能，連自身的安全也沒有保障，於是轉而崇尚老莊，反對禮法，縱酒佯狂， 行為放誕。晉書阮籍傳說他「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他的「不與世事」、「酣飲為常」，不過是對 現實的消極反抗和遠禍保身的手段罷了，詩人的內心實在是非常痛苦的。晉書又說他「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可見詩人內心傷鬱之深。

　　阮籍的主要成就是詩歌，八十二首詠懷詩是他的代表作品。這些詩全是五言（讀書敏求記　謂又有四言詠懷詩十三首，今僅存三首），非一時之作，真實地反映了詩人一生中複雜的思想感情。如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惟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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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夜中不寐，憂思徬徨之情，表現了生活在黑暗現實中的內心苦悶。「徘徊將何見」？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出路，詩人只有「憂思獨傷心」了。第十七首說：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親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空堂獨坐，誰是可與歡者？出門、登高，更形寂寞，誰是詩人的知音？這首詩深刻地表達了詩人不合於世、孤獨苦悶的心情。

　　在魏晉易代之際，最刺激詩人心靈的是政治的恐怖，人命的不保。第三首寫道：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車，歲暮亦云已。

頭六句用植物的春盛夏衰作比，說到堂上生荊杞，象徵曹魏政權由盛而衰，非常形象化。「一身」兩句說自己尚無自全之計，何必還眷戀妻子。深刻地表現了詩人的惴惴不安、憂惶恐懼。

　　阮籍雖然有懼禍的思想，但對暴虐的現實政治，仍然表現了他的守正不阿的品格。例如第十六首：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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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用朔風微霜喩司馬氏的肆暴，用走獸飛鳥喻小人的奔走馳騖，用羈旅無儔喻自己的孤獨寡合。何焯據詩中所言的時序，推定此詩是「指司馬師廢齊王事」，應該可信。由此可知當時的局勢是何等惡劣，詩人的處境是何等艱危，但詩人堅定的表示不學計功的小人，而要做守常的君子。

　　阮籍不僅對司馬氏的殘暴統治不滿，對曹魏王室的荒淫腐朽也進行了揭露。例如第三十一首：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

這首詩完全是借古事來諷刺時政。王室的流連聲色，士兵的困苦，賢者的不用，都是魏末晉初的現實。結尾大膽地指出了這必將導致滅亡的命運。第十一首「湛湛長江水」表現了同樣的主題。

　　詠懷詩除了上述的積極內容外，也有不少作品表現了詩人意志消沈、畏禍保身、遊仙遁世的消極思想。如第四、三十二、六十等首。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能保。清露被蘭皋，凝霜沾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喬，誰能常美好。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俛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吟長川，惜哉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為動，非法不肯言。渴飲清泉流，饑食天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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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屣履詠南風，縕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受一餐。烈烈褒貶辭，老氏用長歎！

　 　阮籍處在政治高壓之下，雖然滿腔的憤懣不平，而不能直接吐說，往往多用比興，言在此而意在彼，隱約 曲折地表現思想內容。所以顏延年說：「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刺譏，而又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惻。」詩品將阮籍列在上品，說：「詠 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這種象徵表現 法是環境的影響，出於不得已。沈德潛說詩晬語所謂「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

　　阮籍詠懷詩繼承了風雅和古詩十九首，大量比興手法的使用，則又顯然受楚辭的影響。他的集子沒有一首樂府詩，他是建安以來第一個全力作五言詩的人，而且創造了獨特的風格。他並不刻意雕琢，而作品自然壯麗。他豐富了五言詩的藝術技巧，使之更為成熟。

　　阮籍這種以詠懷為題的抒情詩，對後世作家有很大影響。晉代陶淵明的飲酒，北周庾信的擬詠懷，唐代陳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風，這些成組的詠懷之作，顯然都是繼承阮籍這一傳統的。

　　嵇康（二二三~二 六三）字叔夜，譙國銍（今安徽宿縣西）人。他崇尚老莊，恬靜寡欲，喜歡養生服食之事；但另外一方面卻尚奇任俠，剛腸嫉惡，富有正義感和反抗性。他反對虛偽 的禮教和禮法之士，公開發表「非湯武而薄周孔」的離經叛道、非薄聖人的言論；他蔑視權貴，曾經當面奚落過司馬昭的心腹鍾會；他對於當時政治的黑暗深為不 滿，他反對司馬氏，固然跟他是魏氏姻親有關（其妻為魏宗室長樂亭主），但根本的原因是他深恨司馬氏殘暴的統治。他在太師箴中揭露「季世」的情況是：「憑尊 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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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崇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其實就是對司馬統治的痛斥。後來終於不見容於司馬氏，被誣害處死。

　　阮籍以五言專，嵇康以四言著。嵇康詩今存五十三首，有二十五首是四言；其餘五言十一首，六言十首，樂府七首，騷體一首，數量與成就都趕不上四言；他是曹操以後的四言詩健者。

　　文心雕龍明詩篇說：「嵇志清峻」。嵇康的詩，既有高潔的志趣，也有憤世的激情。有時清遠，有時峻切。例如酒會詩：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楫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七首之一）

表現一種清逸脫俗的境界。又如贈兄秀才公穆入軍：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十九首之十四）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携手俱遊。朝登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十九首之十六）

　 　嵇康也有些詩顯露了憤世嫉俗的峻切感情，如答二郭。尤其是因呂安事牽連入獄後所寫的憂憤詩，敘述了 他託好老莊不附流俗的志趣和耿直的性格，雖然也責備自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以致「謗議沸騰」，「頻致怨憎」，但他並不改變素志。詩中提到「窮達有 命，亦有何求」？一切付之命運，不計及後果。最後表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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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山阿，散髮巖岫」，仍然是和司馬氏不合作的意思。全詩直抒懷抱，情不能已，表現了峻切的風格。所以詩品說：「嵇詩頗似魏文，過以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喩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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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兩晉詩歌

　 　司馬氏與曹魏爭奪政權的鬥爭到西元二六五年司馬炎代魏做了皇帝，建立了兩晉王朝，而告結束。西元八 ○年，滅亡了東吳，中國分裂的局面，至此又告統一。但是這種安定並沒有維持多久，司馬炎一死，諸王爭權奪利，演成了「八王之亂」，前後混亂達十六年之久， 中原地區又一次遭受兵燹的浩刼；而國力也大大削弱，西北一帶外族，紛紛乘機入侵，結果是懷帝、愍帝相繼被虜，於是西晉便滅亡了。到了東晉，雖偏安一時，中 經王敦、蘇峻、桓玄之亂，造成了劉裕篡位的機會，西元四二○年代晉自立，結束了一百多年的東晉王朝的統治。

　 　就像漢末和魏晉之際一樣，在篡奪爭權的殘酷鬥爭中，許多文人被殺戮了。自西晉以來，張華、石崇、陸 機、陸雲、潘岳、郭璞等人都不得善終，人命賤如土芥，令人恐懼寒心。許多文人為了遠害全身，對現實採取了消極的態度，故意裝聾作啞寄情酒色，或拂麈以談道 佛，或隱田園以樂山水，謀所以苟全性命，而不求聞達了。

　 　太康元年，西晉王朝頒布了占田制，使士族可以依據官品合法地佔有大量土地。同時，九品中正制日益發 展成為保障士族特權的工具，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嚴重情況，確立了極不合理的門閥制度。士族壟斷了政治、經濟以至文化特權。貧寒出身的人，在 政治上根本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到了東晉，士族的政治與經濟力量更加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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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閥制度也發展到了頂點，士族公然編訂「百家譜」，不與「雜類」通婚、士、庶的界限越來越嚴格，地位 相差越來越懸殊。這些士族佔有優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在雄厚的物質基礎上，過著苟安享樂的生活。他們為了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僅無意於收復北方失 地，反而對愛國志士的北伐行動橫加阻撓，使之無法成功。

　 　在思想方面，崇尚老莊，清談玄理的風氣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士族分子一方面利用老莊的任誕思想支持自 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縱欲享樂生活，一方面又從老莊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尋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靜心境，同時還以清談高妙的玄理點綴風雅，炫耀才華，掩飾精神的空虛。 其次是道教與佛學的傳佈。道家與道教名詞相近，但在本質上顯然不同。前者是哲學，後者是迷信的宗教。道教的形成始於漢末，一面結合了當時的陰陽迷信的思 想，一面襲取當時輸入的佛教形式，漸漸組合起來。佛教初來中國，因為多係口傳，真義尚難為人了解，於是和當日流行的道教，彼此混雜，互相推演。那個時候， 道佛兩教還處在混淆的狀態中。後來佛經有了翻譯，佛教真義漸漸顯明，逐步與道教分馳走上自立的發展之途。同時，道教在民間也日益流行，基礎日趨穩固。到了 兩晉，道教的傳佈已不限於民間，連高級知識份子，也不免受到感染。此時的佛教也日漸興盛，佛寺增多，佛經大量翻譯，並且佛學與玄學相輔而行，大為清談之士 所愛好，名士與僧人開始結交；到了東晉，此風日盛，僧人加入清談，士子研究佛理。在這種情況下，玄學與佛學的發展，又進展到一個新階段。

　　兩晉文學變化的趨勢，自然離不開上述政治、社會、思想發展的影響。西晉時期，雖然建安的餘音尚在，風力卻大大削弱。大多數作家的作品，由於缺乏真實的情感和深刻的內容，轉而偏重形式和技巧，把文學推上了形式主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