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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末學者中校書最多者；其所校質量受到學者好評，如其校疏的《周禮正義》，被譽為“清代新疏之冠”。所以本書也對其進行了單獨介紹。清末校書成果突出者還有章太炎等人，不再分述。

　 　最後值得提出的是，如何對段玉裁關於校書的一段話進行斷句。段氏在《經韻樓集》 卷八中說：“古書之壞于不校者固多，壞于校者尤多；壞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壞于校者，久且不可治。”我們認為對此話應該像上面這樣理解和斷句。但有人將其 這樣斷句：“古書之壞于不校者固多壞于校者，尤多壞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壞于校者，久且不可治。真批：古文鮮少有如此長為一句讀者！茲所斷者多以現代白話或理思複雜句（歐化句）讀中國古書故也！所謂以繁馭簡，近是. ”我們認為這樣斷句誤解了段氏的觀點。其道理是什麼，本書對此進行了專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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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清儒校書

　　在我國，勘書之事自古有之，源遠流長，並逐漸形成了校勘之學。進入清代，校勘學備受重視，發展迅速，“乾隆中極盛矣，上自巨卿名儒，下逮博士學究，無不通知此義”。①有清二百多年，是我國古典校勘學發展的昌盛時期。認真總結清儒校勘工作，對發展今天的校勘學大有裨益。

一、校勘目的明確

　 　清儒校書，有的“為藏而校”，大多數人是“為讀而校”，目的十分明確。清葉德輝 《藏書十約》云：校勘古書，“有功古人，津逮後學”，“書不校勘，不如不讀”。清儒提出的校勘任務，也能體現這一目的。讀書為明道，道在文中，由字詞表 達。由於很多古書脫衍誤倒現象嚴重，造成內容失真，義理不易尋。更有甚者，有的因脫誤使典章事實與原來大乖。如《漢書‧藝文志》中只因脫一個“家”字，竟 使孔安國死後還能上書；《後漢書》中只因衍一個“不”字，使鄭玄受誣千古。讀者若據這些資料得出研究成果，當然會是錯誤的。因此，清儒們提出要“以賈還 賈”、“以孔還孔”，“恢復古書之原貌”，並以此作為校勘古書的主要任務。清王鳴盛提出，校勘古書，主要是“改訛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典制事實，詮 解蒙滯，審核舛駁”。②這樣做不僅是為了恢復古書原貌，還做了一些對內容的詮解工作。這對諸生理解古書很有幫助。

　　為方便學者，清儒將每書校畢，多撰“校勘記”附於書後。這些校勘記為諸生讀書治學起到了指示門徑的作用。張之洞在《輶軒語‧勸學篇》中說

①（清）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一一-）。陽湖李氏重刻本，光緒四年（1878）

②（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太原王氏校刊本，光緒六年（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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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學購書，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刊，卷末附有校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極工者，即佳。”張氏已把清儒精校細刻之本作為善本對待。因為有不少校勘記能告訴諸生， 一書有幾種版本；何版為優，優在哪裡；何版為劣，劣在何處；某版誰校誰刻，何時何地刻。這樣不僅不會使讀者為錯本所誤，還能指導他們讀書，使他們知道，為 治某科，應先讀什麼，後讀什麼，各如何讀。因此，這些校勘記能夠嘉惠後學，激勵來者。清儒“為讀而校”之目的，今日仍值得提倡。

　　二、校勘任務繁重

　　與歷代相比，清儒校勘任務繁重的表現主要有兩點：一是古書數量多，二是書中誤情嚴重。清代處於我國封建社會末期。隨著科學文化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印刷條件的改善，以單位時間相比，一般是後代著述多于前代，故以清代最多。據1980年《中國出版年鑒》等資料統計，從漢至清，共出版古書十八萬一千七百五十五部。其中清代出書十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九部，占總數的六成強，平均年出書約四百七十四部。真按：中國出版物之總數 清代出書總量和年平均量皆超越以前各代。據有關資料表明，我國現存古籍有十二萬餘種。以此可知，清代古書多於此數。

　 　古代書籍流傳，主要靠手抄或刊印。抄刻次數越多，產生的錯誤也就越多。《抱朴子 ‧遐覽篇》云：“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這些錯誤，雖係人為，然多屬無意所致。另外，還有不少是由於人為有意妄改所致。“自書有刊本，輕加雌黃，倘經 三刻而古人之真盡失矣”。①在這方面，明代最甚。有明二百七十餘年，官私刻書盛行。仍據上述《年鑒》統計，明出書一萬四千零二十四部，年均出書約五十四 部，為其以前各代所不及。然明人刻書有一種惡習，不僅不重校讎

　①（清）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一一）。陽湖李氏重刻本，光緒四年（1s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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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憑臆妄改者屢見不鮮。這種現象至萬曆間及其以後更為嚴重。顧炎武《日知錄‧改書條》寫道：“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謬種流傳，至今未已。”臆改最甚 者多為坊主。他們為射利計，將古書隨意增刪分合，把其糟蹋得不成樣子。有的被弄得面目全非。憑臆妄改古書，宋代亦有。《東坡志林》云：“近世人輕以意改 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宋、元、明有大量誤書流至清代，致使清儒校書任務繁重。

三、校勘條件優越

　　（一）校勘名家多且素質好

　 　據張舜徽《中國文獻學》所載，歷代文獻學家，數千年來只不過數十人，但“清代校 勘家，較過去任何時期都要多”。自清初顧炎武提倡校勘，戴震、段玉裁繼起。於是校勘之風漸開，至乾嘉已達鼎盛。王念孫父子專于校經，錢大昕兄弟長于校史， 盧文弨和顧廣圻博涉多通，校書不主一家。王鳴盛、俞樾、阮元、陳鱣等人校書專精。孫詒讓、章太炎作為他們的後殿，遂結清校勘學術之終。以上諸儒，學有根 底，識見卓越。現擇其簡述，以窺其素質之一斑。

　 　王念孫對古書博聞強記，精於文字、音韻、訓詁。其子引之因家學相傳，也精通小 學。孫詒讓說：“乾嘉諸大師惟王氏父子至為精博。”王念孫校書，用心之細，識見之精，功力之深，在當時實不多見，被認為是“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顧廣圻 亦係乾嘉校勘名家。他閱書甚廣，多為舊本，小學根基尤厚，明篆隸之流變，通音韻之沿革，識文字之繁衍，故能抉剔玄奧之機，考辨古今之訛。世人認為，在校勘 學史上，他凌越前賢，直續劉向。真按：顧廣圻的學術成就 他 能見書即校，不主一家，被譽為博涉家之校勘。孫詒讓是晚清頗負盛名的一位校勘家。他學識精湛博洽，校書既多且精。在晚清學術舞臺上，他薈萃前賢，雄視當 代，集乾嘉諸師之長，吸取永嘉學術優點，使他居於清代學術之巔。他精通訓詁，通達假借，對金石學很有研究。後人說他能“左右吳、劉，接引羅、王”，被譽為 三百年絕等雙的學術巨人真按：真按：疑為絕等無雙之訛！ 孫詒讓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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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可借鑑的校勘經驗和可利用的校勘成果較多

　　由於我國校勘工作歷史悠久，歷代學者通過校勘，是正了古書中的大量訛誤，取得了豐碩的校勘成果，同時積累了一定的校勘經驗。這些對於清儒校書有較大幫助。因歷代學者校勘經驗和成果甚多，現只能擇其突出者申述一二。

　　歷代學者積累的校書經驗涉及校書很多方面。有的強調校書者應具備較好的知識素養。南北朝學者顏之推說：“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①有的指出校書時應持的態度。孔子提出，校書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按：孔子與校勘學 有 的闡述了校勘學理論。宋鄭樵之《校讎略》是我國校勘學史上第一部校勘理論專著。該書對宋以前古典校勘學理論進行了總結，在不少方面有所發展。他提出，校書 不僅在於是正文字，還要考其內容得失。這就擴大了校勘學的含義。有的介紹校書方法。其中有關於如何選底本、如何識誤、如何表達校勘意見等諸多方面。隋末唐 初的顏師古認為，校書應取古本為校本。其著述《匡謬正俗》就是據古本勘俗本之誤的大成。漢末鄭玄強調，遇有誤字，不可在書上改易，應在注中說明“某當為 某”。宋岳珂校書甚多。他在《相臺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注文”條中指出：真按：疑為相臺家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之訛！ 可以以疏文校注文，以注文校正文，以正文校注文。這在校法方面又拓寬了範圍。

　 　歷代學者還為清儒留下了很多精校精注本。這些成果有的可供他們校書時作依據，有 的則可直接利用。其突出者有：漢鄭玄校理的《三禮》，唐初顏師古校注的《漢書》，唐陸德明校的《經典釋文》，元胡三省校的《資治通鑑》，元吳師道校的《國 策》等。宋代突出的校勘成果略多：岳珂校的《九經三傳》，彭叔夏校的《文苑英華》

　①（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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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彪校的《戰國策》，歐陽修校的諸史，劉敞兄弟父子三人校的《漢書》等。

　　清代校勘學更盛於以前各代，其理論更為完善，方法更為科學，經驗更為豐富，成果更為顯著。這就有利於清儒相互交流經驗，隨時改進校法，互相利用成果等，進而有利於他們多出成果。

　　（三）校書所需要的資料豐富

　 　校書離不開參考資料。清儒在這方面條件較好。上面談到的歷代學者留下的關於校書 經驗和方法方面的材料，以及校勘成果和理論專著，都是校書極好的參考資料。另外，還有宋元及其以前的一些類書和舊注流傳至清。這些也是校書所需的資料。當 時主要類書有：魏徵的《群書治要》、馬總的《意林》、徐堅的《初學記》、歐陽洵的《藝文類聚》、李昉等人的《太平御覽》、吳淑的《事類賦注》、王欽若的 《冊府元龜》等。主要舊注有：裴松之的《三國志注》、裴駰的《史記集解》、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酈道元的《水經注》、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司馬貞的 《史記索隱》、李賢的《後漢書注》等。此外，還有清後期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類書、舊注。另外，還有眾多宋元善本傳至清代。這些為清儒校書提供了質量可靠的 本子。清代校書很盛，也產生了不少精校清注本。校書不僅僅需要這些方面的文獻和本子，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無所不需。如前所述，清季有古書十二萬多 種，足見清儒校書所用資料之豐，亦是歷代無法比擬的。

　　（四）目錄、考據等學科的發展同時促進了校勘學的發展

　 　清代目錄學、版本學、考據學、分類學的繁盛，為清代校勘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 件。清代目錄學十分興盛，乾嘉年間是其發展的黃金時代。清代目錄學家輩出，目錄書著宏富。據孫殿起《販書偶記》統計，僅清一代就有各類目錄書著一百一十八 種，占歷代目錄書著的三分之二強。羅孟禎在《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中說：“版本之學始于宋，而大盛于清。”清時版本書著層出不窮。考據之學在清季已成專門 之學，並被目為“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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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考據名家蜂起，考據名著叢生，考據之風大盛。在清代，分類學也有長足長進。永制的四分法已被打破，各種新分類法紛紛湧現，分類學著述不斷問世。這幾種 學科的發展，帶動了校勘學的發展。它們和校勘學的關係至為密切。它們之間互相滲透，互為條件，互相依賴，互相促進。在相互影響下，校勘學也必將和其他學科 一道大步前進。編製目錄、識別版本、類分圖書，離不開考據和校勘。校勘圖書既要借助各類目錄、版本、分類書著按圖索驥，較快地尋到校書所需的材料，又能借 助它們識別版本和內容，為校書帶來方便。

　　（五）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有了較大的發展

　 　識文字、通訓詁、明聲假為校書者必備的條件。劉向、揚雄、班固、鄭玄都是小學名 家。陸德明、顏師古皆長於說字。他們校書成績突出與其深厚的小學根基分不開。清代學者非常重視識文字、通訓詁、明聲假在校書中的作用。他們在這三方面的研 究，成果累累。阮元主編的《經籍纂詁》，薈萃了經典古訓，檢一字而曉諸家之說，眾義皆備。段玉裁的《說文解字》糾正二徐以下諸本古字形聲等積誤甚多。他研 究古音韻多有創見。如“支、脂、之”三韻歷來歸為一部，他提出應各自為部的新觀點。他和王念孫衝破了一千七百年來重形不重音的觀點，把訓詁學推進到一個嶄 新的發展階段，使其在乾嘉時期發生了重大變化。王念孫的《廣雅疏證》主要闡發文字的實義，王引之的《經傳釋詞》主要解說字的虛義，錢大昕的《潛研堂文集》 等也較突出。這些為清儒提高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方面的素質以及從這三方面入手校書，提供了豐富的學習參考工具書。

四、校勘方法科學

清儒校書，方法多有不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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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慎重選擇底本和校本

　 　一書有時只有一種本子，大多有幾種或十幾種本子。校書時應首先將這些本子盡量搜 集齊全，經過研究比較，從中擇出一本為主，參考他本異同，將校勘結果記錄在該本上，同時別為校勘記。為主版本即底本，他本即校本。校本還包括他書他本。凡 本書引用他書者、他書引用本書者以及記載的史料與本書相關者，皆可作為校本。校書選擇底本和校本很重要，清儒對此甚為慎重。他們認為，這兩種本子選得好， 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校勘效果。顧廣圻為張敦仁校刊《儀禮注疏》僅數月便問世，汲古閣毛晉父子校刻《十三經》凡十數年才完成。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顧刻是以宋本 易之，毛刻是用萬曆監刻本為底本。足見底本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校書質量和速度。清儒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選底本和校本。

　　1.重 古不泥古，惟善而採。清儒中有人認為，本子越古越好，“彌古為彌善”，惟古是從。乾嘉吳派學者惠棟在《九經古義‧述首》中明確提出：“古字古言，非經師不 能辨。”“漢經師之說，立于學官，與經平行。”其同派學者顧廣圻、王鳴盛、錢大昕也持這一觀點。校書多依靠古書，這無疑是正確的，因為相對來說，古本抄刻 次數少，訛誤顯露而且不多，真批：前有作顯露二字者，而義不顯，至此明矣！謂訛誤明白，很容易看出，不易幪人是也. 故 可信程度較高。但古本亦並非“無一訛也”。清閻若璩經過周密考校，列出一百二十多條證據對古本《古文尚書》提出質疑。這說明有的古本從義理到字詞皆有訛 誤。因此，校書若一味泥古，則必有失。王引之《與焦理堂書》明確指出，惠氏“見異于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此論未免有些偏激，但泥古之法實不可取。 試想，既然古本亦有訛，若一概從之，有時便會以訛改是，變不誤為誤；或承襲前誤，以訛傳訛。其結果不僅使學術囿于舊說，還將貽誤後學。如何對待古本，戴震 和盧文弨的觀點值得提倡。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說：“違古而失，泥古亦失。”戴震指出：“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為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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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反對迷信古本，主張對其通過認真探討，提出新的見解。此論頗符合實際，故為多數清儒所接受。

　　2.貴 宋不佞宋，惟是而從。清儒校書除重古本外，亦多好取宋本作底本和校本。因為兩宋時期校刻圖書認真，留下了很多善本，是校書的好材料。但佞宋的態度亦不可 取。顧廣圻《思適齋書跋》卷三說：“宋槧必是，改者必非。”“宋本雖無字處亦好。”其好宋簡直達到了迷信程度。一味佞宋和泥古殊途同歸，對校書不利，因為 宋本亦並非無誤。真按：顧廣圻佞宋 清王士禎《居易錄‧三》指出：“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版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耳。”多數清儒利用宋本校書尚能一分為二，信其是處從之，信其非處改之。他們這種貴宋不佞宋、擇是而從的態度較為客觀。

　　3.重 古不非今，擇精善時本用之。清儒雖貴宋本、重古本，但並不棄時本。因為時本中亦有善本，它同樣可以作底本或校本。陸貽典《管子校宋本後跋》云：“古今書 籍，宋版不必盡是，時版不必盡非。”很多清代精校精刊本實不遜于古本和宋本。清儒校書，對於時本多擇其精善者用之。比如清末孫詒讓校《韓非子》時，所據的 本子就是經顧廣圻精校的吳鼒刻本。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鼒】鼎-3-16 注音一式 ㄗ 解釋：收口小的鼎。爾雅˙釋器：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郭璞˙注：鼎斂上而小口。詩經˙周頌˙綠衣：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按：由鼒之聲，可見存在為雙聲矣！且存在同从才得聲也（才字變形爾）. 清儒之間多好相互採用校勘成果也能說明這一問題。

　　4.類 書可據，但未可盡據。清儒校書多好從類書中取證，因為類書易於檢索和使用。近人劉文典《三餘札記》卷一云：“清代諸師校勘古籍，多好取證類書。”他們常用 的類書有《北堂書鈔》、《玉海》、《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清儒引據類書，態度頗為慎重，因為類書亦有訛誤。如《太平御覽》中《四民月令》一書書名誤為《四人月令》，真批：此應係唐本避李世民諱，而宋人引時沿用爾，何可謂之誤也？ 內容方面的錯誤更不待舉。所以，他們認為，類書雖可據，但未可盡據。

①（清）戴震撰；湯聲鈞點校。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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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儒校書，主要是從這幾方面慎重選擇底本和校本。但遠不限於這些，其內容包括經、史、子、集，百家九流，十分廣泛。

　　（二）靈活運用四種校法辨誤糾謬

　　校書主要是辨誤糾謬。要達此目的，需要採用一定的方法。清代校書者多，其方法也各有千秋。就某一個人而言，校不同的書，採用不同的方法；就某一書而言，因校者不同，採用的方法也不同。

　　1.對 校法。即以同書不同本相校。此法較簡單易用，有人稱其為“死校”法。清儒校書，使用此法較多。如《後漢書‧郭泰傳》末載：“初，泰始至南州……泰以是名聞 天下。”錢大昕用該書南宋本和明嘉靖己酉福建本對校，發現這七十四字係衍文。盧文弨和顧廣圻用對校法較多，二人亦以此被稱為清代對校派代表。

　　2.本 校法。有人稱之為本證法或內證法。此法是根據其書本身的用詞特點、行文習慣、文勢相接等方面校書。如《韓非子‧孤憤篇》載：“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 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顧廣圻據其用詞特點和上下文勢，認為“其可借以美名者”中“可”字前脫一“不”字，理由是文中還有類似句子。如“其可 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諸儒多認為他言之有據，“不”字加得有理。

　　3.他校法。真按：重出,重複,-此數所言者，前已多有涉及，何必再重？ 有 人稱之為外證法或旁證法。清儒校書，用此法較多。孫詒讓曾據《太平御覽》卷七五○所引校正時本《孫子算經》。《太平御覽》所引《孫子算經》有幾句是：“古 者積錢，上至于天，天不能蓋；下至于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孫在《札迻》卷一一說：“檢今本《孫子算經》無此語，疑傳錄失之。” 後人發現，敦煌唐寫本《孫子算經》正有這幾句，和孫校結論相合。

　　4.理校法。有人又稱之為理證法。此法與本校法、他校法同被稱為活校法。此法一般是在無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要定其是時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