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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四庫全書》編纂的背景和起因

第一節　十八世紀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公元1644年， 清朝統治階級利用農民起義推翻明朝政權的機會，舉兵南下，進占北京，初步建立了對全國的統治。在清初尖銳複雜的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中，清統治者注意吸收漢 族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和地主階級的統治經驗，逐步克服自身的落後因素，不斷調整策略，實行了一系列有利於安定社會、發展經濟的措施，並先後摧毀了一盤散沙 式的南明小朝廷，鎮壓了農民軍和廣大漢族民眾的激烈反抗，平定了“三藩”之亂，收復了臺灣，使剛剛建立的清朝統治政權，走上了一條穩定發展的道路。經過順 治、康熙、雍正三朝的苦心經營，至乾隆年間，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發展的鼎盛時期。

　　政治的穩定，國家的統一，是封建“盛世”的顯著標誌。清兵入關之際，滿族社會剛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 制不久，社會組織和政權結構，還帶有明顯的部落痕跡。為了確立並鞏固對廣大漢族地區的有效統治，清統治階級內部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經過多次衝突和反覆，最 終建立了以滿族貴族為主體，滿漢地主階級聯合專政的封建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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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帶有軍事民主合議色彩、曾經左右軍國大事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的作用逐漸被削弱，中樞首腦機關內閣的 權力也受到抑制，皇帝借助南書房、軍機處一類非正式的權力機構，日益把用人行政的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至乾隆即位，清統治者不僅消除了來自滿族貴族內 部各種對立勢力及離心傾向對皇權的威脅，而且有效地防止了歷代封建王朝司空見慣的宰相擅權、母后專政、外戚篡奪、宦官橫行等各種侵犯皇權的弊端，國家機器 進一步強化，專制權力更加集中。乾隆始終強調，君主應當“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大臣必須“尊君敬上”，“忠于所事”，決不能“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目無 其君”①。為此，他採取各種嚴格的措施，如禁止大臣結黨攀援，不許皇子參與機密，取消業已名存實亡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等等，以防大權旁落。乾隆在他統治中國 的半個多世紀裡，除晚年因年老體衰略有“倦勤”外，幾乎事必躬親，乾綱獨斷，“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無旁假。即左右親信大臣，亦未有能榮辱人、能生死人者 ”②。在清代前期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專制皇權的高度集中，維護了清政權內部的穩定，也為清統治者發展經濟、加強國防、經營邊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康熙、雍正在位期間，都致力於鞏固邊疆，完成國家統一大業。在東北地區，清朝政府堅決抗擊沙俄殖民 主義者的武裝入侵，在基本平等的基礎上，先後與俄國簽定了《尼布楚條約》和《布連斯奇條約》，確定了從外興安嶺到沙畢納依嶺之間的兩國邊界，申明了兩國交 往的準則，有效地遏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和擴張行徑

①《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二九，乾隆四十六年四月辛酉諭。

②《清高宗實錄》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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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邊疆，康雍兩朝嚴厲鎮壓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的叛亂活動，多次出兵，打擊並削弱了叛亂勢力。乾隆 繼承康熙、雍正未竟之業，進一步整頓邊疆，加強國防，先後平定了準噶爾部、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割據，擊敗了廓爾喀軍隊對西藏的兩次入侵，為維護統一，鞏固 疆土作出了積極貢獻。與此同時，清朝政府還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制定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方針，因地制宜，隨俗而治，積極開發邊疆 經濟，保證了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轄，最終奠定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廣闊版圖。

　　在政治穩定，國家統一的局面下，社會經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乾隆繼續推行康熙、雍正以來行之有效的 經濟政策和措施，獎勵墾荒，興修水利，建造海塘，並大規模蠲免賦稅，僅全國範圍的普免就達五次，其餘輪蠲、災蠲更是難以計數，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民眾的負 擔，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乾隆時期，耕地面積由順治末年的五億五千萬畝增加到七億八千萬畝，人口也猛增至兩億多。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手工業也逐步 恢復和興盛起來，手工業者對國家的封建依附關係不斷減弱，各地的手工作坊大量出現，紡織、棉布、礦冶、陶瓷等行業生產的規模擴大，種類增多，生產工具也有 了一定的改進。商品經濟日益繁榮，城鄉貿易額增加，貨幣流通量增多，全國出現了一批具有相當規模的工商業城市，農村集市更是星羅棋布，形成遍布全國的巨大 商業網，大大加強了各地之間的經濟聯繫。

　　總之，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相對穩定而又繁榮的歷史時期。清朝統治階級經過一百餘年的經營，建立了牢固的對於全國的統治政權，政治安定，經濟發展。這為從事大規模的封建文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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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第二節　明末清初以來學風的遞嬗和統治者文化政策的轉變

　　明清時期學風演變的基本特徵是：考據之學逐漸取代義理之學而占據學術界的主導地位。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學術本身內在矛盾運動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明末清初這一特殊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宋代以後，隨著儒釋道三者的合流，理學產生並興盛起來，學者普遍摒棄漢唐注疏，專憑己意解經。由於 理學竭力宣揚綱常名教，論證封建統治秩序的合理性，因而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和青睞，很快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作為一個學術派別，理學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它為傳統的儒家學說，塗上了一層濃厚的思辨色彩，使之變得更為細密、深邃。然而，理學所崇尚的治學解經方式，又帶有很大的主觀片面性，有的甚 至憑空發揮，在思想、學術界造成了許多混亂。沿及明代，心學大盛，良知之說風靡海內，學者甚或“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空談成為社會風氣，占據思想界統治 地位數百年之久的理學迅速走向衰頹。

　　明清兩朝政權的交替，對封建的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一場“天崩地解”的變動。他們雖然痛心于“大明 王朝”的急遽衰亡，然而卻又無力回天，面對“神州蕩覆，宗社丘墟”的社會現實，整個學術思想界也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刻反省。很多學者都把明末空談心性 的學風視為誤國誤民的重要原因，黃宗羲指責“明人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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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于游談”①。顧炎武抨擊理學家“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 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結果導致“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 ”。與此同時，學術界普遍提倡讀書，注重實際，經世致用成為一時風尚。朱之瑜以“經邦弘化，康濟艱難”為治學的主旨⑧，李顒主張“道不虛談，學貴實效 ”④，顏元強調“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⑤，黃宗羲則認為“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⑥，顧炎武更以“拯斯人于塗炭，為萬 世開太平”為己任，⑦，提倡“博學於文，行己有恥”⑧，努力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聯繫起來，並樹起“經學即理學”的旗幟⑨，強調“讀九經自考文始，考 文自知音始”⑩，致力於經學、音韻學、歷史學、地理學的研究，在學術領域和治學方法上開啟了新的途徑。

　　康熙中葉以後，清王朝的統治趨於穩定，這個少數民族政權的合法性已經得到普遍的承認。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受到清初進步思想家的影響，治學求實，反對空談，另一方面又迫於清王朝的文化高壓政策

①全祖望《鮚埼亭集‧梨州先生神道碑文》，卷一一。

②《日知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卷七。

③《朱舜水集‧問答三》，卷一一。

④《二曲全集》卷七。

⑤《存學編》卷三。

⑥《清史稿‧儒林一》，卷四八○。

⑦《亭林文集‧病起與薊門當事書》，卷三。

⑧　同上，《與友人論學書》。

⑨《鮚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卷一二。

⑩《亭林文集‧答李子德書》，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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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放棄經世致用的宗旨，使學術與現實政治的距離越來越遠。他們潛心於古籍的考訂和辨正，在學術上作 出了較大貢獻。胡渭撰《易圖明辨》，考辨出被理學家附會闡揚的“河圖”、“洛書”並非《易經》原文，而是五代時期道士陳摶的偽造；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 證》，證明長期以來被視為神聖經典的《古文尚書》，也是後人的偽作。他們的研究，材料豐富，考證嚴密，不僅從根本上動搖了宋明理學的基礎，而且為以後漢學 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乾隆年間，清朝的統治進入全盛階段，安定富庶的社會環境，為學者從事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封建的 學術文化有了較大發展，北京和江南的一些地區更是書院林立，人才濟濟。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學者首先打出了“漢學”的旗幟，極力主張恢復漢儒的訓詁，以真正理 解經書的本義：強調“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因而“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能廢也”①。他們完全撇開魏晉以後的經說，不遺餘力地搜輯鉤稽闡釋漢代經師的 訓詁，使得對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輯佚的研究，成為一時風氣。其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學者繼之而起，進一步主張“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 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②，有力地矯正了吳派學者“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的墨守之弊，變信古為精核，變佞漢為求是，把清代漢學推向了高峰。

　　當清初學術由於本身內在的矛盾運動逐漸發生變化時，另一方面，它也不能不受到當時政治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強烈影響。清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政權

①惠棟《九經古義述首》。

②錢大昕《潛研堂集‧戴先生震傳》，卷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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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採取種種措施直接鎮壓漢族和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而外，還逐步加強了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利用文字 獄的殘酷手段，嚴厲打擊漢族知識分子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識。康雍年間，文字獄案件已屢有發生，乾隆時期更是成了家常便飯。受害者或因流露懷念故國的感情， 或因觸犯專制皇帝的權威，甚至由於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每次文字獄，都打擊沉重，株連甚廣，令人膽戰心驚。學者舉手觸禁，動輒得咎，只得埋首書齋，以避免議 論朝政，接觸現實。

　　清王朝在實行高壓政策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利用傳統儒學，來籠絡廣大漢族知識分子，充分發揮“劊子手 ”和“牧師”的兩種職能。康雍兩朝都大力闡揚孔孟之道，推崇程朱理學，不僅下令編纂《朱子全書》，而且還把朱熹由孔廟兩廡升祀大成殿十哲之次。一些信奉程 朱的“理學名臣”也得到重用，並享受特殊的恩榮和優厚的俸祿。在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下，程朱理學再次居於官方哲學的正統地位，炙手可熱。然而，受到清初進 步思想家猛烈抨擊和尖銳批判的宋明理學，已經走上了窮途末路，盡管它還能借助政權的力量顯赫一時，但在理論上卻失去了任何發展的餘地，那些御用理學家們再 三重述的太極論、理氣說等，都不過是掇拾前人牙慧，煩瑣陳舊，毫無生氣。相反，由清初顧炎武等人開創的強調讀書，注重證據，提倡由文字音訓以明經達道的新 的治學途徑，卻吸引了大批既不敢講今論史、觸及時諱，又不願人云亦云、依草附木的學者，學術界要求掙脫理學樊籬，回復漢代經學的傾向日趨明顯。在這一過程 中，清王朝也自覺不自覺地順應並促成了學術潮流的轉向。繼順治年間開始組織學者注釋經書之後，康熙和雍正也都注重文治，以官修的方式，不僅對《易》、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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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春秋》等儒家經典重加疏解，而且還薈萃群書，編成《古今圖書集成》等一大批類書。乾隆更以“ 稽古右文”之君自命，大規模地組織學者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及《三通》諸書”，並明確肯定“發揮傳注，考核典章， 旁暨九流百家之言”的漢學“有所發明”，“有裨實用”①。統治者的優容政策，對學術界整理、研究古代典籍風氣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阮元所謂“我 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內向風”②，說明了清統治者在尊崇理學的同時也提倡漢學，使這兩個學派都為自 己的統治服務的實際情形。只是理學始終未能重新興盛起來，而漢學卻很快成為清代學術的主流。

　　需要指出的是，漢學之所以能取代理學而成為清代的“顯學”，還因為當時的學者在拋棄了宋明理學之 後，面前並沒有新的出路。明中葉以後一度出現的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還未能在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中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傳教士帶來的有限的西方自然科學 知識，也不可能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和內容，學者不得不到古老的歷史中去尋找可以借鑑的思想資料。這樣，漢代經學被請了出來，清代學術逐漸走上了一條強 調通經、重視實證的道路，封建文化也相應進入一個全面總結整理的階段，這為《四庫全書》的開館提供了必要的學術條件和廣闊的文化背景。

①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諭。

②《揅經室一集‧擬國史儒林傳序》，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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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歷朝聚書編書的概況和明末清初“儒藏說”的出現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文治”始終與“武功”一起，成為衡量王朝興衰、國家治亂的重要標誌。歷代君主為了炫耀自己的業績和維持已有的政權，往往刻意標榜文治，而其有效的手段和常用的方法，就是搜求典籍，編纂圖書。

　　據記載，我國古代很早就出現了稱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名目的典籍。此後，周天子和各諸侯 國都設有史官，記錄君主言行和朝中大事。春秋戰國時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①諸子百家相繼興起，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繁 榮局面，為後世留下了大量的重要的典籍。

　　漢王朝建立以後，鑑於秦“二世而亡”的教訓，統治者比較注重講求文治，開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 路”②。惠帝“除挾書之律”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④，並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了儒學在封建社會中至高無上的正統 地位。西漢末年，成帝又派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⑤，並詔令光祿大夫劉向等人系統校理秘府藏書。經過劉向、劉歆父子兩代的努力，終於完成了這項規模宏大 的工作，在書籍的整理、校勘及分類、編目等方面為後世開創了先例。

　　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雖處於分裂之中，但各統治者仍能留意典籍

①《左傳》，昭公十七年。

②④⑤　《漢書‧藝文志總序》。

③《隋書‧經籍志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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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文治。魏秘書郎鄭默奉令整理秘閣藏書，編成《中經》，晉荀勗因之而作《新簿》，以甲乙丙丁四類總括群書，創立了古代典籍的四部分類法。東晉李充刪繁就簡，調整類目，進而釐定了經史子集四部排列的次序。

　　隋開皇三年（583年）， 隋文帝採納了秘書監牛弘請開獻書之路的建議，詔令“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①。唐朝政府更大力購求書籍，專置 修圖書使檢校圖書，並據朝中經史子集四庫藏書編成《群書四部錄》二百卷，史稱歷代典籍“莫富於隋唐”②。唐王朝還組織大批學者編纂書籍，《北堂書鈔》， 《藝文類聚》、《初學記》等類書，也是在這時期相繼問世的。

　　北宋歷朝皇帝，無不詔令訪求天下書籍。太宗時還重修崇文院，作為藏書之所。仁宗下令仿唐代《群書四 部錄》之例，編纂《崇文總目》，並進一步搜訪書籍，規定“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③。徽宗時期，又據《崇文總目》補入新 訪遺書，編成《秘書總目》。在努力購求圖書的同時，北宋政府也組織編纂了許多大型書籍，《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三部類書，取材廣泛，內 容豐富，標誌著類書編纂工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此外，有宋一代雕版印刷技術普及民間，十分發達。私人刻書、藏書風氣甚盛，這對後世的聚書編書活動也產生 了很大影響。

　　元代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統治王朝，但在漢族封建文化的影響下

①《隋書‧經籍志》。

②《宋史‧藝文志》。

③《文獻通考‧經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