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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亦可概見焉！

　 　休寧戴震，最能發揚清學，蓋惠棟淹博，而震則益以識斷精審，其言曰：「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 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東原文集答鄭丈用牧書）不惟在破人蔽，亦且破己蔽也，破人蔽或易，破己蔽恐雖，蓋人多責己恕責人嚴也，震乃以此客 觀求實之精神，研究學術，卓然自立，故其雖與惠棟同宗漢儒，而不墨守漢人舊說，著作甚豐，不止是乾嘉之經學大師，亦為清代之經學大師也；其弟子段玉裁，經 學著作頗多，彙刻於經韻樓叢書中；盧文弨，孔廣森，王念孫，王引之等，亦頗能光大皖派之學，方東樹雖極力詆之，猶不得不云：「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令鄭朱 俛首，未有其比」（漢學商兌中之下）可見其成就斐然，故戴段二王甚著於時，二派之外，影響所及，建樹亦多，時朝野上下志於學術者，多鑽研於經學，故乾嘉之 經學，極為昌明焉。

　 　當時究心經學，又官居顯宦者，頗不乏人，如紀昀，乾隆三十八年，為四庫館總纂官，於學術界影響頗 大，所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四庫諸書，有鈎玄之功；王昶與紀昀同庚，常與王鳴盛、錢大昕等，詩酒往還，於經學之貢獻少，與經學家之交游，則甚廣，羽翼經 學，功不可沒；朱筠於推動四庫編纂之功，不可泯也，喜獎勵後進，譽人之善，故後學咸歸之，好學重士，於乾嘉學風，頗有助益也；畢沅，少從沈德潛學，經學著 述甚多，從游亦盛，至諸翁方綱，折衷漢宋，獨尊程朱，雖非大家，亦有可觀。

　　同時之學者尚多，如程瑤田，金榜，盧文弨，任大椿，程晉芳，丁杰等，史學家如章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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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絰皆史」（文史通義易教）之說；崔述有考信錄，治學徵實，邵晉涵爾雅正義，趙翼廿二史劄記等，頗能發揮經學，博觀約取，識見宏遠，戴震弟子段王輩同時之學者，亦復不少，如：汪中，洪亮吉，劉台拱，孔廣森等，皆一時名家。

　 　綜觀乾嘉學者，惠棟、戴震領袖吳皖二派，專攻經學外，羽翼之者，如紀昀、王昶、錢大昕、畢沅、翁方 綱等，研究經學，復精於詩學，畢沅、錢大昕、王昶，皆從沈德潛游，主格調說；翁方綱主肌理說；博於經，又及於史之章學誠，頗不滿袁枚之性靈說；博於經史， 兼及詩文之趙翼，洪亮吉，一則力詆袁枚，由是可知，經學名家雖不必以詩學名，然詩學名家則必多為明經之士，沈德潛云：「鴻文麗藻，輝映後來，闕於經術者未 能也。」（香樹齋文集序）袁枚雖未必不宗經，立論只稍涉性靈，不以明經為主，而受詆訶之甚，則始料未及，故乾嘉學風，經學昌明，博觀約取，各有所見，於詩 學之影響可見一斑。

　　二、徵實學風

　 　廣義而言，經學，即所謂「漢學」，理學即「宋學」也，漢宋之爭，由來已久，故乾嘉經學之昌明，實即 理學之沒落也。然理學之式微，實始於清初。蓋清初之學術，多為明學之反動；宋時理學興盛，雖談心性，尤依附六經，程朱以讀書為格物之工夫，學者宗之，陸九 淵雖不重讀書，然亦非空疏者可比，然自王守仁捨朱宗陸，非難朱子，至其末流，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弊亦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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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理學，承姚江餘緒者，有孫奇逢、李顒及姚江書院一派，姚江書院固無論矣，奇逢學問平實，不喜蹈虛，清史稿云：「奇逢之學，原本象山，陽明，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卷四八○）雖主理學，已漸無理學之弊，其言曰：

　　日用食息之間，每擧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違天理拂人情處，便是學問。（夏峯集卷一）

此乃學行合一，實已近乎儒家，弟子甚多，而申涵光詩論主格調性情，固有因也。

　　李顒專究理學，雖源於姚江，然著重踐履，不止口耳記誦而已，著四書反身錄以教人，嘗言：

　　吾人於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讀則讀矣，只是上口不上身，誠反而上身，何快如之。（二曲先生讀四書說）

此派大多遵奉程朱，另尚有專尊程朱者，如張履祥，陸世儀，陸隴其，李光地等，重踐履，談治平之道，攻擊王學不遺餘力，孫李雖欲振衰起弊，力有未逮，又適逢漢學大盛，姚江之學逐漸趨衰微矣。

　　另有特立獨行者，如王夫之，顏元李塨等，獨樹一幟，王夫之黜明崇宋，治學徵實，談理學，復治經學，深於易，於詩著有薑齋詩話。

　　顏元，號習齋，極反對「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說，不空談性理，專意於篤實踐履，梁啟超稱之為實踐、實用主義，蕭一山稱之為習行主義，名稱雖異，實質則一，大要而言，其學說主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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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重於知　顏氏以為一切言行，與其放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以行事為尚，故讀書而未能用者，最為愚也，顏元曰：

　　試觀今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卻益深。（四書正誤）

多讀使人愚，益使人無力，

　　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朱子語類評）

所謂「讀書愈多愈惑」，非反對讀書也，乃反對勞神章句，於世無補之末務，故讀古聖賢書，乃欲起而行之，所以行之者，六藝也，故須以動代靜，於「動則強」則堅信而弗疑，此其力行主義之基本觀也。

　　二反對宋學　顏李先是沈浸於程朱陸王之學，其後則力詆之，所以詆之者，則有見宋學之無用於實際，無益於民生，故云：

　　宋元來儒者，卻習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豈若真學一復，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亡子治安之澤乎？（存學卷一）

此乃就宋儒平時空談心性，而臨危未能匡救急難而言也，故又云：

　　僕嘗有言，訓詁清談，禪宗鄉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宋人兼之，烏得不晦聖道誤蒼生至此也。（習齋記餘寄桐鄉錢生曉城書）

於宋學，顏元目之一無是處，蕭一山以為顏氏之評宋學不外四大端：

　　一謂宋人近禪，與儒者氣象不同，二謂宋人注重讀書，與古人實學不同，三謂宋人所學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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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古人有用之學不同，四謂宋人論性宗旨，與孔孟性善之旨不同。（清代通史第七篇）

大要四端，一言以蔽之曰：宋學不合先聖之垂訓也，亦即非實學，未能躬行之，故顏元乃欲起而行之，以矯其弊。

　　三、力排漢學　自來漢宋之爭，排漢則護宋，排宋則護漢，然顏氏不獨非難宋學，抑且排抵漢學，氣魄識力未有如此其大者，顏氏以為沈於章句浮文中，雖大賢不能破矣，況非大賢者乎，故漢學宋學，初無二致也，其言曰：

　　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學編論講學）

又曰：

　　諸儒之論在身乎？在世乎？徒紙筆耳，則言之悖於孔孟者墜也，言之不悖於孔孟者，亦墜也。（習齋記餘未墜集序）

易言之，毋徒言與紙筆耳，宜力行也，力行乃能救世，惟力行乃為弘道之實證，若專營訓詁章句，於道反害耳，於此可見顏氏習行主義之一斑，其弟子有李塨王源者，頗發揚其說，李塨云：

　　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年譜卷二）

顏李之學，能於清初漢宋紛擾中，獨樹一幟，互不相師，各欲奮其說以行世，砥礪其學，根柢槃深，於詩學而言，神韻、格調、性靈、肌理，各闢蹊徑，互為爭勝，而其立論皆能若砥柱中流，不阿於世俗，顏李篤實力行之風，於詩學獨特精神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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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謂無影響矣。

　　三、樸學興盛

　　乾嘉經學昌明，樸學亦盛，所謂樸學，即考證學也。原夫考證之起，蓋有四因，一曰起於經學之昌明，梁啟超云：

　 　漢學家所樂道的是「乾嘉諸老」，因為乾、嘉兩朝，漢學思想正達於最高潮，學術界全部幾乎都被他佔 領，但漢學派中也可分出兩個支派，一曰吳派，二曰皖派，吳派以惠定宇棟為中心，以信古為標幟，我們叫他做純漢學，皖派以戴東原震為中心，以求是為標幟，我 們叫他做「考證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皖派戴震，專研經術，為明經宗經，考據於焉興起，而盛於乾嘉。二曰起於七子文章之復古，蕭一山云：

　 　朱希祖清代通史初版序云：「清代學術，以考據之學為最長，直超乎漢唐以上，而斯學發達之原因，有正 因，有旁因……竊謂清代考據之學，其淵源實在乎明弘治嘉靖間前後七子文章之復古，當李夢陽何景明輩之昌言復古也，規摹秦漢，使學者無讀唐以後書，非是，則 詆為宋學。李攀龍、王世貞輩繼之，其風彌甚，然欲作秦漢之文，必先能讀古書，欲讀古書，必先能識古字，於是說文之學興焉。……音韻之學興焉，清興，顧炎武 乃以實事求是之學，提倡一世，於是音韻明而訓詁明，訓詁明而古書不難盡解。加以萬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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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算數輿地之學，輸入中夏，通經之士，類能綜貫中西算學，天文地理亦賴以明，於是古經疑悟，豁然貫通，經學昌明，旁通子史，此考據之學發達之正因也。」（清代通史第七篇）

故有明之時，考據已興，至乾嘉則臻於極詣矣。三曰起於明學之空疏，而導致徵實之學風，陳登元云：

　　明季心學盛行，何心隱李贄之徒，標目狂禪，蕩無禮法，細行不矜，束書不觀，學術既壞，國運隨之，黃宗羲排斥其根株，顧炎武痛絕其枝蔓，二儒興而禪學息，禪學息而樸學起。（國史舊聞卷五十七）

此指樸學之興，乃懲明季空疎之弊，清之學說，大率如此。

四曰文讞繁興，梁啟超云：

　　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張舜徽亦云：

　　迨康雍乾三朝迭興文字之獄，學者相率不復治近史，且不敢論涉政治以干時忌，然後舉世之心思才力，乃一竄於窮經考禮，而乾嘉樸學以興，科條極精，門庭漸褊。（清人文集別錄自序）

有上述之一因，足以使樸學大興，況此四因，同時而起，交相影響，遂使學風篤實，而至乾嘉，考據之學風漸興，戒虛浮，言有據，寧流於蹊徑之仄僻，亦不放言以干時忌，據梁啟超言，其特色乃如下述：

　　一，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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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選擇證據，以古為尚，以漢唐證據難宋明，不以宋明證據難漢唐；據漢魏可以難唐，據漢可以難魏晉，據先秦西漢可以難東漢，以經證經，可以難一切傳記。

　　三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

　　四，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

　　五‧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

　　六，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勦說認為大不德。

　　七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

　　八，辯詰以本問題為範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

　　九，喜專治一業，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體貴樸實簡潔，最忌言有枝葉。

　　（清代學術概論）

　 　乾嘉處此學風籠罩之下，鮮有不受其影響者，然樸學多非單獨存在，而此時又為經學昌明之時，故其所研 究者多以經學為主體，次及於小學、史學、音韻、地理、校勘、目錄，無不與樸學息息相關，如易有惠棟之周易述，書有段玉裁之古文尚書撰異，詩有陳奐之詩毛氏 傳疏……其在小學者，如段玉裁之說文注，桂馥說文義證等；音韻如顧炎武始著音論，至戴震聲韻考，歷經乾嘉，直至清季，考證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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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為精密；史學，如顧炎武好為考證，趙翼廿二史剳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二十一史考異，梁章鉅 三國志旁證，杭世駿三國志補注，官書如洪亮吉三國疆域志，錢大昕有補元史藝文志，……例繁不勝擧，諸如此類皆深受考證學之影響，梁啟超云：「凡此皆以經學 考證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謂之考證學，殆不可謂之史學」（清代學術概論）袁枚云：「考據之學，本朝最盛。」（隨園詩話補遺卷一），於是，考證（樸學）之 盛，殆可知矣。魏源云：

　 　自乾隆中葉以後，海內士大夫，興為漢學，大江南北尤盛，蘇州有惠氏江氏，常州有臧氏孫氏，嘉定有錢 氏，金壇有段氏，高郵有王氏，徽州有戴氏程氏，爭治音聲訓詁，瓜分鈲析，視國初崑山常熟二顧，及四明黃萬謝公諸公，皆擯為史學，而非經學，或謂為宋學而非 漢學，錮天下之聰明才智，而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國史舊聞卷五十七引）

瓜分鈲析，即崔述所謂仔細推求，陳登原以為有細碎煩瑣之病，此言誠是，然此樸學之風影響詩學者，未因其弊而稍減也，如沈德潛云：

　　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獵得詞章記問之富而已。（說詩晬語上）

可見考據、訓詁之風已遍及當時詩壇矣，袁枚亦云：

　 　三家編言，詩家使事不可太泥，白傅長恨歇：蛾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過峨眉；謝宣城詩，澄江靜 如練，宣城去江百餘里，縣治左右無江，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長安無八川，嚴冬友（按：乾隆時人，重考據）曰：西漢時長安原有八川，謂：涇渭灞滻，澧滈潦 潏也，宋時則無矣。（隨園詩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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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詩中史事，考證詳核，以求徵實，固有益於讀詩，然袁枚之意，如使事太泥，則頓失詩旨也。袁枚又云：

　　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僧剃髮，如拆襪線，句句加註，是將詩當考據作矣。慮吾說之害之也，故續元遺山論詩末一首云：「天涯有客號詅癡，悞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隨園詩話卷五）

此乃袁枚力避考據之入詩，亦可知考據於詩學之影響矣。而當時詩學名家，受考據影響最深者，乃為翁方綱，翁氏曾自云：

　　聞前輩於山谷詩任注，半山詩李注序，葉殘字皆訪求珍錄，蓋古人一字之遺，後來皆得據以考證，是以凡原注所有者，攟殘拾墜錄之於篋久矣。（蘇詩補注序）

袁枚曾評之云：

　　近有某巨公，教人作詩之道，須窮經注疏，然後落筆，詩乃可傳。（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另趙翼以廿二史劄記，考據聞名，詩學亦為一大家，餘如杭世駿、洪亮吉、梁章鉅以考據名，其詩學著作如榕城詩話，北江詩話，閩川閨秀詩話，雖曰詩話，實多瑣聞逸事，博采考證之篇，而詩學受樸學之影響，實非淺鮮。