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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中重情路線的濫觴，人們往往追溯於晉代陸機，正如紀昀在《雲林詩鈔序》中所說：“知‘發乎 情’，而不必‘止乎禮義’，自陸平原‘緣情’一語引入歧途。”也確實，陸機的時代是一個衝決儒學獨尊僵化桎梏的“重情”時代：畫“因情而作”，書法“緣情 棄道”，詩家“為情而造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戎之語概括了那一時代“任情適性”的文化氛圍。在“情”的巨大感召力下，陸機揮筆寫下文彩飛揚的 《文賦》，提出了“詩緣情而綺靡”的命題。“緣”之意為因、由。所謂詩“緣情”，即高度注重詩的情感特性，指認詩由“情”而生，“情”為詩的本體，這是對 儒家“詩言志”傳統的一次大反撥。陸機的“緣情”說激起後世詩人的熱烈回響，形成一股起伏跌宕的“緣情”思潮。

　 　面對與儒家正統觀念尖銳對立的“緣情”文學思潮，正統儒生士大夫不遺餘力地發起抨擊。即使在“重 情”文學思潮有重要發展的清代，鼓吹反“緣情”論者也還大有人在。如葉燮便以為：“若其始也依乎情，則以情為本，求其止乎禮義則難矣。”“於是淫詞邪說為 禮義之罪人，是在所亟詘者乎？！”為了對抗“以情為本”的文學路線，葉燮竟提出了“發乎禮義止乎禮義”的極端性文學主張①。

　　紀昀也面臨著評說“重情”文學思潮的重大課題。

　　對文學特質的睿智透視與把握，對兩千年來文學創作得失的反覆審視，使紀昀在“情”本體與“理”本體這兩條歧異的文學路線中選擇了前者。這樣一種意緒在紀昀的詩論中有全面的展開。

①葉燮：《乘龍鼎劇本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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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枚曾有言：“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①紀昀與袁氏遙相呼應：真批：此言袁氏，誰知其人哉，雖則可猜其為袁枚也，然首見不宜略名！

　　考“三百篇”以至《詩餘》，大都抒寫性靈，緣情綺靡。②

　　蘇李之詩天成，曹劉之詩閎博，嵇阮之詩妙遠，陶謝之詩高逸，沈范之詩工麗，陳張之詩高秀，沈宋之詩宏整，李杜之詩高深，王孟之詩淡靜，高岑之詩悲壯，錢郎之詩婉秀，元白之詩樸實，溫李之詩綺縟，千變萬化，不名一體，而其抒寫性情則一也。③

　　在如上論述中，紀昀回溯詩史，將《詩經》以來的詩歌發展主流指認為“抒寫性靈，緣情綺靡”。又明晰告示道：古來名家高手，盡管詩作“不名一格”，風采萬千，但其特質卻一脈相通，這就是“抒寫性情”。這些論說強有力地指明文學上的“情”本體論具有傳統的及經典的依據。

　　紀昀又直接論說詩的本體：

　　詩本性情，意存比興。④

　　舉日星河嶽，草秀珍舒，鳥啼花放，有觸乎情即可以宕其性靈，是詩本乎性情者然也。⑤

①袁枚：《隨園詩話》卷五。

②《總目》，卷一九九，集部，《欽定曲譜》條。

③《紀文達公遺集》，卷九，《清艷堂詩序》。

④《總目》，卷一五六，集部，《橫塘集》條。

⑤《紀文達公遺集》，卷九，《冰甌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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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議論將“情”規定為詩的本源、詩的核心、詩的靈魂，與袁枚在《隨園詩話》中所言：“詩之必本乎性情也”如出一轍。

　 　既指認“情”為詩歌本體，緣情自然成為紀昀評詩文的重要尺度。誠如他在《清艷堂詩序》中所說：“善 為詩者，其思浚發於性靈。”①故他在《總目》中時時處處肯定抒寫性情之作。如《梁園寓稿》提要論王翰詩“自抒性情，無元人穠纖之習。”②《容春堂集》評鄒 寶詩：“尤能抒寫性靈。”③而所謂“性靈”即“抒寫襟抱”④、吟詠情性。《相山集》提要論王之道詩：“抒寫性情，具有真樸之致。”⑤《雁門集》提要說薩都 剌詩：“虞集作傅若金詩序，稱進士薩天錫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今讀其集，信然。”⑥不厭其煩地引述這些論說，在於它們共趨性地映現出紀昀“重情”旨趣所 在。

　　“緣情綺靡”一詞在《總目》中也屢有所見，真批：疑有借重于資料庫者！ 如《燕堂詩鈔》提要云：“是集為（朱）徑所編，自康熙丙寅至己卯凡十四年之詩，緣情綺靡，頗有格韻。”⑦《秋江詩集》提要評黃任詩：“其詩源出溫、李。……所為緣情綺靡，殆於近之，而低回宛轉或闌入小詞。”⑧“緣情綺靡”四字在如上題要中顯見都是用作正面值評語

①《紀文達公遺集》，卷九，《清艷堂詩序》。

②《總目》，卷一六九，集部，《梁園寓稿》條。

③《總目》，卷一七一，集部，《容春堂集》條。

④《總目》，卷一八○，集部，《性靈集》條。

⑤《總目》，卷一五六，集部，《相山集》條。

⑥《總目》，卷一六七，集部，《雁門集》條。

⑦《總目》，卷一八四，集部，《燕堂詩鈔》條。

⑧《總目》，卷一八四，集部，《秋江詩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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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情”的注重，在紀昀的其它詩文評中亦多有映現。他拳拳服膺《孔雀東南飛》、南朝樂府《西洲曲》一類表達男女戀情的詩篇，以為此種詩“皆情性所至，偶然成文，如元氣所凝，忽生芝蘭，莫知其然而然；非文士所能代擬”①。其意緒甚為清晰、明朗。

　 　紀昀“重情”，十分強調情感的真實性。在《清艷堂詩序》中，他著意指出：“凡物色之感於外，與喜怒 哀樂之動於中者，兩相薄而發為歌詠，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如泉石相舂，自然成響”②，而絕不是“強為”或“強求”的結果。由此，紀昀對“心之靈秀發為文 章”的作家總是讚賞有加。他評蘇軾《京師哭任遵聖》一詩，由衷稱讚道：“（蘇詩）中有真情，故語語深至。”③《總目》評張詠等人散文亦云：“（張詠之文） 光明俊偉，發於自然，故真氣流露，無雕章琢句之態。”④“（袁燮之文）淳樸質直，不事雕繪，而真氣流露，頗近自然。”⑤“（盧柟之文）一意往還，真氣坌 湧。”⑥可見，思想感情的真率是紀昀文學審美理想所在。正因為如此，盡管紀昀力主“溫柔敦厚”、“氣象平和”，但當他評點蘇軾《荔支嘆》一詩時，竟不由自 主地為詩人發自肺腑的赤誠之情所感動，以至對“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以下一段直刺時事、略無隱避的詠唱加以熱烈頌揚：“自此以下，百端交集

①《紀校〈玉臺新詠〉》，卷九，傅玄《盤中詩》評語。

②《紀文達公遺集》，卷九，《清艷堂詩序》。

③《紀評蘇詩》，卷十五。

④《總目》，卷一五二，集部，《乖崖集》條。

⑤《總目》，卷一六○，集部，《契齋集》條。真按：當作絜齋集！查中研院線上目袁燮有以絜齋為書名者.

⑥《總目》，卷一七二，集部，《蠛蠓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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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鬱悖有不可已者。真按：疑為誤字！ 不可以已而言，斯為至言。”

　 　在強調“真情”的另一方面，紀昀尖銳批評“為文造情”、矯揉造作。他反對空洞無物的應酬詩，譏諷身 居富貴之場卻作恬淡之詞，“於酒食場中吐煙霞語”①。對於“流於浮響”的創作傾向，紀昀更有激烈抨擊。在《紀評蘇詩》中，他評《送范德孺》一詩說，“（此 詩）太落送行窠臼，此真一首詩可贈遍天下人者。”《塵外亭》一詩的點評亦云：“若泛寫山光樹色，則一首詩可題遍天下名勝。”所謂“一首詩可贈天下人”， “一首詩可題遍天下名勝”，正在於這些詩篇缺乏真情實感，缺乏個性，只是泛泛“空腔”。真按：蘇軾的爛詩 真按：紀昀與蘇軾 紀 昀指出：“若以此種為超妙，則終身在窠臼中。”其論確乎精核。基於重真情的文學觀念，紀昀對王士禎的“神韻說”頗多微辭，個中原因之一，便在於“神韻之 宗，但存空響”，於虛無飄渺中乏於真情。梁章鉅對紀昀的這一意旨有深微體察。他在《退庵隨筆》卷二十一“學詩‧二”中說：“王漁洋談藝四言，曰典，曰遠， 曰諧，曰則，而獨未拈出一真字，漁洋所欠者真耳。余有《讀漁洋詩隨筆》兩卷，其說頗詳，中間多述紀文達師及翁蘇齋之緒論。真按：翁方綱 真按：梁章鉅與紀昀 ”顯而易見，真按：王士禎詩學的毛病 真按：翁方綱與紀昀 真按：梁章鉅詩的特色 真按：梁章鉅的詩學 紀昀對王士禎的不滿，正因為士禎的詩歌理論及創作實踐“欠真”。真批：嗟呼，愚正叫守真，然守而不文，辭又焉達？

　　2.“以講學為詩家正脈……斷斷不可行於天下”

　　紀昀注重文學的情感性特質，卻決不忽視文學的政治教化功能。因此，他屢屢強調“文以載道”的命題：“夫文以載道，不易之論也。”②然而，紀昀觀念中的“文以載道”“要皆孔子所謂言有物也

①《紀評蘇詩》，卷二十九。

②《總目》，卷一七五，集部，《蔡文莊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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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而決不是主理派排斥文學情感性特質的“以論理為本”。從這樣的思維路向進發，紀昀對理本體詩論以及“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理障”②之作展開淋漓盡致的批判。

　　不同於乾嘉學者以義理、考據、詞章為一體的說法，紀昀指認義理之學與詞章之學，道學之詩和詩人之詩本來就涇渭分明，趣味各異：

　　夫文以載道，不易之論也。然自戰國以下，即已歧為二途，或以義理傳，或以詞藻見。③

　　自（金）履祥是編（《濂洛風雅》）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肝膽楚越】 注音一式 ㄍㄢ　ㄉㄢˇ　ㄔㄨˇ　ㄩㄝˋ　 解釋：言肝膽雖近亦猶楚越之相遠。莊子˙德充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亦作肝膽胡越。
按：然則亦可知何謂楚越矣！
詞：【楚越】 楚國 和 越國 。喻相距遙遠。《莊子‧德充符》：“ 仲尼 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 楚 越 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成玄英 疏：“ 楚 越 迢遞，相去數千。”《文選‧盧諶＜贈劉琨詩＞》：“爰造異論，肝膽 楚 越 。” 李善 注：“ 高誘 《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 楚 越 ，喻遠也。’” 唐 李白 《寄遠》詩之八：“坐思行歎成 楚 越 ，春風玉顏畏銷歇。” 清 張惠言 《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掞》詞：“百年復幾許？慷慨一何多…… 楚 越 等閒耳，肝膽有風波。” ④

　　所謂“詩人之詩”，自然是“詠歌情性”，以“情”為本。所謂“道學之詩”就是紀昀所說的“以詩談理”⑤，“借詠歌以談道學”⑥，“不必緣情而作”⑦，這確是深切著明的辨識。

　　道學之詩既以“惟涉理路”為特性，一切緣情體物的純文學創作理所當然地被理學家列入放逐之列。周敦頤曾言：“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①《紀文達公遺集》，真按：紀昀 卷九，《明皋文集序》。

　　②　理障這個概念原是佛家語。《圓覺經》曰：“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佛家所謂理障，指執於文字而見理不真，後來這一概念被引入文學批評中，其內涵已有所不同，指在文學創作中抽象議論，“理過其辭”，脫離形象思維。真批：理障之構詞，若以此義則不必緣自佛書方可也，豈可以二字相同而但曰緣自佛書耶？所見略同，而一詞二字爾爾，本不妨創同一詞，何可遽為斷曰後者必襲自前？

　　③《總目》，卷一七五，集部，《蔡文莊集》條。

　　④《總目》，卷一九一，集部，《濂洛風雅》條。

　　⑤《總目》，卷一五八，集部，《默堂集》條。

　　⑥《紀文達公遺集》，卷九，《詩教堂詩集序》。

　　⑦《總目》，卷一六八，集部，《詠物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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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①一個“陋”字，表現出對純文學的極端輕蔑。程頤則說：“古之學者，唯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直將“專務詞章”者指為“俳優”②。真按：已不知此詞為辭或為詞矣！

　　對於程朱道學摒棄“詩人之詩”的文藝觀，紀昀大張撻伐。

　 　在《總目〈雪峰集〉提要》中，元人胡炳文的道學詩論遭到紀昀的掃蕩。“炳文之學，一以朱子為宗。故 其答陳櫟書云，我輩居文公鄉，熟文公書，自是本分中事”。紀昀筆鋒略加點染，便將胡炳文與道學思想的密切聯繫巧妙地勾勒出。紀昀接踵揭示道，這位“居文公 之鄉，熟文公書”的胡炳文，是一位高舉“道學之詩”旗幟的旗手。他“歷舉前代詩人，極詞醜詆”，又聲稱：“縱迫曹（植）、劉（楨），何補於格致誠正，縱迫 謝（朓）、鮑（照），何補於修齊治平”。對於這種高揚道學之“理”、排拒緣情之作的典型的道學文藝觀，紀昀瞋目斥責道：“持論偏僻，殊為謬妄”③。

　　李白與杜甫是中國詩史上光耀奪目的雙子星座，真批：這種都是文學語言（或文學化語言），讀來要小心，也令我厭惡！這種煸動性的感情性的語言放在說理敍事的文本中，往往自覺或不覺覺、意識或潛意識地夾雜一些企圖.如今以台灣本土者，大可謂此為中國沙文也.重新審估李杜價值或李杜真貌者，則更不宜盡信此書（寫）也！

請多讀語言與人生或如何想得清楚和正確一類的書本，以啟心智，開心眼也！ 紀昀對他們也深為服膺：

　　蓋李白源出《離騷》，而才華超妙，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於國風、二雅，而性情真摯，亦為唐人第一

①周敦頤：《通書‧陋》，第三十四。

②《語錄》卷十一。

③《總目》，卷一六六，集部，《雪峰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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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但是，在理學家的“理”尺度下，不僅曹、劉、謝、鮑一類傑出詩人被貶斥，李白、杜甫這樣的絕世天才也被斥為“小道”。程頤便稱：“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間言語道出做甚？”②紀昀憤而譴責理學家的謬陋之見：

　　夫朱子為講學之宗，誠無異議。至於文章一道，則源流正變，其說甚長，必以晦庵一集律天下萬世，而詩如李、杜，文如韓、歐，均斥之以衰且壞，此一家之私意，非千古之通論也。③

　　謂杜甫“黃四娘家花滿谿”一首為不軌於名教，皆不能謂之無理。然事事操此論以往，其勢未有不窒礙者也。④

　這真是有力而稱心快意的批判。真批：如是情緒字眼實在不宜！

　對“詩人之詩”的極端化排斥，標誌著“道學之詩”割斷了詩與來自現實人生的感情的聯繫，深陷入抽象說教的“理障”泥淖，亦即紀昀所說的“侈言載道，毫不修飾”，“常談鄙語，闌入詩文”。在《總目》提要中，紀昀順手拈出了若干此類詩作以示眾

①《總目》，卷一九○，集部，《御選唐宋詩醇》條。

②《語錄》卷十一。

③《總目》，卷一六六，集部，《畏齋集》條。

④《總目》，卷一二八，子部，《牖景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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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人譚寶煥“詩尤沿襲《擊壤集》流派，如《自示》云：‘從今脊骨剛如鐵，一擔綱常勿放肩’。真批：看了直想笑！！可以想見其人八成頑固逾常矣！ 《寄鄧九邱》云：‘還與先生磨太極，乾坤肯負苦人心”①。真批：讀至此直發噱爾！然則人類之愚蠢可以到達的程度，其又凡人能測度哉！真有此人，今世更有，歷史不乏也.然則心智不復開，又何求其不為愚民者焉.今愚執教所見之學生者此類彌多，不受教，自為是，又焉怪乎十年二十年後之台灣或台灣人中國人將何所寄厚望哉！所謂事實勝于雄辯，還待走著瞧到黃河心再驕吧. 明 人莊■之流，“遂以‘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送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匹好南京’等句命為風雅嫡派”②。清人徐世沐則作《性學吟》，“以詩講學，皆拈 理語為題，如太極、仁義之類”③。這些道學之詩豈是道學家自身標榜的無聲色臭味，而直是毫無情趣可言。對於這樣一批“有韻之語錄”或“押韻之講義”，紀昀 不留情面地貶之於“另冊”：“如邵子《擊壤集》之類，道學家謂之正宗，詩家謂之別派”④；“《擊壤集》流為《濂洛風雅》是不入詩格者也”⑤。這種“不入 格”論、“別派”論，鮮明地表現出紀昀對道學家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的有力否定。

　 　紀昀反對“侈言載道，毫不修飾”的“理障”，但並不反對引議論入詩，他在《瀛奎律髓刊誤》中說： “古人亦不廢議論，但不著色相。”所謂“不著色相”，就是不露形跡地表現自己的主張或思想傾向。在《唐人試律說》中，他又說道：“詩本性情，可以含理趣， 而不能作理語。”這裡的所謂“理趣”與前文中的“不著色相”一脈相通，意指議論與抒情渾然一體。正因為如此，盡管蘇軾所作《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一詩有 “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等諸多議論，但由於這首詩是“狀理則理趣渾然

①《總目》，卷一七六，集部，《譚樵海集》條。

②《總目》，卷一七○，集部，《薛文清集》條。

③《總目》，卷一八二，集部，《性學吟》條。

④《總目》，卷一七○，集部，《薛文清集》條。

⑤《紀文達公遺集》，卷十二，《嘉慶壬戊會試策問》。真按：疑當作嘉慶壬戌會試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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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紀昀評曰：“識入深微，不嫌說理。”①這種認同“理趣”、排棄“理障”的美學觀念表明紀昀對於文學的特質和本性有高度了悟和把握。

　　理學家“借詠歌以談道學”的文藝觀念和創作實踐，是對文藝基本規律的根本性悖背，因此，它縱然依憑皇家的倡導喧赫一時，但終不能通行於天下。紀昀以清晰的語言道出理學文學路線必然困頓湮沒的不可抗拒的命運：

　　以濂洛之理責李、杜，李、杜不能爭，天下亦不敢為李、杜爭。然而，天下學詩者終宗李、杜，不宗濂洛也。②

　　以講學為詩家正脈，始於《文章正宗》，白沙、定山諸集，又加甚焉。至（葉）廷秀等，真按：葉廷秀 而《風雅》掃地矣。此所謂言之有故，執之有理，而斷斷不可行於天下者也。③

　　（真德秀《文章正宗》）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強行於天下歟？”

　　在“情”本體與“理”本體的文學路線之爭中，紀昀義無返顧地將批判的標槍投向程朱道學詩論，將它捅得遍體鱗傷。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捅】手-7-10 注音一式 ㄊㄨㄥˇ 解釋 1.戮穿、刺扎。如：捅穿、捅破、他被捅了好幾下。2.說穿、揭露。如：他將所有的事情都捅了出來。3.

招惹。如：捅漏子。 這是理性主義文化觀的勝利

①《紀評蘇詩》，卷二十九。

②《總目》，卷九十一，集部，《濂洛風雅》條。

③《總目》，卷一九七，集部，《詩譚》條。

④《總目》，卷一八七，集部，《文章正宗》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