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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則幾十種，多則百多種或數百種、千多種。其著錄內容多為書名、卷數、著者及其籍貫。對所收之書，大多是據其內容按經、史、子、集四部順序排列，也有的是 僅按其著者所處的時代先後順序編排。但不論是按何種形式編排書名，不少書名下都附有提要。提要內容相當廣泛，或評論書之內容，或介紹書之著者，或交代書之 源流，或述其書之篇卷分合變化等。總之，方志中的書目藝文志已經具備了目錄的本質屬性，應該算作目錄。

　 　另外，對於《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明史‧藝文志》等，誰都承認 它們是目錄。而方志書目藝文志性質和它們基本相同，同屬於史志目錄。所不同的是，一個在史書中，一個在方志中。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方志書目藝文志也是 目錄。再者，對於專志藝文志中的書目，大家也承認它們是目錄。它們的編製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單獨編製；二是將方志中的藝文志分離出來，刻印成冊。尤其是 後者中的書目和其所在方志中的書目是一回事。以此又可證明方志書目藝文志是目錄。

　 　那麼，在清儒編修的方志中，有多少種書目藝文志呢？這要先看哪些類型的方志中含 有書目藝文志，再看這些類型的方志共有多少種。經抽樣調查發現，在綜合性地方志中，縣級及其以上的才有書目藝文志，而且地方志級別不同，所含有書目藝文志 的比例大小也就不同。其中府志含有書目藝文志的比例大于州志和縣志，而小于省志。州志和縣志含有書目藝文志的比例都較小，而且二者幾乎相等。縣以下的鎮 志、村志等，因其地區狹小，基本上都沒有書目藝文志。在各類專志中，除極少數藝文志外，餘者皆為其他方面的內容。經抽樣調查和計算，清儒所編各類方志中含 有書目藝文志的比例是：省志百分之百，府志為百分之七十五，州志和縣志分別為百分之三十，縣以下鄉志、鎮志、村志等幾為零。

　　清儒編修的含有書目藝文志的各類方志又有多少種呢？據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館編製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所載，現存各代編修的方志八千三百六十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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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清代編修的省志八十多種，府志三百五十種，州志和縣志三千六百五十九種。①這幾個數字當分別小于實際現存的清代編修的各類方志數字，因為域內有些單 位現存的方志未被該《聯合目錄》收入，流到域外的現存方志也未被該目錄著錄。現存的清編各類方志數量大體上清楚了，那麼，佚失的清編各類方志又有多少種 呢？蔣光田先生認為，“總計明清兩朝佚失的地方志不少于六千種”。②我國方志學界知名學者朱士嘉先生估計，歷代佚失方志總數幾等於現存的。③筆者根據現有 各種資料綜合統計和推算，佚失的清編州志和縣志約近二千種。這樣一來，清儒編修的州志和縣志當不少于五千五百種。再根據前面說的各類方志中所含書目藝文志 的比例計算，清編州志和縣志中有書目藝文志一千六百五十種，八十種省志中有書目藝文志八十種，四百五十種府志中有書目藝文志三百三十七種，合計共有書目藝 文志二千零六十七種。再加上像《江南通志》等極少數縣以上地區合志中的書目藝文志，以及像《中州藝文志》等藝文志專志中的書目，清編方志中的書目藝文志總 數當不少于二千一百種。這就是清編方志中的目錄數量。真按：清人編製的目錄總數 這個數字當小于實際數字，因為流到域外的清編各類綜合性方志雖然不多，佚失的清編府志盡管數量很少，但限於資料，筆者尚未能統計和推算出來。

　　除方志書目藝文志外，筆者也統計了清儒編製的其他各種類型目錄。統計的結果是，共四百二十七種。再加上清儒編的方志書目藝文志二千一百種，共計二千五百餘種。

　　（原載《大學圖書館學報》1998年第4期）

①朱士嘉。清代地方志的史料價值（上）。文史知識，1983，（3）。

②王復興。方志學基礎。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7：26。

③地方史志研究組。中國地方志總論。長春：吉林省圖書館，19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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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章學誠對目錄學的貢獻

　　章學誠字實齋，號少岩，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少巖之簡，俟考！ 原名文教，浙江會稽（今紹興）人，生於1738年，卒於1801年。學誠于青少年時代就勤于讀書，博聞強記，1777年 考中舉人，次年又中進士，但基本上沒有做過官。他傾畢生精力進行講學、著述和替人修書，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和目錄學家。他在對目錄研究方面，不因 循守舊，不畏阻力，敢於大膽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在哲學方面，他提出了“道不離器”之說。他所說的“道”，是指客觀規律，是“理”；“器”是指客觀存在的事 物。“道不離器”是說要想求出客觀規律，就不能離開客觀事物，就像影不離形一樣。在史學方面，他提出了“《六經》皆史”之說。他認為，《六經》不是什麼 “聖經”，而是史，是典章事實。在當時，此說較為大膽，不少人罵他“離經叛道”。但他堅信己說，對所罵不屑一顧。在學風方面，他大力倡導實事求是之風，反 對擬古和形式主義。他的這些觀點對他的學術研究很有幫助。他一生著述頗多，曾主修過《史籍考》、《亳州志》、《和州志》、《荊州府志》、《常德府志》和 《湖北通志》等書。同時，他撰有《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種著作。其中以《校讎通義》和《史籍考》兩書影響較大。前者集中反映了他的目錄學思想，是繼 宋鄭樵《校讎略》之後我國古代目錄學史上僅有的第二部目錄學理論專著。《史籍考》則是一部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歷史專科參考目錄。它又是《校讎通義》中所闡述 的理論和方法的體現。章學誠一生對目錄學從理論上進行研究，肯下功夫，成績顯著，貢獻較大，主要表現在以下七個方面。

一、關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思想

　　章學誠第一次明確提出，圖書資料目錄的主要職能是“辯章學術，考鏡源流”。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就是分清學術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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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學術淵源。也就是說，要在學術史上和學科分類上賦予目錄的內容之中，真按：此句不通！ 以 便使目錄學更好地為學術研究服務。“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章學誠目錄學思想的核心，也是我國古典目錄學的精華。他的這一目錄學理論是在分析、總結前人研 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他這一論點的提出，標誌著我國古代目錄學理論體系已逐步形成，並日趨完善，從而大大提高了目錄學的地位和作用。中國古代第一部分類 目錄學名著是漢代劉向、劉歆父子二人編著的《七略》。《七略》對群書的分類是結合我國學術的源流派別進行的。對此，章學誠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希望這一優良 傳統能繼承和發揚下去。以後的《漢志》、《隋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大序、小序，在客觀上都曾起到了為學術研究服務的作用。宋代鄭樵在《校讎略》中 曾提出“類例既分，學術自明”的著名論點。但第一次明確提出目錄的主要職能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還是清代的章學誠。他在《校讎通義》序言中說： “校讎之義，蓋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真按：此句不通！-或斷句刪節不當！ ”

　 　章學誠主張“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還在於使目錄學更好地為學術研究服 務。他把圖書資料、目錄和學術研究連成一串不可分割的環形關係，而中心是圍繞著學術研究。他在《報黃大俞先生書》中說：“著述譬之韓信運兵，而比類譬之蕭 何轉餉，二者缺一而不可。”他在《答客問》中又說：“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所藏，其用止于備稽檢而供採擇，初無 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他把圖書資料看作學術研究（著述）的“轉 餉”，學術研究離不開圖書資料，就像運兵打仗離不開糧草一樣；又好像釀酒需糟粕、嘉禾需糞土一樣。有了它們，才能出研究成果。真按：此句不太通！ 用章氏話說，才能“化腐朽而出神奇”。但是雜亂無章的圖書資料是無法使用的，只有運用目錄學這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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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們加以整理編目，才能使其更有效地為學術研究服務。只有這樣，才能使學者通過目錄，深知學術之門徑，清楚學術之源流，區別學科之範圍，達到治學之目的。

　 　章學誠對目錄學提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以更好地為學術研究服務的要求，有 一定的積極意義。他的這一觀點得到學術界的贊同和重視，影響較為深遠。從此以後，人們在從事目錄學各項工作時，都不忘記“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一著眼 點，並為此不斷改進目錄學工作，使之不斷發展，不斷前進。他這種有意識地強調目錄學為學術研究服務的觀點，和過去只在客觀上起了為學術服務的作用相比， “確實有了新的突破，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突破是清代發揮目錄學作用方面的一項成就”。①

二、關於圖書部次方面

　　1.圖 書部次的目的是為便於學者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互著》裡說：“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 即類求書，因書究學。”所謂“部次流別”，是指對圖書進行分類。在這裡，章學誠指出，百家九流之書多如牛毛，通過分類加工，使各類圖書像分別用繩子穿起來 的一串串珠子一樣，條分縷析。進而，他明確提出，對圖書分類的目的在於“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

　 　為達此目的，他還提出了較有影響的“以書類人”的主張，同時反對“以人類書”。 所謂“以書類人”，是指通過分類，將同一類圖書集中在一起，圖書下面匯集其許多不同的著者。所謂“以人類書”，指在分類時，將某一著者的所有著作不分門 類，全集中在其名下。這是不符合分類要求的，因為一著者的書不可能都屬同一類。他在《校讎通義》卷三中批評《漢志》的分類時說：“大抵《漢志》之疏，

①來新夏。目錄和目錄學。歷史教學，1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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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以人類書，不能以書類人也。”在該書另一處，他又說：“劉向所敘六十七篇，部于儒家，則《世說》、《新序》、《說苑》、《列女傳頌圖》四種書也。比劉歆 《七略》所收，全無倫類。”他認為，把“劉向所敘六十七篇”歸入儒家，是“全無倫類”。並指出《漢志》在分類方面產生這些錯誤的根源是由於“以人類書，不 能以書類人”。他的“以書類人”的主張，對我們今天類分圖書來說，仍有很大的參考使用價值。

　　2.圖書分類法（表）應根據學術變化和書籍情況而變化。為了使圖書分類便於學者“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他對我國古代分類學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總結，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即圖書分類法要隨著學術的發展而發展、隨著時代的前進而改進。

　 　在春秋以前，我國尚無分類法，圖書怎樣分類呢？他在《校讎通義‧原則》中總結 道：“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即群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這裡他指出，春秋以前，圖書分別由官保管，因官職不同，圖書也就隨之分了類。 在其當時，書籍極少，此法可行，要是永遠用這種方法部次群書，那就肯定行不通。為什麼呢？因為春秋以後，私人著述興起，就不可能都由官保管。所以到了漢 代，劉向父子編出了我國第一部分類目錄《七略》，這是六分法的分類目錄。對此，他在《和州志‧藝文書‧序例》中說：“《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這說明該 分類法在當時是適用的。但是，隨著歷史的前進、科學的發展，著述大量增多，用《七略》部次群書時，有些類目已經不適應。比如，在兩漢時，歷史方面著作不 多，《七略》中的“春秋”類可將其收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著作種多量大，由編年的發展到紀事本末的，由紀傳的通史發展到紀傳的斷代史，再用“春 秋”類實在容納不了。還有，由於私人著述繁多，文集也大量湧現。有很多文集都是內容龐雜，集中文章體裁多樣，你把它歸到何類？由於客觀的需要，西晉武帝時 秘書監荀勖又創立了“甲、乙、丙、丁”四分法分類目錄，使上述兩種類型著作有類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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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明代，叢書大量出現，把它歸到四分法分類目錄中的哪一類都不確切。於是，明目錄學家祁承業在四分法中又列了叢書一類，真按：祁承-業字誤也！ 用來收叢書。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宗劉篇》中說：“《七略》之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己者也。真按：當作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 ”其意思是說，從《七略》到四分，就像篆書流為楷書，皆大勢所趨。這些說法較符合當時實際，也是他之前人從未論及過的。目前，國內外一些分類法著作經常修改再版，也證明了章學誠當時的說法至今仍是正確的。如國際上較有影響的《杜威法》，自1876年出版以來，至1979年已修改出了第十九版。國內比較通用的《中圖法》，自1975年出版以來，已出第四版。平時，《中圖法》編委會還以簡報的形式，經常通知大家關於《中圖法》一些類目的調整和增刪。這一切都證明了圖書分類法應隨學術和圖書的發展而變化。

　　3.在 圖書分類方法上的改革。章學誠認為，圖書分類的方法，也應隨著學術的發展和圖書資料的增多而不斷改進。他從不死守前人的分類方法，而是經常創新。他一生著 述頗多。但是在他編著的藝文志中，沒有一種是僅沿用前人分類方法而不加改進的。他在《校讎通義》中提出：“書當求其名實，不以人名部次。”“部次群書，所 以貴有知言之學，否則苟于其名而不考其實。”這裡是說，真按：疑此斷句不當！ 部次群書的主要根據是圖書的內容，其次是書名，而不是其作者。此說頗符合實際，今天仍可借鑑。

　 　對於一些書的分法，他敢於提出“與眾不同的看法”。①比如類書，他認為有兩種。 一種是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等，應入史部故事類；二是無源委者，像《藝文類聚》等，應歸入集部總集類，“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于雜家之後可矣”。②關於 “評點”之書，他認為可分為兩種情況，一般可分入文史評類。但有的則不可，如鍾嶸的《詩品》和劉勰的《文心雕龍》之類，雖是評點性著作，但其內容已遠超出 評點範圍，實屬文學評論之書

①呂紹虞。中國目錄學史稿。四川圖書館學報，1981，（2）。

②（清）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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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類著作，就應單設文學評論類目來收它。還有“鈔書”，他認為“當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後”。

　　4.敢 於糾正前人分類錯誤。章學誠非常熟悉圖書資料的分類，功底深厚，鑑別分類方面錯誤的能力較強。為了學術研究和不貽誤後學，即使對於名人或名著在分類上的錯 誤，他也敢於指出和糾正。《漢志》是我國目前現存最早的一部綜合性群書目錄，在我國目錄學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但《漢志》在分類方面存在著一定的缺陷 和錯誤。不少學者對其進行了糾正，有的學者在糾錯中產生了新的錯誤。對此，章學誠都能夠發現，並予以糾正。鄭樵和焦竑分別是宋、明兩代有名的目錄學家，他 們都曾糾正過《漢志》的分類錯誤。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章學誠是如何指出和糾正《漢志》的分類錯誤，以及鄭、焦二人在糾其錯誤中出現的錯誤。他首先指出， 《漢志》在分類方面的缺點錯誤主要有十二個方面：①類例不精；②書類不全，勉強依附；③儒雜兩家，類附率多索混；真按：詞無.疑有誤字！疑為肴混之訛.肴索形近. ④ 名家之書，當敘于法家之前；⑤三種之賦不能盡歸一類……⑫有不少書在部次方面有錯誤。對此，他舉出很多例子，現擇其中之一來看。例如，《漢志》把《周政》 六篇和《周法》九篇入了儒家。章學誠指出，入儒家不妥，附之禮經下為宜。理由是這兩種書蓋官禮之遺。接著他又舉例說，《漢志》把《世本》、《戰國策》、 《秦大臣奏事》、《儀著記》四書歸到了春秋類。鄭樵指出，這種入法不妥。章學誠指出，“《漢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體，故四書從而附入 也。”“《漢志》書部無多，附著春秋，最為知原本。”這說明原歸類不錯，是鄭樵錯了，原因是“鄭樵未嘗知春秋之家學也”。再如，《漢志》把《周書》入尚書 類。焦竑認為這是錯的，應改入雜史類。章學誠指出，原入不錯，焦竑糾“錯”為錯，原因是焦不通古人類例。章學誠糾正他人在糾《漢志》分類錯誤而出錯誤的例 子很多，限於篇幅，不再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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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關於圖書編目方面

　　1.在 編目程序和方法方面有獨到的見解。章學誠在圖書編目方面也很有研究。他認為，著錄圖書的目的“不繫存亡而繫於考證”，“存其部目，可以旁證遠搜”。對於編 目範圍的大小，項目的多少，書的有無，排列的秩序，以及卷帙的統計等，除繼承前人優良傳統外，還有不少發展。當時在編目中存在很多共同性的問題沒能得到解 決。比如：編目中經常出現“一書兩入”、“一人誤為兩人”等錯誤，還有一書數名的、一人多字號的、書有名同而實異的、書有訛誤的、更定其文的、兩說可通 的、刪去篇次的，等等。當時很多人在著錄這些圖書時，不是出現這樣的錯誤，就是出現那樣的錯誤。

　 　章學誠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探討，大膽地提出了處理辦法。他首先指出，圖書編 目，“眾手之為”，因此很容易出現各種弊病。如何解決“一書兩入”這一問題呢？他在《校讎通義‧辨嫌名》中提出：“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 者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于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 之弊，但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並當歷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筆之於書。”所謂長篇，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公務書名目錄和著者目錄，可供編目時查 重用。這裡他指出，編目工作，眾手為之，易出“一書兩入”等差錯，要想避免，先作長編，按韻排好，以備編目時稽查。除此之外，主要的是要弄清圖書的內容； 認真查證史料；再參考前人著錄“一書兩入之弊”便可解決。這個方法和我們今天編目查重法十分接近。

　　對於另外一些問題，他也分別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方法：一書數名的，必當歷注互名于卷帙之下；一人多字號的，當歷注其字號于其姓名之下；書有名同而實異的，應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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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有訛誤、更定其名的，必注原文子其下；兩說可通的，亦兩存其說。

　 　在著錄圖書的篇卷方面，章學誠也有創見。他認為，不光要著錄一書總的篇數，同時 還要著其子目的篇數。這樣才算詳盡，利于查考。他舉例說，《太公》一書共二百三十七篇，其具體子目篇數是：《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 篇，皆要著錄。如此詳盡的著錄，今日仍值借鑑。

　　2.積 極主張用互著與別裁法。章學誠大力提倡在圖書編目時使用互著與別裁法。所謂“互著”，又稱“互見”，即附加著錄。所謂“別裁”，又叫“別出”，即分析著 錄。互著與別裁是我國目錄學的優良傳統之一，是我國目錄學遺產寶庫中的一顆“明珠”。從《七略》到以後的很多目錄書著都不同程度地採用過，積累了豐富的經 驗。對互著與別裁從理論上的研究，始於元代的馬端臨。明代的祁承業對此也很有研究，真按：祁承-業字誤也！當作（業阝）！ 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章學誠在這個方面的研究成果較為顯著。他“在《校讎通義》一書中，對互著與別裁的理論和著錄方法作了詳細的論述，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 解”。①關於互著，他在《校讎通義‧互著》中說：“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 已。”“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于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于一家之學也有所不備矣。”“部次群書，標目之 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缺。故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他在本書中又說：“書之易淆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抵牾；書之相資者， 非重複互著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所謂“理有互通、書有兩用”，是指有兩個主題及其以上的書，這些主題之間關係密切，用處又是多方面的。對於這樣的 書，就要不怕重複，進行互著。“如避重複”、“僅登一錄”，其內容不能得到充分反映，作用也不能得到充分發揮

　①徐召勛。學點目錄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